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战胜俄国那天起，亚洲各国人民就抱有摆脱欧洲压迫的希望；这一希望在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最终在印度引起了一系列独立运动。……如果我们要恢复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诉诸武力。

孙中山，192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地区出现了革命的浪潮。虽然这些革命的根源可追溯到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但正是战争本身直接促进了革命。最终的结果各不相同：一端的土耳其人达到了他们提出的大多数目标，另一端的里夫部落成员却遭到了惨败，而位于两者之间的埃及人、伊拉克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则获得了宪法上的适度让步。回顾历史，这些起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中最终摧毁欧洲诸帝国的大动乱的序幕。

一、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所有反对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起义中，土耳其人的起义最为惊人、最为成功。大战期间，他们遭到了惨败，接着，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停战协定与和平条约。然而，他们很快挽回了败局，在武装冲突中击败了他们的敌人，赢得了一个有着较为有利的条款的新条约。因此，在所有的同盟国中，只有原始的、受人轻视的土耳其有能力反抗获胜的协约国，迫使它们接受对媾和条约所作的修改。要理解这一异乎寻常的结果，就必须回顾一下战时有关奥斯曼帝国的复杂的外交活动。

战时的外交英国是大战几年中有关中东的大部分外交活动的主要幕后发起者。它应对三组时常相冲突的协约——与其盟国的协约、与阿拉伯代理人的协约以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协约负责。

协约国之间的协约共有四个，全是为瓜分奥斯曼帝国作准备的秘密条约。第一个条约是《君士坦丁堡协定》，它包含了1915年3月至4月的五个星期中俄、英、法三国在外交上所作的交易。西方强国勉强同意，如果获胜，俄国就可以并吞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海峡及其两岸的大片内地。作为交换，英法规定，它们以后将明确各自对波斯、阿拉伯半岛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要求。几个星期后，即1915年4月26日，为了使意大利成为协约国，英、法、俄三个协约国同意大利签订了秘密的《伦敦条约》。条约规定，除阿尔卑斯山脉和达尔马提亚沿岸的领土外，意大利还将得到小亚细亚西南部的省份阿达利亚，另外还将获得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全部主权；意大利在1911－1912年的意土战李中已占领了该群岛。

这些密约中影响最大的条约——1916年4月26日签订的《赛克斯一皮科协定》——明确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全部要求。俄国可得到已许给它的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以及亚美尼亚、库尔德斯坦部分领土和安纳托利亚北部地区。英国将获得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港口海法及阿卡。法国的势力范围将包括提尔以北的叙利亚领土、阿达纳省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西里西亚地区。最后，约旦河以西、从加沙到提尔的巴勒斯坦因是圣地所在，将置于国际管理之下。

意大利人获悉《赛克斯一皮科协定》的安排后，扩大了他们的要求，并坚决要求外交上的认可。这些要求因英、法、意三国于1917年4月签订的《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而得到满足；根据这一条约，意大利除得到已分给它的阿达利亚省外，还将获得小亚细亚西岸的大部分地区。

这些密约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死刑执行令。它们不仅切掉了阿拉伯的一些省份，而且切掉了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除去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势力范围，留给土耳其人的仅是其故国北部的20000平方哩土地。更重要的是，这些密约与英国当时正同阿拉伯代理人缔结的某些条约直接相抵触。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就已对阿拉伯人感兴趣，将阿拉伯人看作是可与当时正向德国靠拢的土耳其人相抗衡的力量。某些阿拉伯集团无疑受到了关注，这尤其是因为青年土耳其党的土耳其化政策（见第十四章第三节）。阿拉伯人中最主要的权贵要数哈希姆系家族的埃米尔·侯赛因，他是圣地的保护者和麦加的国王。早在1914年，侯赛因的第二个儿子阿卜杜拉经过开罗时，便已就英国为阿拉伯人反对土耳其人的起义提供可能的援助一事试探过英国人的意见。1914年11月，土耳其一加入同盟国，英国人就热切地恢复这些接触。侯赛因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经过长期谈判，最终缔结了军事联盟，并达成了一个在以后几年中引起无数麻烦的不明确的政治协议。作为对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回报，英国人同意承认北纬37度以南、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各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在1915年7月到1916年3月的长期信件交换中，麦克马洪坚持要求这一协议应以不侵犯法国人在叙利亚的未加详细说明的利益为条件。侯赛因回答说，他决不同意任何阿拉伯国家成为任何强国意即法国的殖民地。为了避免阿拉伯起义延期，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一直没有澄清，致使几年后产生了不幸的结果。

