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谈政治

第一篇《学而》是讲个人作学问的内在修养，接着下来第二篇《为政》则是讲学问的外用。

不过提到为政，有一点要注意：我们常发现在一些著作中，许多人认为《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现代的语汇来说，称之为“政治哲学”。在我个人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观念的“政治”，孔子只说“为政”，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站在学术的立场，态度要非常严谨。我们常说一句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服真理。”作学问的立场，就是“在学术面前，态度要非常严谨，服从真理。”孔子只讲“为政”，不谈政治；“政治”如国父所说的：“管理众人的事。”孔子所提的“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国文化的名词，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过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风化。为政的意义包括了教化。这个重点我们必须把握住。因此第二篇《为政》，也是谈到学问外用的道理。

大政治家的风范

子曰：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共”即“拱”。这几句话，表面上看来，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来，为政最重要是“德”。说到这里，我们要注意，春秋战国时代，“道德”两个字，是很少连篇来用的，那个时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晋南北朝以后，到唐宋之间，才把这两个字连起来，变成一个名词为“道德”；到现在年轻人一提到道德，都当成讨厌的名词。这是文化思想的演变。所以我们要知道，秦汉以前，德是德；而“道”与“天”，在当时可说是最麻烦、最难于界说的两个字，同样的有无穷意义。有时候“道”字，是形而上的那个本体的代表；有时候是道路之道，有时候是原则或法则，像《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这个道就是法则的意思；有时候又是道德的代表。“天”字也是这样，包含有四五个意义之多。在同一本书，甚至在同一句里，前后的道字，所代表的意义就不同。这个好像是中国文化的毛病，其实也是长处，尤其在古代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一个观念用一个字来代表，用刀刻到竹简上，在当时就足以完全表达。

再说到这个“德”字的意义，过去“德”是表示好行为的成果和作用。古时人解释“德者得也”。因此我们了解孔子讲的“为政以德”，是好行为的成果，也和后世讲的“道德”意义差不多。如果不作深入研究，一般在学校里，就告诉学生，这里的“德”就是“道德”，因为学生不到相当的程度，老师也无法多搬古董来为他们作详细解说。孔子为什么提出这个“德”字，这是第一个问题。星辰知多少第二个问题说到“北辰”。我们中国文化发达得最早的是天文。过去我们把天体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紫微、少微、太微，类似于我们现在讲天文的经纬度。经纬度是西方的划分法。曾经有位天文学家主张，我们自己重新划过，不照西方的度数划，如格林威治时间是英国人划的，与我们不相干。我们为什么不讲自己的中原时间，或以台湾作中心，把经纬度再划过呢？而事实上，我们过去是划分过的。天体的分度为三垣、二十八宿，就是把天体星座的范围，划分二十八个部分。为什么叫“宿”呢？这是指每天太阳从西方落下去的时候，东方天上是哪一个星座出来，这星座就是“宿”。这出来的星座，每个月不同，每半个月不同，每七天不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又分为十二辰，作为时间与天体的关系。过去发现了北斗七星，就是现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际。在夏天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银河，在银河的北面，那七颗最亮的星就是北斗星，这七颗星连起来，像舀水的瓢，古时叫“斗”。现在的天文学，也没有离开我们老祖宗那个原则。整个天体那许多星星，都是以北极星作为中枢，众星拱卫着它，每到晚上，北斗七星的斗柄前方，一定有两颗最亮的星，名招摇二星，它的光最为闪烁，很容易看见。春天北斗星一定指着东方的寅宫。过去做大将的，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无所不通，才能带兵。因为天文在军事上非常重要，就拿行军来说，如夜间迷了路，即观星斗，不藉仪器，就可辨别出方向来。我国过去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现在对于固有的“天文学”，我们反而一点认识都没有了。对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不注意，一定要把它捡回来。

一年四季，天体星座的移动，好像听北斗星的指挥，跟着它，绕着它转动。不但一年四季，每个月北斗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整个天体随时在运转。每天十二个时辰，北斗星的方向也在变动，而且这是几千万亿年，固定的一种变动，不能错乱，事实上它也决不会错乱。

对于“北辰”我们了解了，那么孔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政以德”，内心有道，表现在外的行为就无懈可击。譬如北辰，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作风，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里本身不要动，只要发号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满天无数的星座，都会跟着你的方向动。

