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开棺木，她脸色如常，只不过闭着眼睛，就像我幼年时夜夜看着她的样子。从婴儿时我跟她睡，每晚她抚摸我背才能睡着，长大一点，晚上睡下我常常侧头看她，她被子上盖一个深灰大褂，枕头上铺一只青色格子手帕，我把脸偎过去，手帕上是洗净后在炉边烤干的肥皂味儿。她的嘴微微地张着，我听她呼吸，有一会儿害怕了，觉得呼吸好像停了，就轻轻拿手摸一下她的脸，暖和的，这才放心，又想她死了我怎么办，自己哭半天。

我把手探进棺木，用手背在她右侧的脸上慢慢滑了一下。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忍受。

我知道，对叶哥叶嫂，没什么采访可言，没法儿问，

问什么呢?我也不想试图劝谁别难过。

他们允许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够了烧火做饭时，我帮着填点柴。有时候机器开着，很长时间也没人说话，只是柴火噼啪的声音，火苗的蓝尖飘过人的脸，热一阵，冷一阵。叶哥叶嫂要是想说话了，我们就听着，有时候两口子商量以后怎么盖房子生活下去，挺有雄心的样子。有时候又沉默着，干什么都没有心思。

这就是生活吧，不可能靠喊口号就度过去。

过两天他们帮邻居打蒜薹，邻家的女人遇难了，只剩父子俩，孩子十二岁，叫文超。杨柳坪村八十八户人家，遇难二十二人。不同于群居的北方农村，山村里住的人少而分散，路远，主要靠家族和血亲的纽带，能来的都来了，十几个人。

文超穿件圆领小红衫，裤头膝盖上钉着小熊，不爱说话。

我问他怎么不去山下学校过儿童节。

他说不想去。

边上他姨说：“他不想下山，别人都去，就他不去，说也不听。”

我说：“舍不得你爸吗?”

他哭了，拿袖子掩着眼。我不再问，搂他肩膀摇一摇。

打完蒜薹，女人们张罗着吃饭，叶哥戴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黄色矿工安全帽，前沿磕破了，从废墟里头几块水泥底下扒拉腊肉，很满意的样子：“嗯，这个没偷走。”

大伙用石头垒了个灶，找点柴火，拿石片把腊肉外面的灰刮掉，放在锅里煮。水热了，再捞出来，用刷子吃力地擦着肉外头熏的黑焦色，擦完成了蜡黄。我负责切肉，一刀下去，热气直往上蹿，大厚肉片子，透明的油“滋”一声。

叶嫂扭头喊：“你去地里找找有没有土豆。”

男人挖了十几颗回来，滚刀切大块，煮，炒。

居然还从哪家塌了的梁底下找出一塑料壶玉米酒来，大伙有了一点兴致。

把废墟清一淸，露天摆了三张矮桌子，天已经擦黑，村里人舍不得点火，借着麻蓝的天上一点晶明的星光挤着坐，狗在膝盖底下蹭来蹭去，不扔东西给它，它就拿

嘴拱你腰一下，往后一坐，眼巴巴望着。叶哥一边扔点

肉皮一边笑：“它好久没见着人了。”陈威得拍这段，几米之外盯着机器。村里人不觉得我们是来工作的，那个机器他们看惯

了，就像他们的铁锹一样，直对着镜头招呼他“来吃嘛"。”陈威坐在机器后面的石头上扬扬手里的烟：“我抽完这根。”我坐在桌上，文超的小叔是个年轻人，举起了小酒盅：“地震之后第一次这么多人见面，算个团圆酒，来。”这一杯下去，我的胃里像着了火一样。

文超的小叔叫志全，他的女儿也在县城上小学。我们跟他一块去挑水，路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村里人，跟他打招呼，“嗳”一声，男人之间那种口气。

那人偏过头对我说：“是他把我儿子从土里拽出来的。”志全听了却脸色一黯，不说话，走着走着，拿树枝抽了一下路边的石头。

晚上火堆边上我们才谈这事。

他说：”我爱人就是怪我这事，我原来是军人，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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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如果我路上没耽误，去了一定能救出我女儿。”

我想说他已经尽力了，这是无能为力的事。但觉得这话没有意义，他也不需要我说什么。四川人说“火落在脚背上”，这个痛别人明白不了，烙着他，折磨着他，没办法了，喃喃自语一样说出来。他说最难受的就是觉得孩子不会怪他，“她如果活着，要是写作文，肯定会写《我的爸爸》。”

火堆照明不够拍摄，罗陈坐在我左手边，举着我们带来的蜡烛，滚热的甶蜡油流在手上，他没动，一滴一滴，火烛在风里蹿动。

志全说：“她那天早上说，爸爸，给我买一个冰淇淋，我没给买。我就是后悔，两块钱一个的冰淇淋，我为什么没给她买?”

