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兴玉面色严峻地站起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下决心查这个纸吧，这是目前唯一的突破口。春节前一定要把侦查方向确定下来，不然，各单位一放假，咱们可就干着急了。”

会开了一上午才完。中午，周志明吃过饭从食堂走出来，伸手到裤兜里去掏手绢，掏出来的却是那个倒霉的小瓶子，他望着瓶子上滑动着的刺眼的太阳，呆呆地想了一会儿，紧锁的眉头猛地舒展开来，他想起了一个人——卞平甲。

他顾不得上楼去穿大衣戴帽子，跑到存车棚推出自行车，光着个脑袋就骑出了大灰门。

二十多分钟后，他匆匆来到市第二医院研究室化验科，找到了卞平甲。

“哟，今天是什么风啊？”卞平甲惊讶不已地说，“你是难得有空儿的啊。”

他顾不上寒暄，掏出那个瓶子。“帮个忙，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卞平甲看了看，又打开了瓶盖闻了闻，摇头说：“光看怎么能看得出来呀，你是从哪儿拿来的，要干什么？”

“是杜卫东那儿，从他家里拿来的。”

“噢，杜卫东啊，我好久没见他了，听说这小子在941厂混得挺不错呢，是他叫你来的？他自己怎么不来？”

周志明避开卞平甲询问的目光，把视线移向窗外，“他死了。”

“啊——”卞平甲睁大了眼睛。

“大前天，他自杀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望着窗外湛蓝湛蓝的天空，闷闷地说。

卞平甲疑惑地皱起眉头，“是不是……他又犯什么老毛病了？”

“不知道，”周志明收回目光，在卞平甲消瘦的脸颊上注视了一下，勉强地摇摇头，“别人也有这么猜的。……可我觉得不像，你出狱以后，他一直改造得不错，在他离开自新河的那天，他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发誓要重新做一个人，做一个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人……”

“可现在又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人是会变的，何况他再好也是麻袋片上绣花，底子就不行。”

“可是，可是，他出来以后，有了美满的小家庭，有了理想的工作，在单位表现也不错，干吗一定要走绝路呢，他死前一点儿迹象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卞平甲默然地点点头，“唉，这家伙，什么事儿不能想开呀。那这个瓶子……”

“是放在他家柜橱上的，他家里人说以前没注意过，所以我想可能是他最近几天内拿回家的东西，说不定……咳，说不定吧。”

卞平甲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你们公安部门不是有专门的化验室吗？”

“只有正式立案的物证才能被化验，所以我来找你，你懂这方面的知识，也许能看出点儿名堂来。”

卞平甲凝眉看着手上的瓶子，说了句，“那你跟我来。”

他们穿过几个相通的门，来到另一个大房间里。房间四周的墙壁差不多全被一个个染成奶白色的大玻璃柜遮挡着，玻璃柜里井然有序地摆满了形形色色的药品和器皿，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围着一张桌子打扑克，卞平甲对其中的一个人说：

“老秦，劳驾你给鉴定鉴定这是什么东西。”

“下午上了班再说，调主！”姓秦的把胳膊一甩。

“你快给我看一下，这是我的私事。”

老秦接过瓶子，对着光看看，打开来闻闻，问：“是咱们医院的吗？”

“不是。”

“那我哪知道是什么东西？”

“什么呀，我闻闻。”和他打对家的一个女同志要过瓶子，闻了又闻，半天，才迟疑地说：“我怎么闻着跟三号炎痛剂差不多。”

她把手上的牌交给卞平甲，说了句：“你替我打一会儿。”就跑出屋去了。这把牌刚刚打完，她又跑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大瓶子，里面也是这种暗红色的药水。

“我说没错吧，我一闻就闻出来啦。”她得意地把大瓶子放在牌桌上。

周志明连看带闻，不错，这一大一小的瓶子里，全是一样颜色一样气味的药水。他问：“这是你们医院里的药？”

“不是，是药物研究所的试验品，在我们这儿临床试用的，叫‘三号炎痛剂’。”女同志说。

“治什么病的？”

“主要用于肌肉消炎，镇痛，这是种烈性药物，临床效果挺不错的。怎么啦，你用这种药哪？”

“啊啊。”周志明闪烁其词地含混着。

他谢了那女同志，和卞平甲出了大房间，来到走廊里。

“怎么样，能看出什么问题吗？”卞平甲探究的目光停在他的脸上。

“原来是药。”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又抬起眼对卞平甲问道，“会不会是他最近到你们这儿看过病？”

“这好办，到病历处去一查就知道。”

