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在上学吗，我不想让你分心思。”他久久地把她抱在胸前，用力地、毫无保留地抱紧她，很久很久，才慢慢松开胳膊，拉着她坐在床上，“等一等，我们开开灯。”

“要不是今天江伯伯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你回来了呢。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为什么一封不回？”

“总不能拖着你……”

“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知道我多难受。”

他把灯拉开，“过去的事了，原谅我吧。让我看看你。”

小萌的样子比三年前他们初识时显得成熟多了，身子也比过去稍稍丰满了一些，结实了一些。她低头擦去了眼角的泪，然后对他莞尔一笑，带着点儿心酸地说：“我没变吧？”

他笑笑，“好像长大了一点儿，长高了一点儿。”

“我穿高跟鞋了。你呢，身体没垮吧？”

“你看呢？”

他们对视着，小萌搂着他的胳膊，挂着眼泪笑了，“你呀，你真是，出来也不告诉我……”

“我去过神农街，你们不在了。”

“我们搬到太平街去了，我爸爸恢复工作了。你现在就住这儿吗？”她皱眉环视着这间小房。

“啊，家里房子借给邻居结婚了，我临时住这儿。”

她站起来，把床上的褥子往被子上一蒙，不容分说拉起他的胳膊，“走吧！”

“上哪儿？”

“到我家去住。”

“不不，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家里现在房子很富余。”

“不不，你们不方便，……至少，等以后吧。”

“这屋子怎么能过冬呢，走吧走吧，你就听我的吧。”

他心里头涌上一团热流，酥酥地向全身扩散，眼前，好像有一片宽阔美好的天地铺展开来……

屋子里烟气绰绰的，“凤凰”、“三五”、“红塔山”，都是“甲级”烟气，青虚虚地贴着天花板，云一样浮着，空气浓稠得几乎可以搅拌，难受得透不过气来。可那些人呢，却还在兴高采烈地说笑，仿佛嗅觉早已麻木了似的。

“快快快，季虹，我放音乐啦。”

“援朝，放下你的单词吧，还没见过你们两口子跳一个呢，快点儿。”

“算了吧，他不会。小乔，我跟你跳。”

“哎哎，你们大家都来跳啊，一块儿跳，建国、老四，快来呀，音乐还长着呢，萌萌，来！住你们家的那小伙子哪？叫他也来跳啊。”

“哎，跳一个吧。”萌萌的声音凑过来。

“不会，你跳吧。”

“非叫我拉你？”

“你干吗硬叫兔子驾辕呀？”他勉强挤出些笑来。

“萌萌，我能请你跳吗？”小乔的哥哥过来了，一脸文质彬彬的样子。

“对，你们俩跳吧。”他好容易解脱了。

“篷篷篷、喳喳喳，”人影幢幢。他百无聊赖地坐着，看着，今天本来是想图热闹的，可现在却觉得有点儿厌烦，不痛快，总像和这儿有什么隔膜似的，可是又不便走开。

音乐终于停下来。“哎，建国，你女朋友从巴黎来信都说了什么？跟咱们吹吹。”说笑声旋即灌满了客厅。

“你怎么不高兴了？”小萌又回到他身边。

“没有哇。”

“话也不说，舞也不跳，那么不合群。”

“我就这样儿……有点累。你们玩儿你们的。”

“一人向隅，满座不欢，你不会应酬应酬，跟着一块儿说说话？省得人家说你这人别扭。”

是有点儿别扭。在这住了一个星期了，星期天来的，今天，又是星期天了。仔细回味一下，整整一个星期的全部感觉似乎就是一种复杂的、立体的、多因素的别扭。“我回去。”他几次都想这么说，在来的第一天他就说过这句了。施家的一切没有变化吗？不，有的，有看得见的，也有只能凭着神经末梢才可以感觉到的。宋阿姨虽然在见面的时候对他特别客气，特别笑容可掬，但却分明没有了原来那种亲近的、真诚的关怀。

“你也不先跟家里商量一下就领来，真不懂事……”

他当时隐约听见宋阿姨在自己的卧室里跟小萌说了这样一句，身上呼地一下燥热起来。

后来不知道母女俩是怎么“谈判”的，他只听到最后小萌在走出卧室的时候说的一句话：

“妈，我叫吴阿姨帮我把那间小屋腾出来就行了。”

他从客厅的沙发上站起来，别别扭扭地说：

“别折腾了，我回去。”

“干什么？”

“我住这儿你们不方便，真的，你们不方便。”

“你是不是又有朋友了？”没想到萌萌倒先提出“外遇”的问题来了。

“没有，只有你一个。”

“那就住这儿。”她毫不犹豫地说，甚至还有点儿恼火。

萌萌不像原先那样温柔了，变得快爽直率，他现在与其说是喜欢，倒不如说是很需要这种性格呢。

但他还是觉得别扭，虽然人家并没有冷待他，连每天忙得只有在饭桌上才能和家里人见一面的施伯伯，在开饭之前也每每要站在走廊里喊一声，“志明，吃饭喽！”这一声就够了，他觉得一股无可形容的温暖一直滋入到心底，就像父亲那滚热的手掌熨贴在胸口一样。那究竟还别扭什么呢？说不清。他有点儿害怕宋阿姨，也有点看不惯虹虹，为什么？也说不太清。他不得不常常告诫自己，对别人不能眼光太苛，能够宽容别人的弱点也是一种美德，再说人家既然容纳你在这儿住着，总不该再去挑人家的是非吧。

