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类型:都市·校园
|更新时间:2019-10-07 00:20
|本章字节:12626字
小!说!!世人观事探理,往往与史学家相似:只有于回顾往事时,才能认清自身经验的本质。50年代时,众人开始意识到年头的确越来越好,若与二战爆发之前的日子相比,更见其佳。持有这种想法者,尤以那些国势蒸蒸日上的“发达国家”的居民为最。1959年,英国某位保守党首相保住首相宝座,赢得大选的口号便是:“你可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日子吧。”这句话显然相当正确。但是一直要到这段欣欣向荣无限繁荣的美景过去,进入动荡不安的70年代,等待着伤痕累累的80年代,观察家才幡然醒悟——主要是以经济学者为首——恍然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界,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正结束了一个在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极为特殊的时期。众人搜索枯肠,想要为这个时期拟一个恰当的名称;于是法国人士有“光辉三十年”,英美社会则有“四分一世纪黄金年代”(marglinandschor,1990)的种种说法。金色的光辉,在随之而来数十年黑暗的危机背景衬托之下,越发显得灿烂。
众人之所以如此迟钝,花这么多年时间才认识到当年美景的特殊之处,其中原因有几个。对美国来说,繁荣不是什么新鲜事,毫无革命性的突破可言,只不过是战争时期经济扩张的持续而已。自从大战时期开始,这个国家就受战争之赐而发达,不但没有遭到任何物质损害,全国国民生产总额(gnp)反而增加三分之二(vanderwee,1987,p30)。到战争结束,美国已一跃几乎占全球工业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二。但也正因为其架构之庞大及跃升之迅速,美国经济在战后黄金时代的表现,相对地也就不如其他国家在此时期增长率惊人,因为后者起步的基础远较美国差。1950-1973年间,美国的增长率均低于其他工业国家(英国除外);更重要的是,其增长率较其前期的冲动活力也更见逊色。其他工业国家中,即使连增长远较他国迟缓的英国在内,均突破了本国过去的记录(maddison,1987,p650)。事实上就美国而言,从经济和科技的角度而言,这个时期的发展非但没有进步,反呈相对性的倒退。美国人单位工时的生产力,与他国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以1950年这一年为例,虽说美国国内生产总额每人所得是德法两国的双倍,日本的五倍,并超出英国一半,其他国家却急起直追,追赶之势,一直到进入70和80年代仍未停止。
日本和欧洲各国战后的首要目标,自然一致以恢复在大战中损伤的元气为主。因此1945年后的头几年里,各国衡量本国成功的标准,不是以未来为尺码,而是完全建立在与过去水准接近的程度之上。对于非共产党国家而言,这项疗伤止痛的过程,也意味着必须将心中对战争及战时抵抗运动遗留物的害怕心理——即对社会革命与共产党势力的恐惧感——抛诸脑后。到1950时,多数国家(德日两国除外)均已恢复战前的生活水准。但是早期的冷战,加上当时法意两国国内残存的强大共产党势力,却使当时众人不敢稍存安逸之感。总而言之,一直要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终于真正感受到增长在物质上带来的种种好处。以英国为例,这种感觉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变得明显起来。在此之前,相信没有一个政治人物能在任何选举当中,以前述麦克米伦的竞选口号获得胜利。即使在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如此富庶的地区,所谓“富裕社会”(affluensociey)带来的惠泽,也要到60年代才变得逐渐普遍(francia,muzzioli,1984,pp322379)。更有甚者,一般在一个普遍富裕的社会中存在的秘密武器,即社会上的全面就业现象,也一直要到60年代,欧洲失业率约为15%之际,才成为普遍的趋势。而在50年代,意大利还有8%的失业率。简言之,进入60年代,欧洲各国才理所当然地看待自己无比繁荣的现象。从此开始,“有见识”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经济大势从此只会永远地向前走,向上升。1972年,联合国某位人员曾在报告中写道:“60年代的增长趋势,无疑也将于70年代初期与中期继续进行。……目前看不出任何因素会对欧洲各国经济的外在环境造成重大影响。”随着60年代的发展,由各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组成的俱乐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rganizaionforeconomiccooperaionanddevelopmen,oecd),也将它对未来增长的预估修正为更乐观的数字。到70年代,“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依保守的中等估计”),更被设定为5%以上(glyn,hughes,lipiez,singh,1990,p39),但是事实发展证明,结果全然不是这样。
