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邀矣，不可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以网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潘，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娇，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译文】
三皇、五帝之时，文献有三坟五典，已经很久远了，不能知道它们的详细内容。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代的文献，就是《古文尚书》，但当时世风还淳厚质朴，因之文风简略，要求各种体例完备，固然是没有。然后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司马子长著《史记》，历史著作的各种体例，此时就完备了。后来继之而起的著作，相互因循，即使有所改变，也只是变换名称，范围有限，谁能逾越他们！荀悦、张王番，是左丘明一派，班固、华娇，是司马迁一流。只此两家，各自夸耀推崇。如果一定要分辨它们的利弊，是能够作些论述的。
【原文】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
【原文】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邀矣，不可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以网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潘，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娇，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译文】
三皇、五帝之时，文献有三坟五典，已经很久远了，不能知道它们的详细内容。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代的文献，就是《古文尚书》，但当时世风还淳厚质朴，因之文风简略，要求各种体例完备，固然是没有。然后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司马子长著《史记》，历史著作的各种体例，此时就完备了。后来继之而起的著作，相互因循，即使有所改变，也只是变换名称，范围有限，谁能逾越他们！荀悦、张王番，是左丘明一派，班固、华娇，是司马迁一流。只此两家，各自夸耀推崇。如果一定要分辨它们的利弊，是能够作些论述的。
【原文】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盯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祀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译文】
《春秋》一派，联缀日月作为顺序，以时代先后编排，无论是中原国家还是边远政权，只要是同一个年代，无不详细记载其事，一目了然。一次就能讲清事情，没有重复出现的话语。这是它的长处。至于贤良之士、贞德之女，高才美德之人，凡与国家大事有联系的一定记录得清楚而详细。反之，就不专门去详细叙述。如绛县之老、祀梁之妻，或是因其应对晋国正卿而得以记载，或是应答齐国国君而被记录；而有像柳下惠这样的贤士，颜回那样的仁人，始终不能彰明他们的姓名，显扬他们的言行。所以，要论起它的细致，它连细微的芥末都没有遗漏；要说起它的粗疏，它连山丘这样重大的东西也丢弃。这是它的短处。
【原文】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程居首峡，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柯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译文】
《史记》一派，用《本纪》来统括重大的事件，用《列传》详叙细微的事情，用《表》来排列世系勋爵，用《志》来总括《纪》、《传》、《表》的遗漏。以至于天文、地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宫廷的礼仪规矩，明显的、隐晦的全都详尽完备，大事情、小事情没有遗漏缺失。这是它的长处。至于同一件事情，分散在数篇中，断续而不集中，前后屡次出现。在《高祖本纪》里涉及项羽的事，就说在《项藉列传》里；在《项藉列传》里，涉及高祖的事，就说事情在《高祖本纪》里。还有把同类的人物编排在一起，不求时代先后，后生反而提在卷首，前辈反而降到篇末，因而使汉代的贾谊与战国时楚国的屈原列在一传，春秋鲁国的曹沫与战国时燕国的荆柯编在一篇。这是它的短处。
【原文】
考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晃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l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繁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
【译文】
考察这两种体例的长短，它们互有得失。而晋代干宝著书，却盛赞丘明而贬抑子长，大意是说：《左传》能以简约的三十卷篇幅，囊括二百四十年间的事情，而且没有遗漏。探讨他的这种说法，能说是强劲有力、令人信服的言论吗？查考春秋时的史事，收入左氏所著书中的，大约只占三分之一吧。丘明自知它的简略，所以写了《国语》来增广它。而《国语》之外，尚有很多遗失，怎能说它就囊括无遗了呢？假使左丘明世世代代为史官，著书都仿照《左传》，以至于前汉的严君平、郑子真，后汉的郭林宗、黄叔度，晃错、董生的对策，刘向、谷永的上书，这些都是出众的德行，名驰海内的人物，能洞察明暗的识见，能透彻分析军国大事的言论。这些或因隐迹江湖，地位卑微，不参与朝政；或因文辞繁多，事情广博，难以编排，因而都略而不书，这还是可以的。而如果在感情上有所吝惜，不加以删削，那么有关汉代的志传上百卷，一起列在十二纪中，恐怕就会琐碎而累赘，支离破碎而松散无力了。
【原文】
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剪截班史，篇才三十，历代保之，有逾本传。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译文】
班固知道这样的情况，所以设纪和传来区分，让它们清晰可观，纲目有别。荀悦不喜欢班固拘泥而不切实际，又依照《左传》的体例，剪裁他的《汉书》，只有三十篇。历代珍爱它，超过对《汉书》本身。这样班固、荀悦的两种体裁，竞赛争先，想废除其中的一种，确是困难的了。后来的著史者，不外纪传、编年这两条路。所以晋史有王隐、虞预的纪传体《晋书》，而又有干宝的编年体《晋纪》为辅；宋史有徐爱、沈约的纪传体《宋书》，而又分出了裴子野的编年体《宋略》。各自有其长处，一起流传于世。干令升的话真是奇怪，他是只坚持一家的观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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