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也有牢骚吗？

接下来，说到孔子对于时代的感叹。我们经常批评人家发牢骚，其实，这也是人情之常。虽然有时候历史上看到发牢骚而获罪的事，但人人都有牢骚，发出来还好一点，不发出来更糟糕。孔于偶尔发发牢骚，也并不为过。

子曰：不有祝跄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先说祝跄，跄是人名，字子鱼，有口才，是当时卫国的大夫。祝是当时的官名，管宗庙、国家祭祀的官，他的资料，在《左传》鲁定公四年“祝跄长卫于祭”中有详细的记载。“宋朝”是宋国的公子，公子是世袭的官名，所谓“世家公子”，他的名字叫朝，长得很漂亮。孔子说，假使一个人没有像祝跄那样能言善辩好口才，虽然长得像宋公子朝那么帅，可是在这个社会上，还是吃不开，行不通的。所以时代变乱中的人物，不但人要帅，还要有口才。在现代社会上说来这还不够，还要有

财。这是孔子对当时时代社会变乱中的感慨，我们也可以当他是牢骚吧！

我们要了解，孔子对当时的社会有些感叹，在孔子以前难道就都是好的？不！也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造成的种种烦恼，千古一律，不但中国，外国也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古代蛮好，现代却差了。后代的人看我们现在，还认为比他们好。这是世道人心，千古以来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念古书，并不是要退回去作古代的人，主要的是要懂得如何作今天的人。

上面看孔子发了一顿牢骚，他向现实低头了没有呢？他始终不低头。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孔子虽然对时代那么感叹，但是他认为还是要走正道才对。一个君子不要对现实低头，最后的胜利，最后的成功还是归于正道的。他举例说“谁能出不由户？”大门里的门为户。他说哪一个要出外的人，能够不经过门户出去呢？出了门才走上正路，人一定要走上正路的，走邪门，行左道，终归曲折而难有结果。

这一段，也是说人一定要有作人的标准。尽管许多人，不走正道而得意一时，最后还是有问题。不过许多人还是只顾目前，不顾自己的后果。虽然我们看到不少人作恶多端，却仍然安享天年，但是这笔帐终归有来世结算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朴素的文质；“文”是人类自己加上去的许多经验、见解，累积起来的这些人文文化。但主要的还是人的本质。原始的人与文明的人，在本质上没有两样。饿了就要吃饭，冷了便要穿衣，不但人类本质如此，万物的本质也是一样。饮食男女，人兽并无不同。但本质必须加上文化的修养，才能离开野蛮的时代，走进文明社会的轨道。

所以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完全顺着原始人的本质那样发展，文化浅薄，则流于落后、野蛮。“文胜质则史”，如果是文化进步的社会，文化知识掩饰了人的本质，好不好呢？孔子并没有认为这样就好，偏差了还是不对。文如胜过质，没有保持人的本质，“则史”。这个“史”，如果当作历史的史来看，就是太斯文、太酸了。我们要拿历史来对证：中外历史都是一样，一个国家太平了一百多年以后，国势一定渐渐衰弱，而艺术文化，却特别发达。艺术文化特别发达的时代，也就是

人类社会趋向衰落的时候。如罗马鼎盛时期，建筑、艺术、歌舞等等随之渐渐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国运即转衰微了。所以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两样要均衡的发展。后天文化的熏陶与人性本有的敦厚、原始的朴素气质互相均衡了，那才是君子之人。整个国家文化如此，我们个人也是如此。所以我有时也不大欢喜读书太过用功的学生，这也许是我的不对。但我看到很多功课好的学生，戴了深度的近视眼镜，除了读书之外，一无用处。据我的发现是如此，也是我几十年的经验所知，至于对或不对，我还不敢下定论。可是社会上有才具的人，能干的人，将来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并不一定在学校里就是书读得很好的人。所以功课好的学生，并不一定将来到社会上做事会有伟大的成就。前天在x大考一个研究生，拿硕士学位，很惭愧的，我忝为指导老师。还好最后以八十五分的高分通过了。这个孩子书读得非常好，但是我看他做事，一点也不行，连一个车子都叫不好。书读得好的，一定能救国吗？能救国、救世的人，不一定书读得好。假定一个人书读得好，学问好，才具好，品德也好那才叫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算是一个人才。所以我常劝家长们不要把子弟造就成书呆子，书呆子者无用之代名词也。试看清代中叶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以后，有几个第一名的状元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再查查看历史上有几个第一名状元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宋朝有一个文天祥，唐朝有一个武进士出身的郭子仪。只有一两个比较有名的而已。近几十年大学第一名毕业的有多少人？对社会贡献在哪

里？对国家贡献在哪里？一个人知识虽高，但才具不一定相当；而才具又不一定与品德相当。才具、学识、品德三者兼备，这就是孔子所讲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但学校教育要注意，家庭教育也要对此多加注意。

人性的基本问题

关于“文质彬彬”一节，再深入就要进入个人具体的修养，和人性本质问题。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是哲学上一大问题。中国哲学的基本，几千年来讨论这个问题，都无法下定论，西方哲学也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根据孔孟思想，认为人性的本质，本来是善良的。最有名的《三字经》，第一句话就引用孔子“人之初，性本善。”不善都是后天学坏了的恶习气。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也曾举例，说明人性基本是善的。他说，我们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小孩子掉下井里去，第一个念头，第一件事一定是救人，不管这个孩子是谁，是仇人的孩子，或是自己的孩子，一定只要救人，所以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爱、慈悲的心各个都有。其次，人看到悲惨可怜的人，心里一定为他难过。由此可见人心是好的。

