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六月，素有“江南火炉”之称的陪都重庆，骄阳似火，溽暑难当。树叶低垂着头，热辣辣的阳光穿透树枝，将跳跃的光斑撒在山坡、石阶和草坪上。

这是前线噩耗频传的一九四二年。蒋介石站在一间名为“老草房”的会客厅窗前。他到剪双手，面色沉郁，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窗外，室内半明半暗的光线将他瘦削的脸膛勾勒出一幅冷色调的剪影来。

委员长威严地沉默着。他没有如通常出席重要会议那样身着戎装，而是穿一件普通青布长衫，着府绸灯笼长裤，蹬一双浅口绒面布鞋，这身朴素的装束虽然藏起了军人统治者的威势，却更显出中国政治家深藏不露，狡诈诡谲的风格。

客厅里还坐着几位国民党军政要人。有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兼副总长白崇禧，还有林蔚、陈诚、陈布雷、余飞鹏、商震等。他们或悄悄啜茶，或轻轻摇扇，偶尔压低声音交谈几句，唯恐惊扰领袖的沉思。

再过一小时，委员长将在黄山别墅宴请刚刚从印度飞来的史迪威将军。

对委员长来说，缅甸之战无疑是替英国人干了一件得不偿失的蠢事。他的初衷并非取悦于丘吉尔而是要让罗斯福重新认识和估价中国，以提高中国同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领袖一种压抑已久的大国冲动，它表明中国人不仅渴望获得更多的援助，而且更渴望恢复昔日在世界上的盟主地位。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委员长偏偏为此丢尽了脸面。三个精锐军伤亡过半，武器装备丧失殆尽；仰光不仅没有保住，反而险些让日本人打进昆明。以十万大军的征战换来一场令人汗颜的惨败，这真是中国委员长始料不及的。

但是委员长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他的天才不在于打仗而在于玩弄政治阴谋。中国远征军的失败无疑更坚定了他对中国抗战抱有的一贯信念，即以一个沦陷半壁的贫弱之国去试图打败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那是白痴才会有的可笑念头。

中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英国人也不行，只有美国人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抗战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场无法选择的赌博，你已经坐在牌桌上，就必须赌下去。因此唯有谨慎下注和聚敛本钱才不至于输得精光。

身后传来窃窃私语，委员长听出是何应钦的声音。这位总参谋长好像同商震讨论日本东京的歌伎和料理什么的。

委员长没有回过头去，他好像一尊冷漠的雕像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滑下去。

以民国政府的军政大员而论，恐怕没有人比委员长更了解他们的对手日本人了。委员长青年时代曾三次东渡日本海，就读于东京振武军校炮科和士官学校，悉心研究过日本的政治、军事和历史。他认为日本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是亚洲唯一能与欧美列强抗衡的国家，中国若要强盛，则非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不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三民主义是西洋药方，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无效。

中国需要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中国需要集权，需要独裁和枪杆子。中国有中国的真理。

以眼前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而论，中国若要取胜，唯一正确的策略不是“打”而是“抗”，即抗到美国人的飞机大炮迫使日本人投降为止。中国是一个靠实力划分天下的国家，中国每省每县乃至每个区乡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委员长。如果拿中央军和日本人火并，其结果只能叫共产党和那些心怀不轨的地方军阀坐收渔利。领袖和政治家的目光绝不能不看到将来，看到中国战后重建势力范围的前途和大格局。

几乎与腊戌失守同时，日本人发动中原、浙赣和华南作战。侵华日军以五十万的兵力从南方数省同时大举进攻，意在打通浙赣路，收缩包围圈，一举迫使重庆政府投降或者和谈。

雕像微微一动，改变了姿势。委员长佝起腰，手指不知不觉绞在一起。他仿佛要用这种姿势抗拒来自窗外敌人的无形压力。

委员长从不反对和谈。但是和谈的前提是决不能导致中国出现第二个满洲国傀儡皇帝。在“珍珠港事件”前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国民政府几经迁都，多次濒临绝境，委员长也顶住压力坚持不肯与日本人和谈。倒不是委员长要保全什么民族气节或者为信仰而战，而是日本人的胃口太大，太贪婪，欺人太甚。中国是委员长的中国，只有委员长才是中国唯一合法的领袖，任何人试图瓜分或者强行剥夺他的权力都是他所不允许的。

否则委员长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在战争把中国人的贫弱之躯同西方列强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既然美国人已经参战，他还有什么必要考虑同日本人单独媾和呢？

除非有人逼迫他打这张牌！

委员长慢慢拭去额角渗出的汗珠，从窗外收回目光，然后不动声色地转过身来。他以他那浓重的奉化口音呼唤他的表兄俞飞鹏，“你说说看，你现在每月还能给我运来多少东西？”

俞飞鹏悚然望着比他高出一头的表弟，不知所措。委员长明明对缅甸失守后的物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为什么还要当众叫他难堪呢？莫非哪里又出了岔子叫他捉住把柄？委员长面无表情，目光冷淡，于是这位身材矮胖的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滇缅公路物资运输总处主任惶恐地垂下目光，嗫嚅着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你是说不上来呢，还是要叫我替你说？”委员长背着手，不紧不慢地问道。

表格额头淌汗了。他支支吾吾地回答：“恐怕……就几十吨吧。”

“恐怕没有这些吧，咹，到底多少吨？”委员长皱起眉头望着这位窝囊的表哥，厉声说。

“是！报告委员长，五月份一共运进物资二十一吨。”

“混蛋！娘希匹！你五月份以前都干什么去了？！”委员长突然雷霆震怒，把一份文件啪地摔在俞飞鹏面前。交通部长站得笔挺，汗如雨下。委员长丝毫不理会表哥的窘态，继续声色俱厉地呵斥他：

“你给我念一念！要大声念。你们都听一听，这就是他的成绩！”

这是一份东京电台公布的战报，战报对第五十六师团在滇缅公路追击战中缴获战利品统计如下：

在中国边境的畹町，缴获汽油共1，570桶，机油1，000桶，米500袋，盐280贯（每贯3·2公斤）。在遮放缴获汽油310桶，机油1，100桶。

另在芒市缴获汽车轮胎900条，榴弹炮弹900箱，速射炮弹600箱。在龙陵缴获汽油550桶，柴油1，100桶，轮胎250条，米700袋，水泥10，000袋。其他还有大量铜、铁、锌板、钨等金属材料。

加上在腊戌和仰光缴获的美援物资，累计总数在十万吨以上，其中仅汽油一项就达二万余桶……（见《缅甸作战》）

委员长的愤怒如同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期间伴随着一阵阵尖声詈骂和歇斯底里。

“……日本人天天在广播里宣传他们的胜利，宣传他们又缴获多少多少美国物资，还列出了清单。娘希匹！丢人到家了！美国人听见会怎么想？他们把东西送给你，给你运到家门口，你们这群废物却把它统统丢给了日本人！我这个委员长在美国人面前还说得起话吗？咹？！”

众皆无语。沉默。只有委员长呼哧呼哧喘着粗气。

何应钦小心翼翼劝道：“委座息怒。盛夏溽暑，勿要伤了身体。依我看，缅战失利责任主要在英国人，这一点美国人不会不知道。”

委员长不理会何应钦。他的表情变化有如一个最出色的演员，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安全达到随心所欲和炉火纯青的境地。他的声调一转，缓缓环顾众人，哀伤地说：“你们中间，咹，还有谁能替我，替党国多分担一些责任？抗战的局面，照这样下去能坚持得住吗？”他指着俞飞鹏：“你们要是都跟他一样，我就只好打起白旗下山去投降了。”

山上传来日机空袭警报。委员长颓然坐下，飞机马达声自远而近，空气沉重地压迫着客厅里的每一个人。幸好这天日本飞机只是飞临重庆侦查，没有扫射投弹，因此天空的马达声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你出去！我不要见你，从今天起，我撤你的职！”委员长又尖叫起来。他厌恶地挥挥手，将那位哭丧着脸的表哥赶出门去。

随着交通部长的消失，屋子里仿佛消除了一个危险的热点，众人都松了一口气，掏出手帕来揩汗。

委员长对失职的表哥处理比较含糊，俞飞鹏将军的主要职务有两个，即交通部长和运输总处主任，委员长究竟要撤消他哪个职务却没有讲明白。事实上滇缅公路被切断后，运输总处便已名存实亡。有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大家都明白委员长不过雷声大雨点小，目的仍在于震慑他人罢了。