刘备上了曹操的当

在军事思想上，大家都知道“万众一心”以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两句。大家对它的解释也各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人解释成“千万雄师千万心”，那就不太好了，最好的主帅在这情形下也没有办法，这就是思想问题，思想一定要集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岳飞所提出的。现在我们如果解释为主帅心计的变通，所谓“山人自有妙计”，那就更糟了。我们研究起来，岳飞这句“存乎一心”的“一心”，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比较恰当。那么“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我们知道，儒道两家的思想，在秦汉以前并不分家。大家都知道，老庄道家的思想讲“无为而治”，有些讲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人，都解释为在上面领导的人，什么都不管，就是“无为而治”。这完全搞错了，道家没有这个说法，是“无为无不为”。所谓“无为而治”是制其机先，看起来是没有事。譬如说，一个领导的人，一个主持的人，对任何一个方法，一开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毛病出在哪里，先找到病源，把它疏通了，再不会出毛病，然后才能无为而无所不为。

讲到这里，说一个笑话，当年抗战期间，有一个朋友在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当保安副司令，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面剿匪，我问他：“你们地方上哪来这么多土匪？”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连鹅毛扇都不去拿，不会当军师。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我们怎么办？”我说你们原来是这样干的。他说：“不是我们要这样干，是邻县要这样干，把土匪赶来赶去，剿的次数多，功劳多，他们要这样干，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也有人说刘备是曹操培养出来的，假如他不培养一个刘备，就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天下事原来如此。现在讲这样坏的一个故事，以解释这个道理——这种无为而治，实在是太不道德。我们在政治学上，军事学上的政治思想中，都看得出来，所谓“为大将者无赫赫之功”，这句话在军事思想上的意义，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要大将在那里，敌人就怕了，不敢动了，仗就打不起来了。这当然是了不起的。假如是一个普通人有赫赫之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谓无为的道理，大致的要点也在此，孔子讲道德的政治，就是这一个道理。

为什么孔子老是提到这一类的东西呢？古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话叫“经史合参”。什么叫经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这个原则是不会变动的。但不是我们能规定它不准变动，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称为“经”。而“史”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我们要懂得经，必须要懂得史。拿历史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来配合。这样研究经史，才有意义。譬如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则刻板的教条。其实不是的。我们读历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个时代，我们后世矨它为“春秋时代”，就是西周与东周之间的时代，孔子写了一本书叫作《春秋》，后来“春秋”成了历史的代名词。在孔子前后，有人写了历史，都称春秋。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把历史称为“春秋”而不称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热就是热，称冬夏也无不可。有人说因为春秋第一句话“春王正月”——后世把“春王正月”读成一句话，是读错了。所以我们再三讲，读古书要注意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纸笔，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简上，很艰难，所以往往一个字就代表了一个复杂的意义。这个“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为“春王正月”——以此来解释历史所以称作春秋的原因，这是不对的。

刚才提到，中国文化发展得最早的是科学，而科学中最先发展的是天文，讲世界科学史，乃至讲科学，一定先研究天文。要讲天文，则中国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发达了。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马当先的。讲天文又必须讲数学，而中国的数学，六千年以前，也很发达。这方面等将来有机会谈到《易经》的时候，再讨论它。

中国的文化是自天文来的——我们知道一年四季的气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讲昼夜，白昼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长，都不平均。只有春天二月间和秋天八月间，“春分”“秋分”两个节气，就是在经纬度上，太阳刚刚走到赤道中间的时刻，白昼黑夜一样长，气候不冷不热很温和，所以称历史为春秋。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一个时代当中，社会、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这个像春分秋分一样平衡的天气上来批判。拿现在的观念来说，称一下你够不够分量，你当了多少年皇帝，对得起国家吗？你做了多少年官？对得起老百姓吗？都替你称一称。历史叫作“春秋”就是这个道理。

从台风了解人生

我们看了《春秋》，看了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孔子在《易经》的《系传》上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当孔子写《易经·系传》的时候，正是春秋时期动乱的时候。但是孔子认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天所形成的。道家的庄子说：“飓风起于萍末”，飓风就是现在广东话、福建话所讲的台风，现在西方人用中国语音译过去，也叫台风。我们看到台风的力量这么猛烈，但它在水面上初起的时候，只见到水面上的一叶浮萍，稍稍动一下，紧接着水面上一股气流冒上来，慢慢大了，变成台风。道家这句话是说，个人也好，家庭也好，社会、国家、天下事都是一样，如果小事不在乎，则大问题都出在小事上。“飓风起于萍末”，大风暴是从一个小风波来的。所以孔子在《易经》中说的上面那一段话，说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几乎没有偶然。平常听人说：“这个机会很偶然”，实际上没有偶然的事情。

