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中求序

在性格研究历史的早期就已经很明显了，关于特征而收集到的大量数据都只是些原始材料。有关个人的套杂乱的特征分数，并不能合起来形成关于这个他或者她的性格的整体图象，而且，从大量受试者的样品当中得出的分数编辑起来，并不能给整体意义上的性格提出什么新见解。

奥尔波特指出了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很清楚，我们在性格和动机当中所寻找的些单位是些相当复杂的结构而不是基本分子单元。”可是，特征检测是分子式的，而且，还不能明确地看出，按照比如由mmpi所产生的26种特征分数得出的大堆发现，怎样就能看到个结构，可以从组不同测试法当中收集到的成百种分数更不能做到这点。

好几位心理学家提议，要从混乱当中求得秩序，即把些联合特征合并成更大些的趋向或者共存特征如“总体动作”，“幸福感”及“情感稳定性”，或者变成心理动力学上的共存特征如进攻性及口唇或者肛门趋向。其它些人建议把性格特征归类为双模式的范围或者类型，如荣格把人群分成外向及内向两类。

可这都是些模糊不清的笼统词。研究者们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特征是以非常清晰的、可辨识的串连贯起来的。而种把这个证据收集起来的办法是存在的。高尔顿曾找到了相互关系分析法，即是种检测互变量的统计学上的步骤（种变量发生变化的程度，如某种特征，在另个特征或者变量发生变化时会随之发生变化）。接着，英国心理学家和统计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又设计出了最为复杂的方法，叫做因素分析，它是要同时检测整个变量组中各个变量的相互关系——这正好是让特征数据产生意义所需要的东西。这个方法很复杂，但其基本概念却非常简单。如果组特征都共同变化——也即是说，在任何特征里面，如果个较高或者较低的分数都伴有另些特征的分数也变高或者变低——那就有理由假定，它们定受到某种起总体作用的普通倾向或者因素的影响。

在40年代，位德裔英国人名汉斯·艾森克的（1916）心理学家，进行了项把因素分析应用到性格分析中去的复杂工作。汉斯是德国人，但不是犹太人，他在德国沦于纳粹统治之下以后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成为名英国公民。艾森克采纳了荣格的两分原型，他假定，若干特征，如死板和害羞，会在些内向的人身上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而相反的些特征却会在外向的人身上产生相互作用。对此，他又增加了两种他自己的两分法原型，即神经质的尺度，个极端是高度稳定的性格，另个极端是极为不稳定的性格，在这里，他又期望些特征会出现彼此相关联的情况。

他用按照mmpi和他自己设计的套性格测试法得出的特征数据，把自己的假设应用到统计学测试当中去，结果发现这些假设是正确的：在他认为内向者和外向者身上应该成串出现的些特征当中，的确存在些相互联动的关系，在有神经毛病和正常人之间他认为应该成串出现的些特征之中，的确也存在可比较的相互联动关系。当他把这四种因素列出来的时候，他发现它们与加伦在古代发明的体液理论的四素质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向喜欢唱反腔的艾森克，对这种巧合这次却异乎寻常地小心：

头钻入故纸堆里去寻找想要的东西，这是很容易的件事，尤其是在拿现代的话去解释古代的术语时。可是，在早期的思想家与更现代的些（由其它人和艾森克自己所做的）工作当中，好像的确存在某些类同之处。

提出了这份警告之后，他画了下面这张图：

尽管这种巧合令人激动，可大多数的mmpi使用者都发现艾森克四重原型太过抽象了，他们希望从测试结果得出的分数里抽取更为具体和详细的诊断办法来。这些诊断法终于通过位在英国出生的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1905）几十年不缀的努力，以不同的因素分析法实现了。卡特尔比艾森克更为小心谨慎，也更讲究方法。他没有像艾森克样以个假设的结论作为开头，而是让因素分析法自己探索自己的道路。他在大量变量当中计算其相互联动，把那些明显显示出相互联动关系的东西列成表，再给它们编上因素名。这是件繁重的活，哪怕是在计算机的帮助下亦是如此。比如，要把百种变量之间可能的相互关系计算出来，人们得计算4950种关系。

这只是卡特尔所从事的工作的个例子。在早期的个阶段，他发现，承认个常现错误的强烈倾向同时伴有同意的强烈倾向，而且这两种倾向都与情绪化、对可厌恶事物的敏感性、重大的严重问题和其它些特征有相互联系，而且与像心率很高这类的生理症状也有联系。对卡特尔来说，这些“表层的特征”的相互关系网络暗示着下面还有层“根源性的特征”，即他所命名的“焦虑”。

这样的研究听起来严苛认真，远离现实生活，可是，卡特尔尽管态度恭俭，温文尔雅，却不是什么浮浅虚夸之人。他是位英国工程师的儿子，他认为——也许是受他父亲职业的影响的缘故——理工科学才是他应该学习的科学领域，并在伦敦大学攻读化学和物理。可他是个无所不读的学生，对当时（20年代）的些知识和政界发生的热门活动也投入很大热情，这些活动最终带来的结果是次大的思维超脱：

我在实验室里的凳子开始觉得短小些了，而世界的问题却广大无边。然而，跟位在火车站里的人样，看着火车远离而去，心里清楚那些火车并不是他的，我放弃了政党和些宗教团体所提出的济世大法。我慢慢地认识到，为了超越人性当中的非理性成份，就得研究思维本身的工作机制……从这刻起，也就是我得理工学位的几个月前，我意识到，心理学是我终生的兴趣所在。

卡特尔头扎入了心理学的研究生工作，他投入大学的斯皮尔曼门下，学习因素分析的专门技术。不幸的是，在他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心理学还只是刚刚在英国的高等学府立下足来，在接下来的15年时间里，他只能靠当名中学的心理学教师和临床医生来挣面包钱。这样做是不无代价的——繁重的工作和紧巴巴的收入毁了他的第个家庭——还有其毁灭的回报：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对性格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理解。可是，他真正的目标是要做因素分析研究工作，如他自己所言：