“巴黎之美是没法形容的。我女朋友讲话一向反对夸张，现在连她都这么说，我想此言大概不虚。”那个叫建国的人把调子很高的声音刺入他的意识里。

“没法儿形容，至于吗？”

“怎么不至于，她去的时候正赶上去年的圣诞节，街道都装点起来了，圣诞之夜，老留学生领她出去转了转，她说整个城市豪华得就像人间天堂一样，中国人如果不身临其境，是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出来的。”

“哟！是吗？”

“啧，没治。”

“巴黎，花园城市，有名的。”

“哎，援朝，你七五年不是给你们厂技术学习组当翻译去过法国吗？是不是那么美？”

“我们没去巴黎，去的是里昂，里昂，我没觉得怎么样，就那么回事吧。”

“你呀，大概那些天都让单词给埋住了吧，哈哈哈。”

周志明望着那一张张笑眼迷离的、神往的脸，好像离自己是那么远，那么生，那么隔膜。

“季虹，上次那本《加拿大风光》还在吗？就是那本画册。”

“那是借别人的，早还了。”

“过去，咱们知道的太少了，你们别看我现在就知道跳舞，我小时候可还是个好学生呢，不信问我哥，我还是红领巾大队长呢。我原来以为只有中国有拖拉机，只有中国才有我们广济路上的那种霓虹灯，只有中国人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真的相信这一套，现在才知道，人家比你富多了！”

“哈——”

“嘿，告诉你们，有一回一个外国人对我说，噢，就是借我加拿大风光的那个人，他说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从飞机上往下看，北京就像一大片灰色的土坷垃平摊在地上。我一想，可不是吗，灰房顶，灰马路，连人身上穿的衣服大部分也是灰蓝色的，连一点儿亮色都没有。我跟他说了，北京还算好的呢，你瞧咱们南州，活像个大工地，这几年老是修修这儿，拆拆那儿，满街都是土，没完没了的折腾，可也没见着好一点儿，还是那么破破烂烂的。”

“季虹，哪个外国人？是不是那个姓冯的？哎，我问你哪季虹。”

“噢，你不背单词啦？是又怎么样？”

“施叔叔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借本画册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别跟我爸爸学得那么正统！”

志明从折叠椅上站起来，向客厅外面走去，客厅里的空气已经太混浊了。

“又怎么啦？你今天怎么那么不痛快呢？”萌萌从后面跟出来，从走廊一直跟到了大门外面，“随和点儿行不行？跟大家玩一玩就熟了嘛。”

“不是，里面空气太呛，我透透风。”他望着满天寒星，躲闪着搪塞了一句，他不想惹她不痛快。

“算了，今天也的确没意思，咱们到马路上走走吧，今天晚上外面好像挺清静的。”施肖萌挽上了他的胳膊。

他们跨过一片没有平整的土地，来到明亮的马路上，潮润的空气凉丝丝地沁入肺中，平坦的马路刚刚被洒水车刷过，映着路灯绰绰的反光。往年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于滴水成冰的季节了，而今年的严冬却还在北面，姗姗来迟。地上的水潮而软，没有半点儿滑润感，脸上的风轻而柔，使人恍若回到爽然的秋天。……自新河，他又想起了自新河，在这儿的北面，现在大概已经很冷很冷了，他仿佛又听到了那旷野上的风，呼——呼——，野兽般地嗥叫，那是一种能把人的身体一下子吹透的风，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你冷吗？”

“不冷。”

“我姐姐就是那么个人，喜欢顺嘴乱说，其实人挺好。”萌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

“你们原来的朋友，安成他们，现在好像不怎么来往了吧？”

“有时候也来，现在我姐姐调到歌剧院，和他不是一个单位的了，来往自然不如以前那么勤了。你知道吗，他现在和你算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一粉碎‘四人帮’，他就调到厂保卫处当处长去了。”

“不当团委书记了？”

“不当了。哼，自从当了保卫处长，说起话来也不像过去那么随便了，我姐姐说他爱打官腔了，嘻——”

“我看倒是你姐姐变了，你瞧刚才那帮人的样子，直恨自己没把胎投到法国去。中国穷、落后，可中国的昨天是什么样儿？一概不管，那么挖苦，那么鄙薄，干嘛呀，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嗬，哪儿学的那么左呀，监狱里学的吧？得了得了，我姐姐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其实他们也就是说说，没别的，本来国家有些地方就是没搞好嘛，还不让老百姓说说？”

“我没不让说，就是不习惯他们这样不负责任地乱骂一气。”