以中国文化《易经》的道理来说，认为天地间的事都有原因，有很多因素的。譬如有人捡到一块钱，“这多么偶然！”但仔细分析，一点不偶然，它的前因是什么？因为他走出门来了，如果没有走出门这个前因，就不会有捡到一块钱的后果。或者说，坐在家里就掉下一块钱来了，这该是偶然了吧？但是因为他坐在家里，这块钱掉下来他才捡得到呀！假如他出门不坐在家里，掉下来的钱，也不会是他的了，所以坐在家里不出去，也是得到这块钱的前因。因此这些都是因素，“其所由来者，渐矣。”都是慢慢转变来的。《易经》告诉我们，天下的事，没有突变的，只有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其实早有一个前因潜伏在那里。我们懂了《易经》这几句话，孔子著《春秋》，正是赶上那个时代，他所以那么偏重教化，正是在那三四百年当中，社会风气乱得不得了。我们不妨引用下面几个人的话，就可以知道春秋时代乱到什么程度。

司马光说：“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指赵、魏、韩三家分晋），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分不得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

又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灭，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其不哀哉。”

顾亭林说：“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邦无完交，士无完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得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从上面的记载，说明了春秋战国当时社会之乱，变乱是不得了的。当时，大家重视权利的斗争，社会秩序很乱，文化衰败，孔子面对这个动乱，非常担忧，因此他说为政，权力是没有用的，唯“德”而已。

圣人也势利吗？

讲到“德”，第三个观念来了，我们看中国历史，儒家思想为什么对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推崇？以前我有一个老朋友，他比我大几十岁，是我的忘年交，四川人，自称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此人当系大家都知道的。他本人道德非常好，就喜欢故意骂人，我劝他少骂人一点，不要提倡厚黑学，我说人性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脸厚心黑，但还用一张幕掩盖起来的，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揭开来呢？他说：“揭开吗？你搞错了，我是拉开坏的一幕，教人看后面真的。”李宗吾对历史非常怀疑，他说圣人靠不住，为什么专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成功的人？不成功的就没有圣人吗？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对圣人的怀疑”。这位老兄，专写反面文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老弟，你不知道，我和爱因斯坦同年，我那位同年发明了相对论名闻世界了。我呢？当个厚黑教主还没有当好，所以我非要调皮一下不可。”此人很妙，我认识他时，他已六十多岁，整天不吃饭，老喝酒，喝酒就饱。精神、道德都很好。

讲到这里，再回头讲正题，孔子为什么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第一，有道德思想，没有德业的成果，只能说他有道，不见得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业的成果，道与德配合，才叫“道德”。

历史上，道家、儒家都提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因为那时谈到“为政”，讲究“德”字，到秦汉以后，只讲事功，所谓“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志在事功。”王、霸之不同在于此，等而下之，连霸业都谈不上，连事功都没有，光是拿偷鸡摸狗的手段窃国而已。

这几句话虽然简单，解释起来，却有一大堆的意思，我们把它整个了解了，就晓得它的价值了。

悠美的情歌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所以有人说《论语》要重新编排，他们看《论语》看到这里就说：“讲为政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突然讲到文学上去，而讲起诗来了呢？还不是编错了，编乱了吗？应该把它拿出来，照现在西方办法，逻辑的整理一番。”我说：“逻辑？！大概是把它逻过一下，再辑一辑吧？”只好为他们的主张作如是解释。殊不知《论语已经编得非常完整了。

为什么在《为政》里谈这个问题。

“诗三百”，是指中国文学中的《诗经》，是孔子当时集中周朝以来数百年间，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单位）的劳人思妇的作品。所谓劳人就是成年不在家，为社会、国家在外奔波，一生劳劳碌碌的人。男女恋爱中，思想感情无法表达、蕴藏在心中的妇女，就是思妇。劳人思妇必有所感慨。各地方、各国家、各时代，每个人内心的思想感情，有时候是不可对人说，而用文字记下来，后来又慢慢的流传开了。孔子把许多资料收集起来，因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可以从中知道社会的趋势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人们要发牢骚？“其所由来者渐矣！”总有个原因的。这个原因要找也不简单，所以孔子把诗集中起来，其中有的可以流传，有的不能流传，必须删掉，所以叫做删诗书，定礼乐。他把中国文化，集中其大成，作一个编辑的工作。对于诗的部分，上下几百年，地区包括那么广，他集中了以后，删除了一部分，精选编出来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诗经》。读《诗经》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拿现在青年的口语来讲，“追！”追女人的诗。或者说，孔子为什么这样无聊，把台北市西门町追女人那样的诗都拿出来，就像现在流行的恋爱歌“给我一杯爱的咖啡”什么的，这“一杯咖啡”实在不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得曲折、含蓄。由此我们看到孔子的思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迂夫子。上次提到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定要吃饭，一定要男女追求，不过不能乱，要有限度，要有礼制。所以他认为正规的男女之爱，并不妨害风化，这也叫“为政”，正规的。那么他把文王——周朝所领导的帝王国度中，男女相爱的诗列作第一篇，为什么呢？人生：饮食男女。形而下的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吃，长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这个以外，几乎没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学的观念，强调世界进步，乃至整部人类历史，都是性心理推动的。

