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日记言，二日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浩，仲旭周任之言，史佚、减文之说，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的准。其于事也则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鸟名官，陶唐之以御龙拜职。夏氏之中衰也，其盗有后界、寒泥，齐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并开国承家，异闻奇事。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则记事之史不行，而记言之书见重，断可知矣。

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他事。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睡。故二传大行，擅名后世。又孔门之著述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则上起唐尧，下终秦缪，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案《论语》日：“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事已成，不可复解说。遂事不谏，事已遂，不可复谏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复迫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经四处，注皆全写先濡所释也。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梁纷不胜其恶。”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种。”汉景帝曰：“言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对。”斯并囊贤精鉴，已有先觉。而拘于辛l法，限以师训，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

又按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果让汤，武王斩封，其事甚著，而艾夷不存。此事出《周书》。案《周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以成其录也。观夫子之定《礼》也，隐、ik］非命犯，恶、视不终妞，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拭皿。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鲁多淫僻，岂无刺诗，盖夫子删去而不录。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昊，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缺漏无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替。今故评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条，列之于后。

【译文】

古代史官有记言与记事的分工。但是，古代人对“言”特别重视，认真地学习史官所记的帝王言语。他们把记言的著作置于记事的著作之上。如记录虞、夏、商、周帝无浩示的典籍，商汤朝、周朝的记言史官仲迪、周任、史佚、藏文撰录的著作，广泛地为人们所引用。人们在闲谈时，讨论问题时，或者向朝廷献策上书时，都用其中的话作为引子，或者用其中的话为依据。然而，对于记事的史书就不是这样的态度了。如少吴帝以鸟名作为官名的事情，陶唐氏因有驯龙的本领而得官的事情，又如夏朝一度衰弱后，出现了篡权夺位的国贼后界和寒泥；齐国初建之时的国君是逢伯陵与蒲姑。上述这些事都是有关开国传业的奇异或重大之事，然而，后代的学者，很少有人传播这些事情。只有十分博学的人，才了解一二。由此可见，在古代，记事的历史著作流行不开来，相反，记言的历史著作倒受到人们的重视。

到左丘明为《春秋》作传，虽然解释了经文大意，但掺杂进其他它方面的事情，使得两汉的儒学学士们，恨他若仇敌。所以，在汉代，流行的是《公羊传》与仗谷梁传》，这两部著作广为人知。又如孔子学生所写的两部著作，一是《论语》，专门记录孔子的言语，另一是《家语》，在记录孔子的言辞时，又记录了一些事情。然而，从古至今，老师传授给学生的，只有《论语》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古人重视记言的历史著作而轻视记事的。但是，这祥的认识态度显然有很大的害处。从唐尧到秦缪，这一段历史情况可见于书籍的，仅有《尚书》等·而《尚书》，只有一百多篇，而有关帝，王的废兴、帝王的事迹则挂一漏万，要说起它的缺漏来，哪里说得尽。难怪后代有人说，尧舜以下的历史，是很难搞得清楚的。按：《论语》说：“君子总是帮助人取得成功，而不促使人向罪恶的方向发展。”又说：“已经做了的事不再解释（事情已经做成，不可再去解释）；已经完成的事不再去挽救（事情已经做完，不可能再去阻止和挽回了）；已经过去了的事不再追究（事情已经过去，不便再作追究）。”又说：“老百姓只可以被驱使，而不可以让他们懂得道理（由，役使的意思。可以役使老百姓，而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役使。这里引用的四句经文，注释全采用先前儒学大师的注释）。圣明的人创制道德规范以教育人，他们说的话就是这样的啊。史书记载历史，其功用也是这样。所以，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会因自己的品质得到更多的项扬，虽然他们身上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犯有错误，但是，不会受到指责。一个犯有罪恶的人会因所犯罪恶而为人们所憎恶，即使有一些优点，人们也不会颂扬他。孟子曾说过；“尧、舜已承担不了人们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赞誉，禁、封也已无法再背动人们堆在他们身仁的种种罪恶。”魏文帝在登位仪式结束时说：'”我已经知道舜与禹得到政权是怎么一回事了。”汉景帝说：“学者不谈论汤、武接管前朝政权的事，并不是愚昧无知的表现。”这些都表明，前代的贤明之士，已经觉察到了史书与史实有距离了。然而，受礼法的拘束与不敢违忏老师的教导，嘴里不说，但是心里叽白史书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又按：鲁国的史书《春秋》，对于国外的贤明之士与对于有关本国荣誉的事，不论大小，是凡不利的，都含糊其辞，或避而不说。这本来是周公提出的做人格言。然而，为什么要将这格言曲意运用到《春秋》一书的修撰上呢？不但《春秋》如此，六经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汤灭夏柴，夺取了夏朝的政权，周武王造反，讨伐殷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此事出自《周书》。案《周书》是孔子删编《尚书》之余，编成一书）。然而，孔子在删订《尚书》时，都将它们删去了。鲁国的隐公、阂公都死于篡权夺位的贼子手中。更有甚者，有人为了抢班夺权，竟杀死了仍是孩童的太子恶与他的弟弟视。然而，孔子在修订《礼记》时，竟在上面赫然写着“鲁国没有拭君篡位的事。”又如看孔夫子删订的《诗》，是凡《国风》，不论哪一个国家，都有讽刺怨恨当政者的歌谣，然而，独有鲁国，却没有怨刺诗（鲁国国君有很多淫僻之事，难道会没有讽刺的诗篇，大概是孔夫子删去而不录了）。我们再看《论语·述而》的一段记载：鲁国的国君娶了吴国的公主，而鲁、吴两国都姓姬，这是不符合礼法的。臣子陈司败问孔子：“国君这样做算知礼吗？”孔子居然说：“知礼。”这些都能证明圣人也常动用他们的智慧来愚弄别人，对事情的评价完全出于自己的爱憎态度，而不是根据事实。另外，占人记叙事情，用词非常少，简单精炼。但后）、却无法由这些简洁的文字看到当时事情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貌，因时间推移，也无法称补记叙的缺漏。这祥使得后代的学者，无法探究事情的起因，对过去的史实，糊里糊涂，无法审察，有如聋子和瞎子。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情况，我提出历史著作中十个值得怀疑的史事。下面，将它们－一摆列出来。

