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昆明。

元旦刚过，美军野战司令官兼Y军参谋长多恩准将就在他的密室里领受了一项来自华盛顿的秘密指令。

指令内容非常简明扼要：必须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地除掉蒋介石。为行文方便，我们姑且把这项指令称作“蓝鲸行动”。

弗兰克·多恩将军是一位完全职业化的美国军人，对上司忠心耿耿，不持异议，因此他一点也不为指令内容感到吃惊。相反，越是冒险行动，越是艰巨任务越能激发军人的才华和创造精神，因而也越能给军人带来荣誉和地位。从本质上说，军人是这样一种事业：它的成功在于野心和冒险，而不管冒险的后果。

多恩将军为此感到光荣。

总指挥史迪威将军亲自往昆明密授指令。他没有解释指令的细节，只是再三告诫这位心腹助手：“蓝鲸行动”事关重大，必须万无一失。他还隐约提到：美国总统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位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和合作态度的新的政治领袖”。

暗杀蒋介石，搬掉中美合作的绊脚石，将中国抗战纳入盟军对日作战乃至全球战略的新轨道，这就是“蓝鲸行动”产生和出台的政治大背景。

该指令被严格保密，不形诸文字，不留下证据，只限军方极少数高级将领知道。指令规定执行期限为三个月，预期自动失效。

当年三月，蒋介石应邀访问印度，并前往兰姆伽视察中国驻印军。“蓝鲸行动”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准备就绪。按照计划，一切都将在委员长夫妇旅行途中发生，顺理成章，不露破绽。首先，当蒋委员长的座机飞越两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这时机上所有人都不得不弃机跳伞。慌乱中，委员长夫妇将得到一副失灵的降落伞。为保证计划万无一失，机舱内所有乘客的降落伞都将失灵。这样，在三月里某一天，世界各国的报纸都将在头版登出这一重大不幸的空难事故消息。

史迪威将行动方案呈报白宫，却迟迟未获批准。

不料三月初，日本人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全面进攻，战事吃紧，豫、湘、桂频频告急。委员长临时取消访印。四月，秘密指令期限已满，“蓝鲸行动”无限期搁置起来。

天违人愿，这不知是中国人的不幸还是大幸，史迪威只好仰天长叹，引为终生遗憾。

好几年后，多恩将军再度出任台湾首席军事顾问，与蒋氏父子共事十余年。直到七十年代退休，他才在回忆录里首次公开了“蓝鲸行动”的绝密内容，导致台湾社会舆论大哗。

这项暗杀中国蒋委员长的秘密计划被详细载入一本有影响的美国历史著作《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作者：【美】迈克尔·沙勒，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一书中。

这个事实说明，在美国人眼中，中国的铁幕政治已经逐渐曝光，蒋介石以一个半开化的封建君主的形象统治着一个贫穷落后的庞大帝国。美国人迫切需要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以尽快打败日本人，结束战争。但是对委员长来说，他首先需要保存实力，以便对付他战后的敌人。

于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利害冲突就一再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中国重庆。

蒋介石由随身侍从换上黄呢军服。这是一套最新定制的军服：考究的呢料，精细的做工，加上五颗熠熠生辉的将星（一级上将）簇拥在镶金线的肩章上，使委员长瘦削的身躯看上去不仅挺拔有力，而且气派十足，威风凛凛。

委员长是中国唯一佩戴五颗将星的军人。五颗将星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资格，它表明委员长对军队拥有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授予委员长这种权力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尽管委员长的军衔从形式上完全取自美国，但是内容实质却大相径庭。在美国，三权分立，将军听命于总统，总统受制于议会；在重庆，党政军三位一体，政府听命于军人，军人听命于独裁者。

今天，委员长的心情显然很好，他对着镜子慢慢打量自己，嘴角溢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开罗会议之后，太平洋战局继续好转。六月，美军越过菲律宾，登陆塞班岛，把战争推进到日本本土。缅甸方面，中美联军围攻密支那，中印公路通车在即。半月前，美军重型轰炸机首次从成都太平寺机场起飞轰炸日本东京，继而把轰炸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日本城市。在大陆，尽管日军“一号作战”攻势正猛，河南、湖北大部沦陷，衡阳保卫战还在激烈进行，但是委员长已经敏锐地预见到，日军的攻势不过是强弩之末。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的胜利最终将导致日本人失败。基于这一远见，他已密令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如果万不得已，就地停止抵抗，以图保存实力。

“曲线救国”并非委员长的发明，它其实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韬略之一。

侍从为委员长戴上军帽，佩上短剑。委员长用手正了正帽檐，又将短剑抽出来小心拭了拭，然后插回刀鞘里。这是一柄精美的日本短剑，剑柄嵌有黄金菊花徽章，表明它是来自日本皇室的