《诗经》归纳起来，有两种分类——“风、雅、颂”、“赋、比、兴”。什么叫“风”？就是地方性的，譬如说法国的文学是法国的文风，法国文风代表法国人的思想、情感，所以《诗经》有《郑风》、《鲁风》、《齐风》等等。“雅”以现代用词来讲，是合于音乐、文学的标准，文学化的、艺术化的，但有时候也不一定文学化、艺术化。“颂”就是社会、政府公事化的文学叫“颂”。

作品另三种型态，一种是“赋”，就是直接的述说。其次是“比”，如看见下大雪，想起北国的家乡来，像李太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因这个感触联想到那个，就叫“比”。“兴”是情绪，高兴的事自己自由发挥；悲哀的事也自由发挥；最有名的，像大家熟悉的文天祥《过零丁洋》七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吹絮，身世飘零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也就是“兴”。他在挽救自己的国家，挽救那个时代，而遭遇敌人痛苦打击的时候，无限的情感，无限的感慨。这也就是真的牢骚，心里郁闷的发泄，就是“兴”。

诗的伟大

孔子说我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在什么地方？“一言以蔽之”——一句话，“思无邪”。人不能没有思想，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导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爱。如果作学问的人，男女之爱都不能要，世界上没有这种人。我所接近的，社会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例如出家的和尚、尼姑、神父、修女，各色各样都有，常常听他们诉说内心的痛苦。我跟他讲，你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人有人的问题，硬用思想把它切断，是不可能的。人活着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孔子的“思无邪”就是对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不经过文化的教育，不经过严正的教育，不会走上正道，所以他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就为了“思无邪”。

那么为什么把这个讲文学境界的话，要放到《为政》篇来呢？这不是次序乱了吗？一点都不乱，这就是“点题”了，就是把题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来。第一个点题：以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只要使得思想纯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是思想问题。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学校里所谓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苏格拉底怎么说，抄一节；孔子怎么说，抄一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哲学只是文凭！世界上今天须要真正的思想，要融汇古今中外，真正产生一个思想。可是，现在不止中国，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第二个点题：牵涉到人的问题。

中国史上，凡是一个大政治家，都是大诗人、大文学家，我常和同学们说，过去人家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现在知道中国不但有哲学，几乎没有人有资格去研究。因为我们是文哲不分，中国的文学家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文学家，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必须把中国五千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西方的学问是专门的，心理学就是心理学，生理学就是生理学，过去中国人作学问要样样懂一点，中国书包括的内容这样多，哪一本没有哲学？哪一样不是哲学？尤其文学更要懂了，甚至样样要懂，才能谈哲学，中国哲学是如此难学。譬如唐初有首诗，题名《春江花月夜》中有几句说：“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与西方人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样，但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学里找，就好像中国没有哲学，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看，哲学多得很，譬如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学问题吗？宇宙哪里来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还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哲学问题吗？所以中国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国历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都是哲学家，所以司马迁著的《史记》里面的八书等等，到处是哲学，是集中国哲理之大成。此其二。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诗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唐太宗的诗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对联为什么开始发展起来，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他尽管不读书，却喜欢作对联。有个故事，朱元璋过年的时候，从宫里出来，看见一家老百姓门前没有对子，叫人问问这家老百姓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门口没有对子。一问是阉猪的，不会作对联。于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唐太宗诗好，大臣都是大文学家，如房玄龄、虞世南、魏征每位的诗都很好。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功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如果他们穷酸一辈子，就变文人了，文人总带一点酒酿味，那些有功业的变成醇酒了。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业盖过了。所以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学家。我们来一个老粗皇帝汉高祖，他也会来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别人还作不出来呢！不到那个位置，说不定作成：“台风来了吹掉瓦，雨漏下来我的妈！”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换句话说，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备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个点题：中国人为什么提倡诗和礼？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这么重要？因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会工作的人，经常人与人之间有接触、有痛苦、有烦恼。尤篇中国人，拚命讲究道德修养，修养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我经常告诉同学们，英雄与圣贤的分别：“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人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从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一个为政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诗人的修养。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过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将，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笔，字一写，书一读，诗一诵，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也差远了。由此我们已了解，孔子说《为政》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敦厚，才能轻松愉快的为政。