相反的，如荀子主张人性天生是恶的。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母亲生了双胞胎，当其中一个孩子要吃奶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又哭、又闹，把奶抢过来自己吃，可见人性是恶的。荀子认为人之为善，是后天的教化慢慢塑造而成。在孔子、孟子和荀子之外的另外一说，便是与孟子同时的告子，他认为人的本性，既不好也不坏。他说人性好比木头，以圆规一量可做成圆形，用矩一量又可做成方形。墨子也是这种主张：他说人性像白丝布一样，要把他染成黑的就是黑色，染成红的就是红色。人性无所谓善恶，善恶都是后来的染色。现在教育上“可塑性”的观念，便和此相近。于是，人性是善是恶，或不善不恶，哲学上几千年来都在争论。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

但是这些学理到今天还没有给人类以公认的定论，至少在学术思想上是如此。所以我们常常提到人类的文化非常滑稽。中国人五千年文化历史，西方人也有几千年，同样的吹牛认为人类最伟大，最了不起——自吹是万物之灵。但在万物的心目中，如猪、牛、鸡、鸭来看人类，说不定认为人是万物中最可恶的东西，既狡诈又凶残，因为人类专门杀害它们，吃它们。可是我们万物之灵的人类，虽然有了几千年文化，但对几个基本问题，却仍然都没有肯定的答案。例如：我们的生命究竟从哪里来？人性究竟是善的或是恶的？人类自己认为哲学、宗教、科学等累积的文明，已经征服了太空，这也是吹牛。严格说来，人类今天的文明，只能说开始向太空进军，太空并没有被我们征服。虽然进到了太空，人类自己切身的问题，仍如几千年来一样，还是没有解决。科学上为什么要到太空去？主要目的还是要追求生命的来源。今日科学的物质文明虽然发达，但科学的基本精神还是在追究这种问题的根源。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追出来，却把这套探讨的技术，发展到物质文明上去了，

因此便形成今天文化的趋势。

我们不要把问题扯远了，人性的形上形下问题，以后再讨论。以上所谓正反双方的理由都不太充分，而且有问题。现在我们回来单单讨论人类本性的这个“质”究竟怎样？这个问题也很难讲。不过人类原始的本性——质——是比较直爽的，我们看一个小孩子所表露的动作，纵然打破了东西，做错了事，他那个样子都蛮可爱的，因为他没有加上后天的颜色，还是人性的本质。假使人长大了，都还是这样，好不好呢？且看我们流传的一两则哲学性的笑话，供给大家做研究性的参考。

还是老虎可爱

有一个老和尚，收养了一个很小的孤儿，才两三岁就带到山上。关着门不使他与外界任何人接触，也不教他任何事，到抚养成人了，有一次老和尚下山去，一个朋友来访，问这个小和尚，师父哪里去了？这个小孩傻傻地说师父下山了。来客奇怪地问，你是他的徒弟，怎么什么事都不会？小和尚说，什么叫做“会”呢？客人就教他见了人，要怎么讲礼，要怎样讲话，师父回来时应该怎样对师父行礼。客人把这许多事都教给了小和尚，这小和尚已经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了，越学越会。客人没等他师父回来就先离开了，等到师父回来时，小和尚到山门外老远去迎接，行礼问好。师父看见，奇怪极了，问起这一套举动是哪里学来的。小和尚说出经过，这个师父气坏了，找到那位朋友大吵一顿。他说我二十多年来，不让他染污上任何是非善恶的东西，保留一副人性原本的清白。结果给你这一搞就搞坏了，我二十几年来的心血白费了。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其中所包括的内涵很多，不妨从各方面去理解。

第二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老和尚也是这样收了一个小孩。到了二十几岁，要带他下山，但很为他担心。就告诉他，你没有到人世间看过，现在我带你去。在城市中很热闹，五花八门，不过什么都不必怕，只有一个东西——老虎，你要注意，那是会吃人的。小和尚问老虎是什么样子，老和尚就把女人的样子告诉他，说这就是老虎。老和尚带他走了一趟，回到山上以后问徒弟，到了闹市里最喜欢的是什么？小和尚认为一切都很好，没有什么特别可动心的。老和尚又问那什么东西最可爱呢？小和尚说，最可爱的还是老虎。

这两个故事都涉及了人性，所以讨论到《论语》上的这个质字，一定要说怎样才是人的本质，也是很难下定论的。

如果质胜文，缺乏文化的修养就不美。倘使文胜质便很可能成为书呆子。学识太好的人，也很可能会令人头大。谈学问头头是道，谈作人做事，样样都糟，而且主观特别的强。所以文与质两个重点要平衡。

另外他又说出一个道理来：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这是讲到质与文以后，孔子说，人生来的天性，原是直道而行，是率直的。说到这里就很妙了，人喜欢讲直，站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一个尽管很坏的人，但也喜欢他的朋友很老实，不但老实人喜欢老实人，连坏人也欢喜老实人，从这里就可以体会到，人应该作哪一种人才对。人都喜欢别人直——诚实，即使他自己不诚实，至少对于老实人，肯上他当的，还是喜欢。从教育上看，任何一种教育，都是教孩子要诚实，不要撒谎，可是人做到了没有？不可能。