在我看来非常明显，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言，结构和重要的关系的惟证据在于相互变化之中，而且，这种由斯皮尔曼创造的相互变化和因素分析的新工具，现在可以发挥其长处，应用到个更为广泛的前沿里去——应用到性格结构和寻找行为动力根源这样些困难的问题里面去。

卡特尔1937年来到美国，在几所有名的大学任了几期短暂的教职，幸福地再婚，并继续进行性格特征的因素分析。1945年，他成了伊利诺伊大学性格评估实验室的负责人，他的研究工作也因此而加速了。他在这里工作了27年，然后又在夏威夷大学继续工作，他直向前，进行越来越高级的因素分析工作，得出了级别越来越高的的性格因素。

在他研究工作的早期，他设法将171种表层特征归类为62个串。但是，他发现，这些串都有互相重叠的地方——彼此互相覆盖——因此，后来又把它缩减为35个。再之后，他和其他人——在他的自传中，他很慷慨地列出了约80位助手的名字——把这项研究又投向前进，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说，16个根本性的特征或者因素，按他的话说：“足以涵盖目前在常见的口头语和心理学文献中发现的所有个体性格差异（即表层特征）。它们在总体的性格方面没有留下任何遗漏。”

16种性格因素当中的每种都是两极化的。比如，情感稳定性，从端的“受感情影响”到另端的“情感稳定”；疑虑，从“信任”到“怀疑”不等。按照手册里列出来的些步骤，测试人员可以得出位受测人或者某类受测人的性格轮廓，这轮廓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而且易于看出问题。这里，作为例子，我们举三种职业人员的轮廓，这些轮廓对于职业咨询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卡特尔16性格因素问卷广泛使用了好些年，今天，它已经被不那么复杂的些分析法所替代了，许多新方法在学术上还是它的繁衍物。

后天养成的性格

行为主义理论跟任何形式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和特征理论都不样，它认为性格不过是套对刺激的认知（条件）反应。心理动力学和特征理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把性格看作可以决定行为的、连贯性的个人品格，而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这样些说法是“神秘主义”，不应该在科学心理学当中分配任何位置。斯金纳以他向不留情面的风格把性格或者自我叫做“种阐释性的……种代表在功能上统的反应系统的说法”。他说，特征只是组类似的反应，它会在不同的情境下导向类似的强化作用。它不引发行为，而只是套类似的、有条件反应的标签。

可是，严格意义上的行为主义者的观点，在解释很多人类行为时亦证明有很大的不足——在解释哪怕是些动物行为时也说不通。托尔曼虽然也是位行为主义者，可是他看见他的老鼠在迷宫中以右左的选择点动作，好像它是在记忆、称量信息，然后作出决定。他和其它行为主义者还在本世幻中期以前，就已经开始把内部的精神过程包括在刺激反应范式里了。

耶鲁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做了这方面的重要工作，位是社会学家约翰·多拉德，位是心理学家尼尔·米勒，他们在40年代合作研究出了种“社会认知”的理论，作为行为主义的扩展。在定的条件下，他们说，老鼠与桑代克的实验不样，它们会彼此摹仿，很明显不是在以刺激反应条件来学习，而是通过认知过程进行的。在人类当中，多拉德和米勒说，很多学习是种社会活动并且，除了受底层支持动机的些需要和驱动力以外，还发生在高级的认识过程当中。

从50年代开始，其它些行为主义者继续进行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它的认知方面。所有不同理论都认为重要的个概念是，人类性格和行为不仅仅由些受回报的动作而形成，而且还有个人的预测或者期盼在内，这些预测和期盼的基础是，他们观察到，些具体的行为方式会得出定的回报。尽管这个观点比严格意义上的行为主义者更具认知性，但是，它与特征理论和心理动力学理论都有所不同，原因在于，它还是把经验和情境——外部的影响——看作是性格和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可在50年代，由朱利安·罗特（1916）提出了有关性格的社会认知近似特征修正的观点。他当时三十五六岁，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当教授。罗特即是位心理治疗学家，也是位实验主义者，尽管他在实验室里是位行为主义者，作为位治疗者的经验却让他去尊重认知过程和情感，而这是天天与老鼠打交道的研究者们所经常缺乏的。跟大多数临床医生们样，罗特发现，病人的基本人生态度通常因为些关键性的经历而形成，有些是好的经历，有些是不好的。按照行为主义术语来理论化就是，当个特别的动作得到或者没有得到回答，人们会对什么样的环境和行为会或者不会得到回报形成“总体的预想”。个认真学习也得了高分，得了奖并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他可能会慢慢地形成这样种预想，即在其它情境下如果同样努力工作也会得到相应回报。而个认真学习但没有得高分，也没有得到与之相联系的好处的学生，他可能会慢慢地形成这样个总体看法，即努力干活也是白干。

罗特和他的研究生们进行了系列的实验，来显示这些总体的预想产生的普遍影响。在项典型的研究中，他或者他的合作者会告诉志愿者们——即该大学的男女本科生——说，他们接受的是超感试验。（这只不过是个幌子，以掩盖他们真正的目的。）实验者举起张卡片，卡片背对着志愿者，上面是个方形或者个圆圈，让志愿者来猜，猜完后，实验的人会说对或者错。进行组10次以后，他会问受试者估计下他在后面的组中会猜对几个。有些学生通常会猜测说他们会做得更差，因为，如他们后来在问卷和面试中所说的样，他们认为自己是凭运气猜中的。其它些人估计他们下次会做得好些，因为他们把正确的猜测归因于自己在超感方面的技巧，而这种技巧他们认为会随着练习而更加熟练。

约在同时期，罗特督导位接受培训的心理治疗医师杰里·费里士。费里士有位40来岁的单身病人，他总抱怨自己缺乏社交。费里士敦促他去参加个免费的校园舞会。他去了，好几位女孩子跟他跳了舞，可他告诉费里士说：“这完全是碰运气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当费里士向罗特报告此事时，直索绕在他脑海里的个想法突然明朗了。最近，在他回忆约30年前的这件事时，他提到了那个时刻：

