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能向全会作简单的工作报告，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是否还需要，请大家考虑。我觉得不必作详细报告了，因为最近这个时期中央的工作，中央同志都知道，参加全会的同志也大体知道。至于是否要向七大作从六大到现在的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呢?我觉得从六大到现在有十六年，中央主要负责人换了几次，这个详细报告也很难作，对于过去工作的检查，准备放到历史总结中去。过去联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报告，我们只准备对七大作政治报告，不另作工作报告，工作的总结也可以在这个报告中提到，只解决已经成熟了的中心问题。

我今天只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在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瓦窑堡会议[1](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以后的民主共和国决议(一九三六年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2](一九三七年五月)、洛川会议[3](一九三七年八月)、六中全会[4](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直到现在，都是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的。我们在执行这个方针中，对于如何发展自己与团结友军，对于日本、国民党与我党的看法，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与具体政策，是有争论的。我今天讲话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央的政策作辩护。

这里有国民党河南调统室给其中央调统局的一个关于河南战争[5]的报告，是最近时期抗战情况的典型材料之一，请王首道[6]同志宣读一下。这个材料表明，蒋介石的三个主力之一汤恩伯[7]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胡宗南[8]有两个师在河南也只剩下一个团。这证明抗战中的两个方针带来的不同结果:不民主的方针必然使抗战失败，只有民主的方针才能战胜敌人。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只有法西斯的教育，因而战斗力完全瓦解，一击即溃。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我们充分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在敌后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曾经停止了敌人在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达五年半之久。现在日本进攻河南，是因为日本要救死，国民党太不行，而共产党的力量又还没有达到保护汤恩伯的程度。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将来在英、美准备反攻的条件下，日本的军心民心和中国敌占区民心大大动摇时，日本力量和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对比也就会起变化。实行民主则胜，不实行民主则败，以前这还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现在开始变为现实了。去年我们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使外国人注意共产党的抗战力量。英、美从来没有像现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作过这样露骨的批评的。胡政之[9]访问英、美回国后，请董必武、潘梓年[10]同志吃饭，说他在外国讲中国共产党有前途，他又说国民党十二中全会无希望。最近孙科[11]说要辞职，于右任[12]不愿参加十二中全会。这些人都是寒暑表，表明情况要有变化。

关于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寇的中心力量，这个问题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同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作斗争。华中与山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曾经表现得最严重，差不多花了一九三九年一整年才纠正过来，但后来还是出了皖南事变[13]，到皖南事变后才彻底纠正过来。当日军占领江、浙，国民党逃走一空时，我们的同志不敢当县长，说是没有人委任。当山西新旧军冲突[14]时，旧军向新军开枪，新军要不要还枪也成为问题。这些就是在民族战争中不敢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具体表现。问题就是要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上，苏联的政策是最独立自主的，美国次之，英国犹豫，在法国、意大利、波兰等问题上，英国都徘徊于两可之间。蒋介石也是这样，对共产党及其他许多政策都表现出徘徊犹豫，表里不一。汤、胡均以***的《剿匪手本》为教材教育其军队，这样的军队对日一定是没有战斗力的。我们就不同，始终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磨擦则要同它斗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我们对于三次***高潮[15]都是如此。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四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四万五千人)，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万的党员和近五十万的军队。当一九三五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我们当时说长征是胜利了，长征是播种机和宣传队，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当时有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其实是很不符合实际的。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我们曾经希望改造国民党，所根据的是张学良[16]进步的先例与国民党丧失了江、浙的地盘。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不过我们并没有亏本。归根结底，主要是靠了八路军、新四军，才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与百分之九十的伪军。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我们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团结友军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这一阶段的头两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国民党，国民党也比较有朝气，国共关系比较好，我们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方针，发展了军队，建立了根据地，开办了干部学校。对运动战还是游击战的问题，我们内部也发生过争论，但是还是执行了以游击战为主的正确战略方针。统一战线政策在一九三八年受过一次挫折，后来被六中全会纠正了。在第一阶段，我们队伍中生长了一股骄气，有些同志过于轻视日本，过于相信国民党，自以为万事大吉，骄傲得很，这一点是吃了亏的。