【原文】

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峻德。”而陆贾《新语》，又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按《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昊氏、撷项项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祷机，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络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警餐，以此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且《论语》有云。舜举咎蒜，不仁者远。是则当咎蒜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译文】

《虞书》对尧大加歌项，说他“发挥了超人的才智美德。”汉代陆贾的《新语》又说：“尧舜时代，家家都有德行，人人都被族表。”这些都是因为《尧典》凭空虚构尧的功绩而带来的，后人不过是迷信了《尧典》罢了。按：《春秋》上说：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元”；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叫作“八凯”。这十六个人的后代，世上的人们都称赞他们高尚的德行，他们的名字则有口皆碑，一直传播到尧的时代，然而尧却不用他们，不让他们发挥作用。帝鸿氏，少昊氏、撷项氏各有无德无才的儿子，他们是浑沌、穷奇、祷机。这三人的后代，和他们先祖一样为非作歹，人们深深地僧恶他们，咒骂他们的罪恶，使他们臭名昭著，一直到尧的时代。然而尧却不能惩罚他们。络云氏也有个无德无才的儿子，社会上的人叫他为餐餐。他的后人与上述三人的后代，合称叫“四凶”。尧对他们都不能进行惩罚。这样，在尧的时代，邪恶的小人与德行高尚的君子，生活在一起，善恶不分，贤愚混杂。《论语》说，舜举荐咎薪担任重要职务，使得社会上的不仁者通过教化都成为仁者。由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咎蒜未被举荐之前，社会上不仁的人是很多的，当时在位执政的都是奸邪小人。这又哪里谈得上尧“发挥了超人的才智美德”呀，又哪里谈得上尧的时代“家家都有德行，人人都被族表”呀？这是第一点疑问。

【原文】

《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孔氏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按《汲家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默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樱。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其疑二也。

