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禧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馅，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译文】

考察风俗文化的记载，可以据以教化天下；考察采集到的民歌，可以据以了解国家兴亡的迹象。由此可知诗文的作用，够深远的了，够巨大的了。至于周宣王、鲁嘻公政绩很好，对他们的赞美载于周诗；楚怀王、楚襄王昏庸无道，对他们的谴责载于楚赋，读周诗的人并不认为尹吉甫、奚斯馅媚，读楚赋的人也不认为屈原、宋玉诽谤，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夸大君王的好处，也没有隐藏君王的坏处。这就是说，文章和史著，它们的性质是一致的，当然他们也就可以和南史、董狐并驾齐驱，都可称得上“良文直笔”了。

【原文】

爱泊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譬如女工之有绮殿，音乐之有郑、卫。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说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译文】

到了中期，文章体例起了很大变化，讲说道理的大多以荒诞不经为依据，修饰文辞的务必以绮丽***为追求。就像织物中的花样别出的细续轻纱，音乐中的放荡轻浮的郑、卫之音。古人说：“不做无益的事而妨害有益的东西。”编史者所写下的，当然应当以雅正为主。所以虞舜渴望天下大治，夏代丧失统治地位，《尚书》中就记载了关于他们的“元首之歌”和“禽荒之歌”；郑庄公孝顺，晋献公昏庸，《春秋》中就记录了有关他们的“大隧之诗”和“狐裘之诗”，表现的道理正直而恳切，使用的文字简明而扼要，足以惩戒恶人，劝勉好人，考察风俗，了解民情兀。至于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扬雄的《甘泉》、《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马融的《广成赋》，比喻超过了内容，词藻淹没了主题，繁华而不合事实，游离而不知所归，无益于劝勉奖掖，有助于滋长奸诈，而前、后《汉书》却都把它们记在列传中，不是很错误的吗？

【原文】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决，五曰一概。

【译文】

再说汉代的辞赋虽说空虚做作，但其他的文章大致还是实在的。而到了魏、晋以后，就错讹谬误，相互雷同了。概括起来，其失误有五种：一叫虚有其文，三叫厚颜无耻，三叫借人之手，四叫自相矛盾，五叫一概而论。·

【原文】

何者？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且始自纳陛泣，迄于登坛。彤弓卢矢值，新君膺九命之锡获；白马侯服，旧主蒙三烙之礼兹。徒有其文，竟无其事。此所谓虚设也。

【译文】

为什么这么说呢？古时候天下为公，交给有能力的人治理，所以尧传授给舜，舜传授给禹。自从魏晋以后，取得帝位就不是这样了。至于皇帝发布禅位的诏书，受禅人陈上辞让的表章，这中间有众臣的反复劝说登基，有皇帝的再三敦促晓谕。所做的事其实与王莽、董卓一样，所说的话却和虞舜、夏禹相似。而且从纳陛开始，到登坛受命，新君受彤弓卢矢之类九种物件之赐，旧帝受到如夏禹、商汤的后代所受到的礼遇，空有这类的虚假文章，却没有相应的事实。这就叫做“虚有其文”。

【原文】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何者？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逮于近古则不然。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侍”；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锋，或靳冰以防其渡。及其申浩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寂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鹤鹑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蝗螂之拒辙。此所谓厚颜也。

【译文】

古代两军对敌，两国争雄，自己对自己的称述，毫无隐瞒。为什么？因为一国的得失如同日月蚀那样有目共睹，不是虚假掩饰的言词所能遮掩得了的。到了近古就不是这样了。以至于像曹操感叹蜀主刘备的英明才略，说“刘备是我同类。”周文帝宇文泰赞齐文宣帝高洋，说：“高欢还没有死。”前者商量着要迁都以躲避对方的锋芒，后者要凿破黄河的冰以阻止对方的袭击。等到下达告示，发布檄文的时候，就称对方头脑昏馈，分不清豆子和麦子；见识浅陋，辨不明黄色和黑色。人家立国建都，说人家如同鹅鹑把巢穴建在芦苇苔草之上；人家临敌奋勇，说人家就像蝗螂怒而举起手臂阻挡大车。这就叫做“厚颜无耻”。

【原文】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椽，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至于近古则不然。凡有诏救，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浩，下纶言，申恻隐之握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浩，则勋、华再出。此所谓假手也。

