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曰：“吾犹及史之网文。”是知史文有网，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堑之客，何尝不微求异说，采披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机》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弹见洽闻，若斯之博也？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译文】

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书的网文。”由此可知历史文献有遗阀，由来很古了。如果不是博雅的人，怎么能补上史书的遗失散逸呢？珍贵温暖的裘衣集众狐之腋而成，宽广的大厦要以很多木材构造，自古以来的搜集资料，编撰图书之人，何尝不征集搜求不同的说法，采摘各家的言论，然后才能成一家之言，传之后世。看左丘明接受孔子所传《春秋》经而写下《左传》，广泛包含各个国家。大概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机》等书，于是就把它们聚合起来进行编纂，混合而成一本书。假如当时只凭鲁国史书，只向孔子一人学习，怎么能有如此广博详尽的见闻呢？司马迁的《史记》采录了《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于班固的《汉书》，则和《史记》完全一样，从太初以后，又杂引刘向的《新序沙、《说苑》、《七略》中的话。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代雅正之言，所记的没有邪僻的事，所以能为当时人信任，成为千年名著。

【原文】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册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搓以登汉，姐娥窃药以奔月。如斯路驳，不可弹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沾班、华之寸札。而秘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俄，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

【译文】

但是，中古以后，作史者日见其多。虽然国家不断有图书编撰出版，但史事也难以尽记。而诸子百家、私人撰著，自有它们的可取之处，确实可以广博见闻。它们的缺点是，牵强附会地列出一些非正统的说法，无益地添加奇闻异事，以至于如大禹生启为石，伊尹生于空桑，海上有人乘筏而入天河，嫦娥偷药而奔月，像这一类杂乱荒诞的东西，说不胜说，自然难以拈污南史、董狐、班固、华娇等人的笔墨。而播康的《高士传》，喜欢聚集七国寓言，皇甫玄晏的《帝王纪》，大多采用六经图徽中的说法，不正确地援引书籍，大概从此就开始了。

【原文】

至范哗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惭良直，而王乔鬼履忿，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砚。遂云马睿出于牛金，王肋曰：沈约《晋书》造奇说云，琅娜国姓牛者，与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远叙宣帝以毒酒杀牛金，符证其状。收承此言，乃云：司马睿，晋将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睿为金子，计其年，全不相干。案前史尚如此误，况后史编录者耶皿？刘骏上淫路氏。沈约《宋书》曰：孝武于路太后处寝息，时人多有异议。《魏书》因云骏熏其母路氏，丑声播于既、越也。可谓助柴为虐皿，幸人之灾。寻其生绝撤嗣称，死遭剖靳衬，盖亦阴过之所致也。

【译文】

到范哗的《后汉书》，增删东汉一代的历史，自认为称得上良史直笔，但是，其中的王乔鞋子化鬼的事，出自于《风俗通》，左慈化羊而说人话的事，为《抱朴子》所传，良芳不分，太污杂了。沈约著史书，好诬蔑前代。对于晋代，故意编造奇异的说法；对于刘宋，则有很多诽谤的言论。前代史书记载的时侯，已经谴责他的错误了。而魏收依附北朝，尤其诬蔑南朝。他承袭沈约的奇异荒诞，并且更无中生有。于是说司马睿是牛金所生（王韵说：沈约《晋书》编造奇闻，说琅娜国一个姓牛的人和恭王妃夏侯氏私通，生了中宗。于是追溯宣帝司马鼓用毒酒杀害手下将领牛金的事，以证明符俄之说。魏收《魏书》承袭这种说法，就说司马睿是晋将领牛金之子。宋孝王说：魏收把司马睿作为牛金的儿子，计算一下年份，可知完全不相干。案：前代史书尚且有如此失误，何况后代在前代史书的基础上进行编纂呢），刘骏和他的母亲私通（沈约《宋书》上说：宋孝武帝在路太后那里过宿，当时不少人有看法。魏收《魏书》于是就说刘骏和他的母亲路氏***，丑闻流传到陇、越一带）。可以说是助莱为虐，幸灾乐祸。探究他的生前没有后代，死后遭到戮尸，大慨也是冥冥之中的报应所致了。

【原文】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批，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译文】

晋代的历史类杂书，不止一种，如《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类，所记载的有的是小笑话、小机辩，有的是神鬼怪物，事情是扬雄所不看的不符合圣人行径的事情，语言是孔子所不说的有关怪力乱神的语言。本朝新撰的晋史，采纳了很多这一类的事作为书中的内容。把干宝、邓集所作为垃圾而清除了的，王隐、虞预所看作是批糠的东西，拿来作为逸史，补充前人的史传，这和魏朝编撰《皇览》，粱代撰修《遍略》，追求以多为美，以博为工有什么不同？虽然使小人喜欢，但最终还要被君子嗤笑。

【原文】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微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

【译文】

有关郡国的图书，务必要夸耀所记载的地方；有关谱谍的图书，务必要夸耀所记载的氏族，读这些书的人怎么能不熟悉它的得失，明了它的真伪呢？至于像江东“五俊”，由《会稽典录》最早提到；颖川“八龙”，出自于《荀氏家传》，而修撰晋、汉史书的人，都采集这些虚假的名称，定为真实的历史。假如不另外加以研究审核，怎么清楚他们的是非呢？

【原文】

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境无明白，其谁日然。故蜀相亮于渭滨，《晋书》称呕血而死；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沈炯骂书，河北以为王伟；魏收草檄，关西谓之邢邵。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

【译文】

还有，谣言难以确信，传闻大多失实。至于像曾参杀人，直不疑和嫂子偷情，翟义不死，诸葛亮仍活着等等，这些都是道听途说、口说无据的事情，倘若没有弄明白，谁能肯定？所以，蜀国宰相死于渭水之滨，《晋书》说他呕血而死；魏高祖死于马圈戍，《齐史》中说他中箭而亡；沈炯写作辱骂敌手的檄书，北方人以为出于王伟之手；魏收撰写檄文，北方人说是邢邵。同说一件事，说法有两种，大概因为传说的人彼此不同，所以记载的人也就是非难定。

【原文】

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径、渭一乱，莫之能辨。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尧有八眉，夔唯一足；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此之乖滥，往往有旗。

【译文】

何况古今无路可通，今人不能看到听到古代的事情，而谈说的人或者前后颠倒，或者有无不辨。径渭一乱，就没人能够分辨。而后来著史的人又穿凿附会，喜欢和别人不同。他们不凭借国史，倒另外去从流俗中打听。在他们记载事情的时侯，就有人把师旷和轩辕放到一个时代，管格和东方朔放到一个时代；说尧有八眉，夔只有一只脚；乌鸦头变白，马头上生角，从而救了燕太子丹，使他免遭灾祸；犬吠鸡鸣，追逐刘安而升天。这种违理失实的地方，往往有的是！

【原文】

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当莞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呜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译文】

所以编撰史书的人憎恶道听途说的违背常理和街头巷议的不符合事实。看司马子长撰写《史记》，有关殷、周以前的事，采集于仆役之口；孙安国编著《晋阳秋》，有关梁地、益地的旧事，访之于老人之口。把草野之人所说的东西，粗鄙不雅的说法，刊刻到书籍中，作为王规的言论，还想要跟《五经》并列，和《三志》争名，这也是够难的了。唉！死去的人在渺茫幽远的九泉之下，不会爬起来，所以加在他头上的低毁，会长久地欺骗干年以后的人。后世的学者，对书中的不同之处，值得怀疑的事情，应当好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