【译文】

《尚书·尧典》又说：肠尧打算将帝位禅让给舜。”孔安国注说；“尧知道儿子丹朱是个道德败坏的人，所以想把帝王的位置禅让给别人”。然而《汲家琐语》却说：“舜将尧囚禁在平阳：”竹书上又说，某地有一城，叫作囚尧城。有见识的人根据这种不同于一般的说法，对尧禅位于舜这件事非常怀疑。那么根据这两部书的内容，己经足可证明禅让之可疑厂。可是还有前人所没有看到的证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山海经》上说：尧的比子帝丹朱。把他放在帝王之列莫非是舜虽然剥夺了尧的帝王权力但仍然将他的儿子立为帝王，不久，再从他儿子的手中将王位夺过来了吗？回顾近古的历史，不是常有一些奸维在谋取帝位时，故意打着保卫帝王的旗号而出兵，最后废除了帝王而立帝王的儿子，或者将兄长赶下台而拥立弟弟的吗？他们开始向国人表示出拥戴新帝王的态度，最终，还是自己夺取了帝位。这种情况，历代都有。用古代的情况比照今日，干百年来的改朝换代的方式是一样的。由此看来，尧让位给舜的事情，很难弄清楚一定说是禅让，实在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空话。这是第二点疑间。

【原文】

《虞书·舜典》又云：'’五十载险方乃死了。”《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按苍悟者，于楚则川号泪罗，在汉则邑称零桂。地总百越，山连五岭，人风媒划，地气敲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禅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何得以垂段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溢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历观自古人君废逐，若夏莱放于南巢，赵嘉迁于房陵，周王流氦，楚帝徒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者。斯则险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译文】

《虞书·舜典》又说：“舜在帝位五十年，最后在巡狩南方时去世。”孔安国《注释》说：“舜死在苍悟的荒野，就在那里被埋葬了。”苍悟，在先秦的楚国，那里的一条江叫泪罗江。汉朝在那里所建的郡邑叫作零陵郡与桂阳郡。该地笼括南方各族，山则与五岭相连。那里的风俗是人喜欢纹身，而地方则烟瘴弥漫。一般情况下，即使有人出以百金的高价，也不敢到那个地方去，何况是一国的国君，他怎么能够到那里去，忍受那里的艰苦呢？而且，舜在此时，必然是精力衰弱，身体疲劳，放弃帝位，如释重负。那么，他又为什么在这垂死之年，踏上那荒凉、贫痔的地方呢？而且，娥皇，女英两个妃子并没有随他一起去，夫妻分离，成了旷夫怨女。舜在万里之外的苍悟，无依无靠，最后在那里命丧黄泉，孤魂飘荡。禅让帝位后远避他乡，难道真是这样的吗？考察自古以来国君被废除、被放逐的情况，如夏柴被流放到南巢，赵迁被放逐到房陵，周王被迁到氦地，楚义帝被移到郴县，虽然，说他们处境艰难，生活困顿，但是，有谁的艰难程度超过了舜的呢？由此可见，所谓巡狩南方，最后又死于该地，大概是禹的用心吧？这是第三点疑问。

【原文】

《汲家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按舜之放尧，文丁杀季，无事别说，足验其情，已于此篇前言之详矣。夫惟益与伊尹受戮，并于正书犹无其证。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废尧而立丹朱，禹黝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权，势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其事不成，自贻伊咎。观夫近古篡夺，桓独不全，马仍反正。若启之诛益，亦犹晋之杀玄乎？若舜禹相代，事业皆成，惟益覆车，伏辜夏后蕊，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之祸者乎？其疑四也。

【译文】

《汲家书》中说：“舜将尧放逐囚禁在平阳，大臣伯益被启杀死。”又说“太甲杀死了伊尹，文丁杀死了周公。”所说的这几件事情，与正史所记载的都不相同。《汲家书》是后人从墓中发掘出来的，所以，世上的人对书中所记的大多不相信。按舜囚禁尧、文丁杀死季历，不需要别的根据，已经足以证明其事了，这在上文中已详细地阐述过。只有伯益与伊尹被杀的事，在正史上还找不到一点证据。推而论之，启杀死益的事情，仍然需要进一步核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舜在谋取帝位时是先废除尧而立丹朱的，禹是先罢黝舜而立商均的，伯益掌握着国家的大权，其势力等同于即位前的舜、禹，如果他也想沿袭舜、禹的做法，他可以不劳而获天赐的福禄。结果，他没有象舜、禹那样取得帝位，就是说他本人给自己带来了灾难。考察近古历史上篡权夺位的事情，只有桓玄没能取得成功，而且丢了性命，司马氏仍然掌握了政权。是不是夏启杀伯益，就象晋帝杀桓玄呢？舜、禹取代前任帝王的事，都取得了成功，惟有伯益翻了车，失败了，并且受到夏启的惩处，这是不是又象桓玄效法曹氏、司马氏篡权夺位，而唯独桓玄自己招致祸殃呢？这是第四点疑问。