穷哉法治

下面提出问题来了：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个“道”是领导的导。刚才我们提出来，说孔子讲的为政，不是谈政治，以现在观念勉强说来，他讲的是政治哲学，或说是政治的原理。他说领导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以政治体制来领导，再用法制来管理，“齐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罚他。但是用法制来管理人民，这样一来“民免”，一般人会逃避，钻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责任、法律及处罚，他还会自鸣得意，认为你奈何他不了，毫无羞耻心。这和道家老子讲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道理一样，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因此孔子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假如以道德来领导，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齐之以礼”，以礼教化。这就谈到礼义精神了，大家能自动自发，如果做错了，有那惭愧的心情，这样做到人人有耻，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难过，这就是有耻。到了这种情形，则“且格”，就达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是主张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这就是儒家与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不过，中国的政治，向来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孔子的自剖

下面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对家庭，他要挑起这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他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作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讲到这里，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作人、做事、做学问的经验，要放在《为政》篇里。这经验太重要了，本来为政就是须要人生的经验。

在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实验的，就是政治和军事。这两个东西，包罗万象，变动不居。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专制、君主、民主、集体，究竟哪样好？谁能下得了这个结论？尤其现代的中国，几十年来，西方的什么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国这个舞台上来玩过，结果如何呢？所以为政的人是要了解人生，要有经验，要多去体会。因此孔子将自己的经验讲出来，编到《为政》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从政者，本身的修养以及作人做事的艰难，并不简单，要效法他这个精神，在工作上去体会、了解它，才把这一段编到《为政》中来。

从上面几段，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是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简单的四个字——“人情世故”。讲到人情世故，中国人现在往往把这个名词用反了，这是很坏的事。如果说“这家伙太世故了！”便是骂人。尤其外国人批评中国人，几年前在《中央日报》我就看到这样的文章，说中国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这里一般年轻人的反应，认为这个外国人的文章写得非常透彻，我说你们不要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留学两三年，就能懂中国文化，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饭是白吃了。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所谓“人情”，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提着一只火腿，前街送到后巷，左邻送到右舍，在外面送来送去地转了个把月，说不定又转回来物归原主了。这只是情礼的象征，中国文化所讲的“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人情这两个字，现在解释起来，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等学问都在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彻了解事物，懂得过去、现在、未来。“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但现在反用了以后，所谓这家伙太“世故”，就是“滑头”的别名；“人情”则变成拍马屁的代用词了。就这样把中国文化完全搞错了，尤其是外国人写的更不对。

为政以“德”为本，再以学来培育“诗”的温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备了为政的条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个军人，把中外古今的军事思想理论都翻遍了，但是连枪怎么放都不会，二等兵上等兵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这等人充其量只能当个参谋，绝对不能带兵上战场的。所以《论语》行文的气势，轻轻一转，把孔子的简略自传编进来了。也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我曾讲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最简单扼要的，不外中国的四个字——“安居乐业”。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论，都没超过这四个字的范围；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乐业。同时我们在乡下也到处可以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现代一般人看来，是非常陈旧的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如果能够真正达到这八个字的境界，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来说，无论是什么政治理想都达到了。而这些老古董，就是透彻了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政治哲学思想。

车上的一课

接下来，根据我们全篇连贯起来的观念，似乎有了问题了，因为下面接着是说：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如此一节，我们不要看宋儒这样的一圈，就把它圈断了；这是后人圈的，是不对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结果就变成了教条。其实它是连贯的，也就是前面“为政以德”的引伸发挥，把中国文化里面的孝道精神，扩充到待人处世上面，中国自古以来、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据这一点培养出来的。

现在我们先对文字作一了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学生，而是介于学生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他是鲁国的大夫。当时的“大夫”，当然不是现代的医生，而是一个相当高的官位。勉强比，有如现在的内阁官员之流，通称作“大夫”。“大夫”是官阶，不是官职。中国这些官阶职务，历代都有变动的。我们要了解中国历代政治形态的变迁，必须读“十通”或“三通”——通志、通献、通考。里面不仅包括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官职的演变、一切的演变，乃至现代研究三民主义思想，国父为什么采用了五权分立制度，都与“三通”、“十通”的文化有绝对的关系。这是讲到孟懿子的职位，顺便提到的。

既然孟懿子是这样一位人物，以当时孔子的立场来讲，这一段问答，到底是孔子做鲁国司寇以前，或以后说的，就很难考证了。孔子当时在国际——诸侯间——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所以孟懿子来问他什么是孝，孔子只告诉他“不要违背”。如果根据这句话来看，孔子讲话非常滑头。不要违背什么呢？没有下文。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答话，接下来，又是一幕短剧式的谈话。我们看《论语》，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一样，不必用那么严肃的态度去看。

