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者久矣。及干令升《史议》，历低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非。自魏晋已还，年柞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译文】

过去荀子说过：史传对于年代久远的简略，年代近的详细。由此可知史书的详略不均问题，很早就已进行辨析了。到干令升著《史议》，一一攻击各家史著，而只把赞美给了《左传》，说“左丘明能以简约的三十卷文字，囊括二百四十年的史事，没有缺漏。这应当是立言的最高峰，著作的好榜样。”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说“司马迁叙述三千年的事情，用了五十万字；班固叙述二百四十年的事情，用了八十万字。这就是班固不如司马迁。”那么可见自古以来讨论史书的繁省问题的，都认为《左传》做得最好，司马迁第二，班孟坚为不好。自从魏、晋以来，各朝代立国年代变得短促，而有关它们的国史，篇幅也不少于班固《汉书》。这就是后来的史书愈来愈烦琐，失误更加厉害了。

【原文】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辄求其本意，略而论之。

何者？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阀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杜预《释例》云：文公已上六公”，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加倍，此亦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也。是则传者注书已先觉之矣。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

【译文】

我认为近代史书的繁杂累赘，确实是事实。这也是由于古今时代的不同，是形势使它这样的。这里考察它们的本来面貌，大略作些论述。

为什么呢？当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竭力争战，各自关闭国境相互对抗，水陆交通断绝。如果国家有吉凶大事，能被别的国家知道的，或者是从别国借道才得以听说，或者是因为同盟才派遣使者。假如不是这样，就不能得到记载。鲁史所写的别国的事情，其实就是用这种方法。至于如秦国、燕国占据着西北，楚国、越国大力开辟东南，地域偏僻，与戎夷临界，人员难得与中原大国交往。所以对它们的事迹的记载，有很多空缺。而且此书在宣公、成公之前，一卷包含三十多年；襄公、昭公以后，数年就占了一卷。由此可知受到阻隔的国家记载不详细，较浅近的年代记载较完备（杜预《释例》说：文公前面的六公，写出具体日期的有二百四十九天；宣公以下也是六公，写出具体日期的有四百三十二天。算年数大致相同，可是日期数却是前面的两倍。这也是为此书作传注的人已经先发现的了）。这是左丘明根据所闻所见而写成的传文，哪里是故意简约呢？

【原文】

及汉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会计之吏，岁奏于网廷；牺轩之使，月驰于郡国。作者居府于京兆，徽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故汉氏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也。

【译文】

到汉代有了天下，全国统一，土地、人民都属同一国家。统计汇报的官吏，每年向朝廷汇报；朝廷使臣，每月前往地方州郡。作者身居京都，可以向四方征集事迹，因而使无论蛮夷还是华夏的事情都可以知道，无论远近都没有阻隔。所以汉代史书的篇幅，就比《春秋》成倍地扩大了。

【原文】

降及东京，作者弥众。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碟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此中兴之史，所以又广于《前汉》也。

【译文】

往下到了东汉，著作之人格外多起来。至于如著名的州郡、大的都会，各处都有很多能力优秀的人；豪门大族，世世代代都有不少才能杰出之士。地方老人，乡里贤士，竞相撰写别录；家族、宗族的谱谍，各自成为私传。因此修史的人所采集的资料，就更加多了。这就是东汉史书的篇幅又比西汉多的原因。

【原文】

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是以谢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于三吴；陈寿偏委蜀中，巴、梁语详于二国。如宋、齐受命，梁、陈握纪，或地比《禹贡》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适使作者采访易洽，巨细无遗；眷旧可询，隐讳咸露。此小国之史，所以不减于大邦也。

【译文】

英杰贤才，哪个国家没有，写入史书就将如同日月，永垂不朽；不写就如同过眼云烟，永远不为人所知。所以谢承特别熟悉江南的事情，对北方中原史事的叙述就少于三吴；陈寿偏重于熟悉蜀中，对西蜀巴梁人物的记述就详于魏、吴二国。如宋、齐接受天命，梁、陈掌握政权，有的地域只相当于《禹贡》中的一州，有的年代只相当于秦朝的二世。地域偏僻狭小，年代短促，正好使作者采集访问容易周到，大事小事都没有虚假；有遗老旧人可以询问，原来隐晦的事也全都显露出来。这就是小国史书的篇幅，并不小于大国的原因。

