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种不同文化接触,那较丰富的一种将向外灌输而较贫弱的一种将接受之,这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但事实似有使人难以置信者,便是文化的向外灌输,其蒙受幸福却是胜于承受外来文化者。中国在最近三十年间,文学与思想方面分明进步了不少,这应该说是全部仰赖于西洋文化的输入。此种承认西洋文学内容丰富之一般的优越,在自号“文学国家”的中国人听来,未免为之大吃一惊。五十年前,中国人对于西洋的印象只是炮舰;三十年前,又多了西洋政治制度的印象;到了二十年前,他们发觉西洋甚至也有很优美的文学;而现在,人们方徐徐发觉西洋甚且有较优越的社会意识与礼俗风尚。

这对于一个老大而自傲的国家实在是过大而吞不下咽的一口东西,但以中国之大,或许竟能吞得下去。无论怎样,文学的变动终于临头了。中国文学势不得不在内容方面,在体裁方面,遭逢广大的变迁,为过去二千年间所未经见者,直接受了外来的影响,口说的白话轮到被作为文学的手段;语言的解放,从一个深染西洋思想的人提倡起来。它的字汇大大地增富起来,那即是新的概念的增加,科学的、艺术的、文学的,大概总之比之吾们固有思想的故旧材料远较为恰当而确定。赖有此思想原料的新补充,体裁上乃发生新变迁,这体裁的现代化,跟固有的完全换了一个面目。致老学究们无力追随此新的规范——倘叫他写一篇在内容上在体裁上赶得上现代标准的杂志文字,将使他茫然不知所措。不但体裁上发生了变迁,形式上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于是吾们也有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和现代戏剧剧本,而写的技巧,尤其大大地修改过。总之,老的批判标准业已废弃,所谓老的批判标准,很近似法国新经典派之阻碍欧洲认识莎士比亚至百五十年之久。吾们现在有较新颖较丰富较宽广的文学理想来代替陈旧的批判眼光,结果使文学与人生获得较接近的和谐,思想获得较完美的正确和生命获得较大的真实性。

当然文化输出的民族是比较发皇的民族,而接触外来文化的民族,由于环境的剧变,总不免引起纷乱。进步是有味的,但进步也是痛苦的。更不止此,进步还是险恶的。青年中国的心田上,掀起了广博的精神风浪,吾们丧失了思想的重心,吾们丧失了欣愉的共通意识。调整守旧与革新间的工作,往往非是常人所能胜任,而现代中国思想界尤具有思维不成熟、性情轻躁、理想浅薄的特性。了解旧的文化固甚困难,而明了新的亦非容易。新的文化含有一些浪漫主义的又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缺乏批判和理智的重心,极端不能容忍任何旧式的和中国式的一切,无批判地接受每年外来的思想新范型,不断地广泛地搜寻最新作家,从南斯拉夫搜寻诗人,从保加利亚搜寻家。对于外人之揭发任何中国的旧有范型,极度敏感,这仅足证其缺乏自信,一个十八世纪的唯理主义,间歇的忧郁与过分的热心,一年一年地追逐新的口号,有似自噬其尾——此等特性,显露于现代中国的作品。

吾们丧失了坚定的和全盘的人生观立场。今日,文学受着政治阴影的笼罩,而作家分成两大营垒,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捧出共产主义,两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当作医治一切社会病态的万应药膏,而其思想之缺乏真实独立性,大致无以异于古老的中国。虽有明显的思想解放之呼声,可是那排斥异端的旧的心理作用仍然存在,不过穿了一件现代名辞的外褂。因为骨子里,中国人的爱好自由,有如爱悦一个外国荡妇,没有真挚的爱情可言。这些是文化变迁过渡期的恶劣一面的形象,但他们到了政治组织上了轨道,灵魂上减少灵智的污点时候,会自然涤荡消灭的。

这些变迁,一切都是由欧洲文学的影响而传来的。这影响自然不限于文学,因为中国在一个收割期收获了所有西洋学术的果实,无论在哲学方面,心理学方面,科学方面,工艺学方面,经济学方面和其他一切包括于现代精密法则的文化者。甚至小孩子的游戏、歌唱、舞蹈,现在也都输入了进来。文学进步的真正结果,已概述于《文学革命》的一节中,此影响为翻译欧洲作品之直接结果。试一观此等翻译的内容与种类,将显示此影响之形式与程度。

一九三四年的《中国图书年鉴》载有一罗列最近二十三年来翻译的诗歌、短篇、长篇说部的书篇名单,原作之国籍达二十六国。这一张表未见得是完全的,但很够供给我们眼前的参考。倘将原作者国籍依译作原著者人数之多寡顺次排列,则英国四十七人,法国三十八人,俄国三十六人,德国三十人,日本三十人,美国十八人,意大利七人,挪威六人,波兰五人,西班牙四人,匈牙利三人,希腊三人,阿菲利加二人,犹太二人,其余则瑞典、比利时、芬兰、捷克、奥国、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波斯、印度、暹罗、叙利亚各得一人。

