【原文】

盖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薰获不同器，果莺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顿，南蛮、北狄，万里之殊也；伊、霍光，殷年汉日，千载之隔也。而世之称悖逆则云、冒，论忠顺则曰伊、霍者，何哉？盖厥迹相符，则虽隔尹商越为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称连类者乎？

【译文】

听说事物以类相分，以群相聚，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果鸟莺凤不能同飞同宿。比如商臣、冒顿，一是南蛮，一是北狄，相隔万里之遥；伊尹、霍光，一是殷代，一是汉朝，相差千年之久。而世人提起悖逆，就称“商、冒”，说到忠顺，就说“伊、霍”，为什么呢？原来因为他们的事迹相符，那么虽然地区相隔时代相越，也可并提。何必定要肩挨肩、脚跟脚，才能算作同类呢？

【原文】

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鲜，求其具体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韩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绍，无闻二录。岂非韩、老俱称述者，书有子名；袁、董并日英雄，生当汉末。用此为断，粗得其伦。亦有厥类众黔，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相杂，朱紫不分，是谁之过软？盖史官之责也。

【译文】

史书编撰自从司马迁、班固作传，才开始按人物品类区分。但其中有的国为年代短暂，有的因为人物稀少，要找出完全相同的，不可多得。所以韩非、老子同在一篇；董卓、袁绍，不作两篇。或许是因为韩非和老子都是著述之人，著书都用“子”为名；袁绍和董卓都是一代豪雄，都生在汉末。以此作为界限，有了一个粗略的分类。也有的一篇之中类别众多，应当加以区别，却不能辨定同类，表明其品质的不同，因而使芝兰和艾篙相杂，红色和紫色不分。这是谁的过错呢？恐怕是史官的责任了。

【原文】

案班《书》《古今人表》，仰包亿载，旁贯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义甚惬。及至篇中所列，奚不类于其叙哉！若孔门达者，颜称殆庶，至于他子，难为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后曾参，进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并在第二等，曾参、冉有并在第三等。求诸折中，厥理无闻。又楚王过邓，三甥请杀之，邓侯不许，卒亡邓国。今定邓侯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夫宁人负我，为善获决，持此致尤，将何劝善？如谓小不忍，乱大谋，失于用权，故加其罪。是则三甥见几而作，决在未萌，自当高立标格，置诸云汉，何得止与邓侯邻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三甥皆在第六等。又其叙晋文之臣佐也，舟之侨为上＠，阳处父次之，士会为下。舟之侨在第三等，阳处父在第四等，士会在第五等。其述燕丹之宾客也，高渐离居首，荆车可亚之，秦舞阳居末。高渐离在第四等，荆柯在第五氛秦舞阳在第六等。斯并是非鳌乱，善恶纷擎，或珍领颇而贱播玲公，或策弩验而舍骥骥＠。以兹为监，欲谁欺乎？

【译文】

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上包亿年，旁通百家，分成三类，列为九等。序中所说的话很高明，意义也很恰当。到了正文中，怎么就和序中说的不一样了！如孔子门徒中的杰出者，颜回是近乎圣人的。至于其他人，就难以区分等级。如今《表》中拔冉伯牛、冉仲弓在上，抑曾参、冉有在下（伯牛、仲弓同在第二等，曾参、冉有同在第三等）。用合理恰当来要求，没有这样的道理。又如楚王路过邓国，雅甥、聘甥、养甥请求邓侯杀了他，邓侯不允许，最后使邓国灭亡。如今把邓侯归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宁愿别人做对不起我的事，也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做善事而得到恶报，因为这个就受到责怪，那么用什么勉励人行善呢？如果说是因为小问题上不能忍，坏了大事，违反了掌权的原则，所以才加给他罪行，那么三甥见机而作，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有了决断，自然就应当立为高高的风范，归入很高的等级，哪里只是和邓侯前后比邻，列在中下等就可以了呢（三甥都在第六等）？再如排列晋文公的臣僚，舟之侨在上，阳处父其次，士会在下（舟之侨在第三等，阳处父在第四等，士会在第五等）；排列燕丹子的门客，高渐离在前，荆柯其次，秦舞阳在后（高渐离在第四等，荆柯在第五等，秦舞阳在第六等）。这些全都是非混乱不明，善恶纷纭错杂，有的以砖瓦为宝，以宝玉为贱；有的把弩骆为骑乘，却舍弃骥骥不用。把这些作为后人的借鉴，想要欺骗谁呢？

【原文】

又江充、息夫躬谗馅惑上，使祸延储后，毒及忠良。论其奸凶，过于石显远矣。而固叙之，不列按幸。杨王孙裸葬悖礼，狂捐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与朱云同列，冠之传首，不其秽软？

