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文系今昔

由那几步台阶走下来，穿过如今已不存在的舟山路，进入台大旧墙内的校园，穿过校警室、福利社，从行政大楼和农化馆间的小径出来，立刻面对文学院的红楼。横切过种满了杜鹃花树的椰林大道和纪念傅斯年校长的传钟，即可从气势宽阔的门廊进入回廊。对于我，似乎有一种“仪式”的意义。这敞朗、陈旧的回廊，以大半圆的弧形，稳坐在台北帝大（创立于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初建的校园中心，两端开着小小的门，中间包着一个小小的院子，和我三十年前初见时完全没有改变。在台湾漫长的夏天，隐约可以感觉到流动着一种whisperingcoolness（我无法中译这种感觉），安顿我的身心。我的教书生涯由此开始，也将在此结束吧。

很难与记忆妥协的是，外文系的办公室已经搬到楼下，现在是个热闹的地方了。进了院门楼下右转一排大屋子，只有这一间的门经常开着。迎面是一座木柜，上面放着一把当年标准办公室用的大铝茶壶，没有力气从木柜上提下那把茶壶的时候，你就该退休了。茶叶装在白色小麻袋里，由总务处分发给各系办公室。我至今记得咖啡般的茶色与苦涩的茶味，两节课之间实在太渴，也常得去喝一大杯，茶几乎永远是冷的。木柜有数十个格子，当作教师的信箱，后面桌椅相连。坐着五位助教和一位事务员，川流不息的人和事。一直到我退休，外文系没有一间真正的教员休息室。上课前后的“交谊”似乎都在回廊“举行”。我至今记得，有时从二十四教室出来等下一节课钟响，相当疲劳地靠窗台站着，会看到走廊那一端出现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免不了有“惊呼热中肠”的场面，然后匆匆忙忙在粗糙的木窗台上写下电话号码，各自奔往教室。

那时外文系编制已近八十人。还有许多位兼任老师。第一批开课的老师如英千里、王国华、黄琼坎、苏维熊、李本题、夏济安、黎烈文、周学普、曹钦源、曾约农等都已离开。一九七0年以后的台大外文系，有人戏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在那陈旧斑驳但敞亮可爱的回廊，来来去去的学生有许多是联考第一志愿分发来的，心理上也许有置身雕栏玉砌之感。而课程确实有很“现代化”的大改变。最大的推动者，恰好一位姓朱，一位姓颜。朱立民和颜元叔先生在一九六0年代后期由美国拿到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在台大校园被称为“稀有贵重金属”;不久另一位文学博士胡耀恒先生也回到台大，以最新方式讲授西洋戏剧，带领学生以比较文学方法关怀中国戏曲的发展。

影响最大的改革是重编大一英文课本，以增强全校学生的英文能力，扩展人文和科学方面的知识。为本系一年级学生开设“文学作品读法”，列“中国文学史”为必修课，此课前后有台静农、叶庆炳、林文月、柯庆明等中文系名师授课，不仅使学生真正认识中国文学的传统和演变，也增强中文和外文两系的师生情谊，影响学生日后进修的视野，甚为深远。

“英国文学史”改为两年十二个学份的课程:第一年由中古英文时期（hemiddleages1485）到十八世纪heeigheenhcenury）：第二年由浪漫时期heromanicperiod,17851830）到二十世纪（heweniehcenury）。使用的课本以重要作品为主，不仅是背景、潮流、发展的叙述而已。我教的时候已使用全世界的标准本，诺顿版的《英国文学史》，共约五千多页。

在台大我一直讲授英国文学史第二年课程，有一年颜元叔先生出国。由我代课，上了英国文学史第一年课程。此课我在中兴大学教过四年，有过相当研究。同一星期之内要按不同的进度调整自己的思绪，在二年级的教室讲八世纪北海英雄史诗《贝尔伍夫》，甚至还须放一两次古英文发音的唱片。第二天则在三年级班上费力地阐释十八世纪奥秘浪漫诗人威廉布雷克《心灵旅者》，此诗描写两个反方向转动的循环，自然与人生，其中奥秘实非课堂中可以完全阐释。我在中学时曾读过一篇英国人写的文章，他说人脑里似有许多隔间（comparmens）储藏不同的知识。我在脑中清清楚楚区分英国文学史各阶段重要作品。各自为它的时代璀璨发光，所以自己并没有时空混淆或时代错置（anachronismn）之虞。

