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此其证钦！

【译文】

谱这一名称的创立，起于周代。表是根据谱的形式而作的，所以桓君山说过：“太史公的三代世表，纵横成行，都是仿照周谱。”这大概就是证明吧。

【原文】

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碟，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何则？《易》以六艾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

【译文】

要说以表格形式作为文章，叙述时事，用在谱历上，或许可取，放在史传中，却未见得适宜。为什么？《易经》用六交来穷尽变化，《春秋》经用一字来表达褒贬，《公羊传》包含“五始”，《诗经》包含“六义”。由此可知文章贵在简要，语言恶在繁杂。何必要详尽重复，才称之为完备呢？

【原文】

观马迁《史记》则不然。夫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

【译文】

看司马迁的《史记》却不是这样。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都在各自相应的篇章里有所说明。互相考查核对，很容易就可知道。却把它们重新列成表格，成了繁琐浪费，岂不是荒谬？而且表列于篇目，编入书中，有了它不会增加什么，失去它不会损失什么。因此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再跳到世家。表在它们之间，闭而不视。说起它的无用之处，能说得完吗？

【原文】

既而班、《东》二史，《东》谓《东观汉记》。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必曲为锉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何者？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

【译文】

后来班固《汉书势和《东观》二种史书（(（东观》指《东观汉记》），各自相继师法司马迁，迷溺其中，不知觉悟，无异于盲目追随狂人。如果一定要勉强在各种表中进行选择，硬把它引入史书，那么列国年表也许可以保留。为什么呢？当春秋、战国的时候，天下没有统一的领导，列国群雄交错对峙，各自有自己的纪年。如果排列成表，用表统一年代，那么各国所处的年代，就会一目了然。而像两汉时期，四海成一家，公卿已经都是臣下，王侯只不过和郡县相似，何必标明他们的年数，从而和天子相区别呢？

【原文】

又有甚于斯者。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且其书上自厄牺，下穷赢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鸿居鹊巢，笃施松上，附生疵赘，不知翁截，何断而为限乎？

【译文】

还有比这更过分的。真是奇怪！班固的《古今人表》，划分九品高下，网罗千年人物。按时代说，他们并不同时；按姓氏说，并非同一氏族。本来自然可以分群按类区别聚合，使善恶不同的人分别排在一起，以时代先后作为次序，又何必借助于表呢？而且表中人物上起厄羲，下止秦帝，不谈汉代的事情，却编入汉代的史书，如同鸿占了鹊巢，笃攀在松上。多出来的赘疵，不知道剪截，怎么确定断限呢？

【原文】

至法盛书载《中兴》，改表为注，名目虽巧，芜累亦多。当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

【译文】

到何法盛的《晋中兴书》，把表改为注。名称虽然巧妙，芜杂累赘之处也不少。当晋代流离迁徙，占据了南方的扬、越，北魏兴起，称雄于北方的燕、代的时候，这之间，各种伪政权有一十六家，不顺从正统朝廷，各自自立为君王。崔鸿著《十六国年表》，区分比较清楚，和《史记》、《汉书》等书的表相比，要算更贴切些了。

【原文】

若诸子，编年杂记，如韦昭《洞纪》、陶弘景《帝王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书。既非国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译文】

至于像诸子，编年杂记，如韦昭《洞纪》、陶弘景《帝王年历》，都是根据表而著成书的。既然不是国史一类的书，所以这里存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