第二阶段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共产党，举行了无数次的残酷“扫荡”，实行“蚕食”政策与“三光”政策，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都缩小了。但是这种困难教育了我们的同志，我们采取了适宜的政策，例如对敌斗争、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统一领导、“三三制”[17]、减租减息等，都有成绩，因此我们在敌后站稳了脚。我们虽然受了损失，但是得了经验，渡过了困难。这一阶段，日本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这个政策还是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了的，到一九四一年汪精卫[18]成立傀儡政府而更露骨，日本对国民党差不多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则日趋反动，对日本的进攻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发动进攻则是积极的。

第三阶段，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又上升了。军队现在有四十七万人，战斗力提高了；党员发展到九十余万；根据地人口，在第一阶段直接、间接负担粮税的近一万万，第二阶段降到不满五千万，一九四三年又上升到八千多万。各种政策更有进步，特别是整顿三风与发展经济。整风是为着弄通思想，团结全党。我们党基本上是团结的，但在各种政策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而在纠正之后又团结了。统一是我党第一个侧面，不统一是第二个侧面，这两个侧面都要看到。历史上的曾经起过不良作用的宗派，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已不存在了，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的残余还是有的。现在还严重存在着带有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这是由于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长期被分割的农村根据地与我党教育工作的不足而产生的，必须加以克服。经济工作是我们在长时期内缺乏经验的，现在我们要大大地注意。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一九二七年我们曾经配合薛岳[19]占领了上海，但是随即受到国民党的袭击。现在我们要将薛岳进上海变为陈毅[20]进上海，而且我们有了几十个“薛岳”。六大至七大我们实际上走了根据地路线，现在也必须坚持根据地。在根据地上，我们必须发展经济。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边区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即有四千个，今年有了一万二千个。如果边区有三万个工厂工人，边区工人同边区人口的比例即超过全国工人同全国人口的比例。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将来由农村转到城市，又会发生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将来农村是供给军队粮食和干部的地方，没有我们，没有八路军、新四军，是不可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大城市的。

我们党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七大要选出比过去二十三年更强的更有能力的中央。

关于国共谈判，林伯渠[21]同志这次出去，国民党派文武两大员[22]迎接，每天谈四小时，沿途招待，空前未有。原来我们的估计很低，以为这次不能解决问题，故要林伯渠同志只提出一些小事。彼方提出根据林彪去年提的四点[23]来谈判，林老答以根据恩来今年提的五点[24]来谈判，彼方又不赞成，故党中央提出了二十条[25]。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如军队问题、边区问题、防地问题、在个别地点办党办报问题。他们如决心解决这四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

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准备驱逐日寇出中国。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1]瓦窑堡会议，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会议全面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2]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指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他分析了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总形势，指出从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号召全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3]洛川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陕西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分析了抗战爆发后的政治形势，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实现全面抗战的具体的道路。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推动全国的抗战，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4]六中全会，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5]指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交通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发起至五月下旬结束的河南战役。国民党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败退，郑州、洛阳等三十八个县市相继陷落。

[6]王首道，一九○六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7]汤恩伯（一九○○——一九五四），浙江武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

[8]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9]胡政之（一八八九——一九四九），四川成都人。当时任《大公报》总经理。

[10]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潘梓年（一八九三——一九七二），江苏宜兴人，当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

[11]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12]于右任（一八七九——一九六四），陕西三原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13]皖南事变，见本卷第50页注[8]。

[14]山西新军，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山西旧军，指阎锡山的军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武装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山西新军同八路军一起进行了坚决反击，重创顽军，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此后，山西新军纳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15]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国民党蒋介石连续发动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年春季，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宁县、镇原等县城；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石友三、朱怀冰等部进攻冀南和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二次是在一九四o年秋季至一九四一年春季，在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了从皖南北移的新四军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三次是从一九四三年春季至秋季，蒋介石发表了***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指使特务假冒民众团体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调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

[16]张学良，一九○一年生，辽宁海城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蒋介石长期关押。

[17]“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18]汪精卫，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19]薛岳，一八九六年生，广东乐昌人。一九二七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20]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1]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这时正在重庆进行谈判。

[22]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当时他们是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

[23]见本卷第135页注[4]。

[24]指周恩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讲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五点要求，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抗日武装为国民党政府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

[25]二十条，见本卷第131—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