就我来说，十几年前，我有一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每逢晚上，来访的朋友太多，简直没得休息，有时感到很烦，有一天实在疲劳，也知道有位先生一定会来访，我就交代孩子：“我去楼上睡觉，有人来访，说我不在。”结果这位客人来了，我孩子说：“我爸爸告诉我，他要睡觉，有客人来就说不在！”应该骂孩子吗？不应该，我们要求他要诚实，他讲得很诚实，他很对，不对的是我们，那么人到底应不应该率直？呆板的直，一味的直，会不会出毛病？这都是问题。所以人生处世的确很难，有时候作了一辈子人，自己越作越糊涂。但根据孔子的话，人生来很坦诚，很率直。试看每一个小孩都很诚恳，假定在幼稚园发现了一个会用心机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大成问题，不是当时身心有问题，就是将来长大了会成为问题人物，但绝大部分的小孩都不会用心机。不过人慢慢长大了，经验慢慢多了，就“罔”了。

这个“罔”字做什么解释呢？平常用到迷惘的惘，在旁边多了一个竖心旁。罔字的意义，代表了虚伪、空洞。“罔之生也”，一个人虚虚假假地过一辈子。虚伪的人不会有好结果的，纵然有时会有些好际遇也是侥幸意外免去了祸患，并非必然。必然是不好的结局。这两句话是说人天生是率直的，年龄越大，经验越多就越近乎罔。以虚伪的手段处世觉得蛮好的，但是结果一定不会好，纵然好也是“幸而免”。可是“幸而免”是万分之一的事，这种赌博性的行为，危险太大，是不划算的。

楼下黄金楼上人

说到这里，孔子又转了另一个道理，他认为要把学问作好，不是一件痛苦的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在教育上是一个大问题，世界上谁不想作好人做好事？都想做。有很多人知道应该怎么做，道理都懂，可是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前面我也曾经提到，许多人“看得破，忍不过。”比如说：算了吧！生活简单一点吧！这是看破了，但到时候却忍不过。看到不义之财，第一个念头是不要；多看一眼，眼睛就亮了；再看一眼，眼睛就发红了。

历史上有个故事，是说三国时的管宁与华歆，管宁是有名的高士，后来他一生不下楼。最初与他的同学华歆一起读书，两人一起挖地。管宁挖到一块黄金的时候，视黄金如泥土一样地丢开了，看都不去多看一眼。而华歆走去多看了一眼，才不再去管它。就这样管宁和华歆绝交了，或许有人会说管宁未免太不近人情。但古代历史记载简单，事实上他们两人同学，感情如此好，管宁已经观察华歆很久了，再加上这一件事情，他断定华歆是不安于淡泊的。果然后来华歆扶助曹丕篡汉，成了千

古罪人，虽然文章非常好，但是他变成了反派的文人，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小人之儒。所以管宁当华歆地位高了，他就永远不下楼，意思是你虽然有了政治的权力，但我就不踏在你的土地上，这就是华歆看得破，忍不过的道理。

还有“想得到，做不来”，有许多事情我们都想得到，但做起来的时候，就硬做不来。也就是说学问、道理虽然懂得，身体力行时，却做不到。所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对做学问必须养成习惯，一日不可无它。第一篇《学而》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习”字就是要“好之”。“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爱好它，喜欢虽然喜欢，并不认为是生活中的一件乐趣。以现在最流行的打太极拳来说，决没有打麻将那么受人欢迎。因为打麻将的人视此事一乐也，坐在那里快乐得很，

而打太极拳，知道对身体有利益，是知之者，天天打，是“好之者”，可是摸两下，觉得今天好累，明天再打，那就还不是“乐之者”。欲期学问的成就，进入“乐之”的境界，就太不简单了。我们对于部下或者子女的教育，就要注意这一点，看他乐于哪一面，就在哪方面培养他。就算爱打麻将，也可以培养他，当然不是培养他去打麻将，而是将他打麻将的心理转移到近似的正途发展。这才是师道的原则，不但对人如此，对自己修养学问也要如此，但是孔子下面又说一句话：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这是说人的智慧不能平齐，姑且把它分作上、中、下三等的差别。中人以上的资质，可以告诉他高深的理论；至于中人以下的资质，在教育方面，教导方面，对他们就不要作过高的要求，不妨作低一点的要求。但中人以下的人，他们的成就，又不一定永远在中人以下，只要他努力，最后的成就，和中人以上的会是一样的。这在历史上可以举很多的事例来说明的。凡当过老师的，作过领导人的，都能体会孔子这一段话是绝对正确的。我误聪明上面的话，都是孔子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话一直讲下来的，是教育的道理，也是作领导人的原则。大凡领导人的时候，对部下先要认识。看他的能力若是中人以下，却把较高的任务交给他，那一定糟糕。教育的原理也是一样，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更要注意，千万不要“儿女都是自己的好”，对自己的儿女也要看情形，“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教育后代，只是希望他很努力，很平安的活下去，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分子，这是最基本的要点，并不希望他有特殊的地方。像苏东坡，名气那么大，在文人学者中，他实在好运气。比苏东坡学问好的人，不是没有，可是苏东坡在宋朝，名闻国际，几个皇帝都爱他。当时日本、高丽派来的使臣都知道，甚至敌国的人都知道，当时金人所派来的使臣，第一个问起的就是苏东坡和他的作品，他的文章、诗词，中外传扬。后来他在政治舞台上受到重重打击，便写了一首感慨的诗说：“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我们从苏东坡这首诗上看到人生。他无限的痛苦、烦恼。所以学问好，名气大，官作高了，没痛苦吗？痛苦更多，这是我们从他这首诗了解的第一点。第二点，从这首诗看苏东坡的观点就很可笑了，试看他前两句，不但他有这个感觉，大家也有这种感觉；第三句也蛮好的；第四句毛病又出在他太聪明了。世界上哪有这种事？！生个儿子又笨、又蠢，像猪一样，一生中又无灾无难，一直上去到高官厚禄，这个算盘打得太如意了。这是“聪明误我”？或是“我误聪明”呢？就人生哲学的观点来看，如果当苏东坡的老师，这一首诗前三句可打圈圈，末句不但打三个xx，还要把苏东坡叫来面斥一顿：“你又打如意算盘，太聪明了！怎么不误了自己呢？”

