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道人生难再少？

君看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苏轼《浣溪沙》

王洪钧先生在二十五卷第七期《自由青年》里写了一篇《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政大外交系主任李其泰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很感动，特地剪下来，寄给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还附了一封推荐这篇文章的信。姚先生坐在研究室里，笑嘻嘻地连文带信拿给我看，向一个比他小四十三岁的学生征求意见，我把它们匆匆看过，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姚先生那稀疏的白发，很诚恳地答他道：

王先生在文章里说得很明白，他说“首先不必谈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们交出这一棒”。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姚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禁大笑，我也感到很好笑，但在我们两个人的笑脸背后，我似乎看到果戈里的句子，我感到我们两个人的笑都该是“含着泪水的”！

“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庄子》天道篇的后面，记载那个斲轮老手对桓公说的几句话，实在很有余味：

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忻轮……

这真是老年人的悲哀！但又何尝不是青年人的悲哀？老年人那方面感到对青年人“不能以喻”，在另一方面，青年人又感到对老年人“不能受之”，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老年人”行年七十”，但却仍旧孤单地走着那没有止境的老路，他们有热血，他们不能不悲哀！

现年八十六岁的美国诗人罗勃特·弗洛斯特（roberfros）在他《生命前进着》（lifegoeson）里写道：

jusalilewhileback,amyfarmnearripon，vermon，ipnedafewmorerees，youwonderwhy？well，imlikehechineseofniywhodidhesamehingwhenheyaskedhimwhy，hesaidhaheworldwasnadeserwhenhecameinoiandwouldnbewhenhedeparedhosereeswillkeepongrowingaferimgoneandaferyouregone。

不久以前，在伐蒙特州，在我那靠近瑞普顿的农场上，我种了一些树。你猜干嘛？呢，我就像那九十岁的中国老头子，他也做过同样的事。当别人问他干嘛的时候，他说当他来的时候这世界并不是一片沙漠，当他走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它是。这些树在我离去和你离去了以后，还会继续发荣滋长的。

这种留点余荫的人生观，它代表一个伟大心灵的伟大心怀，在奴隶出身的喜剧家斯塔提乌斯·凯西里乌斯（saiuscaecilius）的《青年朋友》（synephebi）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栽了树为后人享用的老农夫，他深信上帝不但愿他接受祖先的遗业，并且还愿他把遗业传授给下一代。

在活着的人里面，没有人能比老年人更适合做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了，老年人从死人手中接下这根棒，由于他们的身世各异，所收到的棒子也各有不同：

第一种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莫须有的棒子”，他们根本就没接到过这根棒，也许接到过后又丢了，他们除了麻将牌的技术外，大概什么也交不出来，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装老糊涂（我还看不到一个真正糊涂的老年人），他们的人生观是“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他们永远不会退化，因为根本就没有进化，他们数十年如一日，那一日就是早睡早起一日三餐，《五代史记》汉家人传记太后李氏向周

太祖唠叨说…

老身未终残年，属此多难，唯以衰朽托于始终。其实“托于始终”的不是她那视茫茫而发苍苍的“衰朽”，而是那四张小白脸和一百三十二张麻将军！

在另一方面，他们是属于长寿的一群，他们不需要旁斯·得·利昂（poncedeleon）追求的那种“青春泉（founainofyouh），他们青年时代虽然衰老，可是老年时代竟得不死，他们的“残年”是难终的，孔丘骂他们“老而不死”，他们表面上虽不敢反对圣人这句话，可是在心里却奇怪为什么孔老二自己七十多岁还活着？他们也未尝不想交点什么给青年人，可是一方面他们没有“避此人出一头地”的胸襟，再一方面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妙手空空，对人劳心怛怛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种老年人中的是一根“落了伍的棒子”。一般说来。老年人可皆议的地方不是落伍，而是落了伍却死不承认他落伍，落伍是当然的，可是死不承认就是顽固了。《左传》里记石碏虽然自承：“老夫耄矣！无能为也！”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恐怕还是有点酸性反应，尤其在青年时代有过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人，到了老年“一官匏系老冯唐”，酸劲儿就更大。康有为刚出山的时候，叶德辉、王益吾们咬定他