2、重温二十岁的梦

回到台大第一堂上课的情景，很难令人忘记，那该称之为“盛况”吧!钟响后，我走到回廊左转第一间“十六教室”，以为自己走错了，除了讲台，座位全部坐满，后面站到贴墙，窗外也站满了人!这门必修课全班有一百三十多个学生，而第十六教室只有五、六十个座位，所以引起那个盛况的场面。后来调整到新生大楼，第二年回到文学院一间大阶梯教室。

我确实是在惶恐中走上讲台，勉强平静地说了开场白，迅速地抓住了唯一的救援，一支粉笔，写了两行这一年的计划：起始于浪漫时期和将要讲授的第一位诗人威廉·布雷克。

为了稳定自己和“听众”，我先用中文说明英国文学史和一切文化史一样，划分时代和流派都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定名。如自一六六0年英王查理二世复位到佳冠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dryden16311700）的十七世纪后半期为“复辟时期”（heresoraionperiod，和我们即将开始正确的浪漫时期，都有很复杂的历史意义。我不赞成，也没有能力用中文口译原作，所以我将用英文讲课，希望能保存原文内涵的思想特色。我不愿用“浪漫时期”的中文译名，简称那一个常以热情进入深奥内在探索的时代。因为“romanic”所代表的既非唯美，亦非中古以降罗曼史（romance）中虚构的奇情。它是一种对崇高（sublime）理想永不妥协的追求。强调创造力与情感抒发的浪漫主义其实是对前世纪守教条的新古典主义的反动。其回归自然（reurnonaure）的呼求，强调大自然引导个人心灵对真善美的追寻与沉思。

中国近代教育系统以英文为主要外国语以来，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以英国文学更为必修课，乃是必然的发展。至今最简单明确的原因，仍可用泰恩（hippolyeaine18281893）以德国人的观点来说明，他写《英国文学史》时说，要藉一个丰富而且完整的文学成长史分析时代与种族的关系。在他之前，在他之后。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出许多不同的流派，忙煞学院中人，但泰恩的文学三要素时代、民族、环境仍是文学作品能否传世。或隐或显的基本要素。

教文学史并不是教文学欣赏。不能以个人的趣味选材。每个时代的精神与风格不是一时的风尚，而应存在于才华凝聚的长篇杰作，或是形成个人风格的一些连续短篇，如华兹华斯的《序曲》，

记录了诗人个人心灵的成长与自然的交会互动。柯立芝的《古舟子咏），以航海象征人生的罪与罚，和求取救赎的神秘旅程。拜伦的《唐裘安》虽未完成，但仍是文学史上最长的讽刺诗。雪莱的《解放普罗米修斯》是一出四幕的抒情诗剧，道害者因残暴招致毁灭，盗火者才得解放。在雪莱心中，心灵因有爱和宽恕而更显崇高。

即使写作生命只有五年的济慈，直至生命尽头，仍放不下曾投注心力的更诗长篇《海柏里昂的殡落》。诗人藉梦境写旧日神祇殡落的痛苦，抒写自己对文学的追寻。他在梦中置身林中荒园，来到一个古老神庙，庙顶高入星空。站在庙旁大理石阶前，他听到馨香氨氢神殿中有声音说:“你若不能登上此阶，你那与尘土同源的肉身和骨骸，不久即将腐朽，消失湮灭于此”;他在寒意透骨浸心，死前一刻。奋力攀上第一阶，顿时生命倾注于业已冰冷冻僵的双足，他向上攀登，好似当年天使飞往天梯。神殿中的女绅对他言道:“一般的人生都是苦乐参半，而你却锲而不舍，探索受苦的意义，你不就是梦想族吗？要知道诗人与做梦者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抚慰世人，后者却只对这个世界困惑。”

济慈投入大量心思写中长篇。他认为必须认真经营，给足够的回旋空间才能容得下泉源迸发的想象和丰沛的意象。所以他的长诗《圣亚尼斯节前夕》和中篇《无情女》等晶莹璀璨的半叙事体诗，和他的颂诗一样，是世世代代传诵的珍品，可见他的诗并非只是依凭灵感之作。