“可我没带介绍信，人家给查吗？”

“走吧，我这张脸呀，能顶三张介绍信。”

到病历处，因为还没有开始挂下午的号，两个女同志便抽闲替他们查起来。

“是叫杜卫东吗？”一个女护士找出一袋病历，对卞平甲问道。

“是呀，有吗？”卞平甲很兴奋地看了周志明一眼。

“有一个。”女护士把病历递给他们。

“杜卫东，”他们打开病历，卞平甲轻声念道，“男，一九六六年生，咦，怎么搞的，才十三岁。南大附中学生，不对！”

“还有一个叫黄卫东的，是个女的，要吗？”另一个护士又找出一份病历来。

“算了。”卞平甲摇摇手。两个人走出病历处，周志明看了看表，失声叫道：“坏了，我要迟到了。”

“还有别的事吗？”卞平甲问，“杜卫东这个事，还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就来找我好了。”

“唔——”他思索了一下，“这个三号炎痛剂，全市只有你们一家医院有吗？”

“可能吧，临床试验的药要是发得太广泛，不是等于推广使用了吗？不过我可以问问清楚。”

“那你回头给我打个电话。”他扯过卞平甲的手，用钢笔把一个电话号码写在他的手心里。

下午一上班，纪真就来到陈全有这个组的办公室里，要听311案的汇报。段兴玉在他表情阴沉的脸上瞥了一眼，试探地问道：“上午，你上局里，马局长谈到这个案子了？”

“啊。”纪真闷闷地应了一声，仿佛是不愿多说的意思。

纪真这时候是堵了一肚子不痛快的。上午他在马局长办公室谈其他问题的时候，马局长猝然问起这个案子的情况来了，问得又那么细，他当然不能一一尽答，不料马局长竟然当着那个比自己资历浅得多的技术处处长的面发起火来，根本不管他如何难堪。这老头子的脾气和他瘦弱不堪的外貌正相反，动了肝火的时候，一切面子都可以不顾的。

“一个侦查处长，这么大的案子一问三不知，当官做老爷呀！你给我亲自动手抓，我要的是你过去的那个好作风！我要的是五十年代的纪真！”

好，抓吧，其实这个案子他不是一直在抓吗？一个一个的方案，所有的重要决策，不都是经过了他的拍板吗？好，不当官做老爷，就下到组里去当侦查员，先听汇报！

他坐在组里的办公室，心情却仍然败坏，看到周志明不知干什么去了，到现在还不回来，便气鼓鼓地对陈全有说道：

“等他！一共这么几个人还锣齐鼓不齐的，搞什么案子！”

足足等了十五分钟，谁也不说话，严君第一个耐不住这吓人的沉默，站起来说：“我去找找他，可能在西院睡死了没起来。”

大陈小心翼翼地看了纪真一眼，轻声说：“这几天连轴转，够累的，我也是，倒下去就醒不来……”

严君还没出门，门刷地一下开了，周志明连帽子也没戴，满头汗气走进来。

“对不起，”他气喘吁吁地点了一下头，“有点事耽误了，开会吗？”

大陈赶快接过话说：“快坐下吧，纪处长要听听案子的汇报。纪处长，开始吧？”

纪真转脸面向段兴玉，口气比刚才缓和了些，说道：“我知道，这些天大家都很辛苦，没办法，我们是作战单位嘛，怕辛苦是干不了的。老段，你忘了六○年的那起国民党特务案吗，咱们有两个星期脑袋没沾过枕头，不照样精神足足的吗？现在你们年轻干部，也要学着过这一关，越辛苦，越累，越要讲纪律，越不能松懈！”

段兴玉点点头，作为周志明的科长，他觉得这时不能不出来说两句，于是对周志明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急着要办的私事？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请科里其他同志帮帮忙，你们组这几个人得集中精力呀。”

“不完全是私事，”周志明犹豫了一瞬，“我是在……我觉得杜卫东死得有些怪，他又是咱们这个案子涉及过的人，所以这一两天我想把一些疑点调查一下……”

“什么？”纪真突然抬高了声音，把全屋的人都吓了一跳，“你怎么能擅自调查这件事呢？你请示谁了，科里知道吗？”

周志明鼻尖上一下子吓出汗来，结结巴巴地解释着：“我，我不是正式调查，不牵涉行使侦查权的问题，只不过是，是在他的家属那儿了解点儿情况，就这个范围……”