是洪水猛兽，写了《翼教丛编》去骂他，可是二十年后，跑在时代前面的康有为被潮流卷到后面去了；我认识的一位同盟会时代的老革命党，当年是飞扬跋扈的豪健人物，六十年下来，他竟变成一个整天吃斋念佛写毛笔字的老人了。好像愈是在青年时代前进的人，愈是在老年到来冥顽不灵的人。民国七年的十月里，梁巨川以六十岁的年纪投水殉清，当时二十六岁的胡适曾写《不老》一文评论这件事，他说少

年人应该问自己道：“我们到了六七十岁时，还能保存那创造的精神，做那时代的新人物吗？”这问题还不是根本问题。我们应该进一步，问自己道：“我们该用什么法子才可使我们的精神到老还是进取创造的呢？我们应该怎么预备做一个白头的新人物呢？”其实做白头新人物谈何容易！在近人中，被冷红生骂做“媚世”、被章老虎骂做“媚小生”的梁启超庶几近之，其他的闻人实不多见。上了年纪的人未尝不想进步，从霍桑（nahanielhawhone）《海德哥医生的试验》（drheideggersexperimen）里，我们看到那三个老头和一个老妇在喝了“返老还童水”以后所发的狂喊：

“givesmoreofhiswondrouswaer！”criedheyeagerly“weareyounger－brwearesillooold！quickgiveusmore！”

“把这一些奇怪的水再给我们一点！”他们着急地叫着，“我们年轻些了——可是我们仍旧还太老！快点——胜任，可是却一定要派唐僧那个血压又高、头脑又混的肉馒头做主角，还带了猪八戒沙和尚两个工谗善媚的走狗青年，唐僧根本不比孙语空高明，只是装得老成持重些，且年资已久，是胡吉藏的老弟子，跟姚思廉是老同学，自然在菩萨面前吃得开，紧箍咒就是唐僧的抽象棒子，孙猴子虽然也有个

棒子，但在满朝精神重于物质的逻辑下，只好被唐三藏棒住。

老年人抓住棒子不放的另一原因，是他们的长寿心理，古人“有生者不讳死”，其实“讳”字应该校改为“知”字，许多老年人整天做着“窃比我于老彭”的好梦，不慌不忙，从来不知死之将至，据说虞舜九十五岁才把帝位“禅”出来，其老不倦勤之概可想。比照虞先生的尺码看来，人生七十岁开始也不嫌迟。很多老年人都有大远景，长期发展的大计划，而这些远景和计划却又和他们迟缓的脚步极不相称的，他们只知道任重和道远，却不晓得日暮与途穷，陆游的诗句道尽了他们心中的窃喜，那是：

自揣明年犹健在，

东厢更觅茜金栽。

白首穷尽的抱负是动人的，可惜只是碍了手脚！叔本华算是这些人里边最成功的，他说：“他们以为我老得要死了，看吧，等他们全死了，我还活着。”在这方面他是考第一的，可是他的自私与吝啬也是考第一的。

新陈代谢（meabolism）本是很普通的自然现象，它的结果自然产生许多“老废物”（wasemaer），像草酸钙（calciumoxae）等就是，这种异化作用是一切生物活动的起点，并不值得惊怪与恋栈。纪元前六世纪，大运动家密罗（milo）年老的时候，一天看到操场上的年轻健儿大展身手，他意忍不住望着自己鹤骨鸡肤