在英国外交部与侯赛因交涉的同时，印度部正同内志的苏丹伊本·沙特谈判；沙特的领地离波斯湾更近。1915年12月26日，双方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印度部承认伊本·沙特的独立，作为对他在战争中友好地保持中立的回报。另一个英国政府机构的介入并没有改变英国已向伊本·沙特和侯赛因许下了互相矛盾的诺言这一事实。

另一个相冲突的许诺，即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罗思柴尔德勋爵所作的许诺，对未来更为不祥。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早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已作为对愈演愈烈的排犹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在欧洲犹太人中间发展起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1897年成立于巴塞尔，曾多次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居民团体。当时，土耳其人已为各属国民族主义者的种种要求所困扰，他们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请求。反过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拒绝了英国人提出的在乌干达建立一个居留地的建议，因为没有锡安山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土耳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乘机要求协约国允许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灭亡之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由于为这一目的施加了政治压力，犹太复国主义者逐渐争取到了英国政府主要领导人对其主张的赞同。英国政府主要领导人还希望为协约国事业赢得俄国和美国许多有影响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支持，这一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立场受到了影响。此外，他们还担心德国和土耳其会乐于作出让步以取得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这种担心是有几分道理的。目此，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勋爵写信给罗思柴尔德勋爵，宣称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言而喻，不能做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人社会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事情。……”很明显，这一《贝尔福宣言》与《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侯赛因麦克马洪协定》都是相冲突的。

既然有这一大堆矛盾，调停人在巴黎没有作出任何有关中东问题的永久性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正是英国和法国，决定了解决方案，因为那时美国正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俄国因内战和外国干涉而陷入混乱，意大利则由于内部纠纷而动弹不得。因此，《塞夫尔条约》（1920年8月10日）实质上是英法拟订的，它的条款也反映了这一点。法国得到了叙利亚托管地，而英国除保护国埃及外，还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意大利分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岛，希腊因其首相韦尼泽洛斯巧妙的外交手腕而获得了爱琴海上的几座岛屿、东色雷斯以及士麦拿地区的五年管辖权；五年后，对士麦拿地区的最后处置将由公民投票决定。亚美尼亚和汉志王国的独立得到承认。最后，苏联由于同协约国干涉势力发生武装冲突，由于公布和否定了沙皇的大臣们所签定的秘密条约，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相反，君土坦丁堡这一战略要地却处于土耳其的主权之下，不过，土耳其海峡将被解除军事管制，置于国际控制之下。

这些条款与过去给阿拉伯人的许诺完全相反，与协约国公开声称的民族自决的原则也完全相反，它们在整个中东引起了武装抵抗的浪潮。诸因素的结合使土耳其人能彻底废除《塞夫尔条约》，而阿拉伯人经过几年的顽强斗争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让步。

共和国的胜利近代土耳其的乔治·华盛顿是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后来被称为”土耳其之父”。他因在战争中成功地保卫了达达尼尔海峡而成名，不过，这时他的名声并没有达到顶峰，因为他与已使土耳其卷入战争的青年土耳其党不和。凯末尔的机会出现在停战之后，当时他带头反对《塞夫尔条约》。他完全乐意放弃旧帝国的阿拉伯诸省，但拒绝割让东色雷斯，拒绝接受有关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条款。此外，获胜的协约国已进一步将小亚细亚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残余的土耳其似乎注定要遭到与中国相类似的命运。

凯末尔大胆的民族主义思想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的反感，于是他被派往小亚细亚东部负责遣散军队。在那里，他远离停泊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协约国舰队的炮口，很安全。他在土耳其内地到处旅行，组织人们抵抗协约国及其在首都的傀儡苏丹。到1919年9月时，凯末尔已召集了一次民族主义大会；大会采纳了共有六项原则的”国民公约”。这些原则包括民族自决、废除投降条约、保卫君士坦丁堡和制定一个新的海峡解决方案。在1919年10月的选举中，凯末尔的支持者赢得了多数席位；1920年1月召开的议会接受了”国民公约”。协约国对此进行报复，于3月16日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以阻止民族主义运动的传播。这时，凯末尔实行最后的决裂，将他的民族主义代表召集到小亚细亚中部的安卡拉。1920年4月23日，他们在此宣布废除苏丹政权，并建立了以凯末尔为总统的临时政府。