“那有什么，不满意现状总比麻木不仁好，不满意才能求改变嘛。”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主人翁，需要既动口又动手的人，你瞧他们刚才的口气，对自己的国家哪儿有一点感情，哪儿有一点儿责任心？好歹是生你、养你、教育你的地方。过去一味把资本主义国家说成是苦难深渊，太绝对，太简单，不够实事求是，可现在也不能又说成是人间天堂啊，其实建国的女朋友也不过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其他那些人呢，除了道听途说，再就是从电视里的‘世界各地’看两眼。我对电视台就有意见，开头看看介绍发达国家的情况，觉得眼界一开，后来看来看去，全是拣好的往观众眼里塞，高楼大厦呀，高速公路啊，旅游圣地啊，游乐公园啊，这就难免片面了，观众集合得来的印象怎么会准确呢？你说是不是？”

“唉呀，你操的心太宽了，我可没想这么多。”

“萌萌，你别不高兴，我真的不太喜欢你们家的这些朋友，我是为了你高兴才跟你泡在屋里的，我看你和他们倒是厮熟得很。”

“难道朋友就不能各有各的观点了吗？都觉得自己正确，可到底是谁正确呢？天晓得。大家只要都不强加对方就是了。他们那些观点，我也不赞成，可朋友还是好朋友，有什么妨碍呢？”

“你瞧那个老四，那么长的头发，要不是留着撇小胡子，我还以为他是女的呢。”

“他是个工人，工厂里不少人都这副德行，我也看不惯，可也用不着去干涉人家。其实老四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别以为留长头发的一定不怎么样，马克思还留哪，斯大林、鲁迅不都是小胡子吗，噢，他们留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现在的年轻人留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啦？”

“这这这，这都是些什么歪理呀，简直是胡比。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着装打扮各有不同的要求，有些当然体现了当时当地的道德标准，我不是反对头发长，可也别耷拉到肩上去啊，你看现在社会上留那种披肩发加小胡子的有几个是表现好的？就是表现好，这方面也不能说成是个优点呀，真的，学了两天法律，倒学出诡辩来了。”

“好好好，我不跟你辩了，好不容易在一块儿呆一会儿，还吵个没完，其实有什么吵的呢？人和人之间本来什么事都没有，争来斗去的全是人们自己发疯造出来的，实在没劲儿。”

他鼓了鼓嘴，却没把反驳的话吐出来，他也不想再争辩了。夜，是多么静，多么美，人的生活，为什么要有那么多不愉快呢？也许，只有逃避一切烦恼才能做到身心愉快，可是逃避又偏偏不是他的性格，他的眼睛里揉不得半点儿灰星子，这永远是最吃亏的！还是多学会宽容、学会妥协、学会敷衍、学会“哈哈哈”吧。至少，今天晚上该把心灵净化一下，无忧无虑地享受享受了，这是多好的夜啊。

“好了，不说这些了。”

他把萌萌搂得挨紧自己，走向灯光如水的前方，真是的，城市，有城市的美。

“昨天系里开大会，”隔了一会儿，萌萌说，“动员大家自动报名去分校，唉，竟然没一个学生搭茬儿的。”

“学生们怕什么？”他答应着说，“怕条件艰苦还是怕将来分不到好工作？”

“都怕。说实在的，我倒是真想举手报名呢，可你要是带了这个头，反倒招人恨。再说，这的确是关乎一辈子的事，一步错步步错，将来真的把你往哪个小地方一分，你后悔也来不及。”

“你们还上着学哪，就这么实惠，难道连一点儿共产主义精神、一点儿青年的豪放气概都不想要吗？”

“我倒是想要，可是大家都是这么‘现实主义’，你也就没兴趣搞什么‘浪漫主义’了。”

他停下来，可又说不出什么责备萌萌的话，他的心情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施季虹从市第六医院那个老式的大铁门里走出来，喘了口气，手伸在短大衣的口袋里，捏了捏那张病假条，心里轻松了一点。“——贫血性晕眩，建议轻工作一周。”她忍不住得意地笑一笑。她几乎是在半个小时以前才想起这位华大夫的。上个星期天，华大夫陪自己爱人——市第一医院常给父亲看病的保健医生，为了他们的房子和儿子的事，来拜访父亲，她当时竟没有给他们好脸色，实在是太孩子气了。以后，对这种无事不登三宝殿的“香客”，何妨客气些呢，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求上人家了。

“干脆开一周假吧，休息休息，你们演员请病假扣钱吗？”华大夫的殷勤劲儿就别提了，好像你要是同意让她给你开张病假条，倒是给了她什么施舍似的。

“不，就开轻工作吧，一周够了。”施季虹胸有成竹。

的确，一周就够了。到陕西、甘肃去巡回演出的小分队后天就走，她凭着这一周的“轻工作”，完全可以躲掉这趟“官差”。而且只能是“轻工作”，不能是“全休”或者“半休”，否则的话，有人就会拿这个问题来阻挠她参加《货郎与小姐》的剧组了，一句话就能砸了她的锅，“让一个‘全休’病号演出，晕在台上怎么办！”她不能不防着这一手。至于大后天去参加“爱与美”音乐晚会，就用不着顾忌什么流言蜚语了，反正不是剧院组织的演出，谁也管不着。

