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诊”,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晒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撰。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译文】

《春秋左氏传》每次发议论，都借“君子”作为称呼。《公羊传》、《谷梁传》称“公羊子”、“谷梁子”，《史记》称“太史公”。然后班固称“赞”，荀悦称“论”，《东观汉记》称“序”，谢承称“诊”，陈寿称“评”，王隐称“议”，何法盛称“述”，扬雄称“谬”，刘晒称“奏”,袁宏、裴子野写出自己的姓名，皇甫谧、葛洪则以自己的号为称呼。史官所编撰的史书，通称为“史臣”。虽然名称多种多样，但道理却是一样。若为这里叙述方便，则可统称为“论赞”。

【原文】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侯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询笔端，苟炫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

【译文】

论，是用来辩析疑惑，解释难通之处的。如果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当然就用不着讨论了。左丘明的“君子日”，用意其实就在于此。司马迁开始限定在各篇之末，写一段论说文字，即使没有必要的理由，也勉强产生一段文字。史论的烦杂，正是萌芽于此。仿照《春秋》而撰成的史书，议论尤其应当简省。如果有一些本来毫无疑问的事，也要写一段议论来裁决它，这都是曲从放纵笔头，随便炫耀文彩。把美妙漂亮的词句，寄附在史书里，哪里知道史书的重要原则，以及取舍的宗旨呢？

【原文】

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柞便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浩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哗、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减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危无当，曾何足云！王韵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观过知仁，斯之谓矣。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灰时。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纵于高士者矣。

【译文】

如果探讨它们的得失，考察它们的异同，子长醇美而含义深长，承作舒缓而不浮躁，贤德之才陆续出现，不同时代类别相同。孟坚文辞温婉雅致，道理大多中肯，其中特别美妙的，具有典浩的风格，文采翩翩，富丽堂皇，确实值得咏诵仲豫虽然义理较为突出，但缺失之处在于繁多。自他以后，放任而不知收束，大致都是繁花多于果实，义理少于文采，鼓弄雄壮的言辞，夸耀对偶的事类。如果从中选择好的，那么干宝、范哗、裴子野是最好的，沈约、减荣绪、萧子显算是稍好的，孙安国全都不值得采取，习凿营偶尔有值得一读之处。如袁彦伯专用玄言装点，谢灵运空谈高论，就像贵重的玉杯却没有底，哪里值得一谈】王劫追求简洁坦率，语言中带着浅陋粗野，假如他表现了一点道理，就忘了文采。“考察一个人的过失，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大唐修撰《晋书》，作者都是当代的文学之士，放弃了过去的司马迁、班固，崇奉近代的徐陵、庚信。用经过修饰的轻浮浅薄的文辞，编成史籍中的文字，就和在壮汉的脸上涂脂抹粉，让超脱世俗之人穿花绸衣服没什么两样。

【原文】

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赞曰：石建之洗衣，君子非之；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此则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所谓文省可知者也。及后来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至于甚者，则天子操行，具诸纪末，继以“论曰”，接武前修。纪、论不殊，徒为再列。

【译文】

史著中有论，是想让事情不要重复出现，文字简省而意义赅备。如太史公说：看张良相貌像个美貌女子；项羽有双瞳仁，难道是舜的后裔？这就是增加别的话，来补充正文里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事情不要重复出现”。又如班固的“赞”说：石建为他的父亲洗衣，受到君子们的批评；杨王孙赤裸着身子下葬，比秦始皇贤德多了。这就是虽然片言只语，似乎简约，而各个方面的意思却都很完备，也就是所谓的“文字简省而意义赅备”。到了后来人所作的赞语，大多是摘录纪传中的话，有所不同的只是加以文字上的修饰罢了。至于更过分的则有如天子的操行，已经在本纪的末尾详细叙述，接着再来“论曰”，紧跟前面的撰述。纪和论没有区别，徒然重复。

【原文】

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哗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且欲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也。

【译文】

司马迁的《自序传》的后面，一一列出各篇题目，写出它们的大意。然后班固改变成诗体，把它称做“述”；范哗改掉“述”的名称，称之为“赞”。考查述、赞的体例，每篇各有一章，事情多的就简省一些，使它篇幅较小；道理少的就扩大它，使它篇幅大一些，名和实大多不符，详和略不相一致。而且想要考察人物的善恶，史书对人物的褒贬，应该是不需要借助于这样做的。

【原文】

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默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渴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

【译文】

然而，班固的总述合在一篇之中，使它条理清楚，井然有序，历历在目，便于阅览。范蔚宗的《后汉书》，实际同班固《汉书》一样，却各自附在正文的后面，写在各卷的末尾，使各篇的赞分开，互不连接，失去次序。而后来晚出的作者不能体会到它的失误之处，如萧子显、李百药的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全都依照范书的错误之处，每篇结束时有“赞”。每篇都立一段“论”，烦琐已经够多了，而在论的后面接着又是“赞”，使冗繁更加严重。也就像文人制作碑文，记叙到最后接上一段“铭曰”；僧人说法，佛理讲完宣布一段渴语。假如像这样地编撰史书，就难以和他们讨论简要的话题了。

【原文】

至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贾谊，范哗之虚美魄嚣，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魏收称尔朱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必备加击难，则五车难尽。故略陈梗概，一言以蔽之。

【译文】

至于说评价不合理，褒贬不公允，如班固的极力斥责贾谊，范哗的虚妄夸赞魄嚣，陈寿说诸葛亮不及管仲、萧何，魏收称尔朱荣可比伊尹、霍光，或者是言过其实，或者是类比不当。如果要全面加以指正、驳难的话，那么用多少书也难以尽说。所以只能简单陈说个大概，概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