大哭，他感叹，他不服气，他终于不自量力，狂劈橡木而死，引起西塞罗（marcusulliuscicero）在《论老年》（desenecue）里不少的讪笑。

有些老年人硬怕青年人厌弃他们，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里记尼可拉·彼特洛维奇（nikoiperovich）接他儿子回来时说：“现在我们必须互相接近，并且设法相互彻底地了解。”（第三章）但是他的哥哥却先感慨了：“你设法不忘掉你学过的，但是——转眼——他们就证明那些都是垃圾，并且告诉你，有灵性有见识的人早就不搞这些劳什子了，并且如果你不以为嫌，一个落了伍的老腐败就是你！这又有什么好法子？年轻人自然比我们来得聪明！”（第六章）后来弟弟终于悟到了，他说：“这样看来你和我都是落了伍的人了，我们的时代过去了，唉，唉，也许巴扎洛夫（bazarov）一是对的，但是我坦白告诉你，有一件事使我难受，就在这时候，我是多么盼望我能与（儿子）阿尔卡迪（arkady）多亲近一点，可是结果呢，我丢在后边了，他已经向前走了，我们不能互相了解了。”“我从前还以为我正跟着时代做每一件事……我念书、我研究，我尝试在每一方面都合乎时代的要求——可是他们还说我的日子过去了，并且，哥哥，我也开始这样想了。”“哥哥，你知道我现在想起什么吗？有一次我跟我们可怜的妈妈吵嘴，她好生气，不愿听我的话，最后我向她说：‘当然了，你不能了解我，我们是属于不同的两代的人！’她被我

气坏了，可是当时我却想：‘这又有什么法子呢？它是一颗苦药九，可是它必须吞下去。’你看，现在轮到咱们了，咱们的后一代也可以向咱们说：‘你不是我们这一代人了，吞你的药丸去吧！’“是的，哥哥，好像是时候了，我们该订做一口棺材，把两条胳膊放在胸前了。”（第十章）

至少我个人觉得，像尼可拉·彼特洛维奇这种老年人是可以尊敬的，他虽到了老悸的年纪，虽然在“涅槃经”的八苦中只少占了六苦，可是他仍然想做一朵“老少年”（即雁来红amaranusricolor），他充满了正常的舐犊之爱，虚心的向另一代的小毛头们来学，也许“老狗学不会新把戏”，但他绝不就此展开“倚卖术”，《北史》穆崇传：

老身二十年侍中，与卿先君亟连职事，纵卿后进，何宜排突也？

这就是卖老！

有些急进派的年轻人实在看不惯，他们对“老罴当道卧”的局面感到难以容忍，他们未尝不想自己去另外找棒子，可是老年人慢腾腾地“跑”在前面，既碍了路，又挡住视野，于是年轻人想到还是干脆去抢棒子，可是，怪事就在这儿，十次有九次，他碰到的是一位饭斗米肉十斤的腹负将军，或是一位狡猾无比的痴顽老子，除了被饱以老拳外，连接棒预备队的资格也要丢掉了。经书上说“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可是打起人来，他们就有劲了！

王阳明说：“不有老成，其何能国？”《诗经》里说：“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一些古代的“年老成德之人”的确给了我们不少的典型，在古希腊时代，潜主庇西斯屈特斯（pisisraus）怒问智者索伦（solon）：“你仗着什么，竟这样勇敢的反抗我？”索伦平静地答他道：“老年。”这些老骨头们的高风亮节真使我们倾倒！一个人到了“七十老翁何所求”的年纪，以他的身分。地位与安全性，若还“以耽沉之利，欲役者朽之筋骸”，该是一件多么可耻、多么懦夫、多么不可饶恕的事！

所以，当我们想到八十一岁的柏拉图死时还拿着笔、八十六岁的胡佛每周还工作八十四小时、九十四岁的伊梭格拉底斯（isocraes）还绝食殉道，再回头看看我们这种一面通宵打牌、一面“我老了，看你们的了”的传统、一面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一面舞着棒子“杖于朝”的传统，我们能本笑洋鬼子傻瓜吗？

王洪钧先生在文章里面又说：

我无意批评年轻人。老实说，不去分析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去了解他们所受的教育，光是指摘他们，都是不公平的。