这期《人才》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怎么说来着？成才要具备七个条件——客观环境、主观努力、方法对头、机遇，还有……反正是七条，她倒是觉得还得加上一条——会算计。曹操只懂兵法，不懂诡计，于是才有“夜走华容道”，现在的现实也如此，凡事你不使点心眼儿，算计算计，说不定就让谁把你给算计了呢。

站在街上，看看表，十点多了。她得先去卢援朝家，拿昨天落在那儿的乐谱，然后再上湖南饭庄和建国碰面。这个不用急，反正说好了建国先去占座儿的。

街上风不小，她骑上车子，正顶。这顶头风也添了她的一丝感慨，当个演员真是不容易的，能不能唱好演好倒在其次，讨厌就讨厌在还得玩儿命地钻营，不然就得落伍，让更能者甩开。

说心里话，这两年她真觉得自己是越变越坏，越变越油了。偶尔，她还会思念和留恋过去那种纯真、童稚的胸怀。她也曾是一个有着浪漫理想的小左派呀；她也曾痴情地羡慕、崇拜过、电影里的那些个英雄人物呀；她从小要强，不甘居于人下，所以，做一个英雄人物的幻想也曾是多么强烈地刺激过她呀，那时候，真要叫她上战场她大概也不会含糊的，似乎一直到了十一广场事件那阵子，那点热火也还没有完全燃尽。可是，她现在毕竟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上，这些年她也看破了，英雄人物在哪儿啊？英雄的道路在哪儿啊？无非是作家们在那里垂泪自感吧，她不能一味在作家和自己心造的世界里生活，现实，好像是一部更大更真实的，把她改造、教育成现在的样子，你自己不去为自己奋斗，社会就什么也不会给你！

为了调到南州歌剧院，她是经过了一番艰苦奋斗的，可是现在看来，她这点奋斗，比起剧院里那几个“宝贝”来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那几个“宝贝”，本事也太大了，对有利可图的事，她们的原则就是一句话，叫“闹而优则得”。就说现在院里确定主演《货郎与小姐》的莫丽佳吧，本来已经让电影制片厂借去拍电影了，可她还要回来占上“小姐”的角色，剧院不同意她就闹，走上层路线，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的家都敢去，结果到底如愿以偿，拍片子，演歌剧，两头不耽误，名利双收。

看来，她也不能总那么老实了，《货》剧虽然昨天已经开排，可“阿霞”这个角色，她仍然不能撒手。这角色粥少僧多，有四五个唱高音的都在那儿虎视眈眈，已经定了个老演员演a角，还悬着个b角和一个挂名以防万一的c角未定，她的目标是b角。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歌剧团又要组织演出队，到陕西、甘肃两省巡回，轮到这种差事，演员队长一向是忘不了她的。

“施季虹，这次下去得一个月呢，多带点衣服，那边冷。”

“怎么又有我？今年我已经下去两次啦。”

“院里领导要求，这次除‘货郎’剧组的人，能下去的都去。”

她实在不想下去，下去演出无非是给剧院增加些收入。一下去就得连天演，根本不注意保护演员的嗓子。为了节省开支，老是让演员睡舞台，连车马店的热炕都不如，洗澡更别想。她现在早没有大串联、挤火车那种红卫兵式的浪漫劲儿了，何况给那些一脑门儿高粱花子的人演出，对个人艺术上的发展也毫无意义。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一个县里举办音乐会，她唱了个“摇篮曲”，是个轻声哼唱的歌，可观众里竟有人事后提意见，说她是不是嫌这里没招待好，所以唱得不卖力气。这群土老杆真叫你没辙没治，他们评价演员是否卖力气的标准，全在于你的声音大小，你在台上扯嗓门儿喊，手脚不停地耍，他们就叫好，认为是卖了力气，票钱不亏。你有什么办法呢？难怪冯先生也说，高级的艺术，能提高人的艺术，是剧场艺术，国外都是重视剧场艺术的。只有在大剧场里唱歌剧或者艺术歌曲的人，才能被称为歌唱家。她实在不愿意下去演那种“野台子戏”。

“我这种意大利唱法，陕西、甘肃那边的人不喜欢听。”她突然想到这倒不失为一个向演员队长搪塞的借口，“我下去唱什么，《费加罗婚礼》？那些个羊肚肚手巾接受得了吗？要是我能唱‘翻身道情’和‘信天游’什么的还差不多。”

“不，”演员队长说，“你这次下去，参加她们女声小合唱就行了。主要是跟着下去看看，学习学习，延安，老革命圣地，不去可惜了。”

演员队长不这么说则已，一说，她更不想去了。合着辛苦一个月，只是为了和别人凑一个小合唱吗？不，不能去，她要是去了，不要说“阿霞”的角色肯定告吹，连建国给她联系的“爱与美”音乐会也参加不上了。

“爱与美”音乐晚会是市旅游局青年部组织的。据建国讲，地点在南州市胜利体育馆，准备全请一些新星新秀来唱，形式活泼一点，死板板的老一套年轻人不爱看了。准备搞三场，届时报上发消息，发评论，还可能要逐个介绍参加演出的新星新秀呢，这对一个演员来说，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嘿，出名的好机会。”建国极力怂恿，“我帮你联系，他们举办这事的人直要我给他推荐演员呢。”