我意识到，在我们的实验当中，总有些受试者，就跟这位病人样，他们在哪怕成功以后也不会形成预想。我和我的研究生们先前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我们在受试者的成功与否上做文章——我们在超感系列当中欺骗他们，我们在角度对比游戏当中哄他们，因为我们可以控制“正确”或者“错误”的反应，因为角度非常接近，看起来都差不多，受试者完全相信我们所说的切。有些志愿者，不管我们告诉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正确或者错误的，他们总认为自己在下轮的实验当中会做得更差。另外些人，不管我们怎样告诉他，他总认为自己下次会干得更好。

到这时，我把自己工作的两方面——作为习医者和位科学家——都合并起来了，我假设，有些人感觉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都是由种或者另外种外部力量决定的，而另外些人却感觉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和技巧造成的。我和费里士于是编制了套测试法，用来检测个人因为自己的行为结果或者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结果而感知到回报或者没有感知到回报的程度。

罗特把这个重要的态度——他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叫做“控制位”。他和费里士为检测它而设计的测试，即“内外控制位（ie）标尺”，由29个项目构成，其中的每个都有两句话，接受这项测试的人要说出哪对说法最适合他自己。这里是些典型的说法：

2a人生不幸多是运气不佳所致；

2b人生不幸是他们自己所犯错误的结果。

4a天长日久，人总会得到应得的尊敬；

4b很不幸，个人的价值经常会被埋没，不管自己多么努力。

11a成功是努力工作的结果，与运气无涉；

11b得份好工作主要取决于合适的时候与合适的地方。

25a我常常感到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无能为力；

25b我几乎不可能相信运气会在我的生活中起什么重要作用。

选择2a，4b，11b和25a表明，受试者感觉到他或者她对事件无能为力，选择其它些则表明他感觉到他自己是生活的主人。在外部控制位得高分的人倾向于把成功和失败归结为命运。运气或者其它人的力量；在内部控制位得高分的人倾向于把成功和失败归结为自己的智力、勤奋工作或者其它个人特征。控制位，因为它是影响性格和行为的许多方面的总体态度，因此就像奥尔波特方案中的“中央特征”和卡特尔方案中的“根本性特征”。

控制位概念和ie标尺在性格心理学家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自从标尺在1966年出现以后，约有两千多份利用它进行的研究发表了出来，它在很长的时间内，直到现在都还是最受欢迎的性格测试办法。许多研究结果都显示了控制位预想对行为的影响。比如，评为内部者的小学学生会得比评为外部者高些的分数；“无望的”学生（外部者）在个包含了困难问题的测试中考糟了以后会表现更差，而“把握自己的”学生（内部者）会更加努力并有更好的表现。在有些实验中，志愿者会面对个两难的情境，内部者多半会去寻找有用的信息，而外部者会依靠别人来帮助他。在患肺炎的住院病人中，内部者更知道他们的病情，而且比外部者向医生问的问题多。内部者刷牙的次数比外部者多。内部者比外部者坐汽车时更容易戴上安全带，做更多的防范工作，参加更多的体育练习活动，进行更有效的生育控制。

其负面的效果是，有些研究发现内部者比外部者更不太可能去同情个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内部者相信，这些人是不思进取，自寻烦恼。而且，尽管内部者在成功的时候感到自豪，他们却在失败时感到羞耻或者有过。而对比起来，外部者对于成功与失败的感觉却没有那么强烈。（有些研究相信，正常的健康性格在内部和外部两者间有平衡，他们以种如果不准确的话就是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社会心理学家费里茨·海德曾说，他们会告诉自己说：“我使好事发生了，坏事是被强加的。”）

社会认知理论和控制位研究导致了性格理论和临床心理学上些引人注意的发展。其中个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意识的态度和想法，而不光是无意识的态度和想法，都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个人的特征和行动。心理学家乔治·凯利叫做“个人观念”的东西是性格和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个个人观念是指，个人对自己的能力和性格的有意识的系列想法，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人们对我们的行为的预想，别人多半会怎样对我们作出行为反应，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等等。

以这个观点为基础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已经产生了非常有趣的些发现，1978年，爱德华·琼斯和史迪文·伯格拉斯进行了项自我保护战略的实验室演示，他们把它叫做“自我残障”。自我残障者在面对个他们担心会失败的情境时，为了保护自己的自我形象，会把事情弄成个让别人看起来是因为他们不能控制的些力量造成了他们的失败的样子。位中等水平的网球手只会选择明显比他强的人来作为对手，这样的话，输了球就算不得什么了。个快要面对期末考试的学生，他可能不去学习而突然背上许多的校园杂工负担，这样，如果他考不好的话也能得到保护内心自我的理由。自我残障者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打败他自己。

控制位理论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副产品是对叫做“学会的无助”这种让人失去能力的现象的解释。我们大家都知道些无助和消极的人，他们拥有足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可就是无法想出办法来对付这些问题。许多临床医师都曾提供过有关此种消极情形的解释，可是，196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位21岁的大学生马丁·塞利格曼突发奇想，之后，经过许多年的工作，这个奇想引导出对于这种消极性有价值的理解。

塞利格曼第次去教授的实验室就发现教授及其助手有大麻烦。他们的实验狗就是不按要求行动。通过同时使用音调和电击来形成条件反射，直到它们把音调与电击联系起来。现在，这些狗被关在个“隔断笼”里，即个大笼子里有排低层隔栏分成两隔，使它们在这里只受音调的影响。把狗放在这样个笼子里，让它们在个隔间里受到电击而在另边不给电击，狗很快就学会翻过隔栏逃避电击。实验的目的是要找出，它们在听到音调而不被电击时是否也会做同样的事。可是，狗听到音调后，蹲着不动，发出呜呜吠声。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种现象，可是，年轻的塞利格曼突然有了个主意。狗以前被加以音调和电击时，它们知道无论自己干什么都无法逃脱电击。现在，在个新的情形之下，它们逃脱了电击，但它们还是像以前样，就好像自己无论干什么都逃不出被电击的厄运。

