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李靖问对》简称《唐李问对》或《李靖问对》。也有更简称《问对》的。传说是唐代名将李靖所著。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只著录有《李靖六军镜》三卷，而没有《唐李问对》。后经宋人何远、陈师道、邹博、吴鲁等人考证，认为此书是宋人阮逸所撰。何远在《春渚纪闻》中曾提到，据苏轼说《李卫公问对》为阮逸所著，其草稿曾送与苏恂看过。此外，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声的《书录题解》、胡应麟的《四部正伪》、汪宗沂的《卫公兵法辑本序》、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书，也都对此书作了辨伪的论证。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却疑此书为宋熙宁年间所辑录的《卫公兵法》。但细察《问对》的内容，却很少与《通典》中《卫公兵法》佚文有相似之处。另外也有人认为《问对》就是李靖原著，但也未能提出有力的证据。

阮逸，宋代建阳人，字天隐，宋仁宗天圣(公元1023一1031年)进士，景佑(公元1034—1037年)初任杭州知州。通音律，康定(公元1040—1041年)年间，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皇佑(公元1049—1053年)中，更铸太常钟磬，上召逸与近臣太常议密阁，遂典乐事，迁屯田员外郎。著有《阮逸野言》一卷，《宋史·艺文志》将其列入兵书类。此外还著有《易签》、《王制井田图》等书。

《问对》即属假托，阮逸虽非名将，都无损于该书的军事学术价值。相反，该书自问世以来，曾得到不少的赞誉，在军事学术领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神宗在临熙(公元1068—1085年)年间下令从《通曲》中辑录《李靖兵法》未成，而把《问对》列入《武经七书》，立于宫学，也决不是偶然的。

《问对》一书，完全没有抄袭或套用散见于《通典》、《太平御览》中的《卫公兵法》佚文，而是独立思考，自成体系。正如清人汪宗沂在《卫公兵法辑本序》中所说：“阮逸《问对》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不特如此，《问对》一书，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中确具有很多特点，例如：

一、《问对》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战略战术原则，使其科学化。这对于军事学术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隋唐兵家多醉心于古代阵图的考究，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一时成风。阮逸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一切玄虚之词。其所提出方、圆、曲、直、锐五种阵名基本符合1972年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十降》的提法，说明作者对古兵法有深刻的研究。

三、自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之说，侵入了军事学术领域，这在《孙膑兵法》、《六韬》等书中，均有所反映。自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到东汉谶纬之学的风行，军事学术中，听音望气、灾变吉凶等大量渗入，到唐代李荃《阴符经》、《太白阴经》等书更是这样。而《问对》一书却一直坚持科学的态度，丝毫不涉及阴阳迷信的说法。这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宋人戴少望在《将鉴论断》中说：“《问对》一书，兴废得失，事宜情实，灿然华举，皆可垂范将来”。郑谖在《井观琐言》中也断言，《问对》一书虽属假托，亦“必出于有学识有谋略者之手”。我们认为，《问对》一书确实是我国古代一部有价值的兵书，它对于我国军事学术的研究是有贡献的。宋代将其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也是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