建国是市科技局的一个工人，不务正业，对这种跑媒拉纤的勾当却十分热衷，也很在行。果然第二天就领她去和筹备晚会的负责人老刘见了面，今天又约她去湖南饭庄，大概是要告诉她决定性的消息。她已经把要唱的曲目都准备好了。

至于“阿霞”的角色，只要不到绝望关头，她就要不懈争取。为这事她已经跟爸爸费尽唾沫地说了一个晚上，只希望他能向文化局打个招呼，或者提一句，暗示暗示也行。可爸爸听完她的话，却说：“你既然说自己嗓音条件好，我相信你们剧院不会永远埋没你的，你要有耐心嘛。这种事，我可不好去命令人家给你派角色啊。”爸爸从来不为家里人出面讲话，简直成了他的一条不能更改的规矩，连妈妈病休影响晋级的问题，也是靠她自己奔走活动才解决的。看来，角色的事也只有再跟妈妈磨磨。

风又大了些，沙子直迷眼。在立交桥工地的右侧，临时开出来的马路又窄又脏，她心烦意乱地下车等红灯。

“嘿！施季虹！”耳边一声大惊小怪的呼叫，一群身穿花花绿绿衣着的女人随着涌到了她的跟前。

“哟！你怎么也不回厂子看看我们啦，一到了文艺界，把我们都忘了吧。”

“嗬，鸟枪换炮了，这是哪儿做的？多少钱一米的料子。”

这群昔日工厂里的伙伴们，围着她，大呼小叫，评头品足，旁若无人。

“你们干什么去？”她勉强笑笑，问。

“上中班呀，哪儿像你们文艺界那么自由啊。”

红灯灭，绿灯亮，周围的一大片自行车一齐涌动起来，把她和她们隔开了。

“嘿，歌唱家，以后有票惦着我们点儿！”声音抛在后面。

这都是和她相处了几年的伙伴啊，可今天邂逅重逢，她却意识到和她们已经十分格格不入了。这些人身上，不知怎么就有那么股子俗劲儿，连穿戴都是红袄绿裤子式的，怯得要命，显得那么没文化。现在，要是再让她回到那个光线暗淡、一股子油封味儿的器材仓库和她们为伍做伴去，那简直是叫她下地狱了。

人人都说，个人主义是丑恶的，可人人又都想往高处走，要想走得比别人更高，没有点个人主义、个人奋斗，行吗？

真的，每当在这种心情下，她真的忍不住要去向往另一个世界了。出国，对她来说是一个若远若近、若即若离的诱惑，就像天上的月亮，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虽迷人而不可得之。这两年，一些刊物和电视节目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介绍国外情况的窗口，尽管是好坏都说，褒贬参半，但给她总的印象，总比自己现在的处境要强得多了。她也知道，那是资本主义社会，陷阱多，可同时机会也多。冯先生说过，国外是凭本事吃饭的，有嗓子，就有安身立命的资本，至少，一个艺术家用不着为那些因为嫌声儿不大而疑心演员不卖力气的批评者而烦心了。

她还在941厂的时候，冯先生就答应过要资助她出国留学，为了这，她对他已经是有求必应了，甚至不惜……可现在冯先生似乎对履行他的诺言不大热心，她每每问起来都是躲躲闪闪、推三挡四的，她又不好催之太急。看来，外国人也不都那么重信义，她现在越来越发觉冯先生有时候也挺唯利是图的。商人嘛，也难免。

又是一个红灯，她看前边有一个小伙子猛蹬了几下冲过去了，就也跟在后面猛蹬了几下。

“站住！”

平地里钻出个年轻的警察来，追不上那小伙子，却把她给拦住了。

“下来！还想跑！”那口气，简直像对个逃犯似的，“到边上去，到边上去！”他挥着手，命令她把自行车推到马路边上。立刻跟过来一大群看热闹的。

“车子锁上。”警察命令。

她锁上了，心里忍着气。

“钥匙拿来。”警察又命令。

她想发作，但转念一想，这些警察，手里就这么点权，你让他发发威，过过权瘾，也就会放了你。于是她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冷静表情，把钥匙交出去了。

“说吧，是愿意罚钱还是愿意扣车？”

警察是一副漠然的表情，她心里骂，“冷血动物，简直像半路打劫要买路钱的。”但嘴头上却忍着，说：“我下回不闯红灯了，行了吧。”

“这是罚你这回，下回闯不闯下回再说。”

周围哗的哄笑起来。她冷笑两声，低声嘟囔了一句：“没文化。”警察上下打量开她了，那种目光叫谁都得冒火儿！

“嗬！你有文化，有文化你还违反交通规则？你哪个单位的？”

“市歌剧院的。”

“歌剧院的怎么啦，歌剧院的有什么了不起？”

“是你要问我哪个单位的，我又没说我了不起，你讲不讲理！”她忍无可忍了。

“嗬，你还有理啦？你叫什么？”

“你不就是要钱吗？多少，说吧。”

周围的人不知怎么那么讨厌，有人喊，“多罚她，有什么了不起！”