塞利格曼进行了系列的实验，企图生成学会的无助，先是与位叫史迪芬·梅尔的同学，后来又与位叫布鲁斯·奥弗米亚的同事合作。有项重要的实验是把狗次只放进笼子里，挂上它们使其无法脱逃，再通过金属地板从蹄子上对其施以电击。再然后，每只狗都和其它几只没有施以电击的狗起关在个隔断笼里，笼子里装有狗的那边有只灯不时打开，10秒钟后跟进次电击。所有的狗都很快把灯光与电击联系起来。当电灯打开时，没有经过处理的狗都挤作团，它们很快发现跳过隔栏跑到笼子的另边可以逃脱电击，而那些遭到过无法逃脱的电击的狗就只好呆在原地让自己挨电击，不知道作出任何努力去逃脱。它们已经形成个预想，即，不管做什么事情，终究难逃被电击的下场，它们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这好像就可以解释人类和狗身上存在的无助情形了。可是，奥弗米亚和塞利格曼走得更远。他们大胆地假设，人类存在的压抑感，其原因可能更多地要归咎于学会的无助——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或者信念，而不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克服自身的悲伤情绪。这个理论立刻被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所反驳。这些人指出，有些人在遭到不幸时从不感到无助，有些人的确感到无助可很快又回复到以前的状态；有些人不仅在既定的情形里感到无助，而且在新的和不同的情形下同样感到如此。有些人把不幸归咎于自己，些人把不幸归咎于别人。

塞利格曼与他的评论人之约翰·梯斯戴尔这位英国心理学家以及另外位同事合作，开始着手寻找更好的办法来解释人类的压抑感。他们提出了种新的假设，把学会的无助和控制位理论结合了起来。当人类遇到无可奈何的痛苦经历时，他们不是将其归咎于外部力量就是归咎于自己，而后者这种错误想法就会导致压抑。这个小组通过套复杂的控制位问卷来验证这个假设，结果，得出的信息支持这个假设。他们的研究在1978年公布以后，立刻有了很多类似和确认性的研究——接下来的20年内有300多种——有的用狗，有的用兔子，人们确认并扩展了这个理论。

比如，有例研究对组孕妇的性格进行了测试，将其归类为内向或者外向，并发现，在内向的人中间，产后压抑率高出很多。这些妇女把这个期间的困难归咎于自己个人的特性，而那些外向的妇女则声称环境不好，虽然也感到些无助，可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压抑。

更近些时候，塞利格曼将其理论扩充成他现在叫做“解释性风格”的东西。它解释看起来是彻底的乐观主义或者普通的悲观主义的基本性格方面。按塞利格曼自己的话说：

拿个很糟糕的情形来作比，如生意或者恋爱失败。悲观主义者把它归咎于些长时期存在或者永恒的原因，它们会影响自己所做的每件事，而这些又都是自己的错。乐观主义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暂时的，只限于目前这件事，或者是因为环境，或者是因为运气不好，或者是因为别人行动的结果。

乐观主义容易得出比悲观主义更高的成就。我们发现，乐观的人寿保险代理商比悲观的人寿保险商销售成绩更佳，他们坚持这门生意的时间也更长。乐观的奥林匹克级游泳运动员在被别人战胜后会游得更快，而悲观的运动员却会变得慢些。乐观的职业棒球队和蓝球队成绩好些，特别是在他们被战胜后，比悲观的队好多了。

因为社会学习理论而引发了新见解的另个话题是，男人和女人性格方面的差别。表明上很聪明的些人辈子都喜欢谈论这个话题，各种年龄层次的人都有，多半是些男人，他们说自己这个性别的人有多好，而对方的那个性别有多么不好。他们的观点从柏拉图对女人轻微的贬低，到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对女人的头脑和性格委婉的嘲讽不等。柏拉图说：“自然的天赋均衡分配在两种（性别）之中，可是，女人在所有方面都次男人等。”而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却说：

女人只是长得体积稍大些的孩子而已，她们会说些笑话逗人，有时候还有些智慧；可要说什么站得住脚的、合理的推断和道理，我辈子都没有知道有哪位（女人）具有这个能力……个有头脑的人只是跟她们逗乐，与她们玩耍，逗他们笑，奉承她们，就跟他逗个活蹦乱跳着往前走的小孩子样。

些传统上属于女性的特征——多愁善感、胆小、贪图虚荣、善滋养、敏感、善变等——直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在心理学的早期，大多数心理学家，包括弗洛伊德在内，都相信这些特征是女性荷尔蒙和生物构成以及这些东西所带来的特殊的经验的无法逃避的结果。直到1936年，刘易斯·特曼和同事西·迈尔斯才发表了篇大受欢迎的研究结果，这篇研究男性和女性性格的文章，“性别和性格”，非常有影响，它是以他们所进行的项测验的结果作为基础的。给测验的答案打分的方法是以传统有关性别差异的想法为基础的。例如，在这项测验的词语联想部分，如果受试者对“ender（嫩的，温柔的）”这个词产生的联想是“mea（肉类）”，这个答案就评为阳刚；如果联想到“kind（仁慈）”，“1ovihg（温情）”，则评为阴柔。读侦探并喜欢化学评为阳刚，读诗歌或者喜欢戏剧则为阴柔。

尽管这在今天看起来相当了不起，可是，特曼和迈尔斯测验使用了许多年而无人对它的假设发出过疑问。可是，随着女性在最近几十年内社会地位的改变，女性性格的许多方面也有了很大变化，另外，由社会学习理论家和其它的学者们得出的大量研究发现，也对传统的些假设提出了挑战。在过去30多年几百篇研究文献中，有下面几个例子：

——女孩子的确比男孩子更怕老鼠、蛇和蜘蛛——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在早年就学会，让她们而不是男孩子来表达害怕更为合适，更容易得到容忍。

——女孩子比男孩子更自发地玩小木偶，这个事实长期以来就是个证据，证明女孩子天生是更喜欢养东西而且喜欢帮助人。可是，女孩子更经常被人给些玩偶来玩，这是种形式的社会培训。女孩子更喜欢养东西的天性至少有部分是后天学来的。

