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雯；扬子云之草《玄》也忿，全师孔公。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哗则参踪于贾谊。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译文】

著述之人相互仿效，自占以来就是如此。所以列御寇阐述理论，根据的是老子；扬子云写作《太玄》，完全学习孔子。符朗的《符子》路子与庄周相同；范哗序论追随仿效贾谊。何况史臣所记录的言词浩博，如果不向前代贤哲学习，怎么能遗留给后世的人呢？

【原文】

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

何以言之？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为别。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垂相。而淮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卖。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承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译文】

大概摹拟的体例，其方法有二种：一叫貌同而心异；二叫貌异而心同。

为什么这么说呢？古代各诸侯国任命官员，卿与大夫有区别。如果在国史中记载，卿也称作大夫，这是《春秋》的体例。当秦朝有了天下，地域比殷朝、周朝还要广阔，诸侯变成了帝王，称宰辅为垂相。而谁周撰写《古史考》，想要排斥贬抑司马迁《史记》，学习摹仿孔子的《春秋》。书中写李斯被弃市，说是“秦杀其大夫李斯”。用诸侯国的大夫称呼天子的承相，以此来摹拟《春秋》，就是叫做貌同而心异。

【原文】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而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译文】

在春秋时代，诸侯国很多，《春秋》每写到别的国家，都写出它的国号来，至于鲁国，直接称“我”就行了。至于像晋朝君临天一「，海内大同，君主没有了主客的区别，臣僚没有了这一国和那一国的不同。而干宝编撰《晋纪》，说到天子下葬，必定要说“葬我某皇帝”。当时并没有其他皇帝，哪来的“我”呢。这样地摹拟《春秋》，这也是叫做“貌同而心异”。

【原文】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齐桓行霸，兴亡继绝。《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相怨。而干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归命之未灭乎？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译文】

狄人灭亡了邢、齐二国，国君死亡，都城的人民遭到屠杀。齐桓公行使霸主的职权，让灭亡了的得到复兴，使断绝了的继承下去。《左传》说：“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是说上上下下安宁如常，不失旧日的典章规范。像孙皓暴虐无道，吴国人民不聊生，晋军讨伐吴国，吴国人都盼望早点来。而干宝《晋纪》说：“吴国灭了之后，江南忘亡。”难道江南人在晋朝的清明政治下，就像在归命侯孙皓统治时一样吗？这样来摹拟《左传》，‘又是叫做“貌同而心异”。

【原文】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原注：音征。鲁以行天子礼乐，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考《竹书纪年》始达此义。而自古说《春秋》者，皆妄为解释也。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得天子班历。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译文】

春秋时的各诸侯国，都用夏正（音征）。鲁国因为遵行周天子礼乐，所以只有他们使用周朝历法。至于像《春秋》中写“元年春王正月”，年是鲁国君主的纪年，月则是周王朝的纪月（考《竹书纪年》，才开始清楚这个含义，而自古解说《春秋》的人，都胡乱加以解释）。如曹氏的魏国、司马氏的晋朝，身为帝王，不是作为诸侯护卫天子而遵行天子的历法的。而孙盛的《魏氏春秋》、《晋阳秋》二书，只要写到一年之首，必定说“某年春帝正月”，既然年代已经编入帝纪，而在月上又列上帝字，这样来摹拟《春秋扒又是叫做“貌同而心异”。

【原文】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传》并兴，各释经义。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日：“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译文】

“五始”所起头的，就是《春秋经》；三《传》并起，各自解释经的含义。如《公羊传》屡屡说：“为什么写呢？为了记某件事。”这是先引《经》里的话，接着是解释的词语，文势使其如此，并不是史书的体例。像吴均的《齐春秋》，每写到灾变，也说：“为什么写呢？为了记录异常之事。”事情没有别的议论，话是自己说的，却自问自答，难道是叙事所应该有的道理吗？这样来摹拟《公羊传》，又是叫做“貌同而心异”。

【原文】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已详。如《汉书·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师占曰：呼其字。‘少公，归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至令狐德菜《周书》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邪？以此而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译文】