民族主义者战胜了似乎是势不可挡的对手。一个原因是凯末尔勇敢而又富有灵感的领导。另一个原因是广大土耳其人民忠实的支斯他们由于协约国在君士坦丁堡的横暴行径，尤其是由于1919年春希腊军队在士麦拿的登陆而空前团结。最后一个原因是，凯末尔利用协约国之间的严重分歧与它们分别缔结条约，从而孤立了士麦拿的希腊人，为打败他们铺平了道路。协约国之间的不和起因于这一事实；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有充分理由认为，英国人以及受他们保护的希腊人得到了中东战利品的绝大部分。因此，意大利人于1921年3月13日自愿缔结了一个条约；按照该条约，作为得到小亚细亚东南部某些经济特许权的回报，意大利人同意从该地区撤走他们的军队，并在外交上支持土耳其人努力夺回士麦拿和东色雷斯。法国人很快仿效了意大利人。1921年10月20日，他们同土耳其人签订了一个协定，协定规定了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边界，并解决了铁路和其他经济方面的各种争端。

其时，土耳其人还一直在同俄国人谈判。这些宿敌因这时都在同英国交战而互相接近。1921年3月16日，他们签订了一个条约，规定高加索山脉为他们的共同边界，此后俄国人用武器和金钱援助土耳其民族主义者。

这一系列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势力均衡。此时，土耳其和俄国结成了一条统一战线，而协约国已四分五裂，只有英国和希腊还坚持《塞夫尔条约》的条款。英国因其世界范围的种种许诺和国内的舆论状况，只能将它的舰队保持在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换句话说，这时只有希腊人独自留在士麦拿面对小亚细亚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潮。

1921年3月底，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爆发了战争。起初，希腊人遇到的抵抗很软弱，因为这只不过是游击队的抵抗。但是，他们越向前推进，这种抵抗就变得越顽强，而且，当地居民满怀敌意，致使希腊不得不动员其整整三分之二的人力来守卫运输线。当入侵者到达小亚细亚中心地区的萨卡尔亚河时，战事出现了转折。凯末尔开始反攻，战线拉得过长的希腊人被完全截住了，然后被逐退。退却使希腊人士气低落，最终导致了全面崩溃。1922年9月9日，凯末尔骑着马胜利地进入士麦拿。不仅是希腊军队，连世代居住士麦拿地区达数百年之久的希腊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这时，凯末尔能够要求修改《塞夫尔条约》。经过长期谈判，1923年7月24日签订了《洛桑和约》。这一和约将东色雷斯和爱琴群岛中的几座岛屿归还给了土耳其。此外，土耳其还无须偿付任何赔款，投降条约内的全部条款也被废除；作为回报，土耳其答应进行司法改革。海峡仍为非军事区，在和平时期或者在战时而土耳其仍保持中立时，向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如果土耳其参战，敌国船只将不准通过，但中立国船只仍可通行。最后，一项单独的协定规定，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少数民族强行交换西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土耳其少数民族。

新土耳其《洛桑和约》意味着凯末尔个人的巨大成功。衰朽的奥斯曼帝国在经历了500年盛衰无常的历史之后终于灭亡了。1923年10月29日，以凯末尔为总统的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在创立了新土耳其之后，凯末尔又致力于创造新土耳其人这一同样艰巨的任务。1921年，他提出了生存斗争中的指导原则：

就我们这场运动的哲学观来说，我们的眼光要转向西方。我们将把西方的利度移植在亚洲的土壤上。我们将按西方的模式改造我们的学校。亚洲的新口号不再是泛伊斯兰教主义，而是民族主义。……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的头脑愿意接受现时代思想，但我们仍得保持自身不变。我们并不希望被看作是一个渴望孤立在道德屏障背后的亚洲民族。

按照这些观点，凯末尔无情地清除了过去那些陈旧的制度。在变革的巨大洪流中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改革。

1923年10月14日——土耳其国家的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迁移到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中心地带的安卡拉。