——小学的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具有同情心些，这可以根据她们有更多的意愿去给生病住院的孩子写安慰信这个标准来判断。但是，男孩子很乐意去采取些被人教会看作是阳刚性的些行动来帮助人。在成人阶段，女人比男人更乐意去帮助些闷闷不乐的人，可是，这主要是指在些传统上认为更适合女性职能的场合里，如照顾个受伤的孩子。男性更乐意在些冒险性或者需要力量的情形下去帮助人。总起来说，在帮助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性差别有部分或者很大部分原因是社会学习得来的。

有阵子，些女权主义者抱着很极端的看法，她们认为，几乎所有的性格和智力差别都是社会不平等、压力和后天培养的结果。可是，如研究结果证明，很明显，有些认知性的差别和性格差别的确是生物构成影响的结果。例如：

——妇女在运动、生意和实验室环境下现在变得更有进取心些了，可是，在社会生活当中，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没有男人更有进取心。后者在目前的家庭暴力、强奸、杀人案和般性的犯罪当中都要占更多的分量。男子更大的进攻性在早年生活当中就出现了，远在社会影响出现之前。这些发现都有力地说明，社会学习过程，在它起很大作用的时候，会对在生物构成上有所不同的些差别产生作用，并加大这个差别。

——女孩子和妇女在口头表达能力方面平均起来略胜男孩子和男子，可是，在空间识别能力方面也略输男子。口头表达能力上的差别在早年出现，而空间差别是在成年之前出现，这时候往往是社会影响最具影响力的时候。因此，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指向大脑的结构上的差别。

——女人比男人在感知些非语言的情绪暗示的意义方面比男人更强，如姿势、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这有部分可能是学习得来的技巧，可是，些证据，比如儿童早期就出现了这些差异，会使人们想到，是否因为进化的原因而使其有生物学上的成因。识别身体语言可能对较软弱的女性的生存更有意义。

结论是，尽管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上述观点不符合研究发现的成果，可是，传统的许多想法，如男女性格天生有别等也证明不正确。大多数的男女差异现在都归结为社会学习的结果，或者是社会影响和生化学因素共同造成的，可是，有些的确也是天生的。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凯依·多克斯对最近这方面的研究观点作了如下总结：

作为位女权主义者所希望的，不定就是位科学家所看到的……试图“否认”性别差异的努力已经引起了争论，有科学的学术争论，也有般水平上的争论，即差别的确存在。但是，承认有性格差别存在，不应该成为种借口，说明性别和种类在人类的行为当中就有种非常大的影响作用。

这说法很好地解释了关于心理学的个非常普遍的真理，它会随我们的故事进展越来越清楚：有关许多心理学现象的些相互对立和好像互不相容的些理论，彼此攻讦达2500百余年之久，可出于某种原因，借助积累下来的知识，却证明两者都是对的。

身体、基因和性格

男女特征上的差异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这种理论，是更大的种理论，即，性格是天生的这种理论的部分。这种理论有两个相关的版本，种版本是，个人的身体特征影响性格，另个版本是，性格由具体的基因或者某些基因的相互影响决定的。

第个版本几乎与心理学本身的历史样古老。加伦的性格体液理论是其古老版本的种形式。另种是相面学，这个观点从古希腊直到当代都有人相信，即人体的特征和面相都伴有相关的性格特征。在成千上万的例子当中，有这么个例子：在《坎特伯雷故事集》当中，乔史说严肃古板的的教士（学者）“不那么肥，”可是“空心的”，而结过多次婚、俗气的“巴思的寡妇”也是张“阔”脸，“面色红润”，而且“齿大如门”（齿间有缝，按照面相学来说就隐含着大胆和***旺盛），那位俗不可耐的米勒则是胖如肥虎，脸棕色，骨架硕大，鼻大如盖，黑孔阔绰。

本世纪初年，身体性格理论直是戴着科学的面罩的，当时，厄恩斯特·克雷奇默（18881964）这位曾在德国南部数所精神病院从业多年的德国精神病专家宣称，他已经发现病人的身体和他的性格及精神状态之间存在着联系。他说，些四肢短小、面孔呈圆形、矮胖健硕的人，他们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要么兴高采烈，要么极度沮丧；这是些癫狂与抑郁交替发作的人。那些四肢长、面容瘦和矮小身材的人倾向于内向、害羞、冷淡和反社会。他们是些分裂症的患者。那些四肢平衡、肌肉结实有力、进取型和欢乐的人，他们有其它些精神毛病。

克雷奇默相信，身体外形和性格类型或者精神状态都是由荷尔蒙分泌造成的。他的理论发表在1921年的《体格与性格》杂志上，当时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并得到好评，因为它好象是对古老传统给予了科学的支持。可是，其它科学家在他的理论里挑出了毛病。他们说，许多人并不能干干净净地容纳在三个类别中的任何个里——短小，肥胖的人所具有的性格常常是瘦长的人应该具有的，而瘦长的人常常表现出运动员的性格。另外，克雷奇默的举例也是有失偏颇的。住院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平均比住院的癫狂抑郁病人年轻些，光是这点就可以解释他在身体脂肪分布中找到的很多不同。

可是，这种身体类型的思想的确是吸引人的，而且很快就有了位在科学上精力更充沛的新同伴，即哈佛的医生和心理学家威廉·谢尔登（18991977）。克雷奇默的书以英文出版后不久，谢尔登开始了项“体别”研究（身体类型），而且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收集了大量身体尺寸和正常人性格的数据。（在他的晚年，他把自己的研究扩展到了精神病人和少年罪犯的研究。）

作为位研究人员，谢尔登殚精厉竭，刻苦进取：他拍摄了不下4000幅男性大学生的裸体照片，并记录下了他们主要的身体尺寸。从这些大量的数据里，他得出结论说，共有三种基本的人体类型，跟克雷奇默的差不太多：endomorph型，即轻柔、圆形和丰满的人；esomorph，即硬郎、方阔、大骨结和肌肉丰富的人；还有ecomorph，即高挑、瘦削和头颅大的人。他相信，这些类型代表最早在胚胎中就开始产生差异的三层细胞中的种或另种的特别的发育：endoderm，这种细胞中会产生消化道和内脏器官；mesoderm，这里会形成骨骼和肌肉；还有ecoderm，神经系统是从这里产生的。