文超趴在他膝盖上哭得抬不起头。

志全摸着侄子的头发：“你爷爷十二岁讨饭到这里，才有这个家，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不要哭。”

片子里有只小猫，地震后幸存的，刚出生，找不着妈了。

小家伙细弱得站都站不住，常常钻在我的迷彩服深处，拼命吮吸，以为那黑暗温暖处是它的母亲。小利爪把我抓疼了，我“呀”一声，陈威就把它揪过来，竖在脸前，露着白肚子，夹着烟那只手指着它的脸，教育一顿。猫一声不叫，可怜巴巴地在烟雾里眯缝着眼睛看他，他叹一口气，把它放下了。

文超也没有了妈妈。我们送他的牛奶，他倒在矿泉水瓶盖里，用食指蘸着，一点一点让小猫舔，猫的脸比蓝色瓶盖大不了多少，尖细的绯红舌头一卷一卷。吃饭的时候，他右手拿筷子夹菜，左手掌心里托一块大窝笋，给它练牙。

“村里人都认为它活不了，你也这么想吗?”我问他。

“是。”

“那你为什么还养它?”

“它也是一条命。”他低头抚摸它。

文超走到哪里，猫就踉踉跄跄跟着。到我走的时候，它已经可以站在狂吠的大狗鼻子前头，不躲不闪，面无惧色。

受难者不需要被施予，或者唱《感恩的心》，我们心怀敬意拍这个片子。

我们找了一家日常开农家乐的村民，给了一些钱，就在他家做饭吃。他家房子没大碍，还养有一百多只鸡，灾后容易有瘟，女人拿把菜刀，把大蒜切成白片，又剁成末喂它们。但还是有一些鸡走在我们边上，脚一软，就扑腾着倒下去了，歪成一团。大家都用眼角扫彼此一下，装作没看见，不提这事。幸好山高风冽，没暑热。

猪也没有吃的了，村民把猪捆住脚运下山去喂，横放在摩托车上，夹在两人之间，后面那人一手抓着猪脚，一只手揪着猪耳朵。猪不吭声，大概是注意到有人在看它，就抬起头，两只眼睛乌溜溜的，眉心里有一个被砸伤的红口子。我们对视着，它的脸被扯起来，像有点惊讶的样子，一直看着我，车拐了一个弯，就不见了。

山上没粮了。

镇里发粮食的干部只有三个人。卷头发的胖大姐满头全是土。瘦得凹着脸、眼睛全陷下去的主任，砸伤后没包扎，一瘸一拐，脚肿得鞋都扣不上。上百人围着他分粮油。大卡车一过轰得满天灰，他大声吆喝着，口罩耷拉在下巴上。他说几天没回家了。我说那你家里人谁

照顾呢。他停了好久说：“只有他们自己照顾自己了。”

我问：“其他干部呢?”

他说：“当时正在开会，都没跑出来。”

“多少人?”

“三十多人……死的太多了。”他用力地眨眼睛，胸口一起一伏，“不说了，不说了。”

我们记录的都是生活里的片断。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在叶哥家门口坐着。有时候下场雨后太阳出来，杉树上水淋淋闪着光，雨滴在房上，汇成极细的水流在瓦间蜿蜒钻行，从残破的瓦头没遮没拦地挂下来。

陈威不爱多说，不搭讪，他身上有股寥落的劲儿，一脸胡茬，总是稍远一坐，烧杯苦极了的野茶，听着别人说话。但我知道，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更愿意待在这儿。

他有那么一双眼睛。

当年拍雪灾，广州车站十几万人被困数天，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士兵拉着绳子围成一个细的通道，人群

急吼吼地往里走，一个大兵喊“快点快点”。陈威的镜头摇过去，旁边的长官急得嗓子都劈了：“什么他妈的快走，快走就出事儿了，走稳，走稳。”人群到了站台上，一个姑娘拿着箱子，往车上赶，