【译文】

还有，江充、息夫躬进谗言、献馅媚以迷惑君王，使祸乱波及皇储后宫，毒害忠良之臣。要说他们的奸诈凶险，远远超过石显。可是班固记叙他们，不列入《俊幸传》；杨王孙裸葬，违背礼，是一个偏激之徒，却与朱云编在一起，而且放在传首，岂不是了制芜杂吗？

【原文】

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案刘向《列女传》载鲁之秋胡妻者年，寻其始末，了无才行可称，直以怨忍厥夫，投川而死。轻生同于古冶，殉节异于曹娥，此乃凶险之顽人，强梁之悍妇，辄与贞烈为伍，有乖其实者焉。又稽康《高士传》，其所载者广矣，而颜回、蓬援，独不见书。盖以二子虽乐道遗荣、安贫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亦钻仰四科，驰驱六籍，渐孔门之教义，服鲁国之儒风，与此何殊，而并可甄录。夫回、缓可弃，而扬、董获升，可谓识二五而不知十者也。

【译文】

如果在正史之外的其它别录杂传中寻找探求，这一类的谬误毛病其实很多。考察刘向《列女传》记载的鲁国秋胡的妻子，探究事迹的始末，毫无值得称赞的才能品行，就因为怨恨她的丈夫，投河而死。如同古冶子那样轻生而死，不像曹娥那样殉节而亡。这是凶险顽愚之人，强横泼悍之妇，却与坚贞节烈之人为伍，与她的实际不符啊。又如稽康《高士传》，里面所记载的人物够广泛了，而颜回、莲缓，独独不见记载。大概因为二人虽然以儒术为乐事，舍弃入仕的荣耀，安于贫贱，坚守志向，但拘泥于名份礼教，不能避免流俗的影响吧。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也钻研孔门的四门科目，涉猎儒家的六种典籍，接受孔门的教义，服膺鲁国的儒风。与颜回、蓬缓有什么不同？却都能得到记载。颜回、蓬缓可以舍弃，而扬雄、董仲舒得到提升，可说叫做“识二五而不知十”了。

【原文】

爱及近代，史臣所书，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阳攒效节边城，捐躯死敌，当有宋之代，抑刘、卜之徒软？刘谓刘康祖，卜谓卜天与。而沈氏竟不别加标榜，唯寄编于《索虏》篇内。纪僧珍砒节砺行，终始无瑕，而萧氏乃与群小混书，都以恩幸为目。王颊文章不足，武艺居多，躬诣戚藩，首阶逆乱。撰隋史者如不能与集感并列，隋世皆以杨玄感为果感。即宜附出《杨谅传》中，辄与词人共编，吉士为伍。《隋书》列王领在《文苑传》也。凡斯纂录，岂其类乎？

【译文】

等到到了近代，史臣所写的，要找其中的乖谬失误之处，也常常会有。如阳攒效命于边城，抗敌捐躯，在刘宋一代，或许算刘、卜之类吧（刘指刘康祖，卜指卜夭与）？而沈约竟然不为他另外立目，只附编在《索虏传》里。‘纪僧珍磨炼节操与德行，始终无瑕，而萧子显却把他与众小人混在一起，都用“恩幸”称呼。王领文章并不足道，以武艺居长，亲自前往藩王府，带头参与叛乱，修撰隋史的人如果不能把他和果感并列（隋朝都称杨玄感为集感），也应当只附在《杨谅传》中。现却和辞章之人编在一起，与贤士为伍（(（隋书》把王颇列在《文苑传》了）。诸如此类的编撰，难道是分类得当吗？

【原文】

子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则受误于庞萌，曹公则见欺于张邀。事列在方书，惟善与恶，昭然可见。不假许、郭之深鉴，裴、王之妙察，而作者存诸简犊，不能使善恶区分。故日：谁之过钦？史官之责也。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

【译文】

孔子说：“以相貌取人，我在子羽身上犯了错误；以言语取人，我在宰予身上犯了错误。”汉光武帝就错误地听信了庞萌，曹公就被张邀所骗，事情被记载在史书之中。只有善和恶，一目了然，不需借助于许韵、郭泰的深入评鉴，裴楷、王戎的善于观察。而著史者是将事迹保存在书籍之中的，却不能使善恶有所区别。所以要问“谁的过失呢？”史官的责任啊！能够表明对人物的品评鉴别，区分人物的品行高下，使小人和君子，各以其好恶相聚，是上智之人，还是中等之人，按等级排列有序。那么就可以惩诫坏人坏事，勉励善人善事，作为将来永远的鉴戒，冲污浮清，成为不朽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