“樊迟御”——樊迟是孔子的学生，名叫樊须，字子迟，小于孔子三十六岁，是年轻的一辈。“御”是驾车。孟懿子刚刚来拜访孔子，并请教什么是孝道这个问题，孔子说“不要违背”，就只有这么一句话。等一会儿孔子出门了，因为请不起司机，都是学生来服务。现在由年轻的樊迟来驾车子，不像现在的汽车，孔子那时坐的是马车，驾马车有一套专门技术，很不容易的。那么孔子坐进车厢了，樊迟坐在前面的驾驶台上，开动了车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车厢中和学生谈起话来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随时随地都在对学生施教的。

“子告之曰”是描写孔子在车上特别告诉樊迟一件事：“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孟孙是孟懿子的号，因为他是当朝有相当地位的人，而且在当时政界来讲，还算好的一个人，所以孔子对他相当尊敬，便只称他的号。孔子说，他问我什么叫作孝，我答复他“无违”，不要违背。“樊迟曰：何谓也。”从这一句话，我们看到那个画面上，学生正在前面驾车，静静的，没有开腔，而老师好像在自言自语的告诉他，刚才答复孟懿子问孝的经过，樊迟一听，回过头来说，老师，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现在的疑问一样。“无违”，不要违背，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孔子说，没有什么，很简单。“生，事之以礼。”这个“事”字是古人以下对上而说的。孔子说，当父母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孝敬他——“事之以礼”。怎么叫以“礼”事之呢？很难说了，这个礼不是说见到父母行个礼就叫孝。礼是包括生活上的照应、爱护。（这一切道理，将来我们还有专门讲“礼”的机会，在这里暂不详述。）又说：“死，葬之以礼。”所以礼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看到这个礼字，绝不能作狭义的礼貌解释。去世以后则“祭之以礼”。我们研究这一段，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又把这一段问答记到《论语》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为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把这些问题先放在一边，再看下一段，然后综合起来作研究。

下面跟着记载的，是孟武伯问孝。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是何许人也？就是刚才所讲的孟懿子的儿子，他是“世家公子”。这又牵涉到什么是“世家”，古代的制度，和现代两样，尤其在春秋时代，与印度、欧洲古代又不相同。所谓“世家”就是作官的，子子孙孙都有这个官作，不过是长子继承这个官位，即所谓的封建时代。但是与欧洲的封建不同，不是永久的，谁家不好，就被除掉。在中国这样传下来的家庭叫“世家”，长子有继承权，第二以及第三、四、五个孩子都是另外在一边了。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是正统的世家公子。父亲刚刚问了孝道，（当然不是同一天的事，不过编书的人——孔子的学生们，硬要把它编在一起。）儿子孟武伯也来问孝，孔子的答复，和答复他父亲的是两样的。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这句话就是说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种忧愁、担心，多么深刻，你要去体会这种心境。

孔子这个答复有多妙！这句话，我们要这样说，这个问题只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体会出来。这种情形是，自己要上班，家里钱又不够，小孩病了，坐在办公室里，又着急，又出汗，又不敢走开，可是心里记挂着。这种心境就是“父母唯其疾之忧”。孔子对孟武伯就是说，对父母能付出当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那种程度的关心，才是孝道。

以孝治天下

这两段话都是大问题，现在我们转回来谈第一点。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经常讲孝道，尤其儒家更讲孝道。把四书五经编辑起来，加上《孝经》、《尔雅》等，汇成一系列的总书叫十三经。《孝经》是孔子学生曾子著的，我们要研究孝道，就必须看孔子思想系统下的这部《孝经》，《孝经》中说什么样子才是孝呢？不单是对父母要孝，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谓之大孝。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来为政，也就是我们所讲公务员是人民公起的道理一样的，所以后来发展下来，唐宋以后的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真能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也一定是忠臣。因为忠臣是一种情爱的发挥。假使没有基本的爱心，你说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这大有问题。关于忠字有一点，是古人讲的：“慷慨捐身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赴死是比较容易的，等于西门町太保打架，打起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脾气来了，真是勇敢，视死如归；假如给他五分钟时间去想想看该不该死，这就要考虑了，“从容”——慢慢的来，看他愿不愿意死，这就很难说了。所以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要有真感情，真认识的人，才能够尽忠。

因此，孔子答复孟懿子的话不同，孟懿子是从政的人，孔子相当尊敬他，答话就比较含蓄，只说：“不要违背”，不要违背什么呢？不违背天下人的意思，必须大孝于天下，就是这个道理。他知道这样的答复孟懿子也不一定懂，这种说法，土话名之为“歇后语”、“隐语”，像“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瞎子吃汤团——肚里有数。”都是“歇后语”。讲了半天，后面的意思要人猜的。他为什么这样答复？意思是说，你孟懿子的身份不同，既然是从政的人，对天下人要负公道的责任，视天下人如父母，那才是真孝，这是大臣的风度。所以“无违”，就是不可违反人心。