以上中间这一段，几节连起来，是讲人生作学问的道理，跟着说的牵涉到政治的问题。

政治与宗教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这个“知”念“智”，为智仁勇的智，古代知智相通。樊迟，这位孔子的学生，不必介绍了，上次驾车的就是他。有一天他问孔子，什么叫真智慧，这个知包括了科学、哲学，但在这里却偏向于政治哲学。孔子答复得很妙：“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务民是什么？是领导人，作一个从政领导的人便是务民，意思是他所领导的事务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是孔子的名言。孔子不相信宗教吗？他非常相信，他认为鬼神是有，但与人是

两路。所谓“天道远，人道迩。”鬼神是天道的问题，离我们很远。我们现在活着都是人道——“人道迩”，政治、教育、经济、军事、社会都是人道的事，不要以鬼神为主，所以敬鬼神而远之，是敬而远之，不是不信。过去，尤其是现在，一谈到宗教，人们就说迷信，这种态度我非常反对，持这态度的人“懂不懂宗教？”是一个问题，如说：“不懂，是迷信何必去懂他？”这样便是大迷信。为什么呢？因为迷信自己嘛！对于一个东西，内容还不懂，就随便下定义，这不是迷信吗？迷信，

就是迷糊不知道而相信，这才叫迷信，现在你对宗教不知道而下了这个定义，这是大迷信。孔子绝不迷信，“敬鬼神而远之”，这就是知。

这是个大问题，中国古代历史，西方古代历史，几乎政治与宗教没有分过家。我们历史上的秦始皇、汉高祖、唐、宋、元、明、清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一个皇帝没有和宗教发生过关系，不管他是信仰或反对。外国也一样。

讲到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当南越已故总统吴廷琰未去世前，有位神父，陪一位也是教书的外国神父，到我家里来访问，说是由教廷来的。我一听这件事，颇头大。我声明如果视我为代表中国的某一宗教徒，我不愿谈话，因为我不能代表任何一个宗教。他说就因为我不代表任何一个宗教，比较超然，所以要访问我。我说我首先告诉你，请你转告他们。我曾经在香港对宗教人士演讲，提到二十一世纪之时，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必须脱掉，所有宗教的大门都必须打开，而且各宗教要联

合起来共同服务，追求人生、宇宙的真谛，二十一世纪的文明，才能够建设。我说也许言之过早，但是你们可记录下来，将来必定如此。为什么呢？假使不脱掉宗教的外衣，不打开宗教的大门，还是闭关自守，对所有宗教而言，便有八个字的定论——“关门主义，自杀政策。”宗教是谁在排斥？并不是宗教之间的斗争，而是自然的发展，科学文明在捉弄宗教。后来他问到南越的事情，天主教与佛教之间在南越的问题。我说现在你可以记录我的话了，我是中国人，站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立场，

贡献你们一个意见，世界人类文化，站在宗教的观点来看政治，好像每一个地区的政权，不过是由宗教制成的一个作品；相反的站在政治立场来看宗教，任何宗教不过是政治上的一环而已。凡是纯粹的宗教徒，最好站在政治的立场来看宗教。西方的宗教不去管，在中国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政治如果扯上了宗教问题，便非失败不可。我当时认为贡献他们这个意见，非常踏实，很诚恳。现在来说更中肯，一点没错。我们中国历史上，秦汉以下，三国时的黄巾张角、元朝的白莲教，近代如红灯照、义和团、太平天国等都是政治扯上宗教关系。凡政治扯上宗教关系来玩的，非失败不可。西方的十字军东征，这么大一个战争，为了宗教的观念而起的，成功了没有？失败了，此其一。第二，政治必须仰仗历史文化的经验，当时的南越太年轻了。我不好意思讲，这是我国自己国家运气差一点的时候，自己倒楣，免谈了。严格说来，南越是小孩嘛，政治和历史文化是要久远的经验，不可像小孩子一样随便乱来的。

这些事例就是说明“敬鬼神而远之”的意义，如果讲宗教史，佛教玄奘取经回国以后，便是唐太宗捧出来的。同时唐太宗也捧道教。唐代的真正国教是道教，上朝排列朝班时道教站在第一位，佛教站在第二位，但待遇上是平等的。至于儒教，不用说，也是照捧，对伊斯兰教也很崇敬，老的基督教——景教，也是唐太宗时候到中国来的，唐太宗还替他写一个碑文，准他在广州盖庙——建教堂。唐太宗那样大的政治气派，看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都“请上坐，泡好茶。”他自己信什么教，