为了显示性格特征与这些体型的相互关系，谢尔登对他的200名受试者进行了性格测试，并且在数年时间内根据广泛的面谈和他自己对行为的观察积累了大量其它的特性数据。他发现，如他自己所料，具有特色的特征模式与每种体格类型相联系。矮小圆滚的endomorph型通常是社会型的，他们放得开，健谈而且喜欢奢侈的生活；平衡发展的mesomorph是些精力旺盛，言行果决，勇敢无畏，乐观向上和喜欢运动的人；而高挑瘦削的ecomorph则是内向、害羞、高智商、受约束和不善交际的人。谢尔登推断说，是基因决定哪种类型在胚胎发育时多加成长，因而，也决定这个人将要表现出来的性格模式。

他的主要作品是在40年代发表的，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和学术兴趣。可是，大多数心理学家发现，谢尔登的类型学流于肤浅，而且他的研究方法也是有错误的：他对于受试者的社会经济背景注意甚少，尽管个穷人家的小孩子很难说会长成个肥胖和乐天的endomorph，或者，个有钱有势的小孩子会变成个羞答答的、智力超群的ecomorph。心理学家们对其极高的相关性尤为狐疑——＋79至十83——这是谢尔登所报告的三种体格类型与其相关性格类型的相关度。到这种程度的相关度在心理学上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大多数现象都有多重因素造成，这使人们想到，其基本的研究设计定存在着漏洞。而且，也的确存在着个漏洞。我们引用位显耀的权威人士加德纳·林塞的话来说：

要全面地研讨为什么会观察到如此多的协同变化，就必须考虑好几方面的因素，可是，对于大多数心理学家们来说，这个解释只好象是在撒谎，因为事实上，谢尔登本人在执行两套标准。结果，人们可以推论，谢尔登在这个领域里以前隐性的信仰或者期盼导致他以种同样的方式来额定身体和性情两方面的东西，而不管实际上存在的现实情况如何。

支持谢尔登观点的人后来寻求各种方式来弥补他这方面的开足；他们把从照片当中得来的身体类型拿去让从未见过这些人的评定者去评定，而让性格评价由从问卷数据而不是从面谈中抽出的评定人来进行。这些研究确立了谢尔登在身体类型和性格之间建立的联系，可是，其相关性却小得多。可是，哪怕就是这些数据也不定能在身体类型和性格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间接的，社会性的。因为人们般会认为肌肉发达的人会成为领导人，而软弱瘦小的人会避开身体竞争并依靠其大脑，因此，孩子们在感知到成人希望他们成为怎样的人之后，会相应地按要求作出自己的言行。

尽管体格理论吸引了不少注意力并在50年代引发了大量研究，可是，对它的大量批评，再加上这个理论属于遗传继承型的理论因而与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精神相矛盾，使它的影响随时日消隐了。到60年代，按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史专家厄恩斯特·希尔加德的说法，它几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可是，性格天生的更强有力证据，或者至少是种向着个模式或者另个模式发展的预先想法还是继续有自己的市场的。

到40年代，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病专家亚历山特·托马斯和斯特拉·切斯开始在婴儿和小孩子中进行个人禀性差异的研究。（“禀性”是性格的部分，它是个人面对刺激和不同情形时具有特色的情绪反应方式。）托马斯和切斯收集婴儿从出生时起的行为数据，部分是通过个人观察，部分是向父母问些具体的问题，如婴儿第次洗澡，或者吃第口麦片时的反应。他们发现了些每个不只生过个孩子的母亲都知道的东西的证据，即，婴儿从出生的第个小时起就有了禀性的不同。

几年的研究之后，托马斯和切斯分别了生命最初状态下就很明显的九类差异。些婴儿比别的活泼些，有些婴儿进食、睡眠和排泄较有规则的节奏，而另些却不规则或者无法预测；有些婴儿喜欢任何新的东西（他们吃第口东西时对勺子作狼吞虎咽状），而另些则不然，（他们会把食物吐出来）；有些更快地适应环境变化，而另些则对其生活周期的改变闷闷不乐。有些对刺激反应强烈，不是大笑就是狂嚎，另外些则是微笑或者小声地哭；有些大部分时间都是高兴的，而另些则郁郁寡欢。有些婴儿好像对每个地点、声音和碰触都很清醒，而另外些则只对某些刺激有反应，对别的则置之不理。有些婴儿在不舒适的时候会很容易地岔开，而另外些则专注不放。有些婴儿的注意力很广，可以跟个玩具玩很长的时间，而另外些则从个活动到另个活动之间快速地转移。

总起来说，托马斯和切斯发现，约有三分之二的婴儿在生命早期即表现出明显的禀性。十分之四的婴儿是“轻松的”（平和，易适应），四分之是“困难的”（容易发怒，很难哄好），六分之是“热身很慢”（有轻微的糊里糊涂或者稍有领悟力，但对人或者事物很容易习惯）。

在托马斯和切斯观察些孩子长成近成人的时候，他们在开始阶段对婴儿在儿童期间和少年期间保持不变的禀性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们更为仔细的发现引导他们得出更合格的结论。这些基本的禀性经常因为些大的事件而有些变化，如严重的车祸或者疾病，或者因为环境的变化如位父母去世，或者家庭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如果没有这些事件或者环境的变化，生命早期的禀性风格基本就是成年时期的风格。

行为基因学的研究当中得出了更有力的证据，证明性格有部分是由天性决定的。这个稍稍游离于心理学主流之外的专业主要是研究基因对心理特征的影响的。其主要的咨询方法是由高尔顿发起的，这个方法是要察看基因程度不同而又彼此相关的些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的精神能力、性格和成就。直系表亲百万基因当中有八分之的基因相同，同胞兄弟有半相同，而双胞胎全部相同。如果基因对心理发展有影响，则两个人的基因关系越近，其心理学上的类同性则越相像。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进行的浩如烟海的研究证明，这种情况是真实的。有些研究还证明，基因关系越近，其精神健康或者疾病的种类越相像。其它些人还发现，总的智力水平和特殊的精神能力也是这样的。在过去的15年当中，些基因学家和心理学家还发现，基因关系越近，个人之间的性格也越近。