但是长诗只能作专题研究，在文学史的教室只能叙明主旨，文字风格，代表性的段落。短诗更适作为佳例，加以讲解，阐明诗意精髓。如果人在生命尽头，能看到时光倒流，我必能看到自己，站在文学院那间大阶梯教室的讲台上，好似九十岁的爱蒂丝。汉弥尔顿，以英文写作希腊神话故事而站在雅典的圆形竞技场（arena）接受希腊政府的文化勋章。我的一生，在生生死死之间颠簸前行，自幼把心栓上文学，如今能站在中国唯一敢自由讲授、传播西方文学的土地上，对着选择文学的青年人，用我一生最响亮的声音读雪莱（西风颂）

owildweswind,houbreahofauumnsbeing

houfromwhoseunseenpresenceheleavesdead

aredriven,likeghossfromanenchanerfleeing

啊！狂野的西风，生而犷烈的秋风

枯萎的落叶，在你倏忽而至的吹拂下，

飞旋如巫者横扫的鬼魅……

由西风这样狂烈的横扫开始，在连续两小时，我将无首十四行的组成稍加解说，再将其实行一气读完，环环相扣的激情不能中断。西风升起，加速，如巫师驱赶亡魂到冬天的坟地，等到来年复生；天上流云，变换呼应，如地上的枯叶，飘浮在磅礴蔚蓝的天空，如狂女飞扬的长发。

bckrain,andfire,andhailwillburs:ohear!

（有黑雨、火和飞雹逐一炸开，听啊！烈火！）

西风吹至海上，连海底宫殿的花木都颜色灰败，纷纷落叶。作者祈望自己能成为西风的号角，吹醒人类的沉迷：

ifwinercomes，canspringfarbehind？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一行结语既不巧妙，也不轻松！是人性灵的生命力，宇宙物景的想象，创造的生机，要这样读过全诗才知道那一句的真意！

这时到了朱老师那年纪的我，对着环境俯视着我，与我当年同样二十岁的学生，记起了最初的感动，挥臂扬发，忘我的随西风回旋……

这是一首不老之歌，每次重读，总似回到了二十岁的心情，也忘不了朱老师的灰长袍……

我的一生，常似随西风疾行，攀山渡海，在人生每个几近淹没志气的阶段，靠记忆中的期许，背几行雪莱热情奔放的诗，可以拾回一些自信。每读济慈诗，总先忆起那时在三江汇流的乐山，遥闻炸弹在我四周的世界呼啸落下。前线战争失利，我们必要时要撤往雷马屏峨，他的诗与我似是人间困苦相依，维系了我对美好人生的憧憬。我在经济日渐繁荣的台湾教英国文学的时候，朱光潜老师和吴宓老师正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与熬煎之中。我热切地引领这些在太平岁月中长大的二十岁学生进入诗篇不朽的意境，但有多少人听得出真正的沧桑心情？

为了不疏漏文学史经典作品，我详定进度表，散文和都有适当的介绍和要求，在课堂选择重点导读，而必须详读的仍是诗。浪漫时期到济慈为止，大约是一学期的课。从秋天到了冬天，下学期从春天到夏天，是维多利亚时代到二十世纪。

3、维多利亚时期

讲授“浪漫时期”文学，我可以投入大量心力，但是到了“维多利亚时期”，我就得全部投入脑力了。文学的境界好似从布雷克的《天真之歌）到了《经验之歌），曲热情奔放回到冷静沉稳。英国文学史进入了以思维论辩的散文和为主流形式的理性时期。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长达六十四年。自十八世纪中叶。英国揭开工业革命序幕后，生产力大增，为寻求新市场，大规模向海外殖民，造就了他们颇感骄傲光荣的“日不落帝国”。国家财富增加。面对的人生问题更趋复杂，人文思辨随之加深，科学与宗教的互相质疑，人道的关怀，艺术品味的提升和思想的宽容等，所有大时代的课题都激荡着有识之士的文化观。这时期的散文家，如卡莱尔、密尔、拉斯金、沃尔特·佩特和王尔德等，他们的代表作今日读来，几乎篇篇都是精采的知识分子充满使命感的论辩，他们的听众是中产阶级，共同关怀的是国家甚至人类的心灵。二十世纪的三0年代是现代主义的高潮，在自由思想主流中，英美的文学界对维多利亚时代语多嘲弄，批评他们讲究礼法（respecabiliy）和拘谨的道德观是伪善;但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饱经风霜，大英帝国的日头渐渐落了，英国人回首维多利亚盛世，对它重新评估。重生敬意与认同。