王先生站在一个中年人的立场，他当然可以原谅青年人，可是青年人若站在一个爱真理胜于爱老师的立场，他不能不对莎士比亚笔下fullofcare的老先生说几句“不知忌讳”的话，也正如王先生所说的：

这些话，好像是牢骚，但也是不得不发的牢骚。因为问题既已存在，与其加以旅糊，不如把它戳穿。戳穿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到它的严重，才能去思索、才能去解决。

现在一般情形，好像只有老年为青年的安排与教训没有青年自己（真正的自己，不是“代表”的“模范青年”）的心声，与王先生的文章同期，还有一篇曾约农的《为青少年陈情》，他老先生别具只眼，觉得“推青年所希冀者，不外五端”，其中“训育从严”、“生活辅导”、“青年立法”等，“皆出于一般青年内心之要求而未公开表示者”，至少我个人，我认为曾老先生这种“推”法未免可怕，老年人竞这样“推”青年人，这样为青年人“陈情”，我们真领教他们对我们了解的厚度了（曾老先生若肯到中学参观参观那种中央集权整齐划一的平头教育，考察考察酷似警察局的训导处，看看那些“学生资料袋”，再向外看看大保学生的数目，大概他又会重读他爷爷那篇“原才”了）。

我发现在曾老先生的“五端”外，还有“外一端”，正是“青年所希冀者”，那就是老年人要我们听话，希望老年人也“垂听”一下我们的声音。虽然培根（francisbacon）早就说我们不适于判断，可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窝里的人，毕竟一同参加这场接力赛，不要总是以为你们看我们都看得那么准，你们总该想想我们在用什么颜色的眼睛在看你们，至少你们该想一次。

索罗（henrvdavidhoreau）在他的《华尔登》（walden）的第一篇里，曾有过几段激烈批评老年人的文字，它们的神韵与气势是会被翻译毁坏的：

whaoldpeoplesayyouca

odoyouryandfindhayoucan。olddeedsforoldpeople，andnewdeedsfornew。

ageisnobeer，hadllysowell，qualifiedforaninsrucorasyouh，forihasnoprofiedsomuchasihaslos

pracically，heoldhavenoveryimporanadviceogiveheyoungheirownexperiencehasbeensoparial,andheirliveshavebeensuchmiserablefailures,forprivaereasons,asheymusbelieve；andimaybehaheyhavesomefaihlefwhichbelieshaexperience,andheyareonlylessyounghanheywere。

老头子们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可是你试一下，你就会发现你能。老的一套只该适合老家伙，新人该有新的一套。

一大把年纪很难构成做青年老师的好条件，因为它得不偿失、功不补患。

实际一点说，老年人不会有什么很重要的意见给青年人，他们自己的经验是那样支离破碎，他们的生活又那样惨败，他们必须知道这些都是咎由自取，也许他们还保留一些与经验并不符合的自信心，可是他们已经不够年轻了。

他更激烈地否定老年人：

ihavelivedsomehiryyearsonhisp,andihaveyeohearhefirssylbleofvaluableorevenearnesadvicefrommyseniorsheyhaveoldmenohing,andprobably,ca

oellmeanyhing，ohepurposehereislife,anexperimenoagreaexenunriedbyme;buidoesnoavailmehaheyhaveriediifihaveanyexperiencewhichihinkvaluable,iamsureoreflechahismymenorssaidnohingabou

我在这星球上活了三十年，从我的老前辈那儿，我还没听到可称得上有价值的或热情忠告的第一个音节，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可能也告诉不了我什么中肯的话。这就是生命，一个大部分没被我体会过的经验，他们虽然体会过了，可是对我却没用。如果我得了什么我觉得有价值的经验，我一定会想：这个经验，我的“指导人”压根儿还没提过呢。

这些话足可以使老一辈的骂他忘恩负义了，可是他又接着向老人家施展了棒喝：

youmaysayhewiseshingyoucan，oldman－

youwhohavelivedsevenyyears，nowihouhonourofa　kind，——ihearanirresisiblevoicewhichinviesmeawayfromallhaonegeneraionabandonsheenerprisesof　anoherlikesrandedvessels