1924年3月3日——废除哈里发制，奥斯曼帝国皇室的所有成员被逐出土耳其。

1924年4月2o日——通过设立总统、总理、内阁和大国民议会的宪法；大国民议会每四年一次由选举产生，选举方式为间接投票。

1925年9月8日——取缔所有的宗教社团和寺院，禁止个人以宗数社团威员的身份生活，禁止穿戴与之有关的服装或拥有与之有关的头衔。

1925年11月——规定官员和平民必需戴礼帽以代替传统的土耳其帽。妇女是否戴面纱任其自使，但不鼓励戴面纱。

1926年1月至2月——采用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它们分别以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的体系为蓝本。

1926年8月17日——废除一夫多妻制。

1926年9月19日——强制推行世俗婚礼。

1928年11月3日——推行拉丁字母以代替复杂的阿拉伯字母；首先在报纸上，然后在书籍中实行这一改革。

1930年3月28日——更改地名：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安哥拉改名为安卡拉，士麦拿改名为伊兹密尔，阿德里安堡改名为埃迪尔内，等等。

1934年12月14日——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并允许她们参加议会。

至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去世时，新土耳其已经确立。诚然，这种“新”仅具有广度而不具有深度。农民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仍墨守其古老的穆斯林的思想和习惯。但另一方面，统治这个国家的新的杰出人物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方面已欧化。许多农民也已大大改变，同政府建立了过去几个世纪中从未有过的友好关系。土耳其较之其他穆斯林国家，已在一个大得多的程度上成为凯末尔所设计的“现代国家”。

二、阿拉伯中东

反抗的格局正当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毁《塞夫尔条约》之际，阿拉伯人正在顽强地抵抗指派给他们的受托管理国。与《侯赛因麦克马洪协定》相反，叙利亚黎巴嫩已作为托管地分给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已成为英国的托管地，而埃及则已完全由英国人控制。对阿拉伯国家的这种横暴的瓜分行径必然导致骚动，因为战争本身已在阿拉伯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感情。协约国有关民族自决的宣传已不可避免地对阿拉伯人的见解产生影响。阿拉伯军队的成功作战也唤起了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在解放大马士革、阿勒颇和阿拉伯其他历史中心地区的战役中，阿拉伯士兵曾与英国人并肩作战。同样重要的是因战时贸易的破裂而引起的普遍存在的苦难和遍及各地的饥饿。据估计，至少有30万人死于饥饿或由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

最后，还有最为重要的宗教因素，这对村庄的农夫来说尤其如此。20世纪5o年代，埃及一位社会学家在经过直接调查之后断定，“对于村民来说，世界根据穆斯林的信仰分成信仰者和非信仰者，”而且“他们几乎不知道如种族或阶级之类的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中，无疑有更多的人发表了这种围绕着宗教的观点。城市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往与农民没有什么交往，而农民支持他们的程度却常使他们吃惊；这个事实也可证明上述这一点。其结论是，乡村起义是由反对外国异教统治者的宗教感情激起的自发运动。

上述诸因素的结合说明了战后阿拉伯人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可以看出，在这一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格局。首先，在和平条约刚签订后的几年中爆发了反抗和武装起义。然后，英国和法国逐渐恢复了秩序，重申了它们的权力。最后，它们允许不同程度的自治；这一点虽没有完全使民族主义者满意，但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维持了一种不安定的和平。

反抗过程严格地说，在埃及，委托关系并不存在。但形势与阿拉伯国家基本相似，因为英国在战争一开始就否定了奥斯曼帝国名义上的宗主权，并宣布埃及为英国的保护领地。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立即组织了猛烈的抵抗。1922年，英国宣布埃及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为自己不仅保留了保护少数民族和外国利益的权力，还保留了控制外交事务和外部安全的权力。民族主义者拒绝了这种虚幻的独立，继续进行斗争。他们的斗争手段之一是恐怖主义，1924年，他们成功地暗杀了埃及军队的英国首脑李·斯塔克爵士。这些民族主义者还依靠了民众的支持，他何多次赢得的选举胜利可表明这一点。最后，英、埃两方于1936年达成和解的解决办法，缔结了为期20年的同盟条约，英国答应结束它对这个国家的军事占领，并安排埃及进入国际联盟。作为回报，埃及同意战时支持英国，答应英国守备队驻守苏伊士运河，另外，继续实行英埃对苏丹的联合管理。民族主义领导人完全不满足于这种和解。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认为这是当时情况下所能得到的最好东西，他们等待着一有机会就去清除那些令人厌恶的外国控制的残迹。