我四十多岁时，在种种困难之中前往美国读书，而且不选容易得学位的科系而直攻文学，全选重课，因为我已教书多年，深知文学史与批评是台湾所需，而我在读大学时，此课因抗战胜利复原，老师只教至十七世纪，以后的文学史，无法自己摸索寻路。所以到印大进修时，尽量修断代史及重要核心课程。这也是我一生诚意。那些课程的“必读书目”是我后半生做学问的开始，培养有系统、有深度选书读的能力。除了为教书备课，也发展出自己对史诗与乌托邦文学的兴趣。英国文学自穆尔的《乌托邦》以后，直到十九世纪，各种观点，形形色色的作品成为文学一大支流。我对这时期博特拉《乌有之乡》曾做了些研究。书名“erehwon“实际上是“nowhere”的反写，这本书是受缓夫特《格理弗游记》后二章启发所写的讽刺文学。那个位于渺茫海隅属于英国殖民地纽西兰的乌托邦，一切典章制度、语言行为皆是新创，反讽当时被热烈争辩的达尔文学说。许多新颖的创见。如对疾病的惩罚、未诞生者的世界、生命与死亡以及何者为始何者为终等等，都是极有越的探讨，对二十世纪初剧作家萧伯纳和写《时间机器》闻名于世的科幻文学先驱赫伯特·乔治·韦尔斯影响很大。

漫长文学史的发展演变中，诗风的变化最为明显。在维多利亚时期被尊为“桂

冠诗人”（poeureae）近半世纪的丁尼荪身上。可看到所谓“声名”的兴衰。饱受现代派嘲弄的丁尼荪，声誉之起伏反映不同时代的品味，是英国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题材之涵盖面。文字之精湛，在当时和后世，都可以无愧于桂冠诗人的荣衔。因为写作时间长达半世纪，对人生的观照比他崇仰的济慈更为宽广，《牛津英国文学史》认为他可媲美拉丁诗人味吉尔。味吉尔的更诗《伊尼亚德》比荷马的史诗更多人性的关怀。我上课时当然不偏不倚导读各家代表作，指出诗风的变化和文学批评的时代特征。但是个人内心感触更深者，如丁尼荪的《食莲者》、《尤利西斯》、《提桑纳斯》等篇，取材自史诗和神话，以现代人的心思意念，精心琢磨的诗句，吟咏出新的情境，不只是重建了传奇故事，而且增添了传奇的魅力。他以往昔情怀所写的挽诗（纪念海兰姆），前前后后二十年时光，反复质疑生死，悲悼与信仰。《阿瑟王之牧歌》，十二首一系列的叙事诗，借古喻今。探讨内在和外在世界的文化意义。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派和世纪末的后现代派诗人虽可嘲弄他不卖弄机智是迟钝。却无法超越他数十年坚持而成就的诗歌艺术。

和丁尼荪同时代的布朗宁，以戏剧性的叙事诗著称;《抵达黑色城堡》的主人翁历尽身心磨难终于抵达黑塔时吹起号角，诗中骑士的旅程似谜般噩梦。充满了黑暗的魅力。有人说它是不服输的勇气;有人说是坚持自我放逐的绝望，但是两百零四行的长诗中，汇集了种种幽暗可怖的意象，读后仍感震撼。安诺德《大夏图寺诗章》的名句：

“徘徊在两个世界间，旧世界已逝，新的无力诞生”，更透露出诗人的忧虑。在所有充满不安的时代，这些诗句沉重地盘旋在读者心中。他们那个时代，已是我想象可及的时代。那时代的人物、希望和忧虑，一切的争论。已接近我父亲出生、长大、接受教育的时代，再过数十年，口诵言传给我，已不仅是书中学问，已可用以质疑今日生存的实际人生。世世代代知识传承之间，令人仰慕的前人，好似纯金铸造的环扣，已不全只是名字，而似可见可谈的人。我自念大学那些年就常常想，若是雪莱和济慈能再活五十年，会是什么光景呢?还能保持他们的纯真和热情吗?