【原文】

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棒芜；言有网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且必谓丘明为省也，若介葛辨牺于牛鸣，一叔孙志梦于天压，楚人教晋以拔筛，城者讴华以弃甲。此而毕书，岂得谓之省邪？且必谓《汉书》为烦也，若武帝乞浆子柏父，陈平献计于天山，长沙戏舞以请地瓦榭卜估宠而移关。蜘不录，岂得谓之烦邪？由斯而言，则史之烦省不中，从可知矣。

【译文】

评论史书的烦省，只应当看它记事是否有不恰当，以造成杂乱之处；或是记事是否有缺漏，以过于简略，这样就可以了。如果定要用记载事情的大小来衡量，用篇目的多少来限制，在道理上就不对了。而且如果要说左丘明记事简省，可是如介葛根据母牛的叫声辨别出它所生的牛犊作了祭品，叔孙豹记下了天压他的噩梦，楚国人教晋国人拔掉车上的大旗以便逃跑，筑城人唱讽刺华元弃甲而回的歌谣，这一类的事都完全记载下来，怎么能称之为简省呢？如果要说《汉书》记事繁琐，可是如汉武帝向柏谷旅店老人要酒喝，陈平献计使高祖脱出匈奴的围困，长沙王借舞蹈请求扩大封地，杨仆仗恃得宠而使函谷关迁移，这些事情都不作记载，怎么能称之为繁琐呢？由此说来，史书的繁简没有一定之规，也就可以知道了。

【原文】

又古今有殊，浇淳不等。帝尧则天称大，《书》惟一篇；周武观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画八卦，文王加以《系辞》且。俱为大圣，行事若一，其丰俭不类，悬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蛋尤、黄帝交战阪泉，施于春秋，则城淮、焉砖陵之事也。有穷篡夏，少康中兴，施于两汉，则王莽、光武之事也皿。夫差既灭，句践霸世，施于东晋，则桓玄、宋祖之事也元。张仪、马错，为秦开蜀，施于三国，则邓艾、钟会之事也。而往之所载，其简如彼；后之所书称，其审如此。若使同后来于往世，限一概以成书，将恐学者必垢其疏遗，尤其率略者矣。而议者苟嗤沈、萧之所记，事倍于孙、习；华、谢之所编，语烦于班、马，不亦谬乎！故曰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网书，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其斯之谓也。

【译文】

再有，古今的情况有所不同，社会风气浮薄淳厚有所差别。帝尧效法于天称作伟大，《尚书》中只有《尧典》一篇；周武王在孟津阅兵，誓辞形成《泰誓》三篇；伏羲只画了八卦的图形，周文王加上了《系辞》文字。他们都是大圣人，行为如同一人，但其丰富俭约却不相同，相差这样悬殊。如果要以古代比今天，用那个比这个，那么像蛋尤和黄帝在阪泉交战，放在春秋时代，就是晋、楚的城蹼之战、焉肠陵之战；有穷氏篡夺夏代政权，少康复位中兴，放在两汉，就是王莽篡位，光武复汉中兴；吴王夫差被灭，越王勾践称霸，放在东晋，就是桓玄被灭，宋武帝立国；张仪、司马错，为秦灭蜀，放在三国时代，就是邓艾、钟会为晋灭蜀。而过去的记载，是那样的简略；后代的记载，却是这样地详审。假如让后代的和过去一样，限定一律以成书，恐怕后代的学者一定要指责它疏漏，责备它草率粗略了。而评论者很随意地嗤笑沈约的《宋书》和萧子显白9(（南齐书》，事情成倍地多于孙盛的和习凿齿的《晋书》；华娇的和谢沈的《后汉书》，语言比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后汉书》繁琐，不也是很荒谬的吗？所以我说：“评论史书的烦省，应当看它记事是否有不恰当之处；或是记事是否有缺漏之处，只这样就可以了。如果要用记载事情的大小来衡量，用篇目的多少来限制在道理l就不对了。”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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