【译文】

古代国家发布诏浩命令，都是君主亲手所作。所以汉光武帝时，第五伦当督铸钱椽沉到皇帝的诏书就感叹说：“这是圣主啊！一见这诏书就知道了。”到了近古就不是这样了，凡是需要发布诏书救令的时候，都是责成下面的群臣起草。只要朝廷之上，国家之内，文人墨客多多，放开笔墨，什么写不出来？所以皇帝只要下诏书，发浩令，申说王朝表示同情怜悯的恩泽，叙述帝王为国忧虑操劳的心意，虽然这个君主悖离常道，德行败坏，凶顽残暴，看他所行的政令，连商封、夏梁都不如。但读他的诏书浩令却仿佛是尧、舜再世。这就叫做“借人之手”。

【原文】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联乎？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至于近古则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硅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黝，则比诸斗臂下才，罪不容责。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此所谓自决也。

【译文】

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假如说的话有失误，就要受到天下人的指责。所以汉光武帝说过：“庞萌，可以将幼小的孤儿托付给他。”等到听说他叛变了，就向百官认错说：“各位是不是会笑我呢？”可知有关褒扬和贬斥的话，是聪明的君主慎之又慎的。到了近古就不是这样了。各级官吏，王公大臣，起初有所褒奖尊崇的时候，就说他像圭璋那样品德出众，好得不能再好。如果紧接着又受到贬黝，又当他是小人一样卑琐下贱，坏得不能再坏。同是一个人的行为，同是一个君主的话，上智下愚，是非好坏，在一瞬间就变了。皇帝的心思不一致，评价不确定。这就叫做“自相矛盾”。

【原文】

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故观椅与之颂，而验有殷方兴；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陨。至于近代则不然。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毗，而称感致百灵。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畴为准的？此所谓一概也。

【译文】

国运有逆顺，世道有兴衰，写作的人在语言上表现出来，随时而变，本来没有一定之规。所以读“猜软”的颂诗，就可证实殷商当时正处于兴盛时期；看讽刺之诗《鱼藻》，就知道周代即将灭亡。到了近古就不是这样了。谈到主上神圣英明，那么就所有的帝王都是三皇、五帝；说起宰相才智杰出，就所有的大臣都是八元、八恺。国家只是角落里的小国，却说“并吞了整个宇宙”；福份只有那么一丁点，却号称感动了千百神灵。虽然人事时代屡屡变更，而文章中的说法没有变化，所以好坏善恶，说法一样，要让读者以谁作为依归？这就叫做“一概而论”。

【原文】

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

【译文】

这里考察这五种失误，以之衡量文章，虽然事情外表看起来相似，所用言辞却不符合事实。以冰雕镂的玉璧，不能使用；在地上画出来的饼，不能充饥。所以它们在世上流传，就会使上下相互蒙骗；流传到后代，就会给人留下不诚实的范例。但世上的撰史者，长期不能察觉这一点，把这些虚假的文词收集起来，加以编排，从起居注开始，直到编成国史，整章整篇地录入，一个字也不删，简直不是史书，而是文集。

【原文】

若乃历选众作，求其秽累，王沈、鱼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未尽机要。唯王韵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谙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扳实之义也。

【译文】

如果在众多的史书中选取污杂累赘的，王沈、鱼豢是其中最为特出的，裴子野、何之元大概是其次，陈寿、干宝颇为简约，但仍常常载有浮泛讹谬的文章，未能完全做到精要。只有王助所撰《齐志》、《隋书》二种史书，所取的文章，文字符合实际，道理大多可信。至于无根游谈、文饰之辞，全都不取，这确实符合去掉邪僻，遵从正道，捐弃浮华，只取真实的原则。

【原文】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

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篇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真，王爬书字以诫子以，刘向、谷永之上疏元，晃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时，山巨源之启事犯，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译文】

山里只要有木材，工匠就来丈量它，何况满世界文章无数，难道没有可选的？只是遗憾作者不去读书罢了。比如诗有韦孟的《讽谏》，赋有赵壹的《疾邪》，文章有贾谊的《过秦论》，论有班彪的《王命论》，哉有张华的《女史篇》，铭有张载的《剑阁铭》，表有诸葛亮的《出师表》，书信有王狈的《诫子书》，刘向、谷永的奏疏，晃错、李固的策对，荀伯子的弹劝奏章，山巨源的荐举启事等等，这些都是能成为准则的言论，可为世人借鉴。这一类的文章，历代比比皆是，假如把它们载入史书，作为规范，那么文字可以和三代相似，事迹可以和《五经》并列。古代的事和今天的事一样，又有什么远近之分呢？

【原文】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黝陆，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译文】

当年孔夫子修《春秋》，分辨是非，申张褒贬，而使贼臣、逆子恐惧。凡是今天编著史书而在书中记载当时人文章的，假如能拨开浮华的东西而采录真实，也就可以使那些从事文章辞赋之类雕虫小技的人，听到了大道理就能追随了。这是禁阻淫丽之风的堤防，坚持雅正之道的关键，凡是从事史书编撰的人，能不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