如今回顾观察,30年的黄金岁月,基本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30年间,这些国家占了全球总出产额的75%,以及出口总量的80%以上(oecd,impac,1979,pp18-19)。但是在当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使得这个繁荣时期一时不易为人所察觉。那就是在50年代,经济高潮的现象似乎是一种世界性的发展,与特定的经济区域无关。事实上刚一开始,新扩张地盘的社会主义国家仿佛还占了上风。苏联在50年代的增长率,胜过西方任何一个国家;而东欧各国经济增长之速,也几乎不下苏联——尤以过去一向落后的国家最为快速,而已经工业化或半工业化的国家则较为缓慢(不过共产党东德却远远落在非共的德意志联邦之后)。到了60年代,东欧集团的增长开始失去冲动,但是它在黄金年代国民所得的增长,却稍高于(苏联则较低)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imf,1990,p65)。到了60年代,资本主义变得明显地领先于社会主义了。
然而,黄金年代毕竟仍不失为世界性的现象,虽然对世上绝大多数人口来说,他们生活的国度贫穷落后,这繁荣富裕的景象始终不曾近在眼前(不过联合国专家却想方设法,要为这类国家粉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不断激增,1950年后,非洲、东亚、南亚三地的人口,35年之间足足增加了一倍有余;拉丁美洲人口增加的速度更为惊人(worldresources,1986,p11)。到了70和80年代,第三世界更是饥荒频仍,哀鸿遍野。代表着这饥荒的标准形象,也就是瘦骨磷峋的异国儿童,频频出现于西方家庭晚餐后的电视屏幕上。可是回到黄金年代,却没有这种集体大饥荒的现象出现。唯一的例外,只有因战争及政治疯狂造成的悲惨后果。事实上当时人口数字倍增,平均寿命也延长7年——若将1960年的数字与1930年相比,更高达17年之多(morawez,1977,p48)。当时粮食产量的增加胜过人口增长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及各个主要非工业地区均属事实。50年代,在每一个“发展中的地区”,平均国民粮食生产每年均增加1%。只有拉丁美洲稍为逊色,但亦呈增长之势,只不过速度不及他处辉煌而已。进入60年代,世界各非工业地区的粮食生产依然保持增长,可是速度却异常缓慢(拉丁美洲再度例外,只是这一回它却一反落后姿态,领先其他各国)。总之,穷国于50和60年代的粮食生产总和,其增长均胜过发达国家。
到了70年代,在一些原本属贫穷地区的国家之间,也开始出现了极大的差异,因此若再将这些国家的数字混为一谈,便失去意义。如今某些地区,如远东和拉丁美洲,生产力增长之速,远超过其人口的增加;而非洲地区则欲振乏力,每年以1%的速度呈落后之势。到80年代,在南亚和东亚以外的世界贫困地区,国民粮食生产完全停止增长(即使在以上这两个地区,增长率也比70年代为差,如孟加拉、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至于其他的一些地区,则比其70年代的水准减少甚多,甚至直线下降,其中尤以非洲、中美洲和亚洲近东为最(vanderwee,1987p106;fao,hesaeoffood,1989,a
ex,able2,pp11315)。
同时,发达国家的问题却完全相反。它们的烦恼是粮食生产过剩,多到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的地步。因此到了80年代,它们的对策有二:一是大量减少生产,二是(如欧洲组织的做法)将其“奶油成山”、“牛奶成河”的产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穷国倾销。穷国的生产者无法与之竞争,于是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荷兰乳酪的价钱比在荷兰本地更低。说也奇怪,一边是粮食过剩,一边是饥肠辘辘,这种景象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曾经引起世人多少愤慨,如今到了20世纪的后半时期,却少有人闻问。此中差异,衬托出60年代以来,贫富两世界之间差距日益加深。
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自然在世界各地加速进行,这种现象,甚至包括了“第三世界”。在旧大陆的西方,西班牙和芬兰等地,发生了戏剧化的工业革命。而在“货真价实”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见第十三章),也开始建立了大规模的工业部门。至于第三世界,所谓的“新兴工业国家”(newlyindusrialisingcounries,nig),虽然在黄金时代之后才出现,但是其中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却急速减少,至少也不再偏重农业作为换取其他进口品的手段。到80年代末期,只有15国仍靠农产品的出口换购半数的进口。除了新西兰之外,这些国家都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fao,hesaeoffood,1989,a
ex,able11,pp149-151)。
世界经济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着,进展之快,到60年代,已经形成前所未有的兴旺。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20年间,世界各地制造业的总产量一跃增加4倍之多。更有甚者,全世界工业品的贸易额则更增长了10倍有余。而同一期间,全球的农产品总产量虽不及工业产品增幅惊人,竟也大量增加。这一回,农产量的增长,不像以往多靠新耕作面积取得,而是由于现有耕地生产力的提高。每单位公顷的谷物收获量,在19501952和1980-1982年两个三年之间,增产达两倍——而在北美、西欧,以及东亚三地,则更激增两倍以上。同时,全球的渔业产量于再度萎缩之前,也跃增了三倍(worldresources,1986,pp47,142)。