伊拉克的民族主义反抗运动经历了与埃及大致相同的过程。1920年，爆发了遍及全国的武装起义。英国首先恢复了秩序，然后企图通过立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王子为国王来赢得民族主义者的好感。第二年，即1922年，英国议定了一个同盟条约条约中，他们保留了那些他们认为对保护其利益必不可少的控制权。民族主义者仍不满意，继续骚动。最后于1930年缔结了一个同盟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英国同意结束托管，并支持伊拉克的加入国际联盟的请求。作为回报，伊拉克同意英国在该国维持三个空军基地，并同意英国在战时可充分使用铁路、河流或港口。1932年，伊拉克成为国联成员国，成为第一个获得此荣誉的阿拉伯国家。至于埃及，民族主义集团仍不满意。他们声称只是外表发生了变化，因为英国通过缔结盟约这一权宜手段仍保留了所有想保留的特权。

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法国却没有英国那么灵活，因而也不及英国那样成功。民族主义的反抗时常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25年，当时，法国为了维持对大马士革的控制不得不炮轰了该地。最后，1936年，法国政府仿照1930年的英伊条约，同叙利亚和黎巴嫩分别议定了条约。不过，这些条约都没有得到法国下院的批准，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冲突仍未解决。

巴勒斯坦三角关系在巴勒斯坦，情况独特，因为那里的形势很快恶化成由英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三方参加的一场苦斗。阿拉伯人坚持认为，有关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公然违背了以前麦克马洪在其信件中给阿拉伯人的许诺。英国企图通过于1921年分出巴勒斯坦的内地部分成立独立的外约旦国家来抚慰阿拉伯人。这就免除了所有关于建立犹太人之家的托管条款。此外，英国还任命费萨尔的哥哥阿卜杜拉为外约旦的统治者。这一策略对外约旦来说是令人极为满意的。阿卜杜拉始终忠心耿耿地与英国人合作，尤其是因为其国家的贫穷使得他要依靠伦敦的财政援助。或许，阿拉伯世界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就是由英国资金供养、由英国将军约翰·格拉布统率的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

然而，在真正的巴勒斯坦地区，随着犹太移民的不断涌入和忧虑重重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和英国人的回击，这种三方间的冲突变得日趋激烈。托管条款第六条要求英国为犹太人的迁移“提供方便”，并“鼓励犹太人秘密移居该地区。”但是，这同一条款还规定，”居民中其他几部分人的权利和地位”将受到保护。显而易见，英国人当时认为这两条规定未必相矛盾。他们预料，犹太人的迁移永远不会达到侵犯阿拉伯人的”权利和地位”这样的程度。他们未能预见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将产生的影响。犹太移民从1932年的9553人猛增到1933年的30327人、1934年的42359人和1935年的61854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总人数从1919年的65000人上升到1939年的45万人。

只要犹太人的涌入始终适度，阿拉伯人也不会提出强烈的反对。其实，他们曾欢迎过有钱、有干劲、有技艺的犹太人。他们自己早些时候已从犹太人在恢复肥力耗尽的土地、建立工业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创造的种种奇迹中大大得益。但是，当移居的小溪变成一股洪流时，阿拉伯人便进行了猛烈的反击，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一位阿拉伯人惊恐地、迷惑不解地所说的那样：“我不懂他们的语言；我不懂他们的习惯；他们使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国家里就象一个外国人一样。”其他阿拉伯人指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因西方的排犹主义而失去自己的国家。“排犹主义是西方的一种可悲的弊病。……我们不是排犹主义者；我们也是犹太人。然而，西方的这个问题如今却是在使我们受损害的情况下予以解决。你们认为这样做公正吗？”