眼看着到了跟前，摔倒了。车开了。她歪坐在地上，箱子翻倒在一边，看着车从面前开

过，一节一节，越来越快。陈威的镜头一直中景对着，没有推上去，也不拉开。过了小一会儿，一个乘务员人了画，过来扶起她，

拉起箱子。他俩一起看着车，轰隆隆远去，把站台都震动了。陈威的镜头还是那样，一点没有动，车越来越快，车窗成了条纹，两个身影还茫然地定在站台上。这两个镜头，胜过千言万语。

六一那天，叶哥叶嫂很不好过，干什么都没有心思。叶哥说：“我今天一早上都在想他，你看我干活的时候都是傻傻的，一下弄这里，一下弄那里……”叶嫂说：“每

次路上摩托车一响，总觉得是他回来了。”文超叫他们干爸干妈，是他们儿子最好的朋友。他没了妈妈，一整天都在叶哥家待着，抱着猫坐在一边。

午饭后，叶哥为了安慰他，翻出儿子的那盒象棋，铺在地上，跟他下了一盘。叶哥有点心神不定，刚下了几个子儿，就喃喃自语：“我是输了吧?输了没有?”

陈威拍了一会儿，把摄像机撤到很远的地方。正午的阳光下，蝉声无休无止，地上都是树叶的黑影子，棋盘放在地上，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蹲着，远处烟青的山，再远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个站在远处，久久地凝视这一瞬间的宁静。有一天在叶哥家坐，听到坡上有人叫喊。“哟，怎么吵架啊?”我们就上去了。有个老爷子一头乱发，围着快晒成白色的蓝围裙，

正爬在梯子上，往半塌的房顶铺瓦。底下站着他儿子，正冲他嚷。原来老爷子死活不去儿子家住，非得修自己的房子，还拒绝别人动手。“我把这房子掀球了！”他五十多岁的儿子喊不下他，急了。

我们去了，爷爷一看人多，烦了，下来。我问：“您多大岁数了?”他正在气头上，两眼圆睁，手一甩：“没得好大。”村长在旁边做工作，一边乐：“他八十三。”又转头

对他喊：“这是北京来的记者。”老爷子不管记者是干什么的，听到北京倒是气平了：

“北京来的，哦，北京来的，北京地震没有?”一脸关切，我挺感动。聊了会儿，村长说：“他唱山歌唱得最好。”我哄他：“唱一个吧。”老爷子犟得很：“不唱。”谁说也不行。后来几天，他还住在半塌的房子里，天光从残瓦上

漏一满地。白天也点一堆柴火，跟几只大肥猫围在火边，头发乱蓬蓬，手抄在蓝布裙里，脸映得微红。他耳朵背，也不懂普通话，我每次经过他家门就大喊一声“爷爷”，这个词他听得懂，每次都一乐，满嘴没牙。

临走前一天，傍晚吃完饭，在叶哥家坐一堆闲聊。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都聚来说话，天暗下来，一个一个深灰浅灰的影子，路边蹲着，或者坐在石头上。男人说县城里的树、房子和路，女人们听着，拿树枝子在地上划拉，有时候自顾自低声说上一阵子，把小猫拿来抚弄一会儿。暮色里看不见脸了，听着点声音也是个热乎气儿。

爷爷忽然从坡上下来，人前一站，直接开口唱了一段，唱完了，拔腿就走。弄得我们手忙脚乱，幸好还录上了几句。

后来罗陈把爷爷唱的歌放在每个节目段落的开头。听不懂他唱什么，让村里人翻译，他们也说听不懂。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几年后，说起这期节目，草姐姐才说：“你们当时在四川，第一天拍完传回来的片子，领导看了有点担心，说这样的片子会不会太灰色，干脆让他们回来吧。”但她没有转告我们，也不干预，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最终从片子里流淌出来，审片的时候，“大家都接受，台长都哭了”。

当时来不及想这些，罗陈赶这个节目三天没睡，实在困得不行了，我说我来写后面的解说，你去睡会儿吧。他和衣在沙发上倒一会儿写完我去找张洁：“这期让我配

音吧。”他看我一眼，我当时重感冒，鼻音重得可怕。

我问他：“你觉得这声音行么?”