他也知道孟懿子未必懂，所以与樊迟的一段师生对白是“打丫头骂小姐”的用意，知道樊迟也一定不懂，不懂让他不懂，慢慢去传话，作间接的教育，所以等学生驾车时有这段对白。这种间接的教育，比直接的教育更有效。个人的孝道，能做到对樊迟所讲的，是了不起的孝子；对国家大事，能够做到“无违”就是了不起的大臣。

但是他对孟武伯这位世家公子的问孝，答复就大不同了，他说孝道很简单，你只要想到当你病的时候，你的父母那种着急的程度，你就懂得孝了。以个人而言——所谓孝是对父母爱心的回报，你只要记得自己出了事情，父母那么着急，而以同样的心情对父母，就是孝；换句话说，你孟武伯是世家公子，将来一定会当政的。我们读历史晓得一句话，就是最怕世家公子当政“不知民间之疾苦”。所以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间疾苦，晓得中、下层社会老百姓的苦痛在那里。所以爱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样，你将来从政，必须记住这个道理。这两段穿插在《为政》篇中，用得很妙。

当然，世家公子不知民间之疾苦，往往是失败的，我们看到晋惠帝当天下大荒年的时候，太监对他讲大家没有饭吃，他说：“何不食肉糜？”他就不知道连饭都吃不上，哪里吃得到比饭更不容易的肉糜。这就是不知道民间之疾苦。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得到一个结论，凡是创业的帝王，都了不起，两三代以后的皇帝“长于深宫寺人女子之手”，连米从哪棵“树”上长出来都不知道的这一类皇帝，我代他创造了一个名称，叫他们为“职业皇帝”，他天生的一定当皇帝。这些“职业皇帝”往往犯一个心理毛病——自卑感，他们非常自卑。所以历史上“职业皇帝”非常糟糕，对于文臣，反感他学问比自己好，对于武将，他也要反感，觉得武功不如人，所以“职业皇帝”往往是做出杀戮重臣、罢黜能臣等等莫名其妙的事，注定了他的失败。

同样的，除了帝王政治以外，我们做任何一个主管，对于大小事情都应该知道，尤其对于下层的事务，更是不能马虎。

然后，我们要讨论到一个孝道的大问题。中国文化，对于家庭教育来讲，素来就有以“忠孝传家”相标榜的，可见中国文化把孝道看得严重，这个我们就要先懂得中国整个的历史文化了。中国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与欧美各国都不同。所以这几天，几个在外国留学返国的学生来看我，大谈欧美情形，一位在德国念了博士以后，现在又学精神分析的学生说，在外国看了这么多年，结果证明我几年前告诉他们的话没有错。我告诉他们，研究西方文化，不要只以美国为对象，美国立国还不到两百年，谈不上什么，要从整个欧洲去看；而研究欧洲文化，必须研究希腊文化，从雅典、斯巴达两千多年以前开始。同时要知道西方文化与我们有基本的不同，中国这个国家，因为地理环境影响，能够“以农立国”，欧洲做不到，尤其希腊做不到，他们要生存，必须发展商业。过去欧洲的历史，在海上的所谓商业，看得见就是做生意，看不见时就做海盗，所以十六世纪以前，西方缺乏财富，穷得一塌糊涂。十六世纪以后，抢印度、骗中国，黄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谓西方文化、经济发展等等，原先都是这样来的。

我们了解西方文化以后，再回头来看中国，中国以农立国，有一个文化精神与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宗法社会。三代以后，由宗法社会，才产生了周代的封建。一般讲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国的封建，把中国封建的形态，与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隶制度摆在一起，对比一下，就看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搞错了。中国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为宗法的社会，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汉以后，又由宗法的社会变成家族的社会，也是宗法社会的一个形态，那么家族的孝道，把范围缩小了，但精神是一贯的。这个孝字，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扩充，把中国这个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实行而蔚为风气，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西汉以后，魏晋时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们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卧冰，他就是晋朝的大臣。晋朝以后，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来，都是“以孝治天下”。我们看历朝大臣，凡是为国家大问题，或是为爱护老百姓的问题，所提供的奏议，很多都有“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话，先拿这个大帽子给皇帝头上一戴，然后该“如何如何”提出建议，这是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提倡孝的好处、优点。

但是天下事谈到政治就可怕了，我们关起门来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为统治的手段。谁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麻子的教孝教忠

