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界豺虎可也。

【译文】

人类开始有了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准则，就有了被称作家和称作国的概念。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君像君，臣像臣，亲疏关系分辨清楚了，等级次序就有了区别。儿子要为父亲隐瞒过失，品德正直也就包含其中了，这是《论语》所遵循的道理；不记自己国君的大错，书写历史，内外有别，这是《春秋》所遵照的原则。自此以后，大家都遵照这个老规矩。史官遇到涉及自己的国君和父亲的地方，在言词上一定多加隐瞒回避，虽然在坚持正直的原则方面有所不足，但却保存了名分礼教。至于有些人舞弄文墨，遮盖过失，掩饰错误，如虞预对王隐低毁欺辱，沈休文向裴子野认错而消除矛盾，对史实的取舍出于主观的猜测之说，惩罚和褒奖全由自己的笔头执行，这是作者的丑恶行为，为人们所共同憎恨。也有常常是事情出于凭空，言词多属虚无：或是虚假地写别人的好处，借以作为给人的私人恩惠；或是诬陷地写别少拍勺坏处，用以报复对人的个人仇恨。如王沈《魏录》滥述贬滴甄后的诏文，陆机《晋史》夸大抵御诸葛亮时所打的胜仗，班固接受贿赂才作记载，陈寿向人借米才肯立传，这又是记载历史的奸贼，撰著史书的凶人了，即使把他们放在大庭广众中示众，把他们扔给豺虎吃了也不算过分。

【原文】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谈言媚主，用雪伯、叔之怨也。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枚刊，而炎柞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传伪录者矣。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案黄气见于株归，群乌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盖由父辱受凳，故加兹谤议者也。

【译文】

然而歪曲史实的史书，历代都有。假如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就不提了。有一些是前人所没有发现，后人所不知道的，今天略微增加一些不同的说法，以表示首先发现。查《后汉书·更始传》中说他懦弱，开始即位的时候，面南而立，接受群臣朝见，羞愧流汗，以手刮座位，不敢抬头看。刘圣公作为一个身份贱微时就能交结侠客报仇，避难于绿林，被称为豪杰的人，怎么可能到了贵为帝王的时候，却反而成了这样呢？这大概是作者歪曲史实以迎合当时的当权者，突出光武帝的美好形象；用奉承的话来讨好君主，以洗雪伯升、文叔兄弟对他的怨恨吧。况且东汉的历史记载，出自于东观，有的是汉明帝所定，有的是马皇后作了删削。而汉代国运长久，史料未作修改，于是使后来别的朝代追撰后汉史时，所传的就是虚假的记载了。陈寿《三国志·刘后主传》说：蜀国没有史官的职务，所以不知道有关祸福徽兆的事。查史书有“黄气出现于株归”、“成群的乌鸦坠落到江中’，、“成都说有大星出现”、“益州说没有宰相之气”，如果没有设置史官，这些事怎么能写进书里？大概就是由于父亲受过晃刑的侮辱，所以才加上这样诽谤性的议论。

【原文】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而魏书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乾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貂之邦。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用可致诬，列诸细素，难为妄说。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邪？

【译文】

古时候诸侯并肩争雄，胜负不定。而史官记载时，对别国的值得称道的事情必定记载，对自己国家的坏处并不隐讳。到了近古，听不到有这样完全出以公心的人了。国家必定是说自己的好，别人的不好。而魏收因为元氏出于边远之地，受到华夏各族的轻蔑，于是就对元魏自我标榜抬高身价，把它比做姬姓的周朝、刘姓的汉朝。对南朝想方设法排斥贬低，把它说成是蛮夷之地。如果国家互相敌对，交战结仇，记载在声讨的檄文中，可以用来诬蔑对方，而编列在史籍之中，就不能乱说一气。假如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怎么能谈论历史呢？

【原文】

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以知仓领已降，罕见其流，而李氏《齐书》称为实录者，何也？盖以重规亡考未达，伯起以公辅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叹，既无德不报，故以虚美相酬。然必谓昭公知礼，吾不信也。语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如王劫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而魏收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惫书法不隐，取咎当时。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

【译文】

那些史书中隐讳的笔法，诬蔑的记载，数量虽然不多，但要说起它们要承担的罪责，那么过失就不算少了。而魏收的《魏书》中夹杂的不能当真的话，大概要超过一半，确实是所知道的仓领以来的史书中少有的。而李伯药《北齐书》却称它为“实录”,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李伯药的亡父生前没有显达的时候，魏收给他取字“公辅”，字由魏收所取，事与顾元叹相似。既然要有恩德就报答，所以就用凭空加以赞美来作为报答。但如果要说他们无所偏袒，则正如说“昭公知礼”，我是不信的。古语说：“指明敌人是奸贼，才可以征服他。”像王韵那样的直言而不受屈服，可以和古人相提并论，可是魏收立论偏激，说他有愧有正直的原则。不指明对方的罪状，就轻易加以诛戮，这就是所谓的“兵起无名，难为制胜”了。探究这种议论的起因，大概是因为王君愁写书没有隐讳，得罪了当时的人；或者是有人借助史臣之手，报复私人所受的耻辱。要不然，怎么把正直说成丑恶，如同强盗憎恨主人，到了这种程度呢？

【原文】

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毋丘，齐兴而有刘秉、袁粟，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刃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译文】

霜雪交加之时，才显出青松的贞操；国家动乱危亡之际，才能考验出忠臣的气节。如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诞、毋丘俭；南齐兴起时有刘秉、袁粟，北周将亡时，则有王谦、尉迟迥。这些都是不惜破家，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人。可是历代的史书，都称他们为叛逆，将用什么来激励和发扬名分礼教，以鼓励忠心事奉君主的人呢？古代史书的记事，让贼臣逆子恐惧；今天史书的记事，使忠臣义士羞愧，如果南史、董狐有灵，必定在九泉之下切齿愤恨！

【原文】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符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

【译文】

从梁、陈以后，隋、周以前的各朝史都是贞观年间众人所修撰，近古的事情容易了解，情况的真伪可以探求。至于像朝廷的显贵大臣，其父亲、祖父必定有传，而考察其中的事迹，都是子孙所为。如果在民间察访，向老人询问，事情就和史书所记不同，史书中有很多言实不符之处。过去前秦有人没死，验证了符生所受的种种诬陷；蜀国有老人还在，才知道诸葛亮所受的很多冤枉。这是自古以来人们所叹息的，哪里只是今天才有的？

【原文】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痒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呜呼！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译文】

史书的功用，在于记载功过，表扬美好，憎恨丑恶，得失在于一旦，荣辱关系千年。假如违背了著史的这个原则，还能做到公正吗？但是自古以来只听说因为秉笔直书的被杀，没听说因为歪曲史事的获罪。所以隐侯沈约的《宋书》多不真实，梁武帝萧衍知道了而并不责怪；伯起魏收的《魏书》虽不公正，齐宣帝高洋看过了而并不谴责。因此使史臣能够爱憎全由自己，褒贬随心所欲，明里不怕公认的法规，暗里心里不感到惭愧，要做到实录，不是很困难吗？唉，这也是治理国家的君主所应当惩戒革除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