而且《史记》、《汉书》都在列传的开始写人物的姓名和字，到了传中有称呼人物的字的地方，就不再交待这是字，因为在传的开头已经交待。如《汉书·李陵传》说陇西任立政到匈奴去召回李陵，“李陵称呼立政的字说（颜师古注说：称呼他的字）:‘少公，回去容易啊！”，前面没有交待任立政的字，这里就说“字立政曰少公”的原因，是省略掉的文字从这里可以知道。至于令狐德菜的《周书》，在《伊娄穆传》开头说：“伊娄穆字奴干。”后面说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上面写了他的字，下面又说“字”，难道是叙事要简易，文字去重复吗？这样来摹拟《汉书》，又是叫做“貌同而心异”。

【原文】

昔《家语》有云：“苍悟人娶妻而美，以让其兄。虽则为让，非让道也。”又扬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质非也。”如向之诸子，所拟古作，其殆苍悟之让，姓孔字仲尼者软蕊？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翁，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译文】

过去《孔子家语》中说：“苍悟人娶妻很美，把她让给自己的哥哥。虽然让，但是不符合让的原则。”又扬雄《法言》中说：“有读书人姓孔，字仲尼，文字是是那些文字，而本质却不是。”如前面的这些人，摹拟古代的作品，大概就是苍悟让妻、姓孔字仲尼之类吧？所以古人说：时代不同了情况也就不同，情况不同设施也要不同。定要用上古帝王的原则来要求今天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韩非子要撰著一篇《五蠢》，叙述宋人有“守株待兔”的故事的原因了。世上的著述之人，一心追求新奇，喜欢编排古人的文字，叙述今天的事情，自高自大地认为是《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只能显示出他的无知无识。

【原文】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何则？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犹孔父贱为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处南面之尊，然后谓之连类者哉！

【译文】

而有见识的人就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他们的摹拟，不是像画图中的写真、像熔铸中的象物这样的相似。他们所相似的，是取道德学术上的一致，经义名理上的相同，如此而已。也就像孔夫子地位低下，只是一个普通人，到处奔波而不被接纳，却能师法尧、舜、文、武，加以陈说。又何必身居帝王之位，位处君主之尊，然后才说是和帝王同类呢！

【原文】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肇，弥益其丑。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故《左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亮于车。”如干宝《晋纪》叙憨帝段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以此而拟《左氏》，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译文】

左丘明编撰《左传》，是记叙事情是最好的。自晋代以后，仰慕摹拟它的人很多，类似于东施效肇，更增加其丑陋。但要找偶尔摹拟得好的，也有可以说一说的。

君父被杀害，是作臣子的所引为耻辱的事，原则上应当略说，不忍心直说。所以《左传》叙述桓公在齐国遇害，只说：“彭生帮助公登车，公死在车中。”如干宝《晋纪》记叙晋憨帝死于平阳，只说：“晋人见到这种情况大多哭起来，贼君害怕，帝崩。”这样地摹拟《左传》，就叫做“貌异而心同”了。

【原文】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钟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钟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助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于是始与韵有隙。其后三年，有徐、江为元凶所杀事。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译文】

一件事可能一时没有写完，就先提起事情的开始，后面再写出它的结束，前后相配合，分开记同一件事。如《左传》成公七年，郑国俘虏了楚国钟仪献给晋国；到成公九年，晋国释放钟仪回楚以求与楚和解，就属于这类情况。到裴子野的《宋略》叙述索虏兵临江边，太子刘韵叫武士推倒徐湛之、江湛徐、江因此与刘劫有矛盾。三年后，就有了徐、江被刘韵所杀的事。这祥地摹拟《左传》，又是叫做“貌异而心同”了。

【原文】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后互举，则观者自知。如《左传》上言羊斟，则下曰叔徉；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厂r。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译文】