委员长朝何应钦微微颌首，说：

“敬之，你把美国人那份东西给他们念一念。”

被委员长称之为“东西”的是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外交信件。白宫那位权力很大的总统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先生致函委员长，除了重申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抗战的一贯态度外，还通知委员长，总统准备紧急调遣一百架运输机前往中国运送物资，以弥补滇缅公路被切断的损失。信件最后说，有关援助的具体事宜已经授权史迪威将军来华处理。

白宫的态度十分明确，美国人不希望看到中国政府因失败而丧失信心，因此决定增加飞机运输的昂贵代价来鼓舞抗战士气。问题出在白宫将大权授予一个过分自信的美国将军，这就使得委员长的心情变得郁郁不乐。因为史迪威恰恰是他最不喜欢的外国人之一。

“启予，你把子文的电报念给他们听听。”蒋介石又指着靠在门边的商震说。商震将军在军事委员会担任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

“宋外长二日从华盛顿来电称：缅甸失利影响甚大，白宫和五角大楼俱感震惊。美国公众对我抗战的不信任情绪正在增长。考虑到美国国会不久将通过对华援助修正案和对华贷款计划，我国政府应对此予以足够重视。另据悉史迪威已拟就反攻缅甸计划，具体情况不详。”

“都说说，咹，有什么看法？”蒋介石一一扫视众人问。

“莫非史迪威还要组织一次远征军不成？”军政部次长陈诚问。远征军组建之初，总司令一职一直由陈诚兼任，幸好后来因故未到任，才改派罗卓英。他至今暗自庆幸。

“仗总得要打嘛，不然人家美国人为啥那么大方地给你运装备来？”何应钦看了他的死对头一眼，操着浓重的贵州口音说：“再说中国有的是人，只要美国人肯出钱，出枪炮，多装备几个军，到时候怎么打，大打小打，真打假打，就由不得他史迪威了。”

“何部长信不信，史迪威会拿飞机大炮同委员长作一笔交易？”人称“小诸葛”的桂系将领白崇禧冷笑着插言。

这句话正好触动了蒋介石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但他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

“白部长，你认为史迪威会提出对正面战场的要求吗？”蒋介石轻描淡写地问。

白崇禧略一迟疑，立即恭敬地回答：“依我看，史迪威未必有那么大的胃口。”

陈成接口道：“怎么不敢有那么大的胃口？不信你把中央军都交给他试试，美国人巴不得把中国都接过去哩。你端人家的碗，就受人家管嘛。”

最末一句话刺激了蒋介石，他不满地瞪了陈诚一眼，厉声说：“辞修怎么说这种话？咹！前些年抗战，没有美国人的枪炮，我们不是也打过来了吗？我们现在不光是为中国打仗，也是为美国打仗嘛，他们就不该多出一些枪炮吗？”

何应钦又不失时机地踢了对方一脚。

“委座之言极是。依我看，我们有美国饭吃当然好，但是受不受制于人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古时候还有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嘛。你如果不想受制于人，自然有办法对付，哪能就被别人牵了鼻子走？比如这次在缅甸，罗卓英一败涂地，就该好好追究他的责任才对。”

罗卓英明摆着是陈诚的人，而杜聿明却是何应钦的干将。陈诚好像被马蜂蛰了，脸红筋胀，要与何应钦论个明白，却被蒋介石制止了。

“我说过，要精诚团结嘛！国难当头，你们还这样吵来吵去，传出去成何体统，岂不叫国人失望吗？！”蒋介石再次声色俱厉地训斥道。其实他对手下人的派系活动了如指掌，但是他并不打算消除派系。中国是个派系林立的国家，无宗派即无中国。越是高明的政治家，就越要制造各种派系，并且控制和利用这些派系矛盾为自己服务。

“我还要讲，你们都要牢牢记住。第一，中国有句古话，叫‘以夷制夷’，这是我们老祖宗总结的御侮之道。以美国之夷治日本之夷，日夷岂有不治之理？第二，我早就说过，‘攘外必先安内’，这才是最要紧的东西。你们不要忘了，将来同我们争夺天下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

委员长端起茶杯很响地漱了一口，转向商震说：“你再讲讲史迪威的个人情况。这个美国人，以后我们要集中精力对付他。”

“据我所知，史迪威是个很难对付的人物。”外事局长从公文包里取出材料，边翻阅边说，“你们都知道，他有过三次来华任职的经历，对中国比较熟悉。他同美国总参谋长马歇尔私交甚密，并且很受美国总统的信任。但是在史迪威的军事生涯中，他最多只有带领一团人打仗的经历，那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我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位美国中将非常渴望有机会率领大兵团作战，做个麦克阿瑟或者蒙哥马利那样的统帅。

“还有情报表明，史迪威与陈纳德有较大矛盾，并且有激化趋势。陈纳德是个自命不凡的退役军人，作战勇敢，独断专行，喜欢受人崇拜。他不喜欢别人干涉他的事物，尤其干涉他亲手创建的航空自愿队。但是史迪威将军是总统任命的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他毫无疑问要指挥陈纳德，并且把陈纳德的独立王国接管过来。我还要补充一点，史迪威此次来华手握物资分配大权，他将会提出对将来反攻缅甸的军队拥有绝对指挥权，这一点几乎是明摆着的。”

蒋介石沉吟不语。高参林蔚建议同美国人摊牌，明确协议用多少师换多少装备。何应钦狡黠一笑，说：“依本人之见，让美国人自以为是总司令不是更好些吗？比如这次缅甸作战，杜聿明的第五军就让史迪威知道，别人的军队到底是养不家的嘛。”

蒋介石眉梢一动，若有所悟。他抬起头问：“杜聿明到印度了吗？”

何应钦摇摇头。

蒋介石突然大发感慨，赞叹不已：

“杜光亭誓死效忠党国，精神可嘉。身为长官，与士兵生死与共，这样的优秀军人，在我们党国已经不多见了。”

白崇禧插言：

“请委座明示，罗卓英已经到了印度。委座要他回国还是留在那里？”

蒋介石略一思忖，断然说：

“叫他去听史迪威指挥。反正装备也丢光了，回来两手空空。还有那个孙立人，我不放心。”

一架古色古香的镶花木座钟清脆地敲了十一下。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报告美国客人已经到了山脚下。委员长让大家都到门外去等候，只把商震留下来。

“启予，今后主要由你同这些美国人打交道。”委员长低声嘱咐道，“你要记住，我们中国人是非常讲究谋略的。中国有句名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打败敌人固然可贵，但是兵不血刃就取胜更加不易，这才是军事家的最高境界。但是这不是军事，是政治。中国是个没有民主的大国，内乱外战不断，中国的政治从来都是要靠枪杆子做后盾的。我的中央军既不能送给美国人，更不能送给日本人，它们是我将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本钱。你明白吗？”

外事局长频频点头，他完全为领袖的智慧和胸怀所折服。领袖之所以为领袖，就在于他们具有通常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商震出去后，“老草房”经过片刻宁静，山道上有了汽车开近的沙沙声。委员长从窗户里看到，两辆黑色的“福特”轿车一前一后驶近，在石阶下面停住。车门打开，美国大使高斯和史迪威钻出车来。

几乎与此同时，走廊里响起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叩击声。宋美龄仿佛踩着钟点节拍一样分秒不差地出现在客厅门口。这对代表中国最高权力的夫妻相视一笑，男的伸出胳膊，女的亲热地挽住他，然后一同款款地迎出门去。

这一天，黄山别墅的宴会一直持续到下午。但是在此后进行的会谈中，委员长遇到了一系列棘手的难题，中美谈判几近破裂。

2

小时候，父母对我们子女管教甚严，有时严厉近乎苛刻。我们家有许多规矩，比如吃饭不许说话，不许挑挑拣拣，不许弄出响声；见了长辈要请安，走路要脚尖落地，大人说话不许插嘴，不许翻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等等。我不知道别人家里是不是也有许多规矩，对我来说，自从有了这些规矩，我的好奇心就越发强烈了。

比如有意将饭碗弄出响声，比如蹦蹦跳跳地走路，比如偷偷溜出大门而不得到大人的批准。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母亲的柜子。