他没有表示。老老实实说，后来考据他是信佛教的。但在政治态度上，他绝对公平，过去尽管没有宪法，对宗教还是公平。所以孔子说为政的领导道理与鬼神之事的关系，不能完全做迷信看。有时对工作，对政治非常有帮助。不过上面一个“敬”字很重要，应该非常恭敬。比如拿破仑，绝不迷信，他当皇帝以后，曾经把皇冠一脚踢开，认为这些皇帝的帽子算什么东西。但当他打到了伊斯兰教的国家，看到伊斯兰教的教堂，却跪下来，跟着别人一样礼拜，这就是“敬鬼神而远之”的道理，这

也是最高度的智慧，不能叫迷信。信仰是个人的事，处大事时，则不能随意有所偏废。

为什么举这许多事例来说明“敬鬼神而远之”为“知”呢？要注意，孔子上面有一句话，“务民之义”，讲到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智慧问题，并不是普通闲谈地，讨论鬼神这个哲学问题。

后来又问到仁这个问题。这里的仁不是讲仁的体，而是讲仁的用，作人处世的仁。孔子说，一个领导别人的人，极须要仁爱的心怀，对任何问题不要轻视，不轻视也就是儒家“敬其事”的思想。尤其领导人聪明的，往往容易轻视天下事，犯上苏东坡“我被聪明误一生”的毛病，所以任何事先从“难”的方面想，以后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先从难的方面，问题多的方面看，都研究完了，最后有一个结论，得到中道的成果，这就是仁的用。这样一来，便利了自己，也便利了别人，更便利了老百姓。

这几十年来，年轻的朋友，用西方文化的观念来处理事情——错了，不怕错，就怕不做；错了没有关系，再改。这一来，在政治上有好也有坏。有些人喜欢引用拿破仑的气魄，说他的字典里没有难字，这句话听了很过瘾，非常有气魄。但是大家想想，拿破仑并没有成功，他不会成功，如同中国的项羽一样。说到西方文化，美国除了科学以外，追根究柢没有什么真东西可看；只有到欧洲去看；在欧洲只有到法国看，到了法国只看到拿破仑的凯旋门。欧洲人都崇拜拿破仑，可是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可以拣出来一打以上，这有什么了不起？一个老成谋国的人，要注意这个“难”，先难而后获，这就是用仁之道。

不在山水之间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是真正的爱心？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

寿。

这几句话，一般的人说，“知者乐水”的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喜欢水，因为水性流动。“仁者乐山”是说仁慈的人喜欢山。如果这样解释，问题大了。套用庄子的口吻来说，“知者乐水”，那么鳗鱼、泥鳅、黄鱼、乌龟都喜欢水，它是聪明的吗？“仁者乐山”，那么猴子、老虎、狮子都是仁慈的吗？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正确的解释是“知者乐，水。”知者的快乐，就像水一样，悠然安详，永远是活泼泼的。“仁者乐，山。”仁者之乐，像山一样，崇高、伟大、宁静。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不是我故意作此解释的。

为什么不是我故意的？再看下文就知道，他说知者的乐是动性的，像水一样。仁者的乐是静性的，像山一样。这不是很明白吗？硬是断章取义，说“知者乐水”是喜欢水，“仁者乐山”是喜欢山，这是不对的。有些人的学问修养，活泼泼的，聪明人多半都活坡，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是这么个气魄，这么个气度。仁慈的人，多半是深厚的，宁静得和山一样。所以下面的结论：“知者乐”，知者是乐的，人生观、兴趣是多方面的；“仁者寿”，宁静有涵养的

人，比较不大容易发脾气，也不容易冲动，看事情冷静，先难而后获，这种人寿命也长一点。这是连起来的意思，千万不要跟着古人乱解释：聪明的人一定喜欢水，仁慈的人一定喜欢山。那问题就很大了。

变了形的文化样品下面两节，孔子感慨起当时的文化问题了。看起来是两节闲文，毫不相干的话。研究起来，必须要配合春秋战国的历史时代。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讲到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演变，齐鲁两国，无论在东西周时期，都具有核心性的影响作用。后来的楚国、秦国，虽凭一股新兴文化的气势，左右战国时期，但始终是以国富兵强而具有影响时局的力量而已。若论文化的渊源，仍然不能离开齐鲁。鲁国乃周公之后，周朝武王统一天下，对老功臣，分封建国。周公的后代被封在鲁，保存了周代文化的精神。姜太公帮助了武王统一天下，他的后代封于齐，发展出后世道家学术的精神。换言之，姜太公一系遗留在中国的文化，可以说代表了传统道家的文化；鲁国的文化则代表了周公这个系统，也就是形成后世儒家的文化；楚的文化则为老、庄一系所形成的南方文化成分较多；墨子则代表宋国的文化，宋为殷商的后代，所以在墨子的学术思想中，保留有浓厚的夏商文化的色彩。讲中国文化史或哲学史，对这个观念应该清楚。

春秋时期，当时的文字语言并没有完全统一，交通也不便利，各国诸侯的政治措施也有了各自为政的趋向，只是大体上还保持大同小异而已。到了孟子的先后时期，鲁国保留的周代文化，也只剩一线命脉。那时候较为兴盛的，还是道家传统所流衍的燕齐文化。而且齐国比较强，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现在山东靠海这一带地方，本来资源缺乏，因为姜太公封到了齐国，他便发展资源经济，开始制盐，不但使齐国成了产盐区，并且渔盐之利大增，后来又经管仲的一番开展，齐国的经济更发达，到了战国时期，他的国际地位，等于我们当年在大陆时的上海、现在美国的纽约。所以当时孟子、荀子这些学者，都曾到齐国转一趟，好像现在的人们都要去美国混一下一样的。这是孔子以后的事。在孔子当时，鲁国文化，还大有可观之处。孔子的思想中，认为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保留起来，乃至于振兴起来，就要以齐国的文化为基础，再加上好的转变，就可以到达当年鲁国的情况；再把鲁国的文化，提高一点水准，就可以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这是他的一个看法，一个感叹。

