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人们总会遇到某些意义非凡的决定性时刻，尤其是在他们的孩提时代。对某个人来说，它是杰西·欧文斯事件。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吓到尿床引起的一件事。

1939年5月末的一个晚上，那晚与别的晚上没什么不同。妈妈在熨衣服，爸爸出去了，莉赛尔擦干净了前门，仰望着汉密尔街的夜空。

刚才，这里进行过一次游行。

穿着咖啡色衬衣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通常称为纳粹党）极端分子，沿着慕尼黑大街游行。他们骄傲地扛着旗帜，高昂着头，就好像下面有根棍子在撑着一样，嘴里一直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1。

人们也像往常一样欢呼鼓掌。

他们一路上情绪高昂，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到底是何处。

站在街上围观的人群中，有的手臂笔直地行举手礼

；有的把手掌都拍红了；有些人像迪勒夫人一样矜持地绷着脸；还有一些人，像亚力克斯·斯丹纳，散布在人群中，像木头桩子似的站着，缓慢、服从地拍着手，尽职尽责。

莉赛尔和爸爸、鲁迪一起站在小路上。汉斯·休伯曼阴沉着一张脸。

一份重要数据

1933年，百分之九十的德国人表示无条件支持阿道夫·希特勒。这就意味着，有百分之十的人没有做出这种表态。

汉斯·休伯曼就在这百分之十中。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那晚，莉赛尔又做噩梦了。起初，她梦到了那些穿着咖啡色衬衣游行的人，可是很快他们就让她上了一辆火车，等着她的依然是那可怕的一幕——弟弟睁着双眼凝视着她。

莉赛尔尖叫着醒来时，立刻发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她感到床单下面暖暖的、湿漉漉的，还能闻到一种味道。开头她还企图说服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可是爸爸走进来搂住她时，她哭了，趴在爸爸耳边承认了这件事。

“爸爸，”她悄悄说，“爸爸。”这两个字就够了，他可能闻出来了。

他温柔地把她从床上抱下来，带她到盥洗室里。几分钟后，关键的一刻来临了。

“我们把床单扯下来。”爸爸说。等他伸手扯床单的时候，有个东西跟着床单啪的一声落到了地上。是一本黑色的印着银色字母的书，恰好落在这高个子男人两脚中间。

他低头看了看书。

他又看了看女孩。她胆怯地耸耸肩。

然后，他专注地看着书，响亮地读出了书的名字——《掘墓人手册》。

原来它叫这个名字，莉赛尔想。

沉默在他们之间静静蔓延。这个男人，这个女孩，这本书都无声无息。男人拾起书，用温和的声音说起话来。

两人的对话

“这是你的吗？”

“是的，爸爸。”

“你想读它吗？”

仍然是：“是的，爸爸。”

一个疲惫的微笑。

一双闪烁着光芒的眼睛。

“那我们最好待会儿再来读。”

四年后，当莉赛尔在地下室里开始写作时，这次不幸的尿床事件让她有如下的感慨：首先，最庆幸的是爸爸发现了那本书。（幸好以往要收洗床单的时候，罗莎都让莉赛尔自己铺床叠被。“快点弄好，小母猪！你要磨蹭一整天吗？”）其次，她为汉斯·休伯曼在她的教育中所起的作用而感到无比骄傲。她写道：

你不会想到，教会我读书的不是老师，而是我爸爸。别人都以为他不是个聪明人，虽然他确实读得不快。但不久我就了解到，文字和写作曾经拯救过他的生命。或者，至少说，是文字和一个教他拉手风琴的人救了他……

“眼下，”那晚，汉斯·休伯曼把床单洗干净并且晾好之后回到了房间，“得开始我们的午夜课堂了。”

昏黄的灯光亮了起来。

莉赛尔坐在冰冷的干净床单上，又害臊，又兴奋。她一想到自己尿床的事就觉得无地自容，可是她要开始读书了，她要开始读那本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