母亲屋里有一只香樟木大衣柜，据说那是外婆的外婆留下来的。衣柜里有许多方格子，还有许多抽屉，跟同仁堂中药铺里的药柜差不多。母亲总把柜子锁得紧紧的，我猜想那里面一定藏着好多秘密。

有一次柜子忘了锁，我在柜子里果然找到了许多玲珑剔透的小玩艺儿，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东西，我知道那都很值钱。后来，我在一只抽屉里翻出许多旧照片，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其中有一张，上面站着一对男女，都很年轻，女的笑得很开心，男的穿军装，很威武的样子。中间有个小女孩，我认出那是我母亲。

我因此狠狠挨了一顿打。

隔了许多年，当我已经考上大学而我的苦难的一家也结束流放重新团聚时，母亲才解开照片之谜。母亲说，那个军人名字叫蒋纬国，女的名字叫石静宜，照片摄于四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付之一炬。

一九八七年，一位亲戚从美国探亲归来，带回一摞珍贵的照片，其中有石静宜夫妇及蒋氏家人在台湾生活照若干。后来我在写作这部书稿时心血来潮，想把照片弄出来与一道发表，结果吓得那位亲戚从此对我退避三舍怒目而视。

由于我的家族同中国政治经济曾有过密切关系，因此我和我的一家在后来漫长的生活岁月中经受了许多不应有的挫折和磨难。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改变我对待历史的积极态度。

我将以超越个人恩怨和公正、冷静、客观的态度评价那个同我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旧时代，以及主宰那个时代和构成那个时代社会政治核心的蒋氏家族。

公元一九四二年秋，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作为委员长的私人特使首次出访美国，引起美国朝野普遍关注。

在本世纪上半叶，交通尚不发达，飞越太平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中国仍然是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家，因此这次国事活动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何况来访的主角还是一位夫人。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贵宾的包机在华盛顿机场徐徐降落。机场铺了红地毯，等候已久的人们朝飞机涌去，数十名新闻记者立刻把照相机对准了机舱门。

舱门缓缓启开，一位带着矜持微笑的夫人出现在舷梯旁。所有在场的美国人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镜头前的中国第一夫人并不是想象中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而是一位气质高贵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士。

夫人现场接受新闻采访。

夫人面对记者的包围，操一口地道的美国英语对答如流。《纽约时报》记者抢先询问夫人此行有何使命，夫人略一思忖，自豪地说：

“IhavecomehereoseekhefriendshipbeweenheChinesepeopleandAmericansIamsureevenGodcouldneveLehewogreanaionsesrangedfromeachoher

（我为寻求中美友谊而来。我相信上帝不会让两个伟大的民族彼此隔膜。）”

其实夫人的话只道出了一半意思，她的另一个使命是到美国治疗神经性皮炎。但是夫人的回答已经赢得人们满堂喝彩，第二天美国许多大报都引用这句话作为新闻标题。

《华盛顿邮报》记者问及夫人的信仰，夫人答：“我愿意向各位透露一个私人秘密，我和我的丈夫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一家都是上帝的仆人。如果我亲爱的美国朋友还想多了解一些情况的话，我还可以告诉大家：许多年前，我父亲曾在你们国家做过美以美会牧师。”

记者们飞快地记下了这条轰动新闻。中国第一夫人的父亲原来是个受人尊敬的美以美会牧师。

哥伦比亚广播电台记者请夫人对听众谈谈访美的心情和感想。夫人接过麦克风，用一种略带忧伤和动情的声音对成千上万守候在收音机旁的美国人娓娓倾诉：

“……也许我应当说，我是一个最有资格把美国当作第二故乡的中国人，因为我从小在这个民主友好的伟大国家长大成人。在佐治亚州，我至今仍然清楚地牢记着那里的一切：美丽的查塔胡奇河，奥尔巴尼的森林，哈迪维尔的阳光和海滩。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我还在那里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我有过许多要好的美国朋友，珍妮特、玛丽、黛莉思……亲爱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我还要说，我应当感谢美国，是这个伟大的民族教育培养了我，是我能够将美国的民主自由思想带到我的国家，改变那个国家的贫穷、愚昧和落后……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对此行充满信心。我相信我的访问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因为我了解美国，就像美国也将了解她的最可靠的朋友中国一样。谢谢。”

夫人的初次亮相在华盛顿引起轰动。

中国夫人的出现无疑在感情奔放和容易冲动的美国人心目中唤起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亲切感和怀旧感，她使人联想到一个失散多年的女儿重返娘家。连罗斯福总统看过当天的报道，也禁不住啧啧称赞：“这位夫人真是个天生的外交家。”

只有瘦高个霍普金斯对此表示怀疑。他吭哧吭哧地咳嗽着说：“恐、恐怕是个有、有天才的阴谋家。”

从此，蒋夫人开始了她个人在中美关系史上意义重大的美国之行。她频频抛头于美国政界和社交界，出入于白宫和参众两院，所到之处无不激起一片片热烈赞扬与欢呼之声。

访美头一周，夫人应邀前往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在夫人的所有外事安排中，这是其中最关键最重要同时也是最艰巨的一项活动，因为演讲结果将直接影响援华物资修正案和贷款计划的顺利通过。

那天，中国夫人身着端庄的黑丝绒旗袍出现在国会山庄讲坛上。在柔和的华灯照耀下，她看上去是那样高贵华丽，优雅大方，宛如一座东方圣母玛利亚的雕像。

“尊敬的议员先生们——”

雕像微启玉齿，演讲开始了。

“……请记住，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乞讨或者博取某种廉价的同情，我是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漂洋过海，来向另一个伟大的国家寻求友谊和支持的，不论这种支持是道义上的还是物资上的，都将使我感到满足和欣慰。我还要告诉诸位先生：我的国家正在遭受一个野蛮民族的残酷侵略，并且这种侵略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年。而那个野蛮民族不久前又悍然袭击了你们伟大的国家，正是这个共同的敌人把我们两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夫人历数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恶行径和中国抗战的艰辛，讲到动情之处，不禁潸然泪下，泣不成声。国会一片肃静。议员们全都被夫人的风采和演讲打动了，许多议员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真了不起啊！”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哈利·S·杜鲁门议员评论道：“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扣人心弦的演讲。蒋夫人使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演讲结束，几百名议员全体起立，鼓掌达数分钟。

蒋夫人刮起的旋风震撼了国会山庄。

“美国人正以超过对其他任何人的注意力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时代》周刊语）

“……她使国会觉得是在倾听一位世界伟人的演讲。”（《巴尔的摩太阳报》语）

“国会被……吸引了。……惊愕了。……缭乱了。”（《生活》周刊语）

而一位叫卡尔·桑德伯格的记者则怀着赞叹的心情在《旧金山快讯》上写道：

“……她所要表达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在地球上生活的全人类。”

蒋夫人的出现无疑使美国公众感到熟悉和亲切，他们把这位回娘家的黄皮肤女儿当作中国的缩影，觉得中国并不遥远，也不隔膜，彼此早就是亲戚，从而激发起一种想要表达友谊和支持的强烈愿望。在麦迪逊花园广场，蒋夫人与议员威尔基同台演讲，两万听众欢声雷动；在好莱坞圆形音乐厅，专程赶来听夫人演讲的听众达六、七万人，创下当地演讲史上的奇迹。夫人还在美国到处募捐旅行，在各大广播公司的专题节目中频频露面。

蒋夫人成为那一年美国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美国最有影响的三家杂志都将夫人的照片登在封面上，并连续发表专访报道。夫人每天还要收到许多来自美国各地的信件和礼物，有时一天多达数百件。有一次，一位名叫卡塞林·奎因的夫人从新泽西州的东奥林奇寄来一封信，信中附有一张一九三七年的新闻照片和三美元的汇票。照片拍摄的是上海遭受日机轰炸后孤零零的小女孩坐在铁轨上哭泣的情景。奎因夫人恳请蒋夫人收下汇票并激动地写道：“这三美元是我三个女儿捐献给照片上这个中国小女孩的，希望她已经找到了父母。”

美国舆论迫切希望援助中国的要求和激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白宫和国会，它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促使美国政府立即作出提供贷款和增加对华援助的决定。这种情形使美国的另一个欧洲盟国深感不安。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勋爵忧虑地向伦敦报告说：目前美国国会在公众激情浪潮的冲击下，有向华府作出难以实现的承诺的危险。