“你这叫乱来，”纪真不容分辩地打断了他，“这件事情，人家刑警队已经做了结论，正式销案了，你怎么还插手呢？刑警队是一级侦查机构，给一个案件做结论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信口戏言，人命关天的事，没有科学根据人家能随便销案吗？而你，你靠什么？是不是又靠直觉？你搞侦查也不是一两天了，这点儿起码的道理还要我教你？直觉，是属于主观的范畴，仅仅靠它来断案，迟早要跌跤子的！”

周志明让这通劈头盖脸的申斥弄得脑门儿有点儿发热了，梗着长长的脖子说：“我也没说要靠直觉来断案，我只是觉得有疑问，了解些情况又怎么了？”

纪真气急地用手指头在桌面上敲着，“你是国家的侦查员，不是私人的侦探，你应当服从的不是你的自信和狂妄，而是组织，是你的机关，先把你自己应该管的案件管好吧，人家办的案子，即便有错误，人家的组织会负责的！”

周志明的嗓门也忍不住抬高了：“照你的意思，我们公安人员仅仅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就算完了，为什么不能有一点儿对人民、对国家的直接责任心呢？”

大陈把眉毛压了压，冲他摆着手，“周志明，你冷静一点儿，不要再说了。”

纪真脸色铁青，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年轻侦查员这么高腔大嗓地同他直辩，他的口气愈加强硬起来。

“好吧，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解决，今天先汇报。不过我先跟你明确，对于其它单位主管的案件，我们一律规避，不得中间横插杠子。如果你掌握了什么确实证据，证明杜卫东的自杀和我们主管的311案有关，可以正式向科里提出来，再由科里向处里提出报告，如果你仅仅出于自己的直觉，就请你养成客观和冷静的习惯，踏实一点儿，不要捕风捉影，更不能由此搞僵我们和兄弟单位的关系。”周志明没有再顶撞下去，闷着气不吭声了。汇报会开了一上午，他没再说一句话，纪真呢，当然有问题也不问他。等散了会，纪真对段兴玉说了一句：“过一会儿你到我那儿去一下。”便离开了这间屋子。

纪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抽了一会儿闷烟，拉开抽屉想找烟嘴，却怎么也找不着，抽屉里的东西和他此时的心境一样凌乱，今天真是什么事情都不顺心。

行政科长手里捧着一摞材料和报表走进来，很有条理地把一大堆非常琐碎的事务灌进他的耳朵，他也没心思细问，很粗略地翻了翻那摞子待批的文件，草草地在上面签了名字，等行政科长要走的时候，他才想起了一件要问的事情来。

“上次查卫生的时候我说的那件事办了没有？”

“什么事？”行政科长一时想不起来了。

他有点儿火儿，“一科周志明住的那间房子！”

“噢，这件事呀，我问了问管房的老万，现在全处一间空房都没有，看来还得让他先在那儿凑合一段再说。”

“我看了那房子了，冬天，住人不行！”他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处里要是调配不开，在市局招待所给他包个床吧。”

“哎呀，”行政科长面有难色，“这怕不行，行政开支没这个项目，财务那儿不给上账啊，就是你批也不成，会计是只认他们自己手里的文件条条的。”

“你是行政科长，你给我想办法！”他突然发了脾气，“你们这些个搞后勤的，知道不知道？我们侦查员一干就是几夜几夜地不合眼，一科现在已经把周志明当骨干侦查员使用，闹得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夜里工作完了回去，还得现生炉子，成什么话？这是你的失职！”

行政科长一声不吭，半天才委屈地说：“这，这叫我怎么办呢，房子紧张，财务制度，我有什么办法？”

纪真沉着脸，“行政费报不了，从业务费上支，我是处长，主管全处业务工作，业务费我说了算，你从业务费里拿钱吧！”

“好。”行政科长转身刚想走，忽又转回身来，试探地问了一句：“去哪个招待所合适呢？环西路那个离处里太远，养蜂胡同这个净是单间、双人间，标准太高了。”

“高就高点儿吧。”纪真翻弄着抽屉，头也不抬地答了一句。

行政科长刚走，段兴玉就来了，人还没坐稳，纪真便开口说：

“周志明这么不安分不行啊，你要勤敲打着他一点儿，工作能力强是好事，可像现在这样不把别的单位放在眼里怎么行呢。”

“年轻干部，我看有他这点儿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认真精神还不错呢，不能求全责备。”段兴玉坐在沙发上说。

纪真的手臂在空中挥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我宁可要工作能力弱一点儿的侦查员，也不愿要这种惹是生非的，你知道，搞不好人家刑警队要给我们提意见的，搞我们一身是非。”

段兴玉好半天没有说话，纪真又说：“对侦查员怎么教育，你们科里好好考虑一下，出了麻烦我可找你是问。”