看来真要罚了。警察拿出一个收据本，开了个罚款一元的收据，说：“根据市政府交通安全临时管理办法，骑车故意闯……”

她根本不听他说完，从钱包里拿出一张拾元的票子，递过去，“找钱吧。”

警察说：“找不开，拿零钱来。”

她也赌了气，“我就这十块，你看怎么办吧。”

周围有人被她的盛气凌人激怒了，喊：“就罚她十块！”

警察果然把十块钱接过去了，在收据上的一字后面，添了一个零，一块成了十块。

“你想刁难我？我们还怕这一套吗？”他把收据塞在她手里。

她气得恨不能把那张小纸劈头盖脸摔回去，咬牙切齿地说：“你们，无法无天！”

“你叫群众评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你违反了……”

警察长篇大论地说起来了，招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年岁大些的警察也挤了进来。

“怎么回事啊？”

年轻警察把十块钱交到老警察手中，简单说了一遍经过。周围的人还七嘴八舌，添枝加叶。

施季虹气得眼睛发蓝，看情形，十块钱显然是没了，不扣车就算是好的。她也狠了心，要是真扣了她的车，她索性就直接上公安局马局长或者政法部乔部长家去，告他一状！

可出乎意外的是，老警察却问她：“你再好好找找，看看有没有零钱？”

零钱她是有的，在一片起哄声中，她拿出了一块钱，把十块钱换回来了。

“嗬，到底是歌剧院的，‘就这十块，就这十块’，真会演戏。”

“要我，就罚她十块。”

她在一片笑骂声中，气得哆嗦着挤出了人群。

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发泄心中的火气！这儿真不是人呆的地方！真是看透了，人要想有尊严，就非得有社会地位，非得出名不可，她要是李谷一，别说没人敢叫她这样当众受辱，就是巴结她还嫌来不及呢。当然，最好能出国，干脆躲开这糟地方！

她心绪败坏，为了安定一下，走进路边一家饮食店，喝了一杯热咖啡。一杯热咖啡现在居然要六毛钱，外加两分钟排队和一个售货员的白眼儿。

这日子，有什么意思呀！

由于这场风波的耽搁，她已经不能再去杏花南里卢援朝的家，建国在湖南饭庄要等急了，她自己也急于听到建国给她的好消息，好把心火儿冲一冲。

可是她赶到湖南饭庄时，建国竟还没有来，等了足有二十分钟，他才蹓蹓跶跶地进来了。

“你不是说先来占座儿吗？”

“这儿人不多，来了就有座儿。”

建国若无其事地解释了一句，他说起话来，总要带着点工人的那种“油劲儿”，这使她心里又多了一层警惕，“这小子，也是个说话没准儿的人。”

她要了菜，这种场合，当然应该她做东。

“怎么样，晚会的事？”

“啊，不行了，他们要的人都齐了。”

她心里呼地一下，火苗子又上来了。“怎么回事，你这家伙说话到底有准儿没有？”

“你急什么，听我跟你说呀，人家这次是要三十岁以下的。”

“我刚到三十岁，以下，一般都是含本数在内的。”

“可老刘说你像三十五六的，他们是想要更年轻一点的，最好像你妹妹那样，漂亮的。”

“他们到底是搞音乐会，还是搞模特儿展览！”

“就是就是，他们那帮人，不懂艺术，就知道捞钱，要是办个妓院嘛，我看倒在行。”

建国的话使她气里迸笑，“讨厌！”

建国也笑了，“不管他们了。哎，我给你说个正经事。”他的神态郑重起来，“录一盘磁带怎么样？一个小时的歌儿你总拿得出来。”

“什么？”她没听明白。

“我们有几个朋友，正在办一个音乐公司，专搞磁带的，已经搞了几盘了，销路不错。王曼贤，知道吗？还有杜玲芯，都录过。”

建国一连说了三四个名字，她都不认得，打断他的话问：“你们是怎么录？”

“你唱，我们录，简单得很。不过乐队你得自己找好，从你们剧院里找几个人就行，跟他们谈好报酬，这事儿都爱干。最好有电子琴、小鼓。其余的你就不用管了，复制、发行，全由公司负责。再给你印个彩色封面，印你的侧面像怎么样？回头满街一卖，知青商店都卖这玩意儿，用不了多久，你非红不可，这可是一条好路子。”

她犹豫了，这的确是条路子，可她又觉得这路子……太村野了。

“把我放到知青商店里去卖？”

“你得让青年熟悉你呀。”建国驴唇不对马嘴地接了一句，又说：“我不明白，这么好的机会你还犹豫什么？现在就这么回事，你要想出头，就得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你还看不到现在的形势吗，年轻人哪个不在埋头学，玩命奔？告诉你，竞争是空前的，别看现在还不显眼，过几年你看吧，高低贵贱全分出来了，有能耐的，上去，没能耐的，下来。你现在连张文凭也没有，再不自己闯闯牌子，到时候你就等着受挤兑吧，你瞧这形势。”

“不，我是说，你们这么干合法吗？你们的公司注册了吗？”

