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孩子滚在他怀里，打来

打去。我本能地拉住打人孩子的手：“不要这样。”“为什么不要这样？”我就差点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

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后来我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

的特点，都可以理解”“但是理解够吗？”“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跟他们说一句话，跟反

感而去说一句话是不一样的。”我哑口无言。

卢安克是德国人。过去十年，他生活在中国广西山村，陪伴着当地的留守儿童。

他一直拒绝电视台的采访，博客首页，写着一个不太常用的邮箱，附着一个说明：“因为我上网的时间不是很多，请你不要超过五句话。”看完了他博客里的几十万字都是关于教育的，我无法清楚地感触到他。他的经历并不复杂，一九九〇年到中国旅游就留了下来；九七年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九九年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英语老师，因为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他离开了；二〇〇一年开始，他在河池市下属的东兰县板烈村小学支教。

但我看卢安克的文章，他不提这些，不写什么故事，也没有细节，都是抽象的词句，像潜入到无尽波涛之下，浮沉摆荡，不断地看见什么，又不断地经过。

联系采访的时候，老范也非常为难，不知道该对卢安克说什么，犹豫半天写下：“你让我想起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崔健的一首歌《无能的力量》，这种‘无能’，有的时候，比‘能’要强大一百倍。”

老范常常能用直觉捕捉我需要长时间分析才可以达到的点。

南宁到板烈有四小时车程。桂西北多是嘻斯特地貌，路沿山而建，“之”字转盘路甩得人不可能打盹。一路只见石山，山高水枯，土壤也是棕色石灰土，好一阵子才看到一小片玉米地。

到的时候，小镇上正逢集市，只有二十平米，三四家露天的卖肉摊，屠夫持刀待沽。举目可及几乎全是老人，身边一群三五岁的小孩子。年轻人大都出门在广东打工，穿着民族服装的壮族老太太背着婴儿，在小摊上挑粉红色的小鞋子，孩子会叫“奶奶”了，还没叫过“妈妈”。

卢安克从小卖部的后面拐出来，在窄成一线的土路上接我们。他将近一米九的样子，有点驼背和营养不良，一件假冒的湖人队篮球服，晃晃荡荡挂在身上，有点脏了。淡黄的卷曲头发没怎么梳理，睫毛几乎是白的，与十年前照片上青年人的样子有了些变化，更瘦了，脸上有了深深的纹路。

他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我也随着叫他“安克”，他不招呼，也不问我们叫什么，只是微微笑着，转身带着我们走。

这个时候，摄像把机器举了起来一旦意识到镜头扛了起来，作为记者就知道采访开始了，任何搭讪或者闲聊都要“有用”，不然，你对不起那个杠着几十公斤机器的肩膀。

我尽量找点话说，卢安克有问必答，答得很简单，不问不说。我隐隐觉得这种提一口气、略带活泼的劲儿是不对头的，但又没办法对摄像说“放下吧”，也太刻意这么一转念，头一次在机器面前别扭起来。

学校上一年为了迎接上级“普九”检査，刚翻修过，之前教学楼没有大门，没有窗户，没有操场。男孩子们一见卢安克，呼嘯而上，像小猴子一样挂在他身上，四五个人钻来拱去，以便让身体尽可能多的部分接触到他。

摄像放下机器问我：“现在拍什么？”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问迅速进人采访，明确接下来每一步拍摄方案以前每次都是这么干的，这次我却觉得有点受刺激。但必须作决定，不能让大家杠着东西僵着。

“那就先拍一下你住的屋子，可以吗安克？”我说。

他很随和，带我们去了他的宿舍。一间小房子，一张床，墙上贴着以前住过的老师留下的一幅迎客松。摄像和老范在安排采访的地点，拿一只発子放过来放过去，看在哪儿光线好，按理我这时应该是与采访对象沟通，让他放松下来，多了解一些信息。我跟卢安克聊着，观察周围有什么细节可以问的，有的问题他没有表情，也不作声。

旁边他们挪板凳的响动声好像越来越大，我脑壳完全敞开着，每一声都磨在神经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局促不安。

当天下午，我们先采访一对姐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卢安克带着我们去孩子家。

家在山上，山是高原向盆地的过渡，少有平地，房子就建在斜坡上，站在高处一眼，望不到邻居。进了门，屋内幽黑，右手边有根电灯线，我摸着拉了一下，灯是坏的。没什么家具，石灰墙上只挂着破了一半的镜子。一台旧电视正正放在当厅中，是姐弟俩生活的中心。

十岁的弟弟黑亮精悍，眉宇间已是山民的气息。天有些冷，他一脚踩住小腿粗的树干，拿小铁斧卖力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我们停下来，说再添点柴。

再过一会儿，拍摄结束了。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之前他说自己在屋后开了一小块地种菜但他拒绝了。

“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去火边俯耳跟卢安克说悄悄话，看了我一眼，极为尖锐。“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想用开玩笑的方式

掩饰一下。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我隐约听见一点，就问：“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你愿意吗？”“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自己的想象里，

我还认为自己喜欢下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地里呢。采访结束，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山里冷得让人发抖。我们准备坐车下山，弟弟来时跟我挤在副驾

驶座上，回去的时候，不看我，说不坐车，脚不沾地，飞跑下去了，卢安克说要跟他一起。走到门边，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

现在去，你去吗？”“现在？”我愣住了。我没想到自己头脑中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

仔裤。”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非要努着去，

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我纳闷了一晚上。我问老范：“我做错什么了？”“什么？”“那个孩子。”她说：“没有啊，我觉得他对我们很接受啊。”我说：“不对，一定有什么不对。”“你想多了。”她说，“对了，明天能做卢安克的主

采访吗？”

我皱着眉，急躁地说：“不能，放到最后再做。”我知道她急切地想要把主要采访拿在手里才安心，这是常规的做法，但我没法告诉她……我几乎有一种愿望，如

果能不采访卢安克就好了。如果突然出了什么事，或者他明天拒绝了我们的采访，就好了。

通常我和老范会交流一下采访应该怎么做，但这次只字未提。我带着近乎冷漠的神色写自己的提纲，她在隔壁床上时不时看我一眼，期待着我说点什么，我被这小眼光一下一下打着，几乎快恨起她来了。

我是对自己感到愤怒，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