下面孔子又对觚发出一个感叹。觚依考据是一种四方有棱角的酒杯，到故宫博物院，应找得出这件东西。依古人的解释“觚不觚！觚哉！觚哉！”这句话，是孔子在感叹说，这个时代什么都变了。你看嘛，这只酒杯本来是有棱角的，现在酒杯的棱角也磨平了！这里记载孔子有这个感叹。但是酒杯没有棱角有什么稀奇？孔子如果看到我们现在用的茶杯还是玻璃做的，圆圆的，孔子一定要感叹，玻璃杯啊；玻璃杯啊！我们如果连接上文看，就知道这句话的意义了。孔子说我们的文化已经衰落了，要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件非常吃力的工作。除非像齐国那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能为后代文化努力，再加重整一番，可至于鲁。鲁国的文化有这样相当基础，能够把他再发扬光大一点，可以保持传统文化之“道”。可是他讲到这里，正在拿着杯子喝酒，于是就近举例说，试看看，酒杯的样子都变了！什么都在变，时代已经变了；酒杯啊！酒杯啊！他是感叹连这样一个用具、都跟着时代在演变了，人更是永远在演变，历史是拉不回来的。这是他假借酒杯对文化演变的感叹。我曾

和朋友们谈起，不要感叹，感叹是没有用的。历史无法拉回。我们死了，下一代照样活下去，照样又生下一代来。我们现在要尽到自己的任务，把我们所知道的，尽量交给后一代。他们去整理，他们去发扬，那是他们的事，不要担心。一定说“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世道衰微”也不见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历史，每代历史有每代历史的精神。所以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意思不单指这个酒杯。而是说变了，一切在变，就是这样一个感叹。

君子可欺以其方

正当孔子感叹，旁边有个学生提出了问题。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

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就是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的台柱学生，我认为他是身体不太好，而聪明有余，德性不大够的一个人。他有一天和孔子半抬杠，也可以说是在怀疑一个问题。他问孔子说，你天天教我们要学仁，作人做事要讲道德仁义。假使有一个人，去骗一个有仁义修养的人说，水井里有仁义。难道为了修养仁，就听他的话往井里跳？宰予这个话问得没有错，并不调皮，很实在的。他的意思是，老师你天天教我们讲仁义道德，现在世界那么坏，坏人那么多，有人来骗我们井里有道德，道德又

值几毛钱一斤？要不要跳下去呢？和我们现在问：“这个社会这样坏，仁义有什么用？”是一样的。

孔子听了以后，终于笑了。他说你怎么这样想呢？一个作学问成为君子的人，并不是一个笨蛋，必须要晓得应变。孔子力赞《周易》，而《周易》的道理，便有“适变”、“随时”这两个要点。要懂得时代，适合于时代。但自己要站在中间，顺应这个变，有中心主张、中心思想。他在这里说一个君子之人“可逝也”，可以放弃自己的终身，但“不可陷也”，绝不受人家的包围、困扰，落入陷阱之中。比如说抛弃了一切，甚至抛弃了这个社会环境，抛弃了一生的功名富贵，绝不受困扰。

如果说没办法，受了环境的困扰，陷进去了，在无可奈何下而拿了功名富贵，然后自说清高，那对不住，这是没有骨气，不是君子。有骨气的作法是自我牺牲，不受困扰。“可欺也，不可罔也。”当面来欺骗可以，愿意接受这个欺骗，这是仁慈。但如果糊涂、将就，自己根本不知道，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孔子是说，你问的哪有这个道理？归纳起来的意思，人一定要仁义道德。这是孔子所标榜的，也就是他的学问中心，要有中心思想，中心路线。如果这个中心思想行不通，只要认为对了，乃至于被时代遗弃了都可以，可是如果被现实所陷没了，那是不应该的。

所以孔子在下面再加以引伸解释。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孔子说博学于文，这个文不仅是文学，而是代表了一切学术文化。以现代名词来说，包括了文法、文理和一切知识。所以说要博学于文。博就是渊博，样样要懂，才能成为通才。但是渊博的人，常是样样都懂，门门不通。所以先求渊博；后要求专精。要渊博而专精，并且还要约束自己，作人处事在在合礼。孔门的思想要讲礼，我们再三提过，礼并不是教我们行礼，而是《礼记》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孔子说如果做到这样，大体上人生的道路，可以走得出来，不会离谱太远了。“弗畔”，就是没有离经叛道的意思。

冲冠一“路”为红颜

到这里引出一件事来了。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段很妙。南子是古代的一个美女，是卫国的人。孔子在这个国家相当久，因为卫国本来有意留孔子，把国政交给他，学生中有很多人怀疑孔子想取得在卫国的君权。当时卫国的诸侯卫灵公，宠爱一个漂亮的妃子，就是南子。春秋战国的时候，女子把持政权的有好几位，不过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专书，我倒很希望有人，如果有功夫，对这种女人把持政治的风气，列举中外的历史事例写一本书。