有些性格研究是以对同胞兄弟或者双胞胎的特征相互关系的分析为基础的。同样的，双胞胎比同胞兄弟更为相像。尽管如此，如果他们是在同个家庭起养大的，这样的证据还是不甚理想，因为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有同样的或者非常近似的环境影响（双胞胎特别是如此，因为父母对他们视同仁）。因为这个原因，最好的数据——不过也是最难获取的数据，因为例子是如此稀少——却是应该来自出生或出生不久就分开来并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家庭里养大的双胞胎，这样的话，环境至少就会有所不同。

想想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这两位双胞胎的情况吧，他们1940年出生后刚个月就分开了，并在俄亥俄州相距45英里的不同的两个家庭里养大。1979年以前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当时他们已经有39岁了。他们在这年相会了，可并不是碰巧。他们直被明尼苏达大学的明尼苏答双胞胎及收养研究中心的主持人托马斯·布查德教授所追踪，他在进行项同胞兄弟和双胞胎兄弟分开哺养的研究。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除了服饰，在身体上是无法区别的，几乎所有的双胞胎都是这样的。尽管这样的相似总是令人感到惊奇，可是，更令人惊奇的是其它些类似的地方。两个男人都娶了名叫贝蒂的女人做妻子，都大量抽salem烟，都开雪佛莱车，都咬指甲，都养了条叫托依的狗。

听起来这像是某个作家为超级市场的那些小报杜撰的故事，这样的小报里满是些荒唐怪事，比如说某某婴儿是由八旬老翁所生云云。可是，这个故事并非杜撰。当然，有些奇怪的巧合可能归因于这对双胞胎生活在同个地区，另外些则可能是碰巧。可更为重要的是由心理学测试列举出来的些证据。布查德和他的研究小组让这对双胞胎通过了系列性格测试，并发现他们的反应和特征分数几乎相等。

布查德和他的研究人员自1979年开始他们的工作以来，已经追踪了近80对同胎所生和33对同胞所生的孩子，他们都分开哺养（其案卷中共有约8000对），并让每个同胎所生的孩子经过约50小时的广泛测试和面谈。为比较目的，他们对系列同胎所生和同胞所生但是在起哺养长大的孩子进行了同样的测试和面谈。对双胞胎对子和这些不同的组别中存在的相关性的统计分析，使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即性格当中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变化是由遗传所致。

（他们报告了同样令人吃惊的其它心理学变量的些发现，包括总体智力水平、语言能力、社会态度、同性恋情况、物质滥用和甚至宗教兴趣。）

可是，行为基因学的其它些研究却得出了更为谨慎的些估计。奥斯丁德州大学的约翰·里林最近回顾了系列双胞胎研究并发现，从整体上说，有证据证明遗传学的成分只占到性格变化中的百分之四十。还有些研究是比较被收养的孩子与其养母和生母的，他们发现，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变量因素是要归结到遗传上去的（不过，有趣的是，收养的孩子与其生母而不是养母在性格上更为相像）。

这些数字并不是说，任何人的性格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是由遗传影响的结果。变量因素是指任何特征或者任何特征组中的人们当中存在不同的范围。例如，布查德中心的数据表明，如果组成人的高度从比方说47英尺不等，这个差别范围中的百分之九十是由于遗传带来的，百分之十是由环境造成的。同样，双胞胎研究的意思是，在任何人群组中的性格差别的范围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是遗传所致。这可能解释美国人当中性格的差别为什么比个人口的基因构成很相似的地方如日本更大些。

行为基因学的发现虽然令人瞩目，可并没有引起大多数性格心理学家的兴趣，其原因是，它们并不能提供对性格结构及其功能的理解，也不能改善测试和评估的方法。更糟的是，它们打消了种希望，即心理学可以改善人类生命的质量，鉴于性格的起源是遗传性的，它也不受父母或者社会影响、疗法或者任何其它可能的控制性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大多数的心理学家，包括进行性格研究的心理学家，都对行为基因学要么采取怀疑的态度，要么认为其理论价值有用可没有实践价值。他们感觉到，真正重要的，是性格变异的其它部分——即性格可以加以影响的程度，不管是变坏或是变好。

性格研究前沿最新的结论

性格研究不再是心理学最显眼的领域了，这并不是因为它已经缩小了规模，而是因为其它些更新的领域已经扩展了，并且成为注意力的焦点。另外，如同在许多成熟的科学领域里样，许多性格研究者现在都混合了极为专门的细节研究，而另外些人则还在欢天喜地地做些扩展和激动人心的工作。

这个领域里最近更为有趣的个发展，是研究性格对中年和晚年的“富足感”（普通意义上的满足感）的影响。波尔·科斯塔和罗伯特·麦克雷跟自愿参加巴尔的摩老年纵向研究的人们起进行研究工作，这是国立老年研究学院的个长期研究项目。他们发现，外向的人在社交能力、普通活动和“上升”（类似控制）中可以得高分，而且其中年生活及以后的生活比内向的人要幸福些。他们还发现，在神经质上面程度较轻的人对于中老年生活的变化的适应性要比神经质程度严重些的人好些（其测验以长期焦虑、敌意、自我意识和强迫行为等特征为标准）。后者更倾向于把中年的问题看作危机，他们耽心自己的健康，因为退休而感到沮丧和失望，并且处于压抑和绝望的边缘。

对于这些性格缺陷，人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加以对抗呢？科斯塔和麦克雷相信，心理疗法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是，其发挥作用是用限度的，因为巴尔的摩的数据和其它的些研究结果指示，性格特征在成年生活中相对稳定。另外，他们说，富足感哪怕轻微的点改变都会受益无穷，这跟对种严重的身体疾病的控制的轻度改善可以相提并论。

按照最近的许多研究结果来看，许多种类的身体疾病都起源自某种性格特征，或者因其恶化。1975年和1980年出现的两项重要研究结果提供了调查得来的证据，证明具有a型性格（有竞争性，有进取心，有敌意和驱迫感）的人有可能形成冠状动脉心脏病。对这个项目又进行了10年的研究说明，其结论得到了证实，而不是否决。