我们看历史，经常可以看到有个因果律，如清朝，孤儿寡妇率领三百万人，入了中原，统治了四万万人，最后清朝完了，又仍然是孤儿寡妇，夹了一个皮包，回到关外去了。一部历史，怎么样开始，就是怎么样结束，好像呆板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也几乎完全是跟着循环往复的因果律在演变。清朝孤儿寡妇入关以后，顺治很年轻就死掉了，不过这是清朝一个大疑案，有一说顺治没有死，出家去了，这是清人历史上不能解决的几大疑案之一。接着康熙以八岁的小孩当皇帝。到十四岁，正式亲政。老实讲，那时候如果是平庸之辈，要统治这样庞大的四万万人的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但这个十四岁的小孩很厉害，康麻子——康熙脸上有几颗麻子的——十四岁开始统治了中国几十年，（康熙八岁当皇帝，十四岁亲政，六十九岁去世，在位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里安定下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反清复明的人太多了，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是思想上、学说上所作反清复明的工作，实在太可怕了。结果呢？康麻子利用中国的“孝”字，虚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种子一直过了两百年才发芽。清兵入关，有三部必读的书籍，哪三部书呢？满人的兵法权谋，学的是《三国演义》，还不是《三国志》，在当时几乎王公大臣都读《三国演义》。第二部不是公开读的，是在背地里读的——是《老子》，当时康熙有一本特别版本的《老子》，现在已经问世，注解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当时每一个清朝官员，都要熟读《老子》，揣摩政治哲学。另一部书是《孝经》。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说到这里，诸位读历史，可以和汉朝“文景之治”作一比较，“文景之治”的政治蓝本，历史上只用八个字说明——“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么一来，康熙就提倡孝道，编了一本语录——《圣谕》，后来叫《圣谕宝训》或《圣谕广训》，拿到地方政治基层组织中去宣传。以前地方政治有什么组织呢？就是宗法社会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长、乡长，都是年高德劭，学问好，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每月的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讲圣谕，圣谕中所讲都是一条条作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进了，尤其提倡孝道。进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这个精神而加以反面的运用。要知道康熙把每一个青年训练得都听父母的话，那么又有哪一个老头子、老太太肯要儿子去做杀头造反的事呢？所以康熙用了反面，用得非常高明。此其一。其二：当时在陕西的李二曲，和顾亭林一样，是不投降的知识分子，他讲学于关中，所以后来顾亭林这班人，经常往陕西跑，组织反清复明的地下工作。康熙明明知道，他反而征召李二曲作官，当然李二曲是不会去作的。后来康熙到五台山并巡察陕西的时候，又特别命令陕西的督抚，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为当代大儒，是当代圣人，一定要亲自去拜访李二曲。当然，李二曲也知道这是康熙下的最后一着棋，所以李二曲称病，表示无法接驾。哪里知道康熙说没有关系，还是到了李二曲讲学的那个邻境，甚至说要到李家去探病。这一下可逼住了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了家中来，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个头，就算投降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气节问题；所以李二曲只好表示有病，于是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来。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陕西督抚以下的一大堆官员，都跟在皇帝的后面，准备去看李二曲的病。康熙先打听一下，说李二曲实在有病，同时，李二曲也只好打发自己的儿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而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强去李家了。否则，他一定到李家，李二曲骂他一顿的话，则非杀李二曲不可。杀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杀，又有失皇帝的尊严，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儿子一番，要他善为转达他的意思，又交待地方官，要妥为照顾李二曲。还对他们说，自己因为作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去处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学习，实在很有福气。康熙的这一番运用，就是把中国文化好的一面，用到他的权术上去了。可是实在令人感慨的事，是后世的人，不把这些罪过归到他的权术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骂，都太冤枉了。

实在讲，孝道的精神绝对是对的，要说它对的理由，很多很多，现在是讲《论语》，不在本题外说得太多，只在这里提一下，就可以了解“孝”可以治天下。由各人的孝父母，扩而充之爱天下人，就是孝的精神。这个精神的更深处，我们再看一下《孝经》，就了解了。

晚娘面孔难为人

再下来是：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子游是字，少孔子四十五岁。他问孝，孔子讲解很明白，他说现在的人不懂孝，以为只要能够养活爸爸妈妈，有饭给他们吃，像现在一样，每个月寄五十或一百元美金给父母享受享受，就是孝了。还有许多年轻人连五十元也不寄来的，寄来了的，老太太老先生虽然在家里孤孤独独，“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但看到五十元还是欢欢喜喜。所以现在的人，以为养了父母就算孝，但是“犬马皆能有养”，饲养一只狗、一匹马也都要给它吃饱，有的人养狗还要买猪肝给它吃，所以光是养而没有爱的心情，就不是真孝。孝不是形式，不等于养狗养马一样。

这里我们看出来了，孔子对学生讲孝道与答复从政的人讲孝道完全两样，所以我们证明孔子前两段话是歇后语，用隐语的。

至于接着下面讲孝道：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