中外历史上，与政治有关的女人太多，几乎任何一个政权都离不开女人。常在报纸上看到，英国的绯闻出来了，白宫的桃色新闻又出来了，全世界新闻界闹得那么凶，我看看觉得蛮好玩的。有的学生问，怎么觉得好玩而已？我说这有什么希奇呢？报纸上闹是另外一回事。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几乎没有不和女性发生关系的。不过有些是好的女性，有些是坏的女性。和历史的整个型态都有关系，可惜的是古代重男轻女，历史的记载没有朝此方向发挥而已。明末清初文学家李笠翁说的，

人生就是戏台，历史也不过是戏台，而且只有两个人唱戏，没有第三个人。哪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这句话又引起另一则有名的故事：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游江南，站在江苏的金山寺。看见长江上有许多船来来往往，他问一个老和尚：“老和尚，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老和尚当然不知道这个问话的人就是当今皇上，他说：“住了几十年。”问他：“几十年来看见每天来往的有多少船？”老和尚说：“只看到两只船。”乾隆惊奇地问：“这是什么意思？为何几十年来只看到两只船？”老和尚说：“人生只有两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乾隆听了很高兴，认为这个老和尚很了不起。李笠翁说人生舞台上只有两位演员，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孔子当时到了卫国，南子这位宠妃正在把持政权，曾经找人告诉孔子，想见见孔子。这是古代，不比现代外交：除了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外，到了一个国家，见元首夫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还是一种习惯上的礼貌。但在古代不然，尤其是南子这个人，名声并不好，她要见孔子，孔子并没有答应，后来有人告诉孔子，要在卫国有所作为，非要走南子这条路线，孔子当然没有走这条路。但是孔子有一天的确见了南子，照历史上记载，孔子见南子，南子对他恭敬万分。历史的记载，男女相见，中间挂一幅珠帘，南子穿了国家的大礼服，在帘子里面向孔子跪拜，非常尊敬孔子，这也是事实。

现在《论语》中记载，孔子见了南子。这一下，学生当中脾气最大的子路不高兴了，出来在态度上大概给孔子很难堪，逼得孔子赌了咒：“你不要怀疑我啊！我假如做了对不起人的事，给天雷打死！给天雷打死！”古人对这节书，都作上面这样的解释。

如果这样解释是对的，试想想，我们民族文化所标榜的这位圣人，岂不太糟糕了？见南子就有不轨的行为吗？这是不可能的。南子虽然在社会上的名誉不太好，孔子也瞧不起她，到底她是这个国家国君的如夫人，她硬要见见，也理所当然。孔子特别讲礼，这又有什么失礼的？

孔子见了南子出来，子路这个学生就摆脸色给他看，孔子这个“校长”也干不下去，要辞职了，太受学生的威胁了，还要逼得孔子当面赌咒，“天啊！给雷打死！给雷打死！”哪有这样的解释？这完全是后人塑造孔子的错误，所以孔家店被打倒是难怪的，都是这些店员乱搞！把自己老板塑得那个怪像。就是现在，也还有人把孔子像塑得那么呆板。孔子哪里是这样的，孔子态度本来非常活泼轻松。

孔子见南子，是事实；子路不大高兴也是事实，孔子也的确矢之。“矢之”是很严重，等于赌咒，赌什么咒呢？问题在下面这句：“予所否者”，孔子就告诉子路，你们的看法不对的。这里要千万注意，古人说：“万事谁能知究竟？人生最怕是流言。”又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就是人言可畏。又“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情世故要通达，凡事问心无愧，旁人背后怎么说不要管他，只问自己。所以孔子是说，你们看法和我看法不一样，我所否定的，我认为不可救药的人，一定是罪大恶极。不但人讨厌他，就是天也讨厌他，那么这种人便不需要与他来往。

我们再看南子，是不是那种“天厌之”的人呢？南子在历史上不像夏姬，后来的夏姬是不得了的，坏得很。我们查卫国的历史，南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错，不过长得漂亮，卫灵公非常迷她，如此而已！政治上当时比较起来，卫国还算好的。而且孔子周游列国，流落他方的时候，还是在卫国住得最久，卫君在卫护他，南子也在卫护他，卫国的大臣，蘧伯玉这班人也在卫护他。所以孔子说，你们不要听到人家胡说八道就相信了。“谣言止于智者”，有聪明有智慧的人，一听到就知道是真的或是假的。我所认为不对的，不像你们的看法，如果真有罪大恶极的人，天意都会厌弃他，何况人呢？你们对于南子，用不着这样不高兴。这节的意思，如此而已。我们绝不能照旧的解释，把孔子说成像孩子偷了嘴，怕大人打那样，哪有这种事，这是三家村学究们的见解。

接下来，孔子提到这件事了。所以我说《论语》是连成一起的，编得非常好。讲了南子这故事，马上就把孔子的一段话引进去了。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在孔子的孙子子思著《中庸》的时候，第三章中，就引用这一句话。孔子是讲了这一句话，孔子就中庸太难了，中庸是什么呢？讲孔子的中庸也是很难解说的，如仁字一样，有体有用，我现在不讲中庸的体，将来有机会研究《中庸》时再讲，现在讲中庸的作用，有些学者写文章骂中国文化，他们也是中国人，现在中国人“骂”中国文化的太多了！真使人感慨万千，我们这个国家在五代那八九十年中，也是最乱的，是当时认为的外族侵略进来的时代，有许多中国人变成什么样子呢？很难看，也很坏，他们帮助外族侵略自己中国人，所以唐末司空图有一首感慨的诗：“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音。汉人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咒汉人。”将来百把年以后，写我们现代的历史，可能有人也会这样写。现在骂中国文化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我们自己中国人。自己对自己没有搞清楚。