段兴玉用一种异乎寻常的郑重口气开口说道：“老纪，有很久了，我想找你认真谈谈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之间太缺乏过去的那种一致了，有许多分歧把我们膈膜开了。现在案子忙，也没工夫坐下来好好谈，可是有一点我现在不说出来就不痛快。我认为，我们的侦查事业能不能发展，水平能不能提高，关键是看我们这支队伍的好坏。现在国际间谍斗争这么激烈复杂，我们呢，技术设备无论怎么更新改进，也难以在短期内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也不能像外国间谍机关那样，毫无顾忌地使用各种卑鄙无耻、违反人性的手段来达到目的。那我们靠什么呢？除了我们在方针、路线和政策上的优势之外，很重要的一面就是要靠我们侦查员的智慧、勇敢和责任心，你是处长，我是科长，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要求我们的侦查员？是要他们机械地服从上级，交办什么完成什么，成为上级的附庸，成为一个没有头脑和情感的机器人，还是鼓励和扶持他们的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建立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周志明的死认真倒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作风了。我不是袒护他，他在处理一些关系的问题上，有时候确实失之莽撞。可是列宁说过，任何缺点里都包含着优点，我们应该把他的优点引导出来，引导的目的应当是更好地使他提高保卫祖国、打击敌人的素养，而不是教他如何世故，如何善于关系学，如何机械地服从我们。老纪，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分歧的，而解决这个分歧已经是一件很急迫的事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得告老引退了，你想过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年轻人接我们的班才让人放心呢？”

纪真不答话，慢慢地点起一根烟，抽了两口，才说：“当然，当然……唔——今天大概是我的什么忌日，上午挨了上级的一顿批评，下午又挨了下级的一顿批评，真看不出你们，越老越成了激动派了。”

段兴玉缓和地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才愿意偶尔这么激动一次的，其实，我才真的快成了老于世故的油条呢。要觉得不对，你就干脆驳我，别绕着说。”

“你说的呀，当然，理论上大半是对的。”

“这么说，还有一小半不对的？”

“理论上对的东西，实际执行上就难保那么有分寸了。啊——，我看你一点儿也不油，也是个死认真的脾气！”纪真好不容易地笑了一下，随即又说：“咱们之间的这些话，不要拿到科里给那帮小伙子们说，免得他们没有分寸。”

段兴玉笑了笑，心里说：“要命，这个老头儿！”

快下班了，段兴玉从外面回来，还没进屋，就听见屋里的几个人在高声争辩着什么，陆振羽的声音尤其不让人。

“……你别傻了，上次帮刑警队正了误，你以为他们就从心眼里怎么感谢你了吗？我看不一定。而且说实在的，那次你也是三分主观努力，七分客观机遇，你承认不承认？”

大陈的声音：“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我觉得这类事最好还是偶尔为之，因为是人家的案子，你插进去一只手总要慎重，搞好了，没什么，搞不好，一身膻。”

严君的声音也加进来，“纪处长本来就对你有点儿成见，你何苦还要跟他顶呢？”

始终不见周志明的回答。

段兴玉推门进了屋子，大家都不说话了。周志明脸上挂着几分孤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略一思索，用婉转的口气说道：

“好啦，过去的是非问题暂停辩论吧，大伙儿都把精力收拢到查纸上。小周，处长对你的批评，有些原则是对的，一个侦查员，对于自己的直觉不要自我轻信，这些话都值得你考虑。”

周志明突然神情激动地站起来，从抽屉里抓出一个塑料皮的本子，往桌上一放，“你们看，你们看，这不仅仅是直觉，不是的！”

大陈把本子拿起来，翻开来看了两行，“这是杜卫东的嘛。”他念出声来：“热爱书吧，它会使你愉快，使你尊重别人和自己。——高尔基。”又翻了几页，“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坚信人们爱你。——法国，雨果。这是什么玩意儿呀？”

“这是他从报纸杂志上摘抄下来的东西，有诗，有格言警句，后面还有歌曲，不要觉得这是幼稚可笑，你们不知道他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他真是希望自己上进的。他死前几个小时，给我打了两次电话，说有事要找我面谈，可是我没来得及见到他，他就自杀了，这里一定有很重要的原因。我了解他，所以才知道他死得蹊跷，我不能不想办法搞清楚，这是一条人命，一条人命啊！”周志明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大陈放下本子，沉默不语。