到了二十世纪，第一位重要作家哈代带我们进入了一个亲切熟悉的世界。他以著称于世，但他中年后，开始写诗。哈代的诗甚少飘逸潇洒的“仙品”，总是淡而微涩，很贴近我实际的人生。人到中年以后，梦幻渐

逝，每次读《她听到风暴》都有不同的感动。在病痛甚至大大小小的手术中，《唤我》诗中情境:“在纷纷落叶之中，我跟舱前行，听到那年轻女子的声音唤我。”那声音的力量，实际地助我忍受疼痛，将心思转移到宇宙洪荒，岁月轮回之时。

哈代之后必读的是浩斯曼、叶慈、艾略特和更多重要的诗人、家。时间越来越靠近我们生存的时间;空间也因旅游可至而不再遥隔。我用最大的理性，使教学的进度能顺畅达到泰德。休斯近乎奇异的、狰狞生猛的“新”诗。我努力不匆忙赶路，但也尽量少些遗漏，不致成为认真的学生日后十大恨之一。

我在台湾讲授此课将近二十年，是一生最好的一段时光。今日世界约四外之一的人使用英语文，对英国文学史的认识是导往西方文化深入认识之路。二000年诺顿版《英国文学选集》发行第七版新书，篇幅增长为二千九百六十三页。编辑小组将英国文学的范围由原有的英国、苏格兰、爱尔兰更扩大至更多以英文写作的二十世纪文坛名家，新辟一章为《大英帝国之兴衰》。奈及利亚的阿契贝，南非的柯慈，千里达的奈波尔，甚至写《魔鬼诗篇》，来自印度的鲁西迪都网罗在内，几乎是个小型的世界文学史。近代历史的发展在此亦颇脉络分明地呈现了。

离开台大之前，我在同仁研讨会上曾宣读一篇报告《哈代与浩斯曼的命定观》，对现代诗作了另一种角度的探讨，也结束了我用学术观点“讲”诗的生涯。也许是我太早读了那么多好诗，眼界日高，自知才华不够，不敢写诗。除此之外，我当另有天地。

4、“高级英文”课和革命感情

我回到台大另一座安身立命的基石，是自一九七0年到一九八八年担任中文系和历史系研究所共同开设的“高级英文”课程，它是我最稳定、最强大的挑战，也是我最乐意接下的挑战。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文学院研究所的学生都有进修的企图心，除外文系稍好，中文系、历史系的外文能力不够深入研究文化，因此的幅度、深度和速度都必须加强。一九七0年，我开始教第一班时，为测量他们的思考和英文深度，先油印一些有关世界文化的英文单篇文章，给他们读后回答我一些问题。我惊讶地发现，这些研究所一年级的学生，很少读过西方文化观念的作品，更未曾有过与一本本英文原著奋斗的经验。我认为要达到任何语文的深处，必须由完整的书才能看到比较完整的看法，不能只零星的选文，所以我希望上学期至少读两本，下学期读三、四本。当我说出这个计划时，引起一阵轻声的惊呼:“怎么?要读五、六本原文书吗?”但是，我了解，台大研究所学生不会承认什么是“困难”的。

我自幼读书，最爱那些令我反复思索的书。在美国读书或到欧洲访问，关注比较文学的领域，以东方人的心态（menaliy）看西方多思辨的文化;再由西方的观点看中国丰美的文学，往返之间，天地极宽，可以与这班学生认真讨论的甚多，很值得我悉心计划。选取内容丰富、文字优美的书，对我不是难题。

我最大的难题却是如何在同时对不同领域的人说话。中文系和历史系是我所尊重的专业领域，他们在校选修的课程不同，未来进修和工作的目的也大不相同，我如何能引起他们共同的兴趣，达到“高级”英文的程度?唯一可行之路，也许是诉诸于共同的文学心灵。

