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同我睡觉的女孩，称我的阳物为“你存在的理由”。

以前，我曾想以人存在的理由为主题写一部短篇。归终没有完成，而我在那时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就人存在的理由进行思考，结果染上了一种怪癖：凡事非换算成数值不可。我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整整生活了8个月之久。乘电车时先数乘客的人数，数楼梯的级数，一有时间就测量脉搏跳动的次数。据当时的记录，1969年8月15日至翌年4月3日之间，我听课358次，***54次，吸烟6，921支。

那些日子里，我当真以为这种将一切换算成数值的做法也许能向别人传达什么。并且深信只要有什么东西向别人传达，我便可以确确实实地存在。然而无须说，任何人都不会对我吸烟的支数、所上楼梯的级数以及阳物的尺寸怀有半点兴致。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落得顾盼自怜。

因此，当我得知她的噩耗时，吸了第6，922支烟。

这天夜里，鼠一滴啤酒未沾。这绝非好的征兆他因而一口气喝了5杯冰镇吉姆威士忌。

我们在店铺的幽暗角落里玩弹子球来消磨时间。这玩艺儿实在毫无价值可言：花几枚零市，换取它提供僵死的时间。

然而鼠对什么都一本正经。因此我在6局之中能赢上两局几乎近于奇迹。

“喂，怎么搞的？”

“没什么。”鼠说。

我们返回餐桌，继续喝啤酒和吉姆威士忌。

两人几乎没有交谈，只是默默地、不经意地听着自动唱机继续播放的唱片：《普通人》、《木雪杖》、《空中魂》、《来呀孤独的少女》……

“有事相求。”鼠开口道。

“什么事？”

“希望你去见个人。”

“……女的？”

鼠略显犹豫，然后点了点头。

“为什么求我？”

“舍你有谁？”鼠快速说罢，喝下了第6杯威士忌的第一口。

“有西装和领带？”

“有。可是……”

“明天两点。”鼠说，“喂，你知道女人到底靠吃什么活着？”

“皮鞋底。”

“哪里会！”

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刚出锅的热蛋糕。他将几块重叠放在一个深底盘内，用小刀整齐地一分为四，然后将一瓶可口可乐浇在上面。

我第一次去鼠家里，他正在月暖融融的阳光下搬出餐桌，往胃袋里边冲灌这种令人反胃的食物。

“这种食物的优点，”鼠对我说，“是将吃的和喝的合二为一。”

宽敞的院子里草木葱笼，各色各样的野鸟四面飞来，拼命啄食洒满草坪的爆米花。

谈一下我睡过的第三个女孩。

谈论死去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年纪轻轻便死去的女郎。她们由于一死了之而永葆青春年华。

相反，苟活于世的我们却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增加着年龄：我甚至时常觉得每隔一小时便长了一岁。而可怕的是，这是千真万确的。

她绝对不是美人。但“不是美人”这种说法未必公正。我想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她不是长得对她来说相得益彰的那种类型的美人。”

我只存有她一张照片。背面写有日期，1963年8月，即肯尼迪总统被子弹射穿头颅的那年。她坐在一处仿佛是避暑胜地的海岸防潮堤上，有点不大自然地微微含笑。头发剪得很短，颇有赛巴格风度（总他说来，那发型使我联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身穿下摆偏长的红方格连衣裙。她看上去带有几分拘泥，却很美，那是一种似乎能够触动对方心中最敏感部分的美。

轻轻合拢的双唇，犹如纤纤触角一般向上翘起的鼻头，似乎自己修剪的刘海不经意地垂挂在宽宽的前额，由此到略微隆起的脸颊之间，散在着粉刺淡淡的遗痕。

她14岁，是她21载人生中美奂美仑的一瞬间，旋即倏然逝去——我只能这样认为。究竟那种事是由于什么、为了什么而发生的，我无法捉摸，别人也全然不晓。

她一本正经地（不是开玩笑）说她上大学是受天的启示。

当时还不到凌晨四点。我们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我问所谓天的启示是怎么回事。

“那怎么晓得呢，”她说。稍顷，又补充道：“不过，那就像是天使的翅膀从天而降。”