段兴玉却语气严厉地说：“你对某件事情有怀疑，是可以的，不用说我们公安人员了，就是普通群众，碰到这类可疑问题，也是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些调查研究的。可是我们现在手里头有这样急迫的案子，特务分子还逍遥法外，每分钟都可能有我们国家大量的机密情报出现在外国间谍机关的办公桌上，我们的时间每分每秒都是宝贵的，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大陈把爱人孩子放在一边，小严一个女同志也这么长期地奔波熬夜，案子不破就还得熬下去。可今天下午，大家光等你就等了十五分钟，如果人人都这么没有时间观念，还怎么作战？”

“这是我的错，我准改。”周志明大声说。

“这件事，”段兴玉又指指那个本子，“你要查的话，事先要跟组里讲。”

“……好吧。”周志明点了一下头。

因为晚上要加班研究那张原件纸，大家都到楼下的饭厅吃晚饭去了。周志明跟在后面慢慢走着，心里头淡淡地泛着股苦味儿，他感到气闷，又感到委屈，论起在这个案件中他个人的损失，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大了，上下疏远，爱人反目，自己又极不体面地被指定了回避，这一切还不就是为了自己那个要命的死认真吗？假使依着中国的那句老话：“不为祸始”，也“不为福先”，为人处事都恬淡一些，岂不更好吗？其实，以他性格中原有的中庸成份，他本来是可以凭自己的谦恭和刻苦独善其身的，完全用不着这么直抒胸臆，惹是生非。他越想越觉得憋屈，真恨不得大声说一句，“妈的，再也不操这些心了！”

吃过晚饭，刚一回到办公室，严君把电话听筒向他伸过来。

“正好，找你的。”

他接过电话，从对方大声的喂喂两声呼唤中，他一下子就听出是谁来了。

“喂，你是志明吗？”对方不放心地问着，“怎么没精打采的，告诉你呀，我已经问清楚了，那种药，全市有八家医院都在用哪。按说试用药物是不应该发这么广的，反正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喂，怎么样？喂喂，你怎么啦，有主意没有？”

“啊，没怎么，八家医院是吗？”他几乎是一种敷衍的口气。

“对，这些医院里我倒都有认识的人，有的不熟，不熟也没关系，我可以陪你一块儿去，办事可能方便些。”

“啊——”他迟疑着没答话。

“怎么样？我只有中午有空，我们一中午跑一个地方，加上星期天，一个星期，完了。”

卞平甲的自告奋勇使他心里一热，攥着电话的手心儿也冒出汗来，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他一咬牙，说：“好吧！”

放下电话，他先把这事向陈全有说了，陈全有略略考虑了一下，说：“中午要是有空，你去吧，不过可注意，别再迟到啦。”停了一下他又说：“刚才吃完饭，我跟段科长谈了一下，我是建议把杜卫东的自杀正式列为311案的一个疑点开展调查的，这并不是否定刑警队的决定，因为刑侦部门嘛，鉴定证明是自杀也就算完了，而我们反间谍部门却完全有理由搞清自杀的原因，只要和我们的案子有点儿关系就行。”

周志明喜形于色地说：“是吗，科长怎么说？”

“他没表示什么，现在这个当口上，要让他分出兵力去另开战场，那查纸就不能全力以赴了，这当然是要慎重权衡的啊。”

陈全有的话没说错，晚上工作一完，段科长便找他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要走了。

第二天中午一下班，他啃着早上就买好的两个馒头，匆匆忙忙赶到约定地点和卞平甲会合，然后一块儿去他们选定的头一个目标——市职工医院去查病历，结果：查无此人。他又火急火燎地往回赶，生怕再迟到了。第二天中午，当他揣上馒头又要走的时候，陈全有叫住了他。

“这么干，身体顶得住吗？”

“行，没事。”

“还有几个医院没查？”

“七个。”

大陈从抽屉里取出介绍信的本子，“好，我帮你跑几个。”

他低头给自己写着介绍信，“今天我去哪儿，医大附属医院？行。”

严君明白过来，响应道：“我也去，还有哪个医院，近一点儿的，我骑车子不如你们快。”

“好。”大陈给严君又开了一张。

小陆迟疑了一下，踱过来，“那，给我也开一张吧。”

周志明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也许什么也查不出来的，也许得白跑……”

“行了，”小陆在他肩上拍了两下，“你甭解释了，都是老侦查员，还不懂这个？”

小组成员一致的支持，使他感到特别的受鼓舞，有力量！哪怕他们并不帮助他跑腿，他心里也是高兴的。

他今天给自己选了一个最远的医院——南州市骨科医院，他把自行车蹬得像飞起来一样，卞平甲可受不了了。

“哎哎，我可是过了不惑之年的人了，照顾一下行不行？”他气喘吁吁地拼命跟在后面。

骨科医院的一位药剂师是卞平甲在一个训练班上的同学，由他领着，他们先到挂号处去查病历，没用五分钟，挂号室的一个女护士便从一排排病历架后面转出身来，问道：“这儿有个杜卫东，941厂的，对吗？”