蒋夫人的美国之行获得极大成功。

与美国公众的欢声雷动相反的是，中国夫人在白宫的美好形象正在遭到难以挽回的破坏。

蒋夫人赴美之初，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曾亲往宾馆探视。总统夫人觉得中国的第一夫人是那么年轻，又是那么娇嫩和弱小，以至于这位有六个孙子的美国祖母产生了想要帮助她并把她当作女儿来照顾的愿望。于是一周以后，中国夫人带着她的全部随从和两名美国护士住进了白宫。

作为中国最有权势同时也最富有的宋氏家族成员和委员长夫人，宋美龄很快又向人们显示了她的性格和本质中的另外一个侧面。

毫无疑问，夫人的生活是极为优越的，并且是中国帝王式的优越。他的生活用品全都从国内随机运来。她的衣物之多，令总统夫人瞠目，埃莉诺私下只好把她同古埃及皇后相提并论。夫人卧室的丝绸床单每日一换，如午睡则要换两次；地毯窗帘的色彩图案依脾气和情绪而定，时常都要换来换去，这在战争期间的白宫被看作是一种相当奢侈的铺排和浪费。夫人不喜欢到餐厅用餐，而是更愿意待在寝室里让人侍候。她饮食十分挑剔，常常面对一大堆精美的食品发火。夫人的随从有专人在全国各地采购食品，有的东西则需要飞机专程从中国运来。

白宫每间房屋都装有电话和电铃，但是夫人偏偏讨厌按电铃，她喜欢用击掌或叫喊的方式使唤下人，并且稍不如意就把顺手的东西，比如茶杯花瓶或者饭碗汤盘砸在下人脸上。有次一位白宫服务员不幸领受了夫人的坏脾气，结果激起了全体白宫服务员的愤慨，他们宣布集体罢工一天并向美国总统提出抗议。

蒋夫人每次外出都有许多讲究和排场，白宫特工部为了她的安全不得不大动干戈。但是夫人又偏偏喜欢随心所欲地改变计划，常常弄得警卫们无所适从。特工部一位将军坦率向夫人指出，请她今后不要再随意改变活动日程。夫人却勃然大怒，马上给总统打电话要求撤掉这个将军的职务。

中国夫人由于颐使气指，骄奢无度，因而很快暴露出自己那根藏匿不佳的封建主义尾巴。她后来成为白宫历史上最不受欢迎和声名狼藉的客人。

对中国第一夫人的观察最为深刻的莫过于白宫那位行动不便却头脑清醒的男主人——罗斯福总统了。总统从蒋夫人身上嗅出一种中世纪封建王朝的腐朽气息，而这种气息正是与夫人的华贵外表，优雅谈吐和富有同情心的演讲格格不入的。

据《白宫文件》载：某日，宾主共进晚餐。席间罗斯福就美国工运领袖约翰·L·刘易斯发起的工潮事件询问蒋夫人，如果中国政府在战争期间遇到类似棘手的事情会怎么办？

蒋夫人正在啃一只鸡翅。她停止咀嚼，用手在自己脖子上优雅地做了一个砍头姿势，然后轻松地说：

“喏，先生，就这样办。”

总统瞠目，与自己夫人面面相觑。后来总统同人谈起这件事曾厌恶地表示：难道这样的领袖能把自己的国家引向真正的民主吗？

然而，中国夫人的访美之行毕竟获得了圆满成功。次年五月，夫人满载而归。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国特使，宋美龄运用自己的地位和才能为中国抗战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为中国政府和她自己带回了大批美国礼物，其中包括战争急需的许多武器装备和一笔五亿美元的战争贷款。另外同样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宋女士一下飞机就投入到抢购美国债券的狂潮中。美国国会批准的战争贷款以债券形式在中国发行，头三天就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包揽五分之三。宋美龄与其胞姐宋蔼龄各购进五千万美元的债券，宋子文购进三千万。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九七三年公布的调查报告称，截至一九四五年九月底，宋子文在美国大众和花旗银行一共存入七千万美元，宋蔼龄八千万美元，宋美龄不愧是第一夫人，她以个人名义存入的美元高达一亿五千万元。

3

大难不死的美国人约瑟夫··史迪威再次以坚韧不拔的牛仔精神往返于印度和重庆的空中航线上。

过去一周，他同委员长的伙伴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委员长夫妇的款待和拉拢没有使他放弃改组中国军队的决心，相反，他坚持认为缅甸失败和中国战局一再恶化的责任在于中国政府。中国士兵是“无可挑剔的，他们机智、灵活，吃苦耐劳，毫无怨言”，“问题出在那些贻误战机，胆怯，贪得无厌和临阵脱逃的军官身上”。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彻底进行“换血”。史迪威在一份呈交委员长的正式文件中提出四点建议，作为美国保证紧急空运的交换条件：

一、枪毙张轸（第六十六军军长）、甘丽初（第六军军长），追究所有渎职军官的刑事责任。

二、空运八至十个师到印度，组建X军；在云南境内改编和训练三十个师，组建Y军。一九四三年雨季结束后反攻缅甸。

三、上述部队由美国负责提供全部经费和作战装备。

四、团以上指挥官全都由美国军官担任。

上述建议遭到委员长愤怒拒绝。

委员长完全无法容忍美国人的插手和干涉内政。史迪威只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参谋长，是客人，但是这位客人却要来清洗主人的军队，这在中国委员长看来简直与造反无异。军队是中国政治角逐中最重要的砝码，是中流砥柱，谁要是动一动军队，就等于要了委员长的命。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中国，军队是国家的同义语。而美国人史迪威并未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他也许只从中日战争的角度来理解军队，理解军队的职能和任务，这就等于无意中往委员长最敏感的部位猛击一拳，难怪委员长作出的反应是那样强烈和怒不可遏。

政治家罗斯福出面调解这个僵局。他慷慨许诺把对中国的空运物资由每月一千五百吨提高到每月六千吨，以此换取委员长对史迪威将军反攻缅甸的计划的让步和支持。

总统只字不提改组中国军队的计划，这就给以后的中美危机埋下了一个伏笔。委员长认真考虑了美国总统的建议。第十天，会议重新举行，双方代表就上述建议的前三项达成协议。委员长被迫作出重大让步，宣布对张轸、甘丽初撤职，并将其余二十七名团以上军官送交军事法庭审判。驻印军（X军）以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当时尚在胡康河谷艰难跋涉的第五军为基干，再从国内空运四至五师组建，指挥权归史迪威掌握。但是在云南境内组建Y军的计划要等委员长亲眼看到每月空运六千吨的诺言兑现后才能付诸实施。史迪威也不得不做出让步。他宣布在X军和Y军中设立美军参谋顾问团制度，美军顾问的权限与同级军官相等。

蒋史矛盾暂时得到缓和。

协议一经达成，史迪威剩下要做的事就是立即着手开辟一条把物资运进中国的安全空中航线。

六月上旬，就在中国委员长和他的美国参谋长为了各自对战争的理解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远离重庆数千英里的太平洋中部海面上，在一个叫做中途岛的波涛汹涌的海域附近，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正在悄悄集结。飞机加满油箱，鱼雷轰炸机腹下挂满沉甸甸的鱼雷炸弹，好像孵卵的老母鸡。海军陆战队整装待发，随时准备登陆。山本大将决心一举夺取中途岛，进攻夏威夷，将美国人从太平洋赶出去。

但是，这一次精明的日本人失算了，美国人破译了他们的密码。从本土和夏威夷紧急开来的航空母舰已经在小岛另一侧游弋了整整一周。

美国人决心遏止日本人的野心。他们要报珍珠港一箭之仇。

这场海空大战持续了两天。中途岛大海战以日本联合舰队惨败而告终，日方损失四艘大型航空母舰和四百三十多架舰载飞机，实力大损，不得不退回本土。美国只损失一艘航空母舰。从此，日军攻势渐颓，太平洋战场主动权逐渐转移到盟军方面。

六月中旬，中途岛大海战的胜利消息传来，备尝失败艰辛的亚洲盟军一扫心头阴霾，精神大振。中国战区，日军攻势有所减缓，大批骨干师团陆续南调，投入南太平洋战场。此后一段时间，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一个相对平静的对峙局面。