我想象天使的翅膀飘落大学校园的情景。远远看去，宛如一方卫生纸。

关于她为什么死，任何人都不清楚。我甚至怀疑她本身恐怕也不明了。

我做了个恶梦。

我成了一只硕大的黑鸟，在森林上空向西飞去。而且身负重伤，羽毛上沾着块快发黑的血迹，西天有一块不吉祥的黑云遮天盖地，四周飘荡着隐隐雨腥。

许久没做这样的梦了。由于时隔太久，我花了好半天才意识到这是梦境。

我从床上翻身下来，拧开淋浴喷头冲去全身讨厌的汗腻。

接着用烤面包片和苹果汁对付了早餐。由于烟和啤酒的关系，喉头竟有一股被旧棉花整个堵塞的感觉。把餐具扔进水槽之后，我挑出一套橄榄绿布西装，一件最大限度地熨烫工整的衬衣，和一条黑针织领带，抱着它们坐在客厅的空调机前。

电视里新闻播音员自以为是地断言今天将达到本夏最高温度。我关掉电视，走进隔壁哥哥的房间，从庞大的书山里面找出几本书，歪在客厅沙发里读起来。

两年前，哥哥留下满屋子书和一个女友。未说任何缘由便去了美国。有时她和我一起吃饭，还说我们兄弟俩实在相似得很。

“什么地方？”我惊讶地问。

“全部。”她说。

或许如她所说。这也是我们轮流擦了10年皮鞋的结果，我想。

时针指向12点。想到外面的酷热，心里不免有点发怵，但我还是系上领带，穿好西装。

时间绰绰有余，加之无所事事，我便开车在市内缓缓兜风。街市细细长长，细长得直叫人可怜，从海边直往山前伸展开去。溪流，网球场，高尔夫球场，磷次栉比的房屋，绵绵不断的围墙，几家还算漂亮的餐馆，服装店，古旧的图书馆，夜来香姿影婆娑的草地，有猴山的公园——城市总是这副面孔。

我沿着山麓特有的弯路转了一阵子，然后沿河畔下到海边，在河口附近下得车，把脚伸到河水里浸凉。网球场里有两个晒得红扑扑的女孩，戴着白帽和墨镜往来击球。阳光到午后骤然变得势不可挡。两人的汗珠随着球拍的挥舞飞溅在网球场上。

我观看了5分钟。随后转身上车，放倒车座的靠背，闭目合眼，茫然听着海涛声和其间夹杂的击球声，听了好一会儿。柔和的南风送来海水的馨香和沥青路面的焦味，使得我想起往昔的夏日。女孩肌体的温存，过时的摇摆舞曲，刚刚洗过的无袖衫，在游泳池更衣室吸烟时的甘美，稍纵即逝的预感——一幕幕永无休止的甜蜜的夏日之梦。而在某一年的夏天（何时来着？），那梦便一去沓然再也不曾光临。

两点不多不少，我把车开到爵士酒吧门前。只见鼠正坐在路旁护栏上，看卡萨扎基思的《再次上十字架的基督》。

“她在哪？”我问。

鼠悄然合上书，钻进车，戴上墨镜：

“算了。”

“算了？”

“是算了。”

我叹口气，松开领带，把上衣扔到后排座席，点上支烟。

“那么，总得有个去处吧？”

“动物园。”

“好啊。”我应道。

谈一下城市——我出生、成长、并且第一次同女孩睡觉的城市。

前面临海，后面依山，侧面有座庞大的港口。其实城市很小。从港口回来，如果驱车在国道上急驰，我是概不吸烟的。因为还不等火柴擦燃车便驰过了市区。

人口7万略多一点，这个数目5年后也几乎没变。这些人差不多都住在带有小院的二层楼里，都有小汽车，不少家有两辆。

此数字并非我的随意想象，而是市政府统计科每年底正式发表的。拥有二层小楼住房这点确实够开心的。

鼠的家是三层楼，天台上还带有温室。车库是沿斜坡开凿出来的地下室，父亲的“奔驰”和鼠的“凯旋rm”相亲相爱地并排停在那里。奇怪的是，鼠家里最有家庭气氛的倒是这间车库。车库甚是宽敞，连小型飞机都似乎停得进去。里面还紧挨紧靠地摆着型号过时或厌弃不用的电视机、电冰箱、沙发、成套餐具、音响、餐柜等什物。我们经常在这里喝啤酒，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对鼠的父亲，我几乎一无所知，也没见过。我问过是何等人物，鼠答得倒也干脆：年纪远比他大，男性。

听人说，鼠的父亲从前好像穷得一塌糊涂，此是战前。战争快开始时他好歹搞到一家化学药物工厂，卖起了驱虫膏。效果如何虽颇有疑问，但碰巧赶上战线向南推进，那软膏便卖得如同飞了一般。

