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人枢机之发，叠叠不穷，必有余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则且以不君为称；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标目。所谓说事之端也。又书重耳伐原示信，而续以一战而霸衬，文之教也；载匈奴为偶人象那都，令驰射莫能中，则云其见惮如此。所谓论事之助也。

【译文】

人的言语一经发出，娓娓不断，一定要有额外的音节补足句子，作为句子的发语同和语尾助词。因此“伊”、“准”、“夫”、“盖”,表示一句话的开头；“焉”、“哉”、“矣”、“兮”，帮助断开句子。去掉它们，语言就不完全，加上它们，句、段才得以完整。史书叙事，有时与此相似。所以要叙述晋灵公加重征收赋税以彩画墙壁，就先以“不君”来称述；要讲述司马安四次做官做到九卿，就先用“巧宦”来标示。这就是所谓叙事的“发语词”了。又如写重耳讨伐原国时，显示了信用，后面就以城骥之战“一战而成为霸主，正是文明教化的作用”作为接续；记载匈奴人做了那都的偶象，叫兵士骑马射它，没有一个能射中，接着说他们害怕那都到如此地步。这些就是所谓的论述事情的“语尾助词”了。

【原文】

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乃得失享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

【译文】

过去孔夫子删订经书，意义在于彰明褒贬，就像日月星辰一样明明白白，应该作为不可改易的原则。而史传所记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广泛地记载事情。至于要在记述事情之外，还要不时寄寓褒贬抑扬，这样一来，得失是非全在于片言只句之间了，要做得好谈何容易？难道能不谨慎吗？

【原文】

但近代作者，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盖《史记》世家有云：赵秧诸子，无恤最贤。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礼让居本。至如伪会邻国，进计行栽，惮同气女兄，摩笋引决，此则诈而安忍，贪而无亲，鲸统是侍，犬永不若，焉得谓之贤哉！又《汉书》云：萧何知韩信贤。案贤者处世，夷险若一，不陨获于贫贱，不充拙于富贵。《易传》曰：知进退存亡者，其唯圣人乎！如淮阴初在仄微，堕业无行，后居荣贵，满盈速祸；躬为逆上，名隶恶徒。周身之防靡闻元，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将，呼为才略则可矣，必以贤为目，不其谬乎尽？又云：严延年精悍敏捷，虽子贡、冉有通于政事，不能绝也。夫以编名《酷吏》，列号“屠伯”，而辄比孔门达者，岂其伦哉！且以春秋至汉，多历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才术相类殆，锚株无爽拜，而云不能绝乎？

【译文】

但是近世的作者，沉迷于追求繁杂丰富，就有时候“发语词”用得不当，“语尾词”加得不合适，让后世的读者难以信任。《史记》的世家中有这么一句：“赵鞍的几个儿子中，无恤最贤。”要说贤者，应当以仁恕作为首要的品质，礼让作为立身的根本。至于像无恤，假托与邻国国君会盟，设计进行凶残杀戮，使同胞姐姐举异自杀。这却是狡诈而用心残忍，贪婪而不顾亲属，与鲸蜕同类，比猪狗不如，怎能称作“贤”呢？又《汉书》上说：“萧何认识到韩信贤。”按说贤人处世，无论遇到顺利或危机，表现如一，不因贫贱而显得困迫失志，不因富贵而显得欣喜失态。还有《易传》说：“能够明白进退存亡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像淮阴侯开始处于贫贱中，不务正业，行为不轨，后来享受荣华富贵时，自满自得，招灾惹祸，自己背叛君l，名列罪犯之列，没听说有过自我警惕防范，哪里有知足的念头？如果赞誉他善于领兵打仗，称他有才略也就可以了。一定要用“贤”来标榜他，岂不荒谬？又说：“严延年很精悍，做事敏捷，虽然像子贡、冉有那样的精通于处理政务，他都可以与之相比。”以一个编在《酷吏列传》里，人称“屠伯”的人来和孔夫子门下的著名人物相比，岂不是***不类吗？况且从春秋时代到汉代，经过了很多年，如果以语言相貌取人，既没听到过前人说的话，也没见到过前人的面貌，又怎么知道和他们的才能类似，丝毫不差，因而就说能与他们相比呢？

