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你们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打游击战，打以前，我们就连想也没有想过，后来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当然，打仗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就拿朝鲜战争来说吧，打美帝国主义就和打日本帝国主义不相同，最初也是心中无数的，打了一两仗，心中有数了。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谈社会主义的书出了那么多，教人们怎样去具体地搞社会主义的书，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也有些书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什么都写出来，但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有些事情还没有出现，虽然可以预料到，却不等于能够具体地提出解决的方针和办法。

说到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当然，学是要自愿的。听说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就不好写了。我看这也是“条件反射”。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把新的压住了。说学了马克思主义，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们的旧思想有抵触，所以写不出东西来。

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

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当然，要完全避免片面性也很难。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这次对电影的批评[2]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

你们的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青年不爱看可以不看，各有各的“条件反射”。一种东西，不一定所有的人都爱看。

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试试看。政府和有关的业务部门有不同意见，报馆可以和他们研究商量一下，在报上加以解释，再看结果如何。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

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客观情况办事的，客观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客观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客观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我们过去用整风方式搞了好几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报纸有一些专业化也好，好像《大公报》[3]那样，开放自由市场的时候，我就爱看它，因为它登这一类的东西多，又登得快。但是，太过于专业化，有时就容易枯燥，人家看的兴趣就少。搞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

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香港的一些报纸虽然没有我们说的思想性，但也没有什么意思，说的话不真实，好夸大，传播毒素。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新华社的新闻受不受欢迎?听说你们那里有人提出通讯社的消息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美国的通讯社和报纸，现在也报道一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形，它是想做生意，所以做些姿态出来给人看看，因为经济危机压迫着它。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4]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比如地质学，共产党是不懂的。但是国民党也不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只造就二百多个地质人才，我们解放七年造就了一万多。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在现在的过渡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现在要争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个初步了解，而不是要求他们一下子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贯通的。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说懂得马克思主义，其实懂得的程度也不相同。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多。作为专家是要读多一点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现在很多干部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扑克、看戏、跳舞上面去。大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

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比如土改新闻就是这样，我们在报上不宣传，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

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比如，你们说的节育和晚婚的宣传，报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难办。在旧社会，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上一登可不同了。如果发现宣传上产生一些不良后果，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但是我们报上的文章往往不及时。至于范围怎样划法，各报可以自己回去研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1]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谈话的主要部分。

[2]指上海《文汇报》上开展的电影问题讨论中提出的一些批评。这次讨论开始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持续近三个月，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指导思想、电影工作的领导方法和作风、电影审查制度、演员的使用和积压、电影艺术传统的继承及电影与观众等方面的问题。

[3]指上海《大公报》。

[4]“三反”，参见本卷第172页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