凡是列举姓名，很少同时列出字来。假如前后交叉使用，读者自然明白。如《左传》前面称羊斟，就在下面称叔样；前面称子产，后面出现就称国侨。就属于这类情况。到了裴子野《宋略》也是如此。怎么见得？它前面写桓玄，下面就称敬道；后面叙述殷铁，就在前面先称景仁。这样摹拟《左传》，又叫做“貌异而心同”了。

【原文】

《左氏》与《论语》有叙人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连续而说，去其“对曰”、“问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曰：“姓张。”“张长史乎？”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译文】

在《左传》与《论语》中，有时记述人物问答，假如不是有很多词句，只是互相回答对方的话而已，就连续地写出对话，去掉“对曰”、“问曰”之类的叙述词。如裴子野《宋略》中说：李孝伯问张畅：“你姓什么？”答：“姓张。”“张长史吗？”这样地摹拟《左传》、《论语》，又叫做“貌异而心同”了。

【原文】

善人君子，功业不书，见于应对，附彰其美。如《左传》称楚武王欲伐随，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说朝廷闻慕容俊死，曰：“中原可图矣！”桓温曰：“慕容倍在，其忧方大！”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译文】

有些有道君子，他们的功业不写出’来，而出现在人物对话中，附带表明他的长处。如楚武王想要讨伐随国，熊率且比说：“季梁在，我们得不到好处：”到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说朝廷听说慕容俊死了，说：“中原可以谋划得到了。”桓温说：“慕容格在，正是很值得忧虑的时候！”这样摹拟《左传》，又叫做“貌异而心同”。

【原文】

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蜷言。如《左传》称叔辄闻日蚀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将死乎？秋八月，叔辄卒。至王韵《齐志》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占者曰：“其为幽州乎？'，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译文】

即将叙述某件事，必定先埋下伏笔，前后相互弥补，不用回过头来倒叙的方法。如《左传》记叙叔辄听说有日蚀而哭泣，昭子说：“子叔大概要死了吧？”秋七月，叔辄死。到王韵《齐志》记叙张伯德梦见山上挂丝，占卜的人说：“大概要做幽州长官了吧？”秋七月，张伯德被拜为幽州刺史。这样来摹拟《左传》，又叫做“貌异而心同”了。

【原文】

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至如叙晋败于郊，先济者赏，而云：“上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至王助《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架血满袖。”夫不言奋架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架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译文】

文字虽然缺省简略，道理却很明显，这是《左传》的文体。如叙述晋军在邺地打了败仗，宣布先渡河的有赏，说是“上军、下军争着上船，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不说要上船的人抢着用手攀住船舷，先上船的人用刀砍断他们的手指，而是只说“船中的手指可以用手捧起来”，读者自然就像能看到当时的情况一样。到王韵《齐志》记述高季式在韩陵打败敌军，追赶逃敌，说是“半夜才回营，架上的鲜血染满了衣袖”。不说他奋架深入敌阵，刺杀敌人很多，而是只说“架上的鲜血染满衣袖”，读者也就知道这一层含义了。这样地摹拟《左传》，又叫做“貌异而心同”了

【原文】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袁山松云：“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网其目乎？呜呼！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后来明达，其鉴之哉！

【译文】

一般来说，魏以前的作者，大多仿效《三史》；晋代以后，则喜欢学习《五经》。史书文字浅显而容易摹拟，经文含义深刻而难以摹拟，既然难易有所不同，所以摹拟的得失也不一样。貌异而心同的，是上等的摹拟；貌同而心异的，就是下等的摹拟。但是人们都喜欢貌同而心异的，不喜欢貌异而心同的，为什么呢？原来鉴赏见识不高明，嗜好喜爱多怪癖，喜欢那些像是史书的史书，而憎恶真正的史书，这就是子张所嘲笑鲁侯的，有叶公好龙的比喻。袁山松说：“著史书的难处有五：繁杂而不整齐，一难；庸俗而不典雅，二难；不作真实记录，三难；赏罚不中肯萦；四难；文采不足，质朴有余，五难。”拟古不能得当，这是最难的，为什么独缺了这一条？可叹啊！自从司马迁以来，似乎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后来的明达之士，应该引以为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