他还在沉吟。

我说：“你不让我配我跟你拼了。”

配完音，我回到家，才收拾行李，把沾满泥土的靴子放在架子上，擦掉暴雨打在桌上的黑点，把催我领邮件的单子揉成一团扔到垃圾袋，洗一遍卫生间，洁厕灵濺在手腕上有些腐蚀的疼。袋子里的东西望远镜、电筒、头灯、救生衣，放好，洗脸的时候我看到发际线和脸上的颜色相差很大，胸脯和胳膊上完全是棕黑色。

要了外卖吃，在一堆书的底下找到安德森·库珀的书。他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作过很多灾难和战争的报道，在序言里他写道：“回到家里，等待我的是一叠叠的账单和空荡荡的冰箱。去超市买东西，我会完全迷失……一群女孩一边喝着水果颜色的饮料，一边谈着化妆品和电影，我看见她们的嘴唇在动，看见她们灿烂的笑容和挑染的头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

会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然后看到上面的血迹。”

窗外小区门人们刚刚打完球回来，互相拍打着哈哈大笑。

“我在外面待得越久，情况就越糟糕，回来后甚至无法开口说话。”他说，“我会去看电影去见朋友，可几天后，我发现我又在看飞机的时刻表，寻找可以前去报道的地方和事件。”

我们都努力把自己报道的世界与生活分隔开，但是都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

他说：“我以为我能就此脱身而出，不受任何影响和改变，但事实却是我根本无法解脱。根本不可能做到视而不见，即使不听，痛苦还是能渗透到你内心深处。”

节目播出后，一位素不相的导演打电话来说“安排让你朗诵一首诗”，就要跟我谈论内容我打断她：“不，不朗诵。”

她有点意外：“这可是念给大地震的。”

“我是个记者，不适合念诗。”

她还继续说。

“我知道这诗很好，这事也很好。”我说，“只是我不适合，您找别人吧。”

我并不反对诗，也不反对朗诵，我只是不喜欢被“安排”的感情。我采访过一个姑娘，她在地震中被压了五十多个小时，截肢后在病床上开始画画。有一张是她自己被压在废墟下，只能看到脸，一只手撑着头上的石灰板，眼睛睁得很大，向外看，那是她“绝望又希望”的一刻。

她说画这张画的原因，是后来玉树地震发生，别人

要她给灾民画张画来展览，“给他们画个新家园吧。”但她画了自己，她说“这样才是对他们的安慰”。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

解你。第二年还去不去杨柳坪做回访?罗胨做完前期回来

有些犹豫：“村子里没发生什么事。”“那就好。”我说，“就拍没事吧。”“不过叶哥叶嫂没怀上孩子。”嗯，这就是生活。去的时候是清明，钴蓝色群山，中间有条缝子，一匹油菜花的金缎子泻下来，山里冷得扎人，还点着炭盆。我们每天跟大伙围着炭盆喝茶，还是那样，遇上什么就拍点，没有就不拍。男人们去帮着村里砍木头盖房，我给文超辅导功课，题答对了我俩就一人吃一粒糖，腮帮里硬邦邦的一小块含一个下午。爷爷的耳朵更背了，我俩说不了话，脸贴脸对着镜头照个相玩儿。

鲜红的辛夷花刚开，落得漫山遍野都是，叶哥还穿着那件绿昵子军服，把山坡上的油菜花拿镰刀砍掉，让蒜苗长起来，金光闪闪的花横七竖八倒了一地。正午山里静，只有群蜂在水洼边隐隐不绝的嗡嗡声，陈威把掉在茶水里的野蜜蜂用随身的刀尖小心地挑起来，移到新砌的水泥台上，它在太阳底下，歪斜了一会儿，抖一下，就飞走了。

日子就像胡适说的，“平淡而近自然”。

我们一起进北川县城，路侧都是烛火，两条火线，在青灰的天底下蜿蜒不已。曲山小学隔着条河，没法过去，离河最近的大石头上，一个中年女人坐着看对面，一动不动。

叶哥在卖纸钱的地方选了很久挑一个书包，选了红的，有奥特曼。放下，又选了个蓝的。

地震之后有过一次大泥石流，他们在城里的房子被埋了，找了半天找不着。他和叶嫂就在警戒线后跪着，香插在石块中间，对着小学的方向烧纸，叶哥看着纸灰飘飞，喃喃说：“你最喜欢背新的书包，这个书包你喜欢吧?”