【原文】

《汤誓·序》云：“汤伐荣，战于鸣条。”又云“汤放莱于南巢。唯有惭德。”而《周书·殷祝》篇称“柴让汤王位”云云。此则有异于《尚书》。如《周书》之所说，岂非汤既胜莱，力制夏人，使柴推让，归王于己。盖欲比迹尧、舜，袭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汤以天下让务光，而使人说曰：汤欲加恶名于汝。务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汤乃即位无疑。然则汤之饰让，伪迹甚多。考墨家所言，雅与《周书》相会。夫《书》之作，本出《尚书》，孔父截剪浮词，裁成雅谙，去其鄙事，直云“惭德”，岂非欲灭汤之过，增柴之恶者乎？其疑五也。

【译文】

《尚书·汤誓序》说：“汤讨伐梁，与梁在鸣条的郊外开战。”又说：“汤将莱流放到了南巢，想到自己作为一个臣子如此对待国君，心里感到很惭愧。”而《周书·殷祝》篇说是“柴把王位让给汤”等等。这就和《尚书》所记不同。按照《周书》所说，岂不是汤打败了架，以武力制服了夏朝廷，迫使架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吗。或许是想要模仿尧、舜得到禅让的样子，借以获得如他们一样的高尚的名声吧？又《墨子》中说：“汤欲将天下让给务光，而又派人对务光说：‘汤杀死了君王，他想让你顶替他狱君的恶名，所以，故意将天下让给你。”于是，务光投身于清冷的泉水中自杀而死。汤做帝王是不用怀疑的事实，但是，古籍中关于汤故意推让、有心作假的痕迹还是很多的。考察《墨子》所说，与《周书》正好相合。而《周书》本出自于《尚书》，是孔子删削《尚书》后余下的文字。孔子在删削《尚书》时，裁去埋俗多余的话，提炼成简洁典雅的语言，又删去鄙陋的史事，他直接说汤有“惭德”，岂不是想掩盖汤的过失而增加莱的罪恶吗？这是第五点疑问。

【原文】

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封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封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柞。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为《泰誓》，数封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列封罪，有倍《五经》。故孔子曰：某、封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据妇人临朝？刘向又曰：世人有拭父害君，柴封不至是，而天下恶者，皆以柴封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乎？其疑六也。

【译文】

《五经》所载的言论，一千多年后仍然是人们所信奉的。然而，考察它们的内容，却发现经常前后矛盾。有什么根据呢？譬如，称颂周的强盛，就说周据有了天下的三分之二，商封是独夫民贼；说殷被周打败时，又说封拥有亿万臣民，死者无数，血流漂柞。这说明经书没有一个是非标准，倾向性不是一定的。又如武王在讨伐殷时所作的《泰誓》，历数了封的过失，也就象近古吕相为晋国与秦国绝交而指责秦的种种罪恶，陈琳为袁绍作讨伐曹操的檄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然而，后代的人承接《泰誓》捏造出来的说法，竟相列数封的罪行，成倍地超过《五经》。因此，孔子说：莱、封的罪恶不至于如此。君子憎恨居于下流，一旦居于下流，人们便将天下所有恶名都归到他们名下了。班伯也说：哪里能有拥抱着妇人而临朝听政的事啊？刘向又说：世上有人狱父害君，莱、封没有坏到这个程度，然而，人们却将荣、封当作作恶的带头人。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所加给莱、封的无数罪恶，岂不是太冤枉他们了吗？这是第六点疑问。

【原文】

《微子之命》篇序云：“杀武庚”。案禄父即商封之子也。属社樱倾覆，家国沦亡，父首果悬，母躯分裂，永言怨耻，生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躯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为生？含齿载发，何以为貌？既而合谋二叔，询节三监，虽君亲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诚可见。考诸名教，生死无惭。议者苟以其功业不成，便以顽人为目。必如是，则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青，向若陨仇雪怨，众败身灭，亦当隶迹丑徒，编名逆党者邪？其疑七也。