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变得愈益频繁和猛烈。其中最重要的几次是1929年的哭墙骚乱、1936年的阿拉伯人“民族政治总罢工”和1938年的阿拉伯人大起义。英国的反应是在这些大暴动之后派出了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几个调查委员会已对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企图满足三方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利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和英帝国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建议摇摆不定。例如，1939年5月的白皮书提出，巴勒斯坦在10年内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提出对犹太人的迁移和土地购买加以明确的限制。白皮书的最后一段包含了这一富于哲理性的见解：“陛下的政府在托管所引起的这场争论中不能指望做到使这一党派或那一党派的党徒们满意。”这一见解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巴勒斯坦的争论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远没有得到解决。

三、北非

19世纪期间，埃及以西的地区即所谓的马格里布，已渐渐沦于欧洲的统治之下（见第十四章第三节）。1830年，法国开始入侵阿尔及利亚；1911年，意大利完成了对利比亚的侵略。意大利的入侵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这一抵抗一直持续到战后，是马格里布为争取解放而进行全面斗争的开端。

1911年，意大利人在利比亚几乎没遇到什么困难就打败了小股土耳其驻军。但是，当地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用撤离的土耳其人留下的武器继续进行斗争。塞努西教团极为有效地组织和领导了人们的抵抗活动，至1915年夏，意大利人已被限制在沿海地区的六个据点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人又试图将他们的权力强加给整个利比亚，但没有获得什么成功。他们只占据了沿海地区，而大部分内地仍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

意大利人在利比亚的失败是对欧洲威望的一个严重打击。但是，它很快就因摩洛哥的里夫山地人使西班牙人遭受的惊人惨败而相形见细。好几个世纪里，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领地一直限于地中海沿岸四块极小的飞地。其时，法国已在从阿尔及利亚向外扩展，于1881年在突尼斯建立了保护领地，并在1906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之后开始占领摩洛哥。这促使西班牙人采取同样的行动，他们与法国达成了一项瓜分摩洛哥的协议，并于1909年开始向内地推进。他们推进的速度十分缓慢，因此，几年来几乎未遇到抵抗。接着，1921年夏，他们突然遭到了一次惨败——这是自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在阿多瓦打败意大利人以来西方军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

予以这一出乎意外的打击的是里夫部落民的领袖阿卜杜勒·克里姆。他在西班牙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懂得西方技术的价值，并知道如何利用西方技术。受惊的西班牙人不断涌入摩洛哥，达15万人，但是，未能克复大部分地区。1923年夏，他们提出给克里姆以自治权，但是，因胜利而洋洋得意的克里姆要求完全独立。到1924年时，西班牙人又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在内地只有少数几个要塞，而且这些要塞通常都处在里夫人的包围之中。实际上，这时的克里姆已成为整个西属摩洛哥的主人。

第二年，克里姆不仅向西班牙人挑战，还向法国人挑战——这是一个直接导致他灭亡的举动。这一失策一方面起因于他需要法国防线后面的某些产粮地，一方面起因于他错误地估计了法国的政治形势。他对法国人中存在的厌战情绪的程度估计过高，而且还对法国共产党许诺的支持印象太深。1924年9月2o日，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雅克·多里奥致电克里姆，祝贺他战胜西班牙人，并表示希望“他联络法国和欧洲的无产阶级，与包括法国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直到彻底解放摩洛哥领土。”多里奥在表示他的良好愿望时无疑是真诚的，但是，他不能以有效的援助支持他们。

1925年4月13日，克里姆趁法国援军尚未到达，开始了他的进攻。里夫勇士们穿过法国人的防线，唤起了内地的一些部落。法国要塞由于被切断了同根据地的联系，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撤除。彻底的大失败只是由于法国正规军和占外籍军团的绝大多数的非法国人的忠诚才得以避免。当时的形势非常危急，致使西班牙和法国缔结盟约，决定采取联合行动对付里夫人，其中包括从陆路和水路封锁里夫领土，以阻止军火走私。不过，克里姆最初的进攻就未能取得胜利，这意味着他灭亡的开端。法国和西班牙的资源合在一起占有压倒的优势，因此，里夫人的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到1925年秋时，6万里夫军队所面临的是28万法西联军。这种力量悬殊实在太大，尤其是自克里姆在法国人的后方举行全面起义未获成功以来。冬春两季，克里姆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直到1926年5月27日他宣布投降为止。他被流放到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岛。克里姆虽未能赶走法国人，但他的功绩已唤醒了整个马格布里，激励着别世纪测年代成立的各民族主义党派；这些民族主义党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地为自由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