【原文】

盖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今之记事也则不然。或隔卷异篇，速相矛盾；或连行接句，顿成乖角。是以《齐史》之论魏收，良直邪曲，三说各异；李百药《齐书序》论魏收云：若使子孙有灵，窃恐未艳高论。至《收传》论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门。但志存实录，好抵阴私。于《尔朱畅传》又云：收受畅财贿，故为荣传多减其恶。是谓三说各异。《周书》之评太祖，宽仁好杀，二理不同。令狐德剿周书·元伟传》称文帝不害诸元，则云“太祖天纵宽仁，性罕猜忌。”于《本纪》论又云：“者宫制胜，阖城擎戮；茹茹归命，尽种诛夷。虽事出权道，而用乖于德政。”是谓二理不同。非惟言无准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辞再三，良以好发芜音，不求说理，而言之反覆，观者惑焉。

【译文】

占人记事，或是在前面为后面将发生的事埋下伏笔，或是在后面点出结论。分布虽然松散，但综合交错更显细密。现在人记事就不是这样。有的在不同的篇卷中，就发生了矛盾，有的在前后行句中，顿时出现乖悖。所以《齐史》中论述魏收，有的地方说他为良史直笔，有的地方说他歪曲不正，三个地方说法不一（李伯药《齐书序》议论魏收说：“如果他的子孙有灵，我认为恐怕也未必同意他的高论。”到了《魏收传》论中，又说：“足以成为司马相如的弟子，孔夫子的门徒。但是志向在于修史，喜欢揭发人家的隐私。”在《尔朱畅传》中又说：“他接受尔朱畅的财物贿赂，所以写他的父亲尔朱荣传时少写了很多坏处。”这就是三个地方说法不一）。《周书》评论太祖，又说他“宽仁”，又说他“好杀”，两种说法不同（令狐德菜在《周书·元伟传》中说到文帝不杀害魏朝元氏亲属时，就说太祖天性宽厚仁慈，没有什么猜忌的性格；在他的《本纪》论中又说：“攻克江陵，全城人都被他或抓或杀；攻打茹茹族，几乎全族人都被杀灭。虽然事情关系到政权，但却与德教相违背。”这就是两种说法不同）。不仅是讲话没有标准，而且事情成了前后矛盾了。人的品质是同一个，而史书上的评价却有好多种，尤其因为喜欢发一些杂乱的议论，而不去追求确切而正直的道理，因而使出言反复不一，让读者迷惑。

【原文】

亦有开国承家，美恶昭露，皎如星汉，非磨涅所移，而轻事尘点，曲加粉饰。求诸近史，此颗尤多。如《魏书》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埠”；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自余所说，多类于此。案魏氏始兴边朔，少识典、坟；作俪蛮夷，抑惟秦、晋。而鸟官创置，岂关郑子之言？髦头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无限，何甚厚颜！又《周史》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扭，庚信赠其诗曰：“貌亡垂棘反，齐平宝鼎归。”陈周弘正来聘，在馆赠韦复诗曰：“德星犹未动称，真车诅肯来时？”其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庚、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若乃题目不定时，首尾相违，则百药、德菜是也；《齐史》，李百药所撰。《周史》，令狐德巢所撰也。心挟爱憎，词多出没，则魏收、牛弘是也。《魏书》，魏收所撰。《周史》载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鉴裁非远，智识不周，而轻弄笔端，肆情高下。故弥缝虽洽，而厥迹更彰，取惑无知，见嗤有识。