1988年，马丁·塞利格曼（他对学习得来的无助的研究）和他的同事克里斯托法·彼德逊及乔治·维伦特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提供了证据，证明个人的解释风格会影响他的健康。他们以从对哈佛毕业生35年的纵向研究中得出的数据为基础得出结论说，对自己的生活习惯上以悲观或者消极的态度进行解释的人比乐观的人更容易罹病或者生命周期更短。他们认为心理疗法——特别是短期的认知疗法——是种有用的解法。塞利格曼走得更远：他增加了些临床和其它类型的数据，说认知培训可以将消极的解释风格转变为积极的风格（他把它叫做“学习得来的乐观”），其对身体和精神健康都有好的影响。

汉斯·艾森克回顾了系列性格和健康研究的结果，包括他自己进行的些研究，他说：“戏剧性的结果……指明在某些性格和具体的疾病之间存在着非常直接的联系。”他还说，许多医生把致癌因素与不会表达愤怒、恐惧或者焦虑联系起来，还与绝望、无助和压抑等的感觉联系起来；他说，纵向研究显示，许多同样的特征都与心脏病有涉。艾森克和位名叫罗纳德·格罗萨斯马迪塞的南斯拉夫心理学家同事以这些数据为基础，进行了项预防医学的实验，从而得出了下述结果：

（我们）试图用行为疗法来教会些容易患癌症和得心脏病的人以更乐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教他们对付压抑的办法，打消他们的情感依赖，让他们更加自立。换句话说，我们教会他们跟更为健康的性格类型的人样去做。

具有高患癌可能的性格类型的100人被分成两组：50个人不使用这种疗法，另50名接受这种疗法。13年后，45位接受过本疗法的人还活着，而没有接受本疗法的那组中，只有19位还活着。

我们对92名易发心脏病者进行了类似的实验，把他们分成接受组和未接受组。这里也有突出的差别，13年后，接受实验的那组里有37名还活着，而另组只有17人存活下来。

我们只能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实验没有进行复制或者没有人与之竞争。

特征理论仍然是心理学研究中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它在不断地成熟，主要采取了特征理论中的“五大模型”的形式。

许多年以来，若干研究者在寻找比卡特尔看得更深的因素结构，并辨别出比他的16因素组更为全面，更为基本的因素集。30年前，其中的些人对卡特尔的互动数据进行了再研究，他们说，他们可以找到5种超因素的证据。过去的许多年里，其他些人又找到了个或更多的5因素组，都有各种各样的掩盖，他们只是把其它广泛使用的性格类型送入了统计学的绞衣机。在过去的10年里，大多数性格心理学家慢慢都同意，五大模型是性格的基本尺度。

第种是外向力，这个因素在些性格类型单中被列在相关的些标签之下，如社交能力、活动能力和人际穿梭。

第二种是神经质，或者，按照其它研究中的术语说是情绪力、情绪稳定能力和调节力。

第三种是对经验的开放性，亦叫做询知智力、智力和“智力倾向”（这是个不需要的新词，幸好也没有引起注意）。

第四种是可接受程度，亦有好听的名字叫受欢迎度、利他主义、信任、社会交际力等等。

最后，第五种是良知，或者可靠性，超我力量，更有叫受钳制的自律性等等。

按照目前的思想，这些是关键和总管切的性格因素。可以解释人类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具体特征，都是这五根主干的分枝和枝芽。尽管这些超级因素对视野只会起模糊而不是聚焦的作用——请想象下用五大模式中的词语怎样描述汉姆莱特、麦克白妇人或者李尔王吧——可是，它们为研究者和临床心理学家提供了套得到了验证的尺度，用以建构人格研究设计类型并把他们在临床使用的不管哪种性格测试中得出的数据组织起来。

这个研究领域的成熟还可以从另外个方面看出来，也即是“连贯详谬”的解决：尽管人都有可测量的特征和可辨认的性格，可是，任何人在特定情形下的行为却丝毫也不会指示出他或她在其它些情形中的行为方式。面对敌人炮火不动声色的人可能会在与妻子的冲突中胆小如鼠；犹如教堂支柱的位妇女，如果她是位公司财务人员，却可能为了情人而滥用公司资金；模范丈夫和好爸爸可能在别的地方养了另个妻子，或者是隐蔽的公共卫生间里的同性恋者。

因为这样些跨情形的不连贯特性，些心理学家多年来直攻击特征理论为无效功。可是，更准确些的最新研究数据却使人们能够更谨慎地解决这个问题：情形越相似，个人的行为就越致；情形越不同，人的行为差异也越大。如哥仑比亚大学的沃尔特·米斯切尔这位著名的心理学研究者和以前的特征理论评论家最近所说的：

这些数据……并不能说明，完全不能作些有用的预测。它们也并不意味着不同的人在不同类型的情形下不会以某种惯常的方式具有不同的行为……特种条件或者相同单元得以更加小心的方式加以注意，而且好像比传统的特征理论所假想的更为狭窄或更符合当地情况。

这个领域里另项最近的发展是情形论者和性情论者之间长期争斗的息灭。大多数心理学家现在都倾向于相互影响说者的观点，即，任何既定的某个行为都是某个情形与个人的性格相互影响而造成的。同样地，性格是天生的或者是学习得来的这个古老的争辩话题也让位于相互影响说了。些心理学家还在大肆发表意见，好像父母、同事、社会等级和其它的环境影响是个人的性格当中惟有意义的影响力；另些人的观点好像是说，我们的行为，如大多数动物样，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所致。可是，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都认为个人在任何个生命点的性格或者行为，都是他或者她天生的特性与他或者她到那时为止所有的人生经验相互影响的结果。

这是个复杂的概念。遗传影响和环境影响并不是在性格当中简单地相加起来，而是跟化学品加入化合物样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某种跟任何个都不相同的东西，然后再跟紧随的经验发生不同影响。这就是发展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即我们接下去马上要看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