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思考特性之详细讨论,已使吾人了然于中国自然科学之所以不发达。希腊人之能奠定自然科学基础,因为他们的心灵本质上是一个分析的心灵,此事实可由亚里士多德时代之灿烂的文明来作证,埃及人发展数学和天文学,都得需要分析的心灵。印度人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法。中国人虽有一切固有的知识,却从未发展文法的科学,而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都从海外输入。因为中国人的智巧好像只知道悦服道德的“自明之理”,而他们的抽象用语像“仁”、“义”、“忠”、“礼”,已属十分普通,他们的精密意义自然而然已丧失在模糊的普遍性里。

周代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子二人遗留给吾们以精确辩论的文体。孟子无疑为一伟大的诡辩家,但他却只注意那些较大的字眼如“利”与“义”。其余像庄子、列子,则竞尚隐喻。墨子之弟子惠施与公孙龙亦为雄健的诡辩家,喜巧设难题以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至谓“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轮不辗地”“龟长于蛇”“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狗非犬”云云。汉代学者虽距战国未远,却于学术上未有新发展,仅致力于前代经书之训诂而已。晋代继之,学者则复兴老庄之学籍其直观以解决人生宇宙之神秘。因而实验一事,从未计及,科学方法更无发展之机。宋代理学家掺入佛学思想,重行笺注孔教著作,制为训育心智、健全道德之规范。他们的治学态度,以能洞晓大义、不拘细节著名。故宋代学者之哲学为最不合科学之哲学,亦竟可以说是根本未有哲学。直至清代才发展一种比较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立刻使清代学术放出空前的光彩。

中国人之心灵何以不适于科学方法之发育,其理甚显。因为科学方法除了分析之外,常包含愚拙而顽强的苦役的钻研。而中国人则信赖普通感性与内省的微妙之旨,故疏于分析。至于归纳法的论理,在中国常被应用于人类的相互关系(人伦为中国人最感兴趣之题目),在西方往往有流为呆笨之结果,此例在美国大学中尤数见不鲜。就是今日用归纳法所作之博士论文也得使培根痛哭于地下,真是死不瞑目。在中国,大概没有人会那样愚笨,好似写一篇研究冰淇凌的论文,经过不断的努力之后,却宣布其犹豫不决之结论谓:制造冰淇凌所用糖之主要作用为使之甜。或有经过长时期井井有条之研究,发表“四种洗涤盆碟方法之时间与动作之比较”,而复得意洋洋自以为觉察了一个新的学理,即“屈腰与提举的动作是疲劳的”。或则写一篇“棉花内衣霉菌量之研究”,而发表“霉菌数量之增殖,与外衣退去所需时间成正比例”。数年前,报纸上曾登载一篇通信,记述芝加哥有一位大学生,专事精密研究各种书信格式之感动力,结果发觉一大原则,即“字迹愈深,则愈易注目。”

如此愚拙的工作虽在商业广告上或许有用,实际上依著者愚见其效力只等于中国人一瞬间的普通感性与直觉,著者曾见过一幅极精美之插图,登载于punch杂志中,那插画画着一个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圆桌会议,他们正在把许多解剖了的猪体加以检测,一支寒暑表插在猪头的长鼻孔里,前面则挂着一串珠链,检测结果,乃一致决定:“猪猡见了珠宝,并不发生反应。”这样描写,并不能算作侮辱科学方法。盖路却斯脱大学开松教授(cason)曾在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家年会中宣读论文一篇,其标题为《普通烦恼之起源及其性质》文中区分烦恼种类至二万一千种之多,其后去其性类相同、重复暨非纯粹之烦恼,最后缩减至五百零七种!他又把这五百零七种分归数类,像食品杂有毛发者二十六种征兆,见了秃头颅者二种征兆,起于蟑螂者二十四种征兆云。

有许多呆笨苦役里头,当然包含着一部分真实的科学功绩。只行真实的科学训练,能使科学家乐于研究细微事物如蚯蚓也有保护的外衣之类,而科学之逐代发展达于今日灿烂光辉的阶段,也自此等细小的发现积累而来;缺乏这种科学眼光而具大量之幽默与普通感性,中国人势必轻视研究蚯蚓或金鱼生活之努力,觉得此等事,读书人不屑为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