“对！”周志明喜出望外，“他的病历能看看吗？”

“不行。”女护士摇头说，“医院都有规定，病历是不许随便给人看的。”

央求了半天，女护士还是执意不肯破坏医院的成规。最后，看在那个药剂师的面子上，她又钻进病历架里看了一下病历，把给杜卫东门诊的大夫的名字告诉了他们。

“这是个老大夫，骨科权威。”走出挂号室以后，药剂师对他们说，“老头儿人不错，我可以领你们去找找他。”

周志明向挂号室窗口那排已经甩起来的队列瞥了一眼，抬腕看看手表，发怵地说：“来不及了吧？下午快上班了。”

“不要紧。”卞平甲还以为周志明是怕耽误他上班，忙说：“既然今天查到了，索性搞清楚再说，我晚回去一会儿没关系。”

“那……好吧。”他只好决定豁出去了，“那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别在那儿?唆。”

“行，看你的。”

他们向楼上走去，周志明又说：“找大夫了解病情，总不能直入公堂地进去就问哪，总得有个名义，回头就说我是杜卫东的弟弟，想了解哥哥的病况，怎么样？”

卞平甲笑了，“不像，杜卫东那副傻大黑粗的样子，哪儿会有你这么个俊弟弟，我看不如说咱们是他单位的。”

“别了，随便用组织的名义不合适，就说我是他弟弟吧，管他像不像的，那大夫说不定连杜卫东的长相都记不准了呢。”

他们在楼梯上商量好了，才向门诊部走去。在一间小诊室里，药剂师把他们介绍给了一位须发疏朗的老医生。老医生没等他们开问，便露出一脸不满的神气说起来：

“病人怎么不来？这么多天了。”他翻着桌上的台历本，说：“他是上星期六上午来看的病，我跟他讲了叫他星期天，最迟不能超过星期一就得来看拍片子的结果，可今天都星期四了，怎么还没来，不怕把自己耽误了吗？”

“拍片子的结果出来了吗？是什么病？”周志明问。

“有了病，大夫的话是一定要听的，否则，大夫再高明也没有用。”老医生答非所问，絮絮叨叨地咕噜着。

“是啊，他老以为没事，不肯来，我们都挺着急的，所以来问问大夫。”卞平甲顺嘴编来。

“还以为没事？别看表面上肿得不明显，再不来，半条胳膊怕是保不住了。”

“大夫，他究竟什么病？”周志明着急地问。

老大夫腰板笔直，端端地坐着，说道：“他的右腕以前骨折过，肱骨和桡骨都曾经受过严重的损伤，从这次拍的片子上看，当时治疗得不理想，原来损伤的部位现在又开始发炎、积脓、溃烂。这是一种突发的急性炎症，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恐怕是要截肢的。”

周志明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语无伦次地问道：“大夫，那他照的那个片子，他的手，您说，他的手伤到什么程度了？肱骨，还有桡骨？”他在自己的小臂上比画着。

老医生加重语气重复地说：“我不是危言耸听，他的手如果不及时手术，就得截肢，不过现在来的话，也许还有可为。”

“我是说，您能不能判断，在上星期六，他从您这儿离开的时候，他的右手还能不能用力，比如说，负十公斤左右的东西？”

“十公斤？不要说十公斤，半公斤也不行，他的右臂从肘关节以下几乎不能动了。”老医生大惑不解地望着他，“怎么，他回家后没说他的胳膊很痛吗？从片子上看，肱骨和桡骨的四周已经积脓了呀。”

周志明顾不得再往下问了，向那位药剂师使个眼色，匆匆忙忙向老医生道扰告辞。出了诊室他又向药剂师道了谢，便快步如风地往楼下走，卞平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溜小跑跟上他，穿过走廊，直奔医院的大门。

“哎哎，到底怎么样？你是不是发现点儿什么了？”

周志明脸色凝重，摇了一下头，“不，没什么。”走出大门口，他握住卞平甲的手，迟疑少顷又说：“以后吧，以后再告诉你。”他使劲儿握了握卞平甲的手，突然觉得眼睛有点湿了，“老卞，你真是个好人，杜卫东有灵，准要给你作揖了。”

下午上班的时间已经过了二十来分钟，他和卞平甲分手后，在离医院不远的一家修自行车的铺子里，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