先查考从英国翻译的作品,则主要作家为:哀利奥脱(elio)、费尔亭、第福(《荡女自传》亦经译出)、金丝莱(kingsley)、史惠夫脱、高尔史密斯(goldsmih)、勃朗特姊妹(brone《洛雪小姐游学记》和《狭路冤家》)、史高脱(sco)、康拉特(conrad)、加斯刻尔夫人(gaskell)、狄更斯《块肉余生录》、《贼史》、《二京记》、《圣诞述异》、《劳苦世界》、《孝女耐儿传》、《冰雪因缘》,《滑稽外史》)、哈葛特(haggard)的笔墨经过林纾译笔的渲染,获得的声誉还远过于原作的地位。诗人的主要者为:史宾塞(spenser《荒唐言》)、布琅宁(browning)、朋斯(burns)、拜伦(byron)、雪莱(shelley)、华兹华斯(wordsworh)、道生(dowson),五种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亨利第六遗事》、《罗密欧与朱丽叶》)亦经几位译者译出。戏剧的主要作者为:高而斯华绥(七种剧本)、比内罗(pinero)、琼斯(jones)、薛立敦(sheridan《造谣学校》)和萧伯纳(shaw《华伦夫人之职业》,《英雄与美人》,《人与超人》,《卖花女》,《鳏夫之室》,《好逑者》等)。爱尔兰作家可以约翰沁孤(synge)、邓萨奈(dunsany)为代表。论文作家主要者为:莱姆(mb)、木涅特(be

e)、马克斯贝尔鲍(maxbeerbohm)。巴莱(barrie)和王尔德(wilde)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广大注意,《少奶奶的扇子》有两种译本,《莎乐美》有三种译本,《朵莲格莱的画像》和《狱中记》亦经译出。威尔斯(hgwells)以其《世界史纲》一书最被重视,其余的作品为:《八十万年后之世界》、《火星与地球之战争》、《明眼人》。哈代(hardy)则仅以其短篇及诗著称于中国,虽哈代之名传遍一时。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经故徐志摩之推荐,亦甚著名。这一张名单包括那些作者他的文学作品经译成中文而有单行本印行的,但当然并不包括别种著作的作者像罗素,他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

在法国方面,较重要的作家为巴尔扎克(balzac)、莫里哀(moliere)、莫泊桑(maupassan全部作品)、法朗士(france九种著作已经译出,《黛丝》有二种译本)、基特(gide)、伏尔泰(volaire《甘地传》)、卢梭(rousseau《忏悔录》、《爱弥儿》)、左拉(zo)、福楼拜(fuber《波法利夫人》三种译本,萨郎波及坦白)、大仲马小仲马父子,固已久著盛名,特别是《茶花女》一书几已成为中国人的共同爱物。雨果(hugo)的代表作为:《孤星泪》、《活冤孽》、《双雄义死录》、《吕伯兰》、《欧娜尼》、《吕克兰斯?鲍夏》、《噫有情》。早期浪漫主义作家以沙多勃力盎(chaeaubriand《少女之誓》)和圣皮耳(bernardinedesainpierre)为代表。都德(daude)的《莎茀》和普兰伏(preves)的《漫郎摄实戈》当然是人人爱读的作品。波多莱尔(baudeire)享名甚盛,若斯当(rosand)的《西哈诺》亦为一般所爱读。巴比塞(barbusse)的《炮火和光明》各有二种译本,就如罗曼?罗兰(rolnd)的冗长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有了中文译本,他还有《白利与露茜》、《孟德斯榜夫人》、《爱与死之角逐》,等几种的译本。

德国的正统文学,自然推歌德(goehe)为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二种译本)、《哀格蒙特》、《克拉维歌》、《史推拉和威廉的修业时代》的一部都经译成中文。席勒(schiller)的作品译出者为《瓦轮史丹》、《强盗》、《奥里昂的女儿》、《威廉退尔》。其余重要作家为莱森(lessing《英雄儿女》)、夫赖塔格(freyag《新闻记者》)、海涅(heine《哈尔次山旅行记》)、福沟(fougue)的《涡堤孩》和史托姆(sorm)的《茵梦湖》(三种译本)为极端风行的作品。霍普曼(haupma

)以其《火焰》、《獭皮》、《织工》、《寂寞的人们》和新近出版的《异端》著称,而他的《池钟》一剧名曾经一度被用为一种杂志的名称。其余为:苏德曼(suderma

)的《忧愁夫人》以及较为晚出的卫德耿(wedekind)的《春醒》和富兰克(leonhardfrank)的《灵肉的冲突》。

除了几种译本像霍桑(hawhorne)、斯陀夫人(mrssowe)、欧文(irving)、马克?吐温(markwain)和杰克?伦敦(jacklondon)寥寥几位的作品以外,一般对于美国文学之注意力,集中于比较现代的作品。其中最享盛名的是辛克莱(sincire),他的盛名乃随着苏联共产主义文学狂潮的勃兴而共来。他的作品之译成中文者,已有十三种之多。而在这一张名单上,似不可忽略果尔德(michaelgold)的短篇和他的说部《无钱的犹太人》。刘易士(lewis)的作品之较著的译本只有《大街》一种,德莱塞(dreiser)则为短篇集,其实上述二人都是很著名的。奥尼尔(oneill)的戏剧有二种(《比利加斯之月》及《天水》)曾经译出。赛珍珠女士(pearlsbuck)的《大地》有二种中文译本,其余她的短篇及《儿子们》等亦有经译出者。