那时是以美苏为主，冷战炽热的世界，台湾在***抗俄二十年后，禁书名单很长，可以作为教材的英文数据多来自美国，最“前卫”的新书只有极少数在台大附近，如欧亚、双叶等几家书店，照相盗印文化、心理或哲学方面的书，装订非常简陋。幸好可以流通的《时代》杂志，每期有十大最畅销作品的名单，分为与非两种。照相本常常可以在中山北路几家书店买到，据说是有一些越战美国军人需要，所以我经常到中山北路寻书。常去的是敦煌书店，书单出来后就可以买到翻印本，“效率”极高，也是一种盛况。我至今记得自己精神奕奕地提着新出的洋书走在中山北路人行道上，回家连夜读着。我用作教材的书必须言之有物，能引起青年人兴趣，文字优美清晰，政治立场并非那时流行的狂右或狂左派，不能太厚，也不可太薄，也必须是学生买得起的台湾翻版。

虽然我并未按年详记。但即以今日记忆搜集所及，我们用的教材竟也可以某种程度地反映那二十年间西方文化关怀的变化，它们在台湾被翻印和，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我讲授的第一本书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我大多数学生看来，这本必须在数周内读完的原文书大约是他们“苦恼的新世界”。书中科技计划控制人性的世界，如何摧毁自然生存的故事，不免使用一些科技名辞，令人生畏。但是在我详细导读前两章之后，他们就克服了语言的障碍，渐渐进入书中对未来世界的种种假设与怀疑。作者的祖父老赫胥黎是科学家，为捍卫达尔文进化论在十九世纪与伟伯福斯主教和诗人阿诺德等人，对宗教与科学教育有长期激烈的笔战，百年后读来，他们攸关生命起源和发展的辩论仍令人兴奋!而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会在结束时，提到老赫胥黎的两个孙子:一个是生物学家裘连·赫胥黎，一个就是兼具评论家、剧作家的此书作者阿尔多士·赫胥黎。他们虽然经由两种途径继续老赫胥黎的辩论：但著作中都承续老赫胥黎在争论中坚持的信念，就是：人虽是动物，却生而具有道德意识和自由意志。

《美丽新世界》成书当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尚未肆虐，作者可以相当从容地从文化大冲突宏观布局，引经据典，有时甚至优雅地铺陈一个科技控制的乌托邦，以一个女子琳达（linda）和她的儿子约翰为中心，写人性的挣扎和失败。约翰是个生长在印第安部落的俊美青年，被新世界的人称为野蛮人，但是他随日月星辰，四季运转所见的世界却是全书最美的篇章。

《美丽新世界》时，必须同时读奥韦尔的《一九八四》。这两本都只有两百页左右，无论在故事取材和文字风格都大大不同，但却同被认为是反极权或***最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一起一起讨论。写《一九八四》的奥韦尔，曾在缅甸的英国殖民地作过警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被集体出卖，回到英国当记者，以社会主义的同情观察低层社会的思想和疾苦。因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之后书写《我为何写作）说:“我讨论严肃问题的作品，无一字一句不是直接或间接反抗极权主义，拥护民主的社会主义。”《一九八四》预言老大哥政府（bigbroher，一般认为是直指斯大林的极权统治）是运用惩罚，和对惩罚的恐惧。

而一九五九年赫胥黎又出版《重访美丽新世界》。检视二十七年间世界的变化和隐忧，指出在他的新世界里，政府并非暴力的控制，而是运用科学与技术，有系统地达成宰制全民的极权。

殷海光的评论文章《一九八四年）（《殷海光全集》页二三一二一，台北桂冠出版社），说到那个极权政府的三句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其中“愚昧即力量”之说，真可算惊天动地的伟大发现，引起知识分子高度的关注。在一九七0年的台湾，我把这二十多位青年带到这个辩论的海边，把他们用英文推进注满高级思潮的海洋中，任他们渐渐发现海洋的深度。文学不同的风格，如同泳渡的方式一样，也是千变万化，值得研究思考的。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一直在我的教材书单上，有时是让学生自行。但一九八三年起，我又在课堂上讲解这两本书，因为真正的一九八四年来到了。

那真是件奇妙的事，这本着名的政治预言于一九四八年写成后，作者即逝世。他以为把那可怕的世界预设在三十多年后，已够遥远，但岁月转瞬即过，在一九八四年前后两年的时间，全世界都在热烈地比校、评量、检讨这个预言和实际的世界的情况，议论文章如潮水涌现，真是文化史上盛事。我得以多年追踪详情，有许多可以讲的事，真有躬逢其盛的兴奋。