“我们这是‘皮包公司’，无非是在录音机和演员之间当个经纪人而已。其实我们自己最后也得不到多少好处，演员、乐队、出机子的，出地方的，印封面的，都得利益均沾，加上带子的成本费，我们能剩多少？”

她疑心地看着他，“那你为什么还那么上劲儿？连班都不上了，工资扣惨了吧？”

建国耸耸肩，摊着手，似乎一时挑选不出词句来解释，耽了半晌，才叹口气说：“你看，我要是再不出来跑跑这些事，就得一辈子当工人了，还有谁看得起？我也是自己给自己闯闯路子。我用不着跟你半遮脸，把话说白了吧。现在就这么回事，你有了本事，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就什么都有了。跟你举个比方吧，过去那些跑到国外不回来的人，前些年算什么？叛国犯！现在人家回来了，却像贵宾似的，又说是爱国华侨了，为什么？还不就是因为他们有了社会地位吗？你再看京剧团的胡红仙，刚刚犯了生活错误，可这期南州戏剧照样给登了个大封面，为什么？无非也是有名了。人一出了名，就什么都跟上门来了。你们歌剧院三百多人，在市人大、市政协挂衔的就有四五个之多，我们科技系统上万工人，一个也没有，就这么回事。现在人们关心的，不是正确错误，而是胜败强弱，胜者昌，弱者亡，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现在社会发展的杠杆！人也是生物，‘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对人也一样适用。”

菜上来了。施季虹默然喝着啤酒，听着，脸上热了许多。

“好，我同意了。我唱什么？《茶花女》里可以选一段，还有阿霞，我现在正练呢，啊，就是《货郎与小姐》里的……”

“不行，这些没人爱听，你唱点《毛毛雨》、《你是一个坏东西》什么的，或者唱些校园歌曲，也行。”

她有些冷笑了，“那是些下九流的音乐，没有任何技巧表现……”

建国却出人意料地果断，“先把名儿唱出来！让青年熟悉你，然后再唱你的《茶花女》去吧！”

她不吭声了。建国倒真是块商人的料。

离开了湖南饭庄，她一个人骑车子去剧院。风吹酒醒，她心里面开始冷静地计划着下一步的紧张行动——交假条，先把巡回演出推掉；晚上，叫妈妈给文化局赵局长家打电话，然后她就趁热打铁地去；继续练“阿霞”的唱，还有校园歌曲……还有冯先生，对，为什么总是叫他利用，不想办法反利用他呢？她已经为他做了那些事，担了那些风险，甚至还……他不能那么实用主义。得想办法。如果真的出了国……一想到出国，她的思绪就控制不住地向前跳跃……如果将来出了名，她非写一本回忆录不可，把艺术生涯的坎坷全都淋漓尽致地写出来，像开病假条的事；唱校园歌曲的事；争取自己的第一个歌剧角色的事，都可以写进去。对，要让人们知道艺术家也是普通人，也是靠这么苦争苦斗，惨淡经营，奋斗出来的，不容易！

当然，和冯先生的事儿是不能写的……

晚上下了班，周志明没有急着走，先到饭堂里吃了晚饭，然后不紧不慢地回到办公室来。这些天，萌萌晚上常住在学校，他回去了便孤零零地像没主儿似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个不自然，倒不如晚一点儿回去，和宋阿姨、季虹她们少见面，大家反而会更亲和一些。

坐在办公桌前，拉开桌边的柜子，想拿本书看，视线突然触到了柜门里的一只方方正正的硬纸盒，原来是前些天买的那套凉杯。他立即想起该去看看淑萍的新居，这是无论出于情分还是出于礼数都不好再推迟的事情。

于是他拎着那盒小小的礼品，骑车子奔西夹道来了。

小院的门没有锁，刚走进院子，就听见郑大妈在发脾气。

“你们不用气我，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活着也跟你们受窝囊气！”

郑大妈发尖的声音把他弄得一愣，这家人一向平平和和的，今天是怎么了？他不由放慢了脚步，又听见梅英细声细语地在说：

“妈，您消消火吧，看伤了身子，呆会儿不是还得上居委会主持开会吗？”

“主持个什么？咱们家都成了贼窝儿了！我这居委会主任还有什么干头儿啊。”郑大妈的声气儿又是一挑老高。

“你消停会儿行不行？要不然上大街上嚷嚷去！”王大爷也压不住火气了。

周志明满腹狐疑地推门进了屋子。

“王大爷，大妈，谁惹你们生气啦？”因为毕竟是老邻居，所以他一进门就笑着问了一句。

“咳，”王焕德叹了口气，在床沿上坐下来，“志明，甭问了，我们家这事，说出来丢人！”

“志明，”郑大妈不住地颠着两手，“你说说，你说说，我们家，什么时候不是清清白白的呀？领导那么信任我，让我当居委会主任，啊，你说说，你说说……”她哆嗦着语无伦次了。

“到底是怎么啦？”他问大福子。

“还不是我妹妹那位。”大福子咕噜了一声。

梅英轻声对他说道：“淑萍不是刚办了喜事没几天吗，新郎官就让警察给抓了。”