你可以说那些最聪明的话，老家伙——你活了七十年了，而且活得荣华富贵，——我却听到一种挡不住的呐喊，要求我不听你的话。这一代扔掉上一代的丰功伟业就好像扔掉一条搁了浅的破船。

我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过于刻毒地批判老年人，我也不大觉得我们一定要像放弃破船一般地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他们之中，若真有竖起脊梁特立独行的皓首匹夫，我们还是愿意做执鞭之士的。读过《宋史》晏敦复传的人，都会看到下面这一段：

〔和议时，秦〕桧使所亲谕敦复曰：“公能曲从。两地旦夕可至。”敦复曰：“吾终不为身计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言。”桧卒不能屈。

这是一面好镜子，在“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正需要一些有“姜桂之性”的老辣椒们来“训育”我们、“辅导”我们，“立”身教而为我们“法”，他们要我们苦干，至少他自己不躺在沙发上做学者；他要我们有骨气，至少他自己不是一个“善保千金躯”的乡愿；他要我们战斗，至少他自己要做《老人与海》里面的打鱼人。

一些老年人教青年人读经，他自己总该读过“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的话，即使他的歌声动人壮志可嘉，他也该问问青年人的意见，赖斯（caleyoungrice）在《青年人向老人说的话》（heyoungoheold）里，他告诉老年人：

youwhoareold，

andhavefoughhefighi，

andhavewonorlosorlefhefigh，

weighusnodown，

wihfearsofheworld，aswerun！

你们老了。

打过了这场仗，

赢过，输过，又丢下了这场仗。

当我们在奔跑，

你们对世界的恐惧，

不能把我们吓倒。

可是，问号紧跟着我们，我们忍不住要问：有几位老年人肯听我们的话呢？有几位老年人能听我们的话呢？有几位老年人乐意谈谈接棒的问题呢？

从陆机的旧赋里，我们仿佛看到一批批的英气耿介声盖士林的青年人，他们一个个都从青丝老到了白发，他们还算是高明的人，虽然显得老惫，还能勉强维持最后一道防线，不太肯胡来，他们的“老气”不复以达工部所谓“横九州”的地位了，只好以望七之年，去做“横秋”的壮举了！老朽昏愦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u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

公自平生怀直气。

谁能晚节负初心？死去的哲人的诗句已经替那些好学不倦、守经不变的耄勤之士指出一条危机，我们不惋惜钱谦益、章士钊的老不自爱，我们只惋惜黄梨洲、江亢虎的晚节难全！罗马史家李维（livy）曾对西辟奥·阿弗里卡纳斯（scipioafricanus）批评道：

ulimaprimiscedeban（他的晚年不及他的早年。）环顾国中，有几个可爱的老年人能挡得住这种判决呢？

病情是指出来了，可是没有药方，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需要一个越俎代庖的青年人来提供，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做评议员。对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爷们，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

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在碧潭山楼

附录（略——编者）

〔后记〕这篇《老年人和棒子》，原登在《文星》第四十九号（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台北出版），是我写给《文星》的第一篇稿子。

我现在抄两段当时的日记：

四月八日：“姚（从吾先生）持王洪钧文给我看，我立即想作一文抒感。”

四月十四日：“写《老年人和棒子》至夜三时，文思甚涌，此文若得售，必可轰动。”

这两段日记，如今回看起来，多少使自己有点沧桑之感。因为自从这篇文章发表后，接二连三的有了许多“文字缘”和“文祸”。在《文星》、《文坛》、《新闻天地》、《自由青年》、《民主评论》、《自立晚报》上面，都有文字讨论到和这篇《老年人和棒子》有关的问题。今年三月间，政治大学的学生，为了《政大侨生》革新号二期的“青年人与棒子”的征文，甚至还和训导处闹出不愉快；这真是

一场“棒子战”了！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