一九七四年起，我在国立编译馆主编马克吐温长篇中译系列。我认为马克吐温《古国幻游记》鲜明的文化对立手法很适宜这班学生研读。马克吐温以特有的幽默手法，将一个十九世纪的美国北佬置身于英国中古世纪英雄美人传奇的亚瑟王朝宫廷卡美洛，极生动、夸张地嘲讽那传奇世界繁华、虚夸的迷信，同时也彰显出美国新兴现代社会的庸俗肤浅。他最成功的嘲讽是解构了传奇宫廷巫师（预言家）呼风唤雨的魔术，可怜的默林，被十九世纪美国北佬的现代科学知识拆穿，只是一个小丑和骗子。此书和马克吐温另一本《老憨放洋记》都是用犀利的对比方式，创造出一种迥异于欧洲文学的美国文学，和同时代的诗人惠特曼等，都是鼓励美国人追求自己文化的自信。马克吐温简洁有力的幽默特质具有一种罕见的吸引力，对后世卡通文化也有很大的启发。我隔三、五年使用此书一次，相当受到学生欢迎。

教书三十多年，我没有发黄的讲义，英国文学史不断改版，必须重新备课，除了核心选材之外，新的选文、新的评论以及新的理论年年增加;而“高级英文”教材，我从不连用三年以上。以这样的希望，我也勤于备课如备战。我曾用过汤玛斯·曼的《魔山》和法国哲学家赫维尔《没有马克思或耶稣》。读这两本书，学生需要补足的背景文化实在太重，我在教室带路的工作，令我常感唇焦舌躁，用过两年，再不敢用作教材。越战后期，《时代》杂志介绍一本《湖上之火》，是一位美国女记者采访研究。分析甚为中肯的书。

不久台北亦有翻印，我买了一本认为可用，隔周即有学生告诉我，该书因反对美国政府，在台湾已列为禁书。

一九七七年，我开始讲授菲利普·史莱特《寂寞的追寻》，这是一本涵义丰富的小书，只有一百五十页，用一些有趣的美国社会现象检讨现代人对寂寞的追寻。对于曾经长年在大家庭制度，甚至对于在皇权笼罩之下生长的中国人，热闹和互相牵涉是安全感的表现。如今放着这种日子不过，却去追求寂寞孤独，是个奇怪的观念。独处亦须付相当代价，“寂寞”的观念吸引我已许多年了，早在我高中时期，开始有自己的心事，常有渴望逃出那十八张床铺宿舍的念头。睡在那床上，左翻身右翻身都面对别人。小小的喜怒哀乐都没地方躲藏。大学四年住宿舍，后来结婚生子，从没有独处的空间，到了五十岁才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安放一颗耽溺读阅忘情思考的心。

我注意以寂寞为文化主题。始于一九六0年代我在中兴大学教书时，曾在美国新闻处借到黎士曼律师和法学院教授等人合写的《寂寞的群众》，当年这是一本颇为轰动的书，很受文化界好评。

我将此书介绍给当时就读台大外文研究所的蔡源煌，他的中译本于一九七四年由台北桂冠图书公司初版。此书讨论世界大战后，美国繁荣社会中，个人性格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性格的三种典型是适应型、离异型和自律型。自律型行为上有顺从能力，能自由决定是否顺从，也有足够的自觉认清自己的想法和能力，不必总是依赖与一大伙人厮磨才能解除寂寞感，可以保留独自思考和生活的空间。

这种追求独立思考的“寂寞”，在文学上是常见的。中国诗词甚多经典名句，如唐代钱起《省试湘灵鼓瑟》:“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青峰”，营造了只闻其声不见伊人的恫怅迷离，湘灵鼓瑟的乐声在辽阔的湘水上空回荡，瞬间烟消云散。这就是中国诗歌文学的凄清寂寞，朱光潜老师在英诗课上谈过。鲁迅曾为他对此诗之美学诠释，大加抨击，说他不知民间疾苦。但是近代西方。即便是梭罗散文集《湖滨散记》，同样被作为是一本远离喧嚣、寂寞孤独的书，其背后也隐藏着对社会的批判。我们常用作教材的作品，如伍尔芙《自己的房间》，她的名句是:“一个女人想要从事文学创作，必须有钱和一间她自己的房间。”又如朵丽丝。莱辛《第十九号房》，主人翁苏珊一直希望保住一些自我的空间，终因无法挣脱家庭责任和社会的束缚陈规，精神上也找不到更好的路，最后在私下租用的旅馆房间“第十九号房”自杀。这些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品，所要追求个人的空间，即是所谓“寂寞”，想印证一个女子也有自己心智独立的价值在困境中隐隐存在的不平、不安和终身的渴望。