这一句话，他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大貌。“因为什么呢？”他问，“是分局抓的还是派出所抓的？几天了？”他想分析出梅英所谓的“抓”，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措施，如果是治安拘留或是拘传收容审查一类的措施，那问题就不会太大，如果是刑事拘留或者是逮捕，恐怕就不是小事了。

“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儿抓的，是从他们单位里抓走的，昨天家里还来了几个警察，找我们谈了……”

“怎么谈的？警察说因为什么？”

“说他把人家的门给撬了，据说还是太平街一个高干的家。”

“不是，”大福子闷声闷气纠正梅英的话说，“就是他们一个厂的。是他们厂的总工程师。”

“他是941厂的？”周志明恍然大悟地问。

“是呀，你也知道这码事了吗？”

“志明，你坐，你喝水，”王焕德插话说，“这事儿不提啦，不提啦。”

郑大妈缓过气来，推过一把凳子，“谁让我们自己的丫头不争气呢。你说说，我们这么大岁数，到老了还跟着孩子丢脸，你说……”

“淑萍呢？”他坐下来问。

“西屋儿呢，哭了两天了，唉。”梅英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我去看看她。”他又站起来，王焕德老两口和大福子夫妻俩也跟着他一块移步到西屋来了。

淑萍一个人坐在一张双人床上，本来已经不哭了，突然见到他进来，脸上飘过一阵伤心，又禁不住嘤嘤地呜咽起来。

郑大妈十分没好气，“瞧瞧你那头发，也不知道梳梳，一整天就这么瞎着。你哭啥呀，这不是你自个儿找的吗？当初我怎么跟你说来着？噢，家大人的话你不听，这会儿你后悔啦？”

淑萍索性嚎啕起来了。

梅英挨着小姑子坐下，用胳膊揽着她的肩膀，说：“妈，您就别怪淑萍了，她心里也不好受。”

周志明是出于一种不便推卸的义务，才要到西屋来的，以他和王家的关系，总得过来说几句宽慰话才行。而实际上，他在这方面素来是拙于辞令的。他望望悲声大作的淑萍，心里也十分没主意，刚说了一句：“淑萍，你别太难过。”便接不上话了。

“志明，志明哥哥，我，我命，命不好。”淑萍偎在嫂子的肩上，连抽带喘地说。

“啊，啊，”他不知如何作答。她身上的衣服全是皱巴巴的压褶，头发乱蓬蓬没有梳理，眼睛红肿，比起两三年前的淑萍显得憔悴了许多。他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开，又落到挂在墙上的一张结婚照上，新娘子眼里流出那么甜蜜的微笑，而紧靠在她身边的那个小伙子……

他突然全身僵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盯住那张照片，“他，他叫什么？”

屋里人没有明白，愣愣地看着，连淑萍也停下了啜泣。

“你问他呀？”大福子指着照片，“叫杜卫东。”

“就是他给抓起来了？”他几乎是叫着在问。

“是呀。”

“不，这怎么会呢！”

“就是他。你原来认识他？”

不，这怎么可能呢？他心里滚过一阵慌乱。杜卫东！他在离开监狱的时候不是泣言知悔了吗？不是赌天发誓要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吗？一个多星期前，他还在广济路见过他，对了，当时没想到那套凉杯正是给他买的。他是那么一副热情奔放、兴高采烈的精神状态，怎么会去干这种穷途末路、铤而走险的勾当呢？不，这实在是难以想象啊。

“志明，你认识杜卫东？”王大爷跟着问了一句。

“啊，认识，我们在监狱里是一个班的。”

“噢？”王家人都愣住了。

他镇定下来，想了想，说：“大爷、大妈，我能不能跟淑萍单独谈一会儿？你们先回东屋歇着。”

王焕德困惑地同郑大妈相顾了一眼，站起来点点头。郑大妈走出门以后，把周志明也给喊出来。

“志明，”她压低了声音，“我们一家一直没沾过这路问题，你说，要不要赶紧的叫淑萍上公安局和他划清界线，办离婚哪？”

“我看，大妈，先别急吧。法院不是还没判吗？还不知道他的问题是大是小，何况这种事，最好慢慢再跟淑萍说，让她自己也多考虑考虑。”

“是啊。唉，要说杜卫东这个人，倒还是挺勤快的，要是没这个坏毛病……”

“行了，你叫志明静一会儿吧，说起来就没完。”王焕德推推老伴，“你不是还得开会去吗？走吧，走吧。”

周志明返回了西屋。他并没有急着说什么，而是先把这间新房打量了一下。

在双人床的对面，一只新打的大立柜占据了屋子最显著的位置，从柜门上刻镂的花纹上就能看出做工的精细；一对绷了条绒面的小沙发虽然简陋了些，却很实用地摆在了立柜的旁边；在沙发上方的墙上，贴着一个大幅的电光剪纸的红喜字，周围略嫌琐碎地点缀着一些年历画和小塑料灯笼之类的摆饰品；紧挨着双人床的是一只五斗橱，橱面上的暗红漆色恰恰和床上的浅绿床单、金黄被面儿构成杂乱而不协调的色彩感，整个屋子的铺陈虽然有点儿俗气，但却透出一股甜丝丝的小康气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