文超转身一个人走了。

我和志全找了好久，发现他站在另一所小学的教学楼面前，一楼没了，二楼直接坐下来了。志全对我说：“他就是从二楼跳下来的，看到自己的同学就差那么一点没能跑出来，只有头露在了外面。”

文超还是在那儿站着，一句话不说。

回到家里，给文超妈妈上坟。他爸烧纸，对着墓地说往年清明都是你张罗，今年我弄，也不知道对不对。”木讷的四方脸上带点凄凉的笑容。

他爸想再娶个女人，但孩子不接话。他爸让我劝劝。这不是靠劝能过去的。

文超跟我说，总是梦到他妈喊：“超娃子，吃饭。”孩子脸上两行泪。

晚上，陈威说，我以为你当时会像“双城的创伤”那个节目里一样，抱一下那个孩子，或者给他擦眼泪。

我没答话。

吃过晚饭，我一个人走了走。大山里乌黑的沉默，一盏灯都没有，看的时间长了，才看到苍暗的云层滚滾而流。

我向北望。

这一年我没法回去给奶奶上坟。前一年拔完杂草，在她墓碑前坐一会儿,上面刻着她享年九十四岁，想起小学的时候，我刚学会算术，在课本上算她的寿命，嗯，她是一九一〇年生，我要她活到一百二十岁，我歪歪扭扭地在课本上画加法等式……也就是……嗯，二〇三〇年……

她去世快六年了，我不跟人谈她，不看她照片，也不愿意别人跟我提她，每次梦里终于看见她的时候，心里都松一下：“看，她没死，我就知道。”

梦里她总是衣衫破烂，被人追赶，我把她护在身后，像动物一样对那些伤害她的人龇着牙，威胁他们，但最

后，她总在我怀里死了，我绝望地抠着墙皮，墙都碎了。有时候，在梦里我小声喊她：“奶奶。”她靠在门边上，看着我，不认识了，说：“谁呢?’”我心里凄凉，又觉得，是我没照顾好你，不值得你

认得。看她手里拎着东西，我伸过手：“那我帮你拿吧。”她递给我，我跟她一起往前走，她还容许我陪她走这一段路。

文超脸上的眼泪，我擦不了，感情在血肉里，尖刀剜不掉。采访时我俩都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忍受。

有一天叶哥说起儿子，说你们知道他什么样儿吧。我摇摇头，不知道，也没问过。他试探地瞄了下叶嫂，又看我，说锁起来了。”她带点着恼的笑，从腰里拔出一串钥匙：“我不许他

看。”堂屋边上有个小门，锁打开了，门里头有一个箱子，也上着锁，用更小的一个钥匙打开。叶哥拿出来一捆东西，用烧焦一角的旧红领巾扎着，

是孩子的奖状、照片。拆开给我看，都是从去年废墟里扒出来的，不少残缺不全，他带点笑，说你看这个奖那个奖，等翻到孩子照片的时候，叶嫂“刷”一下就站起来，走了。我说：“叶哥，你去看看吧。”他去了，镜头没跟着，等在原地，也没再往下拍，就到这儿。

过一阵儿，叶哥挑水回来，我出屋去接他。陈威站在屋里架着机器，那算不上采访，只是说话。我说：“我这来了几天，你喝好几顿酒了，可比去年喝得多。”

叶哥踩着石头，脚尖轻敲：“以往从不喝酒，现在没儿子管我了，原来呢，他在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少喝点，有客人你再喝一杯嘛……我还希望，有朝一日，有下一个儿子的话，还像我前一个儿子那么听话，哎呀，简直是万福，真的是万福。”

我说：“但是叶哥，你现在要生孩子啊。生孩子你不能喝酒，对吧?”

叶嫂用脚踢着那块石头：“他是不听的，他是不听的。”

“我还是要听，听我还是要听，听还是要听。”叶哥

说。我说：“这是大事。”叶嫂抬起眼，对我埋怨：“他从地震过后到现在，是

又吸烟又喝酒。”叶哥说：“你都不能给我保密啊?”我说：“你这得接受监督。”“行。”我说：“你得答应我们。”“我一定答应你。”他说。就这些家常话，完整地放在节目里，这种采访是我

以往的大忌，我觉得记者不能发表意见，不要议论，不要参与别人生活，我对自己有很多的要求。现在我知道，有时话本身可能没什么意义，它只是到了嘴边。

在北京时，有位兄长的亲人过世，朋友们劝解他，说其实死去的人解脱了，唯有生者痛苦。他不说话。我心想，像我这样的生者，怎么配这么想。

兄长顺路捎我回家，他坐在出租车的后座，我坐在前座，都没说话，车里忽明忽暗，都是沿路的灯，过一会儿他开腔了，他说他决定要生孩子了，两个。说你要是遇上了解你的男人，就生个孩子。

我没搭腔。

黑暗里，他的手隔着栅栏，在我肩膀上，轻拍一下。

像是满心说不出来的叮咛，也是一种不必说出来的安慰。

志全的媳妇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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