战争一结束，他便把软膏一古脑儿收进仓库，这回卖起了不三不四的营养剂。待朝鲜战场停火之时，又突如其来地换成了家用洗涤剂。据说成分却始终如一。我看有这可能。

25年前，在新几内亚岛的森林里，浑身涂满驱虫膏的日本兵尸体堆积如山；如今每家每户的卫生间又堆有贴着同样商标的厕所用管道洗涤剂。

如此这般，鼠的父亲成了阔佬。

当然，我的朋友里也有穷人家的孩子。他的父亲是市营公共汽车的司机。有钱的公共汽车司机也未必没有，但我朋友的父亲却属于穷的那一类。因为他父母几乎都不在家，我得以时常去那里玩。他父亲不是开车就是在赛马场，母亲则一天到晚打短工。

他是我高中同学。我们成为朋友是由一段小小的插曲引起的。

一天午休我正在小便，他来我身旁解开裤口。我们没有交谈，差不多同时结束，一起洗手。

“喂，有件好东西。”他一边往裤屁股上抹手一边说：

“噢。”

“给你看看？”他从钱夹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原来是女人的裸体照，其中间部位竟插着一个瓶子。“厉害吧？”

“的确。”

“来我家还有更厉害的哩！”他说。

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这城市里住着各种各样的人。18年时间里，我在这个地方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它已经在我心中牢牢地扎下根，我几乎所有的回忆都同它联系在一起。但上大学那年春天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却从心底舒了口长气。

暑假和春假期间我都回来这里，而大多靠喝啤酒打发日子。

大约有一个星期，鼠的情况非常不妙。或许由于秋日临近，也可能因为那个女孩的关系。鼠对此只字不吐。

鼠不在时，我抓住杰寻风摸底：

“喂，你说鼠怎么了？”

“这个——，我也莫名其妙。莫不是因为夏天快要完了？”

随着秋天的降临，鼠的心绪总是有些消沉。常常坐在餐桌旁呆愣愣地看书，我向他搭话，他也只是无精打采地应付了事。而到暮色苍茫凉风徐来四周氤氲几丝秋意的时分，鼠便一下子停止喝啤酒，而气急败坏似地大喝冰镇巴奔威士忌，无尽无休地往桌旁自动唱机里投放硬币，在弹子球机前手拍脚刨，直到亮起警告红灯，弄得杰惶惶不安。

“怕是有一种被抛弃之感吧，心情可以理解。”杰说。

“是吗？”

“大家都一走了之。有的返校，有的回单位。你也是吧？”

“是啊。”

“要理解才行。”

我点点头。”那个女孩呢？”

“不久就会淡忘的，肯定。”

“有什么不愉快不成？”

“怎么说呢？”

杰含糊一句，接着去做他的事。我没再追问，往自动唱机里投下枚硬币，选了几支曲，回桌旁喝啤酒。

过了10多分钟，杰再次来我跟前问：

“怎么，鼠对你什么也没说？”

“嗯。”

“怪呀。”

“真的怪？”

杰一边反复擦拭手中的玻璃杯，一边深思起来。

“应该找你商量才是。”

“干嘛不开口？”

“难开口嘛。好像怕遭抢白。”

“哪里还会抢白！”

“看上去像是那样，以前我就有这个感觉。倒是个会体贴人的孩子。你嘛，怎么说呢，像是有毅然决然的果断之处，……

可不是说你的坏话。”

“知道。”

“只不过是我比你大20岁，碰上的晦气事也多。所以，怎么说好呢……”

“苦口婆心。”

“对啦。”

我笑着喝口啤酒：

“鼠那里由我说说看。”

“嗯，那就好。”

杰熄掉烟，转身回去做事。我起身走进厕所，洗手时顺便照了照镜子，然后又快快地喝了瓶啤酒。

曾有过人人都试图冷静生活的年代。

高中快毕业时，我决心把内心所想的事顶多说出一半。起因我忘了，总之好几年时间里我始终实践这一念头。并且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果真成了仅说一半话的人。

我并不知道这同冷静有何关系。但如果将一年到头都得除霜的旧式冰箱称为冷静的话，那么我也是这样。

由此之故，我用啤酒和香烟，把即将在时间的积水潭中昏昏欲睡的意识踢打起来，同时续写这篇文字。我洗了不知多少次热水淋浴，一天刮两回胡须，周而复始地听旧唱片。此时此刻，落后于时代的彼得波尔和玛莉就在我背后喝道：

“再也无须前思后想，一切岂非已然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