真正维系这堂课的教材，其实是纯文学作品，最好而且最有效的是，在教

室用短篇校易讲解。最早我用的是薛伍德安德生的《小城故事》，詹姆士·乔伊斯《都柏林人》及其《全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后来买到两本美国短篇故事，其中有几篇极好的作品，由很宽阔的不同角度写现代人生各种故事。不久台湾又取得版权，出版一本权威选集《现代传统》（，选录二十三位作家四十九篇，其中有三份之一是欧洲人，如契珂夫、康拉德、乔伊斯、卡夫卡等，最具原创性与影响力。其中契坷夭（悲凄），叙述一位俄国雪撬车夫遭逢丧子之励却无人理他。只有在深夜卸车时，对马喃喃诉说他的悲凄。我的读书经验是:好是最有效的语文教材，它有情节和情境，而且有发展和结局，本身就导引读者看下去、走进去。不知不觉接受了它叙述的语言。大多数好散文，用现代的观点看，其实都有的格局。《悲凄》也可以算是很好的散文，它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情节，多年以来，是我学生最后一堂课票选最爱读的。

但是，我也希望“高级英文”课程的学生能认识重要的长篇”所以每年导

读几本经典之作，如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伍尔芙《灯塔行》，薇拉·凯瑟两本《安东妮亚》和《总主教之死》，佛斯特《印度之旅》，福克纳《熊》等英文极好的作品。

第二学期后半，我开始讲授一些英美诗。最早几年印讲义，后来买到派瑞编选《声韵与意义》，此书自一九五六年初版，每数年即出新版，随时间增删甚多。全书十四章，从“诗是什么”起始，逐章讨论如何读诗，最后一章“什么是坏诗或好诗”。关于诗的意境、象征、明喻与暗喻、寓意、反讽、含蓄、典故、意义与观念、声韵、意义、形式等，都有举例说明。尤其以将近一百页三分之一的篇幅举例说明“好诗与重要的诗”和“诗的深层”，这也许是中文和历史研究生最简捷可靠的英诗人门了。此书非当适合课堂使用，不但有助读诗，书中详叙诗学名辞也有助于将来读西方文学的一切批评文章，对他们有相当长久的参考作用。

那十八年上我那门文学院“必选”的“高级英文”课的学生，被我逼迫研读原文书，必须回答我随堂测验的无数个“为什么”（”why”）。那些问题必须要读完全书才能用英文回答，没有逃避或取巧的门径，一年中大约问答了近百题。十八年岁月，我竭心尽力将这门课达到可能的“高级”程度。那四百多位青年，而今都约五十岁左右。按自然的栽种和收获现象，多数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他们今日戏称为“黄埔一期”的学生，多数在学术、教育、文化界服务，不乏在文史领域有杰出成就者，黄俊杰、陈万益、吕兴昌、张淑香、陈芳明、陈芳妹、仕正胜、陈秋坤、林馨琴、周伯戡、叶其忠、林瑞明等，至今三十多年仍常有联系。

颜娟英与陈芳妹为我主编的笔会英文季刊撰写文化艺术资产专论十多年。李孝悌在我编辑《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时大力协助。陈幸蕙多年来伴我饮茶谈心。二00四年我去美国小住，她在台北与隐地全力主编，将我的散文集《一生中的一天》出版;一九八0年以后的郑毓瑜、洪淑苓、梅家玲，助我笔会季刊选材，真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最真实美好的例子。最晚到了陈昌明、康韵梅、张钧莉那一班教完，正逢我遭遇车祸，他们不停地去汀州路三军总医院看我，令年轻的医生们非常羡慕。如今他们都已是社会中坚分子。即使我最后一班的学生也都各有成就了。这十八年间无论各人遭际，政治立场等等如何不同。我们师生之间，他们称之为“革命感情”是不变的。

离开我的教室之后，他们投入现实的人生，那些青年人之中，总该有几个人是我的知音，在他们中年的喜怒哀乐中，记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叶林中听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