现在也有很知名的学人写了文章，说中庸就是马马虎虎的意思。他曲解说，张三说对，李四说不对，而王五说对与不对没有关系，就中庸吧！这位学者竟如此解释中庸，他们这些人对于中庸是什么，自己都没有好好的研究。

我们现在说中庸，就是能够中和的中庸之作用。我们中国文化中《易经》的道理，是说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人物，随时随地在变，每秒钟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如何能适应这个变，如何能领导这个变，这是学问的中心。同时《易经》告诉我们，变是对立的变，任何一件事都是相对立的，有正面必有反面，有好必有坏，你说对的，同时也就产生了不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在这个相对的中间，有一个中和的道理。所以“中庸”便提到中和的作用，孔子是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有最高的领导德业的人，使它能够中和，各保留其对的一面，各舍弃其不对的一面，那就对了。那才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同时感叹说：“民鲜久矣。”一般的人，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把这节放在孔子见南子后面，正说明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道理。一般人对人事的批评，要多方面注意人情世故。将来各位出去外面做事情，你的部下，你的朋友，甚至你的敌人，对你也是一样。当骂你坏的时候，什么都是坏的，没有好的；当捧你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没有坏的。但是不管捧与骂，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本分，自己要很清楚自己，不要为这些毁誉所动摇，要问自己真正的作为。所以孔子在这里所讲的道理，说明了孔子见南子的真相。

此事古难全

下面等于为本篇作结论了。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问的问题，都是中肯扼要，而且碰到孔子中心思想的要点之处。他说假使一个人广泛地博施济众，要为整个人类谋福利事业，照现代话来说，团体、社会、政府做的公益事业就叫社会福利。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福利思想？假使有研究社会问题的，这个问题要注意，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好像找不出社会福利问题的记载，事实上有没有呢？有！社会思想早有了，社会福利思想也早有了，过去都偏重在个人做，以个人立场，做社会福利事情，这是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告诉人，有钱做做好事，修桥铺路，再不然夏天在路上摆一些茶缸。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每到夏季，家里忙得很，天天都要烧茶，大锅大锅的烧，多少里一桶，放在那里，不要钱的凉茶，大家尽管喝。很多人家都这样做的，这些都是社会福利。中国过去的社会当然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由个人做社会工作，做社会福利，认为这是一种道德，所谓阴功积德。

现代的思想，社会的福利工作，已经由政府、由社团做。时代不同，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是两个时代，思想也不一样。子贡讲的博施，就是讲社会福利。广博，无条件的把东西送给人家，救济大家，让大家都得到帮助。在孔子学生中，只有子贡敢讲这句话，因为这位老哥子很有豪气，有时不大肯作书呆子，孔子也没有骂他，认为他很对，可是也没有鼓励他。他一边是讲仁义，一边不同意装穷，不像颜回一样，三天吃一个便当，还是馊的，喝一口水下饱。他要做生意，他的钱很多，所以他敢吹这个牛，假如我博施、济众，老师，怎么样？可以算得是你所标傍的仁慈吧？孔子对子贡这个问题的答复很妙，他说，你说的这件事，太伟大了，岂止是对仁来说，实在是永远做不到，做不尽的大事业，我也做不到，就是古代圣帝明王如尧舜一样当权的人，也做不到。问题是在于一个人想做好事，绝对大公，很难很难，是做不到的。所以中国的字，“公”是化“私”，这是儒家的思想。由道家演变而来的杨朱思想，“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绝对讲个人主义，我不拔你的毛，你也不要拔我的毛，一毛都不拔。墨子则讲“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尽量的为公。儒家认为都不对。儒家是讲保留适度的自私，慢慢扩充到为公。我们大家要注意，三民主义的思想，就是从儒家这个思想来的。儒家的推己及人，我有饭吃，才想到你需要饭吃，分点给你，我们两个有饭吃才分给他，我们三个有饭吃，再分点给大家吃。一步一步扩充。如全体都要一下子做到，不但我们做不到，尧舜也做不到。所以孔子说子贡的理想太高了，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陈义太高了。孔子告诉他，

真正仁的人，是要自己站起来，但是要顾虑到别人的利益，使别人也站起来。

学问道德也是如此，我要作一个人，不要忘记了他也要作一个人，我想将来通达有前途，不要忘记了他也要有前途，尤其是将来诸位如果出去做一个领导人，要多爱部下，像待自己的子女兄弟一样替他们着想。我要利益，他们也要利益，我太累了，同样地他们也累了。从最浅近、最平凡的当中去了解他。做到了这种地步，就可以说找到了仁的方向，为仁找到一条可走的路了。

本篇讲到这里，结束了《雍也》一篇的连贯性，也等于对第一篇《学而》这些道理，作一个陪衬。拿事实来证明、讨论。孔门学问中仁的应用，是推己及人，想自己利益的时候，也替别人的利益着想；扩而充之，想到天下人的利益。仁的路就是这样开始走的。

现在第六篇《雍也》讲完了。这六篇连起来，等于是全部《论语》中孔子师生之间学问问答的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