【译文】

《尚书·微子之命》篇序说：“因武庚顽固地要恢复殷商，成王便杀了他。”按：禄父是商封的儿子，封被灭后，周立禄父为王，称作武庚。当时，政权失落，山河沦陷，父亲被斩首，母亲的身体被分裂，深深的怨恨和耻辱，生尘死死都不会改变。假使他为了自己和妻儿，作为周朝的侯王而小心翼翼地服侍周朝，那么，他在天地之间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啊？作为一个人，还有什么脸面？因此，不久之后，他便与管叔、蔡叔合谋推翻周政权，后失败询节。虽然他没有报得了家仇国恨，但是，作为一个臣子，他表现了他的忠诚，用礼教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生与死都是无愧的。议论他的人都因他没有获得成功，而把他看作顽固不化、拼死挣扎的恶人。如果一定以这样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君主象夏朝的少康、臣子象春秋时的伍子青，假使他们的报仇雪恨的行动失败了，自身被杀，从者逃亡，是不是也将他们列入恶人之中，说他们是想造反的叛逆者呢？这是第七点疑问。

【原文】

《论语》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按《尚书》云：“西伯勘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诸侯，而辄行征伐，结怨王室，殊无愧畏。此则《春秋》荆蛮之灭诸姬，《论语》季氏之伐撷臾也。又按某书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称王云云。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速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潜号而陵天子也。然则勘黎灭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害权臣，默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及其没也，而荀颤犹谓之人臣以终。盖姬之事殷，当比马之臣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其疑八也。

【译文】

《论语》说：“周的品德是多么伟大啊】天下有三分之二的诸侯国拥护他，他却仍以臣子身份服从于殷朝。”按《尚书》说：“周文王平定了黎国后，殷朝廷开始对周不满意。”周，不过是一般的伯爵诸侯国，然而，他动辄对其它诸侯国发动讨伐、征服的战争，与殷朝廷结下怨仇，但是他一点也不感到惭愧和畏惧。这就如同《春秋》中记载的荆蛮楚国消灭周的后代小国，《论语》中所说的季氏吞并撷臾氏。又按，某书中说，文王为西伯时，一只朱雀口衔着丹书，到丰镐文王的住处。于是，文王接受天名称王等等。众所周知，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地上只能有一个君主。殷朝廷仍然存在，国君还在位上，他居然称起了王，这不就是和春秋时期楚国、吴国与越国擅自称王，以欺凌天子一样吗？这样看来，周征服黎国与崇国，是把自几等同于王者。而作为臣子侍奉天子，没有这样的道理、也就象近古三国魏时司马昭杀害朝廷大臣，罢黝少帝，接受九锡的封赐，享受乘坐六马之车的待遇。到他死后，荀颤还说他是作为一个大臣而终其一生的。姬昌对待殷朝廷的态度，应当相当于司马昭对待魏帝的态度。如果说周的品德无比高尚，不也是一种虚假的说法吗？这是第八点疑问。

【原文】

《论语》日：分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按《吕氏春秋》所载云云，斯则太王钟受厥孙，将立其父，太伯年居长嫡，地实妨贤。向若强颜苟视，怀疑不去，大则类卫极之诛，小则同楚建之逐，虽欲勿让，君亲其立诸？且太王之姐，太伯来赴，季历承考遗命，推让厥昆。太伯以形质已残，有辞获免。原夫毁兹玉体，从彼被发者，本以外绝嫌疑，内释猜忌，譬雄鸡自断其尾，用获免于人牺者焉。又按《春秋》晋士劳见申生之将废也。曰：如吴太伯犹有令名。斯则太伯、申生，事如一体。直以出处有异，故成败不同。若夫子之论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转祸为福，斯则当矣。如云可谓至德者，无乃谬为其誉乎？其疑九也。

【译文】

《论语》说：“太伯的品德无比的高尚，三次将天下让给弟弟季历，然而，他并没有宣扬自己让位的行为，故而，百姓们无从歌颂他的高尚品德。”按，《吕氏春秋》所说的就不是这样的了。太王钟爱他的孙子姬昌，便欲将爵位传给昌的父亲季历，然而，太伯是嫡长子，他是季历的大哥，他的这种身份、地位妨碍了季历即位。如果，他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带着侥侥幸的心理徘徊而不肯离去，那么，他必然会有灾祸，大的会象卫太子极那样有杀身之祸，小的也如同楚太子建那样，流亡他国。他想不让天下，可是他的父亲能立他为继承人吗？太王死时，太伯来奔丧，季历将父亲临终安排的帝位，让给兄长。太伯则以身体不好，精神颓丧为由，使弟弟接受了他的辞让。其实，太伯毁伤自己的玉体，断发纹身，其目的是向外人表明自己没有占据帝位的欲望，同时，也让弟弟季历不要猜测自己有什么政治企图，从而忌恨自己。这就象一只公鸡，主动斩断自己漂亮的尾巴，使自己等同于丑陋的母鸡，从而使自己不会成为祭神的供品。又按，《春秋》中说：晋国士子劳见太子申生将要被废为庶人，便对他说，不如流亡他乡，象吴太伯那样，还能统治一方。由此也可以看出，太伯和后代的申生，其遭遇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同，故而，结局不一样，一个保全了性命，一个身首异处。如果孔子说太伯因祸而得福，因父亲的嫌恶而使他无意中得到了好的名声，这是确当的。但是，如果说他拱手将天下让给弟弟，并以此说明他的品德无比高尚，这种赞美岂不是荒谬吗？这是第九点疑问。