六月，非洲战场却频频告急。

首先是德国北非兵团在隆美尔指挥下一举歼灭英军装甲兵团，接着德国坦克又攻陷布鲁克城要塞并越过利比亚，乘胜进入埃及。不到半个月，亚历山大港和开罗都处在德军炮火控制下，中东岌岌可危。埃及一旦失守，德军坦克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越过中东直捣印度，那时腹背受敌的盟军就再也无法阻止法西斯阵营的胜利大会师了。

罗斯福总统立即对北非的严重局势作出反应。

六月二十二日，总统下令已经启程的美国船队中途改道，将运往中国、苏联和土耳其的部分飞机和重型武器改运中东。

月底，美国总统再次下令，将飞往中国的运输机群改飞中东，以挽救频临崩溃的英国埃及兵团。

但是刚刚作出让步的中国委员长却不管这些理由，他被美国人不守诺言的无耻行为彻底激怒了。他立即派人召来美国大使高斯，还有史迪威和陈纳德，冲他们大叫大嚷，怒不可遏。

三个美国人分别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向委员长申辩。

老奸巨滑的外交官高斯大使娴熟地玩弄外交辞令，阐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国际义务。史迪威以军人的直率向委员长指出国际战场一盘棋的道理。

陈纳德上校则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向委员长暗示：只要他的飞虎队拥有足够的飞机，就一定能在半年甚至三个月内从空中打败日本人。

史迪威理所当然成为委员长发泄怒火的对象。

罗斯福总统为了消除误会，亲自写信向委员长解释中东吃紧的原因，并保证今后逐月提高空运量。为了表示对中国战场的重视和提高该战区的地位和规格，一周后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批准将非官方的美国援华空军志愿队（即飞虎队）正式编入美国空军序列，半年后又升格为独立的第十四航空队（师），司令官克莱尔·陈纳德上校也因此如愿以偿，接连晋升两级，成为陈纳德空军少将。

美国总统的安抚政策并未消除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敌视和成见。相反，总统的退让却使国民党人逐渐意识到他们手中握有一张讨价还价的王牌，这张王牌就是日本人。太平洋战争一旦吃紧，中国人就成为日本人争取的对象。蒋介石一旦把握住美国人担心日中和谈的敏感心里，就开始玩起了日美中三角战略的政治游戏。这样，史迪威的军事使命就势必逐渐为政治斗争所代替，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角逐场上的牺牲品。

委员长为了达到排挤史迪威的目的，还有意将陈纳德抬出来与史迪威做对，企图以陈纳德来取代史迪威的地位。后来陈纳德与史迪威的矛盾公开化，这其中除了并不复杂的个人原因外，更多的还是国民党人插手和委员长“以夷制夷”政策的结果。

七月的昆明，大雨滂沱，偶有晴天，太阳便憋足了劲，将地面的一切建筑物：道路，桥梁和飞机跑道烤得直冒烟。

南郊巫家坝飞机场，史迪威将军在陈纳德司令官陪同下视察航空志愿队。巫家坝原来是滇池边上一片荒凉的滩涂，由于战争需要，政府动员十万民工在这里建起一座简易机场，后来扩建成大型军用机场，陈纳德的总部就设在机场外面的一排平房里。

在史迪威看来，这支在中国战场上大名鼎鼎的美国“飞虎队”其实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他们只有几十架老式的P—38战斗机和“马丁式”轰炸机，飞行员全都是退役的兵油子和民航驾驶员，各个纪律涣散，风头主义十足。一群打扑克的飞行员明明看到长官走过来，却不马上起立敬礼；一个酗酒的上尉衣冠不整，醉醺醺地作怪相。还有的军人公然搂着中国妓女在军营里招摇过市。

这里的一切使史迪威打心眼里感到厌恶。

陈纳德结结巴巴地向将军解释：因为没有战斗任务，所以飞行员都愿意自由自在地乐一乐。

“这就是你的理由吗？”史迪威冷冷地盯着陈纳德，他对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空军英雄没有好感。陈纳德和他的部下在美国没有市场，因此跑到中国来寻求刺激，以满足廉价的权力欲和虚荣心。史迪威觉得他们和一群无赖差不多。“就差把妓院和醒酒所开进机场了，对不对？从明天起，我给你派一个管勤务和军纪的副队长，还有一连宪兵。由他直接向我报告机场的管理情况。”

“是，长官。”陈纳德遵命，内心很不乐意，他认为史迪威在寻机剥夺他的权力。

一名少校向陈纳德报告：第二轰炸机中队准备完毕，半小时后将起飞轰炸怒江西岸。

“将军，愿意同我们一道去兜兜风吗？”陈纳德殷勤地邀请史迪威。他并非要讨好这位上司而是想让史迪威改变一下对他部下的坏印象。

“我同意。”史迪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要亲眼看一看，你们是怎样把炸弹扔到日本人头上的。”

紧急集合号吹响了，结果原定的这次小规模的轰炸变成“飞虎队”全体出动。陈纳德将一切可以上天的飞机都开动起来，摆出浩浩荡荡的阵势，铺天盖地气势汹汹地向西飞去。史迪威满意地看到，被他斥为兵油子和无赖的飞行员勇敢地擦着山尖和树梢，把一串串炸弹燃烧弹扔进怒江西岸敌人的阵地和碉堡群；战斗机象一群灵巧的鹞子，沿着公路四处追逐日本人的军车和步兵，把敌人车队打得到处都在起火。

“飞虎队”大获全胜。据地面观察哨初步统计：美军飞机至少摧毁了一个日军指挥部，三座碉堡群，二十辆军车装甲车，还消灭一处炮兵阵地和一百多名日军。

更大的胜利在于增强了美国将军的信心。

史迪威破例在当晚的庆功会上向“飞虎队”表示祝贺。将军称赞飞行员都是好样的，并且坦率地承认自己在事实面前已经纠正了偏见。

狂热的飞行员拥抱了将军，并把他向空中接连抛了三次。

头脑发胀的陈纳德受到胜利的鼓舞，于是开始大言不惭地鼓吹“空军制胜”的理论。陈纳德不大看得起陆军，他认为陆军在战场上只是跑堂的角色，这种情形同史迪威不大相信空军的作用有相似之处。

“伙计们，你们让将军亲眼看到了，咱们是怎样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地面的敌人——就跟踩死蚂蚁一样，对不对？”

飞行员欢呼，砸碎了许多酒瓶。

“要是让总统也坐上飞机兜一圈，他就会相信，咱们这群志愿兵决不是到中国来度假的。咱们是同敌人战斗，真正的战斗。”

陈纳德眼眶红了，噙着热泪。公平而论，野心勃勃的克莱尔·L·陈纳德上校的确是位勇敢而且具有献身精神的空中英雄。他在美国空军中郁郁不得志，于是提前退役来到中国寻找用武之地，帮助中国政府抗战。他决心亲手创建一支航空部队，以实现做一名空军统帅的夙愿。不论后来的史学家对这位大出风头和争名夺利的空军英雄如何褒贬不一，但是陈纳德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却是实实在在和不可抹杀的。

“伙计们，我向面前这位长官保证：要是我能够得到五百架最新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我们就一定能在半年内至多一年打败日本人，把那座小岛和他们的天皇一起炸沉到海底去！”

接下来一片狂呼乱叫，飞行员们跺着脚打口哨，唱《星条旗永不落》，仿佛他们已经把日本天皇炸沉到海底去了。史迪威对陈纳德的理论不感兴趣，当晚离开机场回到城里的美军司令部。陈纳德的狂妄自大屡屡败坏了他的胃口，是他刚刚建立起来的那一点信任和好感一扫而光。

但是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却受到委员长的重视和欢迎。对委员长来说，如果不动用中国部队而只靠美国飞机就能够打败日本人，这当然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抗战以来，中国人饱受日机轰炸之苦，从这一点讲，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比美国的战略家们更懂得飞机的巨大威力。因此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委员长一直敦促史迪威满足陈纳德的要求，并在陈纳德和史迪威分庭抗礼时公开支持陈纳德。

后来，事实证明陈纳德的理论是非常片面和肤浅的。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军在亚洲投入的总兵力约有五百万人，军舰两千余艘，其中包括九十艘航空母舰，各种类型的作战飞机共二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架，最后还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才取得胜利。