他拨通了办公室，刚说了一句话，大陈便先埋怨起来。

“你怎么搞的，都几点啦？纪处长刚才又发火儿了，喂，你现在在哪儿啊？”

“喂，跟你说，我现在回不去，请个假。”

“请假？我看你算了吧，现在案子正是要劲的时候，小陆他们已经出去了，我也正要走呢，你快回来吧。”大陈几乎是命令的口吻了。

“我回去挨批评，做检查，背处分，都可以，可这个事非马上办不可，劳驾了，你在领导那儿替我挡一挡。”

“到底什么事啊？喂喂。”

“见面再说吧，这儿讲话不方便。”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挂掉了电话。半个小时以后，他来到刑警队马三耀的办公室里，进门第一句话就说：

“杜卫东不是自杀，是他杀！”

“什么？”马三耀被这一惊人的宣告弄愣了，好半天脸上才现出疑惑的表情，推开堆在面前的一堆材料，用略带嘲弄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慢吞吞地说：“你小子昨天晚上做什么怪梦了吧？”

“我找到证据了，不开玩笑！”

马三耀凝眸和他相视少顷，在目光短瞬的交流中，他眉宇间那微讽的笑意消失了，神态严肃起来，但口气中仍然蕴着怀疑。

“什么证据？”

周志明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急急地说：“上个星期六上午，也就是杜卫东死的当天，他去市骨科医院看过病，他的右臂在监狱里被其他犯人捆残过，现在旧伤复发，医院里给他拍了片子，一个权威骨科医生证明他的右臂已经完全丧失活动能力，根本不能用劲儿。自勒身死，绝对不可能，医院的诊断可以百分之百地推翻这个结论！”

马三耀被这个横生出来的证据惊得目瞪口呆，“什么？你再说一遍！”

“骨科医院，他死前去看过病，右臂内部溃肿，根本不能用力！”

马三耀眉头打成一个疙瘩，呆呆地沉思片刻，如梦方醒地跳起来，抓起了桌上的电话。

“找老武，老武吗？你马上派人去市骨科医院，杜卫东自杀以前，不，他死以前去那儿看过病，你们去一下……不不，不仅是一般的了解病情，而是取证，对，取证，你别管销没销案……是，要马上去。”

放下电话，他坐下来，很疲倦地仰靠在椅背上，颓然地用手指捏着紧锁的眉尖，周志明靠近他，轻声说：

“你看，是否还应该派人再到他家里去一下，也许能了解点儿新情况……”

马三耀一句话没说，站起来，收拾好桌上散乱的材料，抓起棉帽子向门外走去，他拉开门，才转回身对周志明说道：

“陪我一起去，行吗？”

他们来到西夹道，是下午四点多钟。对于他们的不速而至，王焕德一家人无不下意识地觉得事情有了一线希望。

郑大妈形容枯槁，但说起话来，锐意还在，她用微陷的眼睛看定马三耀，叨叨说道：

“你是公安局的领导吗？我们家卫东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个说法，你们总该给个准谱子吧？他要是有问题，我们划清界限，要是没问题，我们也好挺着腰板做人呀，现在都在搞四化……”

马三耀不去理会老太太的唠叨，老练地在淑萍的房间里四下打量，问道：“星期六下午他回家以后，没说起他哪儿不舒服吗？”

一家人面面相觑，王焕德说：“没听他说呀。”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或者说感觉到他的右手有什么毛病？”

沉闷了好一会儿，梅英第一个想起什么来，说道：“那天他吃晚饭，好像……他好像是用匙子吃的，淑萍，你不是还说他越活越小来着吗？”

“用哪只手拿匙，右手，还是左手？”

“哎哟，这可记不清了。”

淑萍一直静静地思索，突然，眼睛闪了一下，“对对，他的胳膊是有毛病，他那两天说过他手痛，对我说过的！我问他怎么了，是不是以前得过什么病，他又老不爱说，我还说他来着，这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干吗不好意思呢。对了，那天我还劝他别去值班了，和别人换一换，他不听，说是大星期六的，跟别人换班不合适，他这人就这么认真。”

大福子的目光一直在马三耀脸上探询着，这时才插空进来问了一句：

“卫东……没什么问题吧？”

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自顾在屋里踱了两步，站定，问道：“他的东西，我们可以看看吗？”

“可以，当然可以。”王焕德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当即说。

马三耀先看了那个小书架，信手翻了翻，又看了杜卫东的柜子和桌子的抽屉。一边看，一边问一些杜卫东日常的起居习惯和死前的言行之类，最后他从床腿的里侧顺手拾起一只白色的帆布包，问道：