【原文】

《尚书·金滕》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左传》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按《尚书·君爽》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汕谤，虽爽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慈。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朴环猜习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而周公自以不诚，速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明帝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其疑十也。

【译文】

《尚书·金滕》说：“武王死后，管叔和他的几个弟弟就在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左传》又说：“周公处死了散布流言蜚语的兄长管叔，流放了弟弟蔡叔，难道是不爱他们吗？不，这样做是为了王室整体的利益啊。”按，《尚书·君爽》篇“序”中说：“周成王时，召公是太保，周公是太师，辅佐成王，为左右大臣。召公不高兴。”召公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周公旦行使了帝王的权力，所作所为不符合臣子的身份，权势过大，对帝王构成了威胁。而且，举动可疑，招致许多人对他讥嘲责骂。召公有着孟子的德行与度量，并怀有圣贤的才能，看到这种情况，还很气愤，何况管叔与蔡叔二人，才能中等，又处于偏僻贫穷的小国，从小道上听到周公心怀不轨的消息，心中能不生出一些猜疑吗？考察周公动刀杀人并反咬他们谋反的原因，大概为管、蔡二人不但没有赞美他，反而给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于是，周公便用不和善的态度，将他们迅速杀死。这种做法与汉代孝文帝宽恕想谋反的淮南厉王刘长、与汉章帝赦免想叛乱的阜陵质王刘延，有多么大的距离啊。由此可见，周公此人对兄弟薄情寡义。然而，《尚书》给予他那么高的评价，是什么原因哪？这是第十点疑问。

【原文】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如异于此，则无论焉。

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傅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哉！

【译文】

大致从《尚书》所记载的历史开始，到《春秋》所记的之前，写作史书的人所叙述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这样了。这里我们从经典中摘取那些道理有难以通晓的地方，而诸子异说中有可作依据的说法，把它们汇合起来，互相参考，来甄别真假，考察事情的真相。除此之外，这里就不加讨论了。

远古的史书与近古的史书，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一个内容简洁，记事粗略，一个内容丰富，记载详细。根本的不同，还在于记载历史的态度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呢？近古的史书，记言则将人物的话详细地记入书中，对于历史事件，则很少去甄别、选择，而是不论好的坏的，一股脑儿地全记下来。这样，使得后世的学者了解一个朝代的政治状况，既知道有哪些好的方面，也知道有哪些差的方面。了解一个国君的才能，既晓得他作出了哪些英明决策，又晓得做过哪些愚蠢的举动。然而，远古的史书就不是这样了，它所记录的，都是提纲大概，对于史官心目中的好君主，则带着颂扬的主观态度去记事，而不惜改变事实或隐讳不写。后代学者，考察某一朝代的情况，发现未记载的事情很多，使得许多史事湮没无闻。不妨作这样一个假若，如果让汉、魏、晋、与南朝宋的国君生于上古时代，而让尧、舜、禹、汤这些有德有才的国君生活于近古，再让上古与近古的史官也调换一下时间位置，那么，这些史官们对历史的记载，对一个朝代的政治状况以及对君主的评价，就不一定象现在的史书这样了。关于古书，普通人如木匠轮扁说它们是古人的糟粕，圣贤者象孔子也认为有可疑的地方。孟子则说：“如果人们对书本十分迷信，相信里面所说的一切，那还不如没有书。我对于《尚书·武成》篇，认为其中只有二三片竹简的内容还可取。”由此推论，则远古的历史书籍，虚妄不实的内容真是太多了。这岂不是和后世的王沈、沈约以自己的爱憎态度去篡改历史，虚构事实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