【译文】

也有新政权的君主，美德恶行一览无余，清楚明白如同星河，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却有人随便加以涂抹，着意进行粉饰。近代史书中，这一类的弊病特别多。比如《魏书》记叙道武帝用鸟名作为官名，就说是“崇尚淳朴，学习远古的少眸氏”；叙述道武帝和边远部落缔结婚姻，就说是“招抚边远部族，仰慕追随汉高祖”。其余的论说，大多与此类似。按说北魏兴起于边远的北方，关于古代典籍的知识很少。与边远部族联姻，也只不过像秦、晋那样世代通婚而已。所以，以鸟名为官名，哪里会与郑子的话有关？与披发人结亲，何曾借助奉春君的策略？大话无边，多么厚颜无耻！又如《周史》说：元行恭在北齐灭亡后得以归国，庚信赠诗给他说：“被国灭亡美玉归，北齐荡平宝鼎回。”陈朝周弘正出使来周，在宾馆里赠诗给韦复说：“德星还没有移动，真人的车子如何肯来？”元、韦二人被庚信、周弘正看重到这种程度。文字会有损意思的表达，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比拟会不恰当，也是由来已久。如果把庚信、周弘正所作的诗文都作为信史实录，那么他们所褒贬的不止一人，都应该采取他们的结论，何止只是采录这四句？至于评价不一，前后矛盾，那么李伯药、令狐德菜就是（(（齐史》是李伯药撰写的；《周史》是令狐德菜撰写的）；心里带着自己的爱憎好恶，用词不定，那么魏收、牛弘就是（(（魏书》是魏收撰写的，《周史》里记载元行恭等事，本来是牛弘撰写的）。这些都是判断裁定不高明，才智见识不周密，却轻易下笔，任意褒贬。所以尽管弥补缝合得很合适，而缺漏的痕迹却更突出，使无知之人受到迷惑，被有识之士嗤笑。

【原文】

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侠。案《左传》绛父论甲子，隐言于赵孟；班《书》迷楚老哭龚生，莫识其名氏。苟举斯一事，则触类可知。至稽康、皇甫谧撰《高士记》，各为二雯立传，全采左、班之录，而其传论云：“二雯陷德容身，不求名利，避远乱害，安于贱役。”夫探揣古意，而广足新言足音子愈反，此犹子建之咏三良，延年之歌秋妇。至于临穴泪下，闺中长叹皿，虽语多本传，而事无异说。盖尧胫虽短，续之则悲；史文虽约，增之反累。加减前哲，岂容易哉！

【译文】

话少的人，说出一句就已经周全；才学芜杂的人，靠几句话才能透彻。查《左传》讲绛县老人论甲子的事，隐在对赵孟的记载里；《汉书》记述楚地老人哭龚胜的事，没有写下他的姓名。随便举这样一件事，就可以类推其它了。到了稽康、皇甫谧撰写《高士传》，分别为两位老人立传，完全采用《左传》、《汉书》的记载，在传论中说：“两位老人隐藏自己的德行以保护自己，不追求名利，躲避乱世，远离祸害，安于作为卑贱劳役之人。”猜测古书的含义，从而增补新的言词，这就像曹子建咏《三良诗》，颜严之作《秋胡行》，有“面对墓穴而泪下”、“闺房中深夜长叹”的句子，虽然词句比原来的本传要漂亮，但与原义没有任何不同。野鸭的腿虽然很短，要加长它却是可悲的事；史书的文字虽然简约，要增加它反而成为累赘。要增减前人的文字，岂是容易的事？

【原文】

昔夫子断唐、虞以下迄于周，剪截浮词，撮其机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磋乎！自去圣日远，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厘革，而以人废言，此绕朝所谓“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者也。

【译文】

过去孔夫子删定《春秋》，把唐虞作为上限，下迄于周，剪裁去浮词，摘取其中重要的部分，使帝王必须遵守的原则明明白白。可叹啊！距离圣人的时间越来越远，史籍越来越多，其中的是非得失谁能修改订正？即使有具备改正错失的才能的人，却又因为不受信用而废弃他的意见。这就是秦大夫绕朝对士会所说的：“不要说秦国没有人才，因为我的谋略不被采用罢了。”

x 小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