“这也是他的？还挺沉。”

“是他做木匠活儿的工具兜。”淑萍说。

马三耀扒着兜子往里看了看，伸手进去，哗啦哗啦一阵铁器撞击的声响，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小本子来，粗略地翻看着。

“写的什么？”周志明问。

“没什么，净是些家具图样，哎，这儿还夹着张纸……好像是封信。”

马三耀从小本子里抖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来，展开来看了一遍，向淑萍问道：“谁的信？”淑萍看了一眼，摇摇头，马三耀又递给志明，“不知道谁的信啊，我看是个草稿，勾得乱七八糟的，肯定不是他写的，他写不出这种水平的字来，我知道。”

周志明接过那张纸，一行熟悉的字把他的视觉猛地击了一下，他全身的血液都在这一击之下怦然窜到脑门上来了，这就是那封信！那封他们全力以赴在搜寻的信！

冯汉章先生台鉴：

你寄来的钱……

他的手抖起来，全身抖起来，不知是兴奋、是狂喜，还是恐惧、是惊骇！

他认识这笔迹，这潦草却未加伪装的笔迹！

施肖萌掮着沉甸甸的书包，走进宁静的阅览室。行将西落的太阳，在这间轩敞的大房间里洒下一片灿烂的金晖，明亮堂皇的视觉效果和暖融融的书卷的香气，使她晦暗的胸襟稍稍宽展了一些。

她为自己找了一把略高一些的靠背椅，尽量舒适地坐下来。这几天，来这儿看书的学生寥寥落落，似乎大家都在忙着为逃避去外地分校的命运而奔走活动。她要不是中午刚从王副校长那里得到了可靠的内部消息，又何尝能够如此安逸地来这里看书呢？

还有几天就要放寒假了，放假前就要公布去分校的学生名单，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教室、宿舍还是在操场、食堂，这件事都作为中心话题被人们用各种猜测、判断和展望翻来覆去地咀嚼着。要去六百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被——用某些同学的话说——发配“远恶军州”的可能。前天，中文系十八个党团员联名向校党委递了公开信，主动要求去分校草创，随后，西语系立即有人起而响应，而在他们法律系，却还没有涌现出这类拔萃人物。当她在食堂门口看到那封赫然贴在墙上的公开信时，胸口也曾荡过一股热流，对于这些自告奋勇的同学，她从心里是敬佩的，因为这毕竟不是假好汉的一时狂热，而是对自己终身前途的一个小小的选择，她真恨不得也登高振臂，“算我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填在上面，与那十八勇士为伍做伴去。然而却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她要是真那么干了，也许才真是属于一时狂热呢。她想好了，听天由命吧，让她去，她就去，让她留，她也不那么左，好像只有到分校才算响应党的号召似的。

于是在昨天全班的大会上，她只是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谨慎而简短地表了一个愿意服从组织分配的态。等散了会，立即有人对她说：“你还怕什么？你有你老头儿……”虽然是熟人玩笑，但说得这么直白，颇有些让人下不来台，她当即就恼羞成怒地抢白了一句：“你可以监督呀，我要是托家里走了后门，你告到纪委去，叫我退学都行。”

王副校长在今天中午透给她的消息中，特别提到了《南大学报》已经内定由她担任法律组的学生编辑一事，显然，她的留校有一大半是出于这一缘故。她的心情也由此而安定下来，这样见了谁都可以说得出口了，她留是留得无愧的。

阳光在眼前的桌面上镀了一层柔和的金色，使人赏心悦目。《学报》怎么看中她了呢？大概，一是因为卢援朝案件的胜诉，使她小小地轰动了一下；二是她的那篇“摒弃人治，实行法治”的文章，《学报》取其鲜明，是准备刊用的。这两件事似乎和眼前这片金色的阳光一样，预示着自己在事业上的未来。比起大多数同学来，她应该算一个早发的幸运儿了。一想到自己的文章将第一次被铅字刊出，她心里便荡漾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和满足。

多想想这些好事吧，她尽量把这些天来那一个个不快的思绪从脑子里赶开，慢悠悠地从书包里取出那本正看了一半的参考书——《宪法选编》，从中间打开来，又摊开笔记本。对！所有这一切，学问是最要紧的。

十九信条?穴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公布?雪

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

黑色的铅字在书页上模糊起来，她的思绪又飘移开去。最近一段时间，她总是不能长时间地凝聚起注意力来，思绪总是这样游移无定，像痼习一样难以克制，想什么呢？她常常……常常会不期然地想起周志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