战争是整体实力的较量，“实力”一词的含义绝不仅仅指五百架飞机。

就在美蒋关系频频出现裂痕的时候，一个神秘的身影悄悄出现在美国人身边。

十月，在外交部国庆招待会上，一位中等身材眉毛浓黑的中国将军被人介绍给史迪威。将军的名字叫周恩来，身份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首席代表。

历史在这里似乎踌躇了一下。

“哈罗，将军，认识你非常荣幸。”周恩来将军不卑不亢地说。

两位将军的手握在一起。这是本世纪历史中值得记载的瞬间，它仿佛一个定格镜头，将这个历史时刻凝固了大约十秒钟，然后这两只大手又彼此分离了将近三分之一世纪才重新握在一起。

“周将军能给我谈点什么呢？我对贵军的情况早有所耳闻。”史迪威颇感兴趣地打量面前这位朴素的共产党将军。

“如果史迪威将军真感兴趣的话，我们欢迎你在任何方便的时候到延安看一看。中国有句古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是吗？”

史迪威只考虑了半分钟就决定接受共产党人的邀请。他并非象后来杜勒斯等人指责的那样，对共产主义有兴趣或者有意识形态倾向，他只是怀着军人的严谨态度希望在中国找到更多的盟友，希望尽快打败日本人和结束战争。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因故未能成行。

几个月后，他们又在一次外交集会上相遇。周将军无意中提醒史迪威，蒋介石会把美国提供的租偕物资转用来打内战。这个警告无疑给史迪威心中投下一道阴影，使他本来就对国民党不信任的心理更加戒备重重。集会结束时，周将军半开玩笑地说：

“要是共产党军队能在史迪威将军指挥下作战，我们将感到不胜荣幸。”

可惜周将军的建议未被美国将军放在心上。他不置可否地笑笑，依旧吸自己的烟斗。要是他知道讲这句话的人几年后将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他也许会认真考虑周将军的这个建议的。

中美历史失之交臂。

共产党人的秘密活动自然没能逃过委员长的眼睛。委员长对共产党的乘隙而入极为恼火，他指示戴笠派人阻挠美国人在一切场合同共产党接触。后来他把同史迪威的矛盾部分地归咎于这种政治斗争的影响。共产党人的短暂出现最终成为导致蒋史矛盾公开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公元一九八七年，香港《大公报》刊登一篇题为《驼峰航线血凝成》的通讯。通讯全文如下：

最近，美国“驼峰飞行协会”访华团一行四十八人飞抵北京，与四十多年前的中国战友欢聚一堂，共同缅怀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艰苦岁月，畅叙用鲜血凝成的中美友谊。

一九四二年，中国抗战进入十分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国的国际通道完全被日寇切断。为了打开局面，美国空运总队在喜马拉雅山脉和缅甸茂密丛林上空开辟了一条空中航线，因其所经山脉蜿蜒起伏，被形象地取名为“驼峰”航线。数以千计在中国战区作战的盟军飞机从这条航线上频繁飞越，夜以继日运送战争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对日作战。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由于日寇飞机截击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盟军共损失飞机数百架，一千多名优秀飞行员葬身人迹罕至的皑皑雪峰和原始森林里。

战争结束后，人们为了缅怀战友，教育后人，前“驼峰”飞行员威尔·埃里克森和迪克·丹尼尔于一九四七年在美国发起组织了“驼峰飞行员学会”，收集有关“驼峰”空运纪念品，出版了两卷著作《中国·驼峰空运》。该书首次向人们公开了这个被称为“航空史上的奇迹”的战争创举。“驼协”还负责联络在“驼峰”航线上牺牲和失踪者的亲属，协助寻找死者遗骨，等等。

访华团的索·柏格先生和瓦茨·格鲁尔先生珍藏着一张四十多年前的合影照片。照片上的中国上尉军官叫吴冬梅（译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柏格和格鲁尔先生驾驶的飞机坠毁，机组四人弃机跳伞，降落在怒江西岸的大山里。吴冬梅上尉领导的游击队找到他们，并经历许多惊险，把他们安全转移到昆明。柏格先生说，不知吴冬梅先生是否健在？他希望能见到他。

六十五岁的舒维肯女士此次随团来华是为了祭奠她的哥哥帕克少尉。帕克少尉当年是B24轰炸机的报务员，飞机在从印度往汉中运送汽油时不幸失事，四十多年一直没有下落。三年前，舒维肯女士的到北京航空联谊会的通知，人们在四川著名的风景区峨眉山的后山峡谷中发现了她哥哥那架轰炸机的残骸。当地政府为他们立了一块石碑以志纪念。此次舒维肯女士不远万里飞越重洋，就是为了在哥哥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以告慰长眠地下的亲人英魂。

关于本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缅印边陲那段艰苦卓绝的战争故事，对于今天生活在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变成一个十分遥远的历史陈迹。历史自然陈旧，宛如一艘陈列的古船。更多年轻的中国公民似乎更愿意性急地把目光投向未来而不是过去。他们除了受到人类共同发展的文化前景的强烈诱惑外，对于自身同中国历史紧紧相连这一基本事实却知之甚少，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中国人亢奋浮躁的精神状态表示隐隐的忧虑。

这或许正是我们民族久久徘徊在山坳里的一个佐证？

自从日本人占领缅甸全境和怒江以西地区之后，腊戌和密支那机场就变成埋伏在印中航线上两座阴险的空中暗礁。大批日本“零式”战斗机不分昼夜在缅北高空巡航，拦截和攻击每一架从印度飞往中国的盟军飞机，其中重点攻击那些满载货物的运输机。美军驻印第十航空队一共只有三中队P—51“野马式”战斗机，陈纳德飞虎队更是主要在中国战场执行任务，他们只能部分地为运输机群提供护航，因此完全无法同进驻缅甸的日军第五航空师团正面对抗。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驻印度汀江机场的美军空运司令部第二运输大队奉命执行空运任务。这个大队共有十四架DC—130运输机，它们在十二架战斗机护送下，途经缅北高原往中国昆明运送汽油、棉纱和航空炮弹。四十二十分，机群飞越横断山脉以西原始森林上空时，突然遭到三十多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的袭击。日本飞机凭借高度和数量优势，从三个方向向运输机群扑来。

空战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除一架运输机在护航飞机掩护下得以逃脱外，其余十三架均被击落或撞山，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此后，盟军运输机群不断遭到日机伏击，损失惨重，于是缅北高原这块突入喜马拉雅山脉的三角地带就变成令盟军飞行员闻风丧胆的“死亡陷阱”。

更为可怕的后果是：盟军飞机一旦被击落，机组人员便绝少有生还的希望。因为被日本人俘获，那么在集中营里也许还有百分之几的希望生还。而在缅北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大多数只能永远消失在那片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里。美军司令部往缅北山区派出许多营救分队，这些分队往往在执行几周任务后空手而返，他们的搜寻犹如在大海里捞针，收效甚微。他们有时在大树上发现一顶降落伞，有时在山洞里找到美国人弃下的遗物，但是他们始终无法找到活人。找到的只是在附近不远处早已被猛兽、蚂蟥和巨蚁啮空的白骨。

战后美国军方公布的一项统计报告称：“……在印中航线上被击落或因其他原因失事的机组人员中，生还者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换句话说，平均每百名跳伞人员中，有九十八名将成为热带大森林和日本集中营里的牺牲者。

这个数字意味着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

因此，立即着手开辟一条新的印中航线，确保飞机运输和机组人员的安全，这是战争摆在史迪威极其美军空运司令部面前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

在现代遥感遥测技术相当发达的今天，人类已经可以通过地球卫星和其他航测手段获取精度很高的气象、导航和地层地表资料。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航空事业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人们不仅可以任意飞越地球上每一座高山，而且还能驾驶航天飞机和火箭到太空建立宇宙空间站。但是仅仅半个世纪前，人类航空技术还停留在老式发动机阶段，人类对于地球表层和大气层的认识还受到相当局限。高山大壑不仅阻挡人们飞行，也阻挡人们的视线，成为人类探索大自然奥妙的禁区。这样，人类如果试图征服这些禁区和跨越地理障碍，他们就不能不为此付出许多沉重的代价。