苏俄文学之狂潮在一九二七年之际,当南京政府成立,推行清党运动之时开始卷入中国。有似文学上的雅各宾主义之在英国继乎政治上之雅各宾主义的失败而勃兴,文学的布尔雪维克主义继乎国民革命之成功而泛滥中国。雄伟的青年的热情,尝大有助于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国民革命者,由于不适宜的措置青年运动而失却其发抒之出路,乃产生一种内向的活动作用,强有力的潜流因于一般的不满当前之环境而奔腾着。

文学运动的潮流于是转向了。“革命文学”(同义于普罗文学)的号筒,唤起了广大的信徒。一九一七年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成为过时人物,向之所谓青年中国者,不啻被唾弃而加以改造。多数知识界领袖都学得乖乖地守口如瓶,转而清兴勃发,颇起劲地收集起古董古钱来。只有胡适继续他的呼号,可是他的议论只能抓住一些情绪比较冷淡的读者,一般的读者需要更急进的刺激。周作人、郁达夫和语丝派的作家,似觉太偏于个人主义,而不甚参加大众。鲁迅再接再厉地奋斗着,抵抗着这个狂潮一年有余,然后自己也加入了普罗文学阵线。

在短短的两年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差不多有一百多种苏联文学作品,长篇和短篇,狂热而迅速地蜂拥上中国的出版界,致促起当局之严重注意。这些出版物包括下列诸人的作品:lunacharsky,libediensky,michels,fadeev,gdhov,kollonay,shishkov,romanov,pilniak,ognoyov,sosnovsky,shaginian,yakovlev,aolsoy,deminov,erenburg,arosev,babel,kasahin,ivanov,ivaluussa

ikoff,seyfollina,bakhmeev,fedin,aserafimovich,prishvin,semenov,sholokhov,nvnv,vessely,zoschenko,reiakev,sobole,kolosov,formanov,figner。这里,吾们不用说未提出革命以前的俄罗斯作家,像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这几位作家在这个时期以前,已经是很熟悉于中国文坛了。契诃夫的全部著作都经译出,托尔斯泰的作品,译出者计二十种,包括冗长的《战争与和平》(只译出了一部)、《复活》及《安娜小史》。杜斯妥也夫斯基为一般所爱读的作家,他的作品译出者计七种,包括《罪与罚》。屠格涅夫早就出了名,他的作品经译出者有二十一种之多。高尔基横跨两大时代,不用说,是一代的宠儿。安特列夫和阿志巴绥夫,爱罗先珂因为列宁的影响也很受人欢迎。一百零几种后乎革命的苏联作品,其中有二十三种同时有二种译本出版,且有四种作品至有三种译本者。举其享名较盛之作品,则为哥伦泰夫人的《伟大的恋爱》(二种译本)、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三种译本)、奥古郁夫的《共产党校童日记》(三种译本)、阿志巴绥夫的《沙宁》(三种译本)、西拉菲莫维支的许多作品(包括《铁流》)和披里涅克的许多作品。戏剧方面有西希可夫和依凡诺夫的作品。批评方面有卢那察尔斯基的作品。

这样大量的产品,好像使幼弱的青年中国一时难于吞咽,中国而倘有消化不良之患,似非可加以谴责者。霍桑和法朗士已不可挽救地过时了,是毫无疑义的。当局对于文艺事业现正瞩视而思有所作为。他们所能施行的方法如何,其后果如何,无人能预料之。检查制度是容易施行的,最近已见之实施。所困难者,在眼前的环境中将拿什么来满足人民。这里有三个方法。第一是谋些好差缺给那班作家,这个方法有时是很有效的,已有例可援。第二为禁止他们表示不满意,这个方法当然是下策。第三为真实地谋民族的福利而使一般感到满足,这光光是检查制度是不行的。中国人民现在可分为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二派,而后者实居大多数。除非是积极进行建设工作,用公直的态度考虑一切,但凭标语口号,华而不实的多言,不会赋予中国以新的生命,不论是共产主义抑或是法西斯主义。上一辈,他们想把中国倒推进古旧的礼教思想的轨道,包括妇女的遮掩生活,寡妇的守节制度的崇拜,结果决不能使青年中国同情。同时,那些共产主义理想者,肋下挟了大部马克思著作,蓄长了乱蓬蓬的头发,口吸苏俄卷烟,不断地攻击这个那个,也不会救得中国的困难。文学这样东西,依著者鄙见,还是文人学士茶余酒后的消遣品,古派也好,新派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