爆炸性增长的同时,却造成一项为当时众人所忽略的副作用,如今回首,却早已隐含着威胁之势,即地球环境的污染,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除了热心野生动植物的人士,以及其他人文及自然稀少资源的保护者之外,这两项问题于黄金时间极少为人注意。其中原因,自然是盛行的思想观念作祟,认为衡量进步的尺度,在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控制越强,进步越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深受这个观念的影响,因此完全不顾生态后果,贸然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就时代而言已属落后,以铁与烟为主的重型工业。但是即使在西方世界,旧有19世纪工业家所持的座右铭,所谓“哪儿有垃圾,哪儿就发财”之说(就是“污染即金钱”),也依然具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对此深信不疑者,尤以筑路建屋的房地产界为主,再度在土地投机上发现了暴利的机会。这条发财之路绝对不会出错,只要挑对了一块地,然后静坐守株待兔,土地价格自然就会直线上升,一发而达天价。只要地点好,地产投机商几乎无须任何成本,即可摇身一变而成百万富翁。因为他可以以土地上未来的建筑物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只要土地的价格持续上升(不管已建未建,有住户或空屋),还可以一路继续地借下去。但是到了最后,高筑的债台及泡沫堆积的幻象终有破灭的一天——于是跟以往出现过的繁荣时期一样,随着房地产界连带银行的倒台崩溃,黄金年代画上了句点——最后的终点来临之前,世界各地的都市中心,不论大小,都已因“开发殆尽”而告毁灭。旧有的中世纪大教堂都市文明景观,如英国伍斯特(worceser)、西班牙在秘鲁建立的殖民大城利马(lima),都是被这股开发狂潮吞灭而毁坏。因为当时东西两方当局都同时发现了一个解决房荒的妙法,就是将大量生产的工厂手段,应用于平民住宅的兴建之上,不仅完工快速,而且成本低廉。于是各个都市的郊外,便充斥着这类面目呆板,缺乏变化,样子咄咄逼人的大批高楼公寓住宅。60年代,恐怕将在人类都市化的历史上永远留下最具毁灭性十年的臭名。
事实上回顾当时的心理,众人不但对生态和环境毫无担忧之心,反而沾沾自喜,大有一种自我满足的成就感。岂不见19世纪污染的后果,如今已臣服于20世纪的科技进步及生态良心之下吗?1953年起伦敦市内禁燃煤炭,区区一举,岂不已将狄更斯中熟悉的雾都景象,那时不时席卷伦敦城的迷茫深雾,从此一扫而空?几年之后,岂不见鳟鱼又游于一度死去的泰晤士河上游?乡野四郊,过去作为“工业”文明象征的一排排大量吞吐着浓烟的巨大工厂,如今岂不也为轻巧安静的新型厂房取代?交通方面,更有飞机场取火车站而代之,成为人类运输的典型建筑。随着乡间人口的疏散,新一批住户开始迁入,多数以中产阶级为主。他们涌向弃置的村庄农场,感到自己前所未有的更接近于大自然。
尽管如此,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冲击极其深远,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而且这方面的变化,并不只限于都市和工业;影响之深广,众人最后终于醒悟,即使连农业活动也深受冲击。而这股冲击的影响,自20世纪中叶以来,越发显得变本加厉。其中原因,主要是出于地层中石化能源的开发利用(即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天然能源)。而自19世纪开始,就有人为这些能源的开采耗尽而担忧。事实上新矿源却不断被发现,超过人类能够利用它们的速度。当然,全球能源的消耗量自然急遽增加——1950-1973年间,美国一地的用量甚至一跃而为10倍(rosow,1978,p256,ableiii,p58)。黄金时代之所以金光灿烂,其中一个原因,是出在1950-1973年的整整14年间,沙特阿拉伯所产的原油每桶不到2美元。在那一段时间里,能源成本低廉得近乎可笑,而且更有日趋走低之势。说来矛盾,一直到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会员国终于决定提高油价,以反映汽车交通文化所能负荷的真正成本之后,以石油为主要燃料的运输方式大量增长的后果,才开始受到生态观察家们的认真注意及对待。但是为时已晚,汽车文化大都会的天空已经漆黑一片,尤以美国的情况最为严重,首先最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都市里混含着黑烟的浓雾。除此之外,大量排出的二氧化碳,也使大气层的温度在1950-1973年之间足足升高3倍,意味着这个气体在大气层中的密度以每年近1%的比例增高(worldressources,able111,p318;114,p319;vsmil,1990p4fig2)。至于破坏臭氧层(ozone)的化学物质氯氟碳(chlorofluocarbons)的产量,更以直线呈惊人增加之势。二战结束时,氯氟碳的使用几乎等于零;但是到1974年,每年有30万吨以上的单一化合物(onecompound),以及40万吨以上的他种化合物被排入大气层(worldresources,able113,p319)。制造这股污染的罪魁祸首,首推西方各个富国,然而苏联也不能够推掉它的一份。苏联的工业发展,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尤重,制造出来的二氧化碳污染,与美国旗鼓相当,1985年,几乎达到1950年的5倍(就每平均人口制造的污染而论,美国自然遥遥领先)。这段时间当中,只有英国一国,真正做到了降低居住人口平均每人二氧化碳的排出量(smil,1990,ablei,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