飞越喜马拉雅山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征服精神的冒险尝试。

在印度北面的阿萨姆邦和中国西藏之间，横亘着一条直插云天的巨大冰川带，地理学家们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才确定它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陆地，形象地称为“世界屋脊”。绵延千里的世界屋脊好像一座巍峨的高墙阻断了印度通往中国的一切道路交通，把南亚次大陆同欧亚板块横隔开来。现代资料表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两万英尺，超过两万五千英尺的山峰多达七十余座。这些山峰的任何一座都足以雄踞世界陆地，成为除亚洲外任何一个大洲的最高峰。

在这座气势宏伟景象壮丽的世界屋脊上，除了到处耸立着犬牙交错的冰峰和迷宫一样的雪谷外，气候条件也异常复杂险恶。对喷气式时代以前的飞行员来说，恐怕没有什么危险比恶劣气候更加使人胆战心惊了。在喜马拉雅山上空，常常淤集着大量来自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冷湿云团。这些云团受到从印度洋北上的暖湿气流和西伯利亚冷空气的强大挤压，就会生成瞬息万变的暴风雪、雷暴、飓风或者高强气流。暴风雪是飞机的灾星，它能使飞行员迷失方向而撞向冰峰。高强气流和飓风却能轻易折断飞机的翅膀。最具毁灭性也最可怕的要数雷暴，因为雷暴能在一瞬间将飞机劈成碎片。

由于喜马拉雅山的恶劣气候和复杂地形，直到本世纪上半叶，它还是人类飞行的最大禁区之一。四十年代，人类制造的飞行器爬高极限只能到达两万英尺，如果载重飞行还要下降五千英尺到一万英尺，这就意味着飞机只能在喜马拉雅山的半山腰绕来绕去，没有飞行图纸，没有导航资料，也没有可资借鉴的气象预报。一切都是空白。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冒险事业，它的意义同哥伦布环绕地球的伟大航海一样，是人类向大自然挑战的无数壮举中最为悲壮的一幕。

壮丽的事业往往不是成功，而是毁灭。

一九四二年八月。成都。

四川盆地闷热的三伏酷暑使得太平寺机场的所有美国人精神倦怠大汗如雨，室外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机场的水泥跑道被太阳猛烈地炙烤着，到处泛起一片颤动的热浪。

空运副大队长斯科特上校和他的副手正蹲在机舱里排除仪表故障。

罗伯特·D·斯科特上校是一名老资格飞行员，也是美国空军中参加过上次世界大战的为数不多的空中英雄之一。上校是个富有和放荡不羁的美国人，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因此花钱如流水，并酷爱各种冒险活动。一九四0年夏季，他以志愿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英国空军那场著名的“黑色行动”，同英国人一道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去轰炸柏林。他还参加了一九四一年经北极圈往苏联运送租借物资的冬季飞行，并经历过五次空中失事都大难不死，这个纪录为他赢得了“空中冒险家”的美誉。上校能够熟练驾驶各种飞机，能在各种复杂地形和恶劣气候下飞行，因此常常被派去执行最艰苦的任务。那次在缅甸甘蔗园迫降企图营救史迪威就是其中一次。斯科特上校性情乐观，富有幽默感，他除了喜欢把冒险的赌注押在飞机上，还常常押在纸牌和女人身上。

现在，上校和他的副手正在全神贯注地排除故障，因为这架编号为“3—317”的美国运输机将要执行一次非同寻常的飞行任务。

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在空运司令比尔斯少将和刚刚晋级的陈纳德少将陪同下登上了飞机，他一眼就认出面前这个大名鼎鼎的空中冒险家。

“上校，咱们又见面了。你大概以为我这个顽固老头已经埋在缅甸的山沟里了，对吗？”将军愉快地对飞行员说。

上校抹去脸上的汗珠，快活地吹一声口哨，站起来同将军们一一握手。“感谢上帝，我很钦佩您坚持走路的决心，司令官先生。”斯科特遗憾地摊开双手：“但愿下次我能荣幸地为您驾驶飞机，以弥补上次您不肯赏光而失去的机会。”

“咱们说好了，一言为定。”史迪威大声说。他凭着一个老军人的直觉，对选中斯科特十分满意。

“上校，你的任务将十分艰巨，对于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史迪威离开飞机前叮嘱，“我希望你取得成功，但是我更希望看到你。明天一早，我将在塔台为你们送行。”

天色未明，成都平原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晨雾中。太平寺机场灯火彻夜通明，车来车往，一片忙碌景象。

一架C—47中型运输机高昂机头，两台大功率涡轮式发动机在宽大的机翼下嗡嗡地响着，机身发出微微震颤。

这是美国空军“3—317”号飞机，代号“兀鹰”。机组只有两人，机长斯科特上校，副驾驶兼领航员本奇·杰克逊上尉。他们在等待塔台的起飞命令。

C—47是美国一九四一年才投入服役的新型机种，它的爬高极限是两万英尺，为同类型机种之最，续航能力三千英里，能够抵抗一般复杂气候的干扰，是当时美军大中型飞机中最先进的全天候机种之一。

斯科特上校坐在驾驶舱里，嘴角叼着一支雪茄烟，正在同副驾驶争论昨天收音机里的那场马球赛。

六点三十五分，指挥台发出信号。

“塔台、塔台，‘兀鹰’请求起飞。”

“‘兀鹰’，准许起飞。”

斯科特吐掉雪茄，做个暂停手势。

“杰克，”他对副驾驶说，“回来继续。”

“3—317”在跑道上徐徐滑动起来。飞机好像一只张开双翅的钢铁大鸟，沿着空旷的大地自由自在地跳跃。它欢唱着，怒吼着，带着人类对长空的渴望在八月的熏风中尽情扑击。一刹那，大鸟腾空了。大鸟挣脱地力的束缚，挟风裹电，直上九霄。当涡轮发动机的怒吼还在人们耳际回荡时，飞机已经再次呼啸着掠过地面，掠过机场、河流和田野，在微熹的黎明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然后像流星一样朝着西方的天际迅疾地射去，很快就在人们视线中消失了。

塔台的人们开始了整整一天的紧张等待。

从地图上看，在中国的后方机场中，离印度最近的基地只有两座，一座在昆明，另一座在成都。它们相互的位置犹如一只等边三角形，端点在印度汀江机场，一条直线经西藏到成都，另一条直线则经过缅甸到昆明。

由于缅甸航线时刻处在日本飞机的威胁之下，因此美军司令部被迫把通航的希望寄托在西藏航线的开辟上。

缅甸航线的危险来自敌人，西藏航线的敌人却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变幻莫测的大自然。

这是人类首次进行的飞越“世界屋脊”的勇敢尝试。

塔台话务员每隔三分钟和“兀鹰”联系一次，绘图参谋用一支铅笔在航空地图上不断绘出一条向西延伸的座标红线来。比尔斯和陈纳德走来走去，时而小声交谈。参谋军官不停报出各种数据，导航员不时冲着话筒高声叫嚷，还有电台发出的脉冲讯号忽高忽低，嘈杂刺耳。

这一切似乎都与史迪威无关。老头稳稳地坐在角落里，把一只乌黑的大烟斗抽得吱吱响。他的目光不时地盯住那条在地图上不断延伸的弯弯曲曲的红线。他觉得这条红线很像放气球：气球远走高飞，线头还牵在手里。

他放出的气球会不会被碰得粉碎呢？

五十分钟后，“兀鹰”报告，他们已经顺利越过康定大雪山，前面就是号称“川西第一峰”的贡嘎雪山。

“‘兀鹰’注意，你的位置应该在贡嘎山以北十五英里，座标45—24，从折多山口绕过去。”地面导航员大声呼叫。

“‘兀鹰’明白。‘兀鹰’明白。”

贡嘎雪山海拔二万五千英尺，它仅仅是青藏高原的外围屏障。自从人类创造了上天翱翔的奇迹以来，贡嘎雪山一直是飞机西行的临界线，人类的激情和勇气到此为止。

红线又开始移动。它先向南迂回，然后紧贴着折多山口银白的狭缝钻过去。塔台里起了一阵小小的激动。人们吁出一口大气，相互庆幸。史迪威的烟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了。他划着火柴吸了一阵，又站起身来向窗外眺望。

跑道一端，停着另外两架随时准备出动的C—47运输机，还有一排涂得花花绿绿的单座战斗机。到八月为止，空运司令部在缅甸上空一共损失了一百一十架运输机，剩下可供使用的飞机只有二十架，这就是他，美军总司令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全部本钱。如果美国飞机再不避开那个该死的“死亡陷阱”，如果他不能马上开辟出一条安全近捷的新航线，那么要不了多久，日本人的“零式”飞机就会让他连一吨东西也无法运进中国来。尽管美国总统已经下令重新向中国调运飞机，但是日本人的陷阱是填不满的，一旦运输中止，那时候谁也无法预料中国形势会怎样变化，而史迪威只好困守在地面接受上帝意志的裁判了。

那只气球系着一个沉甸甸的希望，正在艰难地一点点向禁区延伸。

时间就是希望。时间就是胜利。盟军一定要坚持下来，斯科特也要坚持下来，奇迹就一定能够出现。

过了半个小时，斯科特报告：

“塔台，‘兀鹰’呼叫，我已经进入他念他翁山口。我的方位在昌都以南九十英里，座标74—45”

斯科特飞进了西藏，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导航员连忙呼叫：

“‘兀鹰’，‘兀鹰’请回答。你的右前方是念青唐古拉山脉，平均海拔两万一千英尺，左前方是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是两万三千英尺。你的高度是多少？”

“塔台，我的高度一万七千英尺，航速两百英里。”

“请随时保持联系，如果无法飞过山口，请立即返航。”

“喂塔台，”斯科特突然兴奋地叫道，“我看见了一块平地，好像是湖泊。……见鬼，能见度不大好……没错，是条河流！我将沿着山谷往北飞，看看能不能想法转到南边去。”

塔台活跃起来。这就是说，精明的斯科特上校正在巍峨的世界屋脊下面寻找希望。如果上帝赐给他好运气，那么他也许能在耸立的冰峰雪谷中找到一条小小的通道，然后顺着河谷把飞机开到印度去。

“上校，我是史迪威。”史迪威拿起话筒，他觉得自己声音有些走调。“我只想说一句，我希望在印度亲手给你挂上一枚国会勋章。”

“那么你算挂定了，将军。”斯科特回答。

耳机里突然传来很强的电磁场干扰声，斯科特的声音也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屏住呼吸。飞机可能遇上风暴，也可能遇上球形闪电，但是只过了几分钟，通讯联络又恢复正常。

“‘兀鹰’，你的情况怎么样？”

“好极了，跟成都的天气一样好。”

“能见度如何，请回答？”

“‘兀鹰’回答，我看见了上帝的屁股。”

塔台里的人都轰然一笑，气氛轻松了不少。

但是一刻钟过去了，飞机始终在喜马拉雅山以北上空转来转去，找不到出路。

“塔台，我的燃料还有两小时，我决定离开河谷往南飞。”

“‘兀鹰’，你现在的方位在昌都以西一百英里，你的东南方向是上察隅，山峰高度平均为二万二千英尺。”

“‘兀鹰’明白。”

“重复一遍，如果飞越困难，请立即返航。”

“塔台，我请求继续升高，高度二万英尺。”

两万英尺！这是C—47的爬高极限。“空中冒险家”决心玩命了。

“‘兀鹰’，同意升高，请务必注意飞机状况。”

如果说人类的意志往往通过少数人的勇气来实现，那么可悲的是上帝并不把全人类的运气都赐给少数人。

斯科特每一秒钟都面临着机毁人亡的危险。

红线在世界屋脊赤褐色山体间艰难地绕行，谁也不知道它的命运如何。大山沉重地压迫空气，也压迫塔台里的每一个人。参谋蹑手蹑足，报务员把声音压低到耳语程度。史迪威忘了往烟斗里填烟草，他隐隐觉得胸闷。

“上帝，这是怎么回事？”耳机里响起副驾驶杰克逊的惊呼。

“‘兀鹰’，你那里发生了什么？”

“塔台，我遇上强气流。飞机正缓慢后退。”斯科特镇定地回答。

飞机后退？！简直不可思议！每个人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兀鹰’注意，”比尔斯抢过话筒，“向下避开气流，避开气流。”

过了几分钟，耳机里传来回答：

“塔台，气流减弱，我降到一万二千英尺。”

“还能飞起来吗？”

“我正在努力……好像有希望，我再试试……不好，前方出现雷暴！”

“‘兀鹰’，我命令你立即返航！”

但是晚了，仅仅过了几秒钟，耳机里“噼啪”一声炸裂，地面同飞机失去联系。

红线不再移动。它颓然冻僵在世界屋脊的冰峰雪谷里。

塔台一片死寂。只有报务员在徒劳地呼叫“兀鹰”。

一小时过去了，印度导航台通报，未发现飞机踪影。又过了一小时，飞机仍然下落不明。中午和下午就在时钟的滴答声中悄悄溜走了。

按照计算，斯科特上校的油料早在几小时前已经耗完。上帝注定不会在这群不走运的人面前显示奇迹了。

气球破碎了。

空气凝固了。

白昼同希望一同逝去，绝望和黑暗悄悄爬出大地，啃啮人们的心灵。

史迪威困难地站起来，揉揉酸疼的腰腿，然后一步步走下塔台。他走得很慢，很吃力，仿佛浑身每个关节都长满锈。有人试图搀扶他，被将军生硬地拒绝了。他就这样一直蹒跚着，直到隐没在浓重的夜幕里。

公元一九八三年，美国人造地球卫星在西藏察隅西北一百五十公里的冈察冰川发现一架美国四十年代生产的C—47运输机残骸。这架飞机的大部分机身已经破碎并被冰雪覆盖，只剩下一个完整的机尾插在冰缝里，翘首向天，从卫星看下去，好像湛蓝夜空里一只银光闪烁的金属座标。

人造卫星拍回的照片经过高精度电子仪器扫描辨析，确认机尾水平翼上的编号是“3—317”。这架飞机距离印度汀江机场只剩下不到半小时路程。

开辟西藏航线失败后半年多时间，浓重的阴影一直紧紧追随着美军空运司令部。在他们顽强寻找一条安全通往中国的空中航线的过程中，至少又有一百六十名飞行员和六十架飞机陆续被埋葬在青藏高原的冰峰雪谷中。这一数字大大高于在中国战区作战伤亡的飞行员人数。日本飞机依然截击和消灭美国运输机，中国战场形势依然严峻，空运任务刻不容缓。美国人在确认无法征服世界屋脊之后，只好把力量重新投入到缅甸方向，另辟蹊径。

这样，“驼峰”航线诞生了。

“驼峰”航线，顾名思义，因其航迹弯曲形似驼峰而得名。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航程。它西起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机场，向北进入西藏，紧贴世界屋脊的边缘飞行一小时，再折向东方，继续飞越地势险峻的怒山山脉和横断山脉，然后经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大小凉山到达昆明。由于运输机不得不躲开缅北三角地带和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巡航半径，因此这条“驼峰航线”就比从前的直线距离拉长了将近一倍。

绕过缅甸就意味着必须接受恶劣气候和险峻地形的挑战。“驼峰”航线要横穿青藏高原东南部和云贵高原，飞机随时都必须将高度保持在一万三千英尺以上。这些地区大多属高寒无人区，气候变化无常，时而闪电雷暴，时而飓风骤起，因而飞机失事率非常高。尤其随着美国空运飞机的增多，运输量增大，失事率也随之上升。战后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表明：“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四百六十八架，平均每月达一十三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一千五百七十九人。”（《白宫文件》）

报载，抗战期间，美国空军总共为中国内地空运各类战争物资达六十五万吨。美国飞机每向中国运进一加仑汽油，自己也要消耗一加仑汽油；为了能使陈纳德飞虎队的轰炸机向日本人投下一吨炸弹，需要从海上、陆地和空中运进十八吨保障物资到中国。

【资料】

“一九四三年，美国经济达到了战争年代的最高峰。原煤产量五亿九千万吨，钢产量八千零六十万吨，发电量二千六百七十五亿千瓦，工业总产量比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一九三九年增加一倍。军火生产量超过法西斯轴心国军工总产量的二分之一，生产飞机八万五千九百架，坦克二万五千九百辆，大炮一万六千七百门，各种舰船总排水量达二千一百八十万吨，武装部队人数达七百万人。美国军队同时在欧洲和亚洲两个主要战场作战，美国政府继续把各种租借物资，包括飞机、大炮、坦克、粮食乃至各种日用品

通过商船、铁路和飞机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苏联、中国等十几个同盟军国家，以支持和帮助他们将反法西斯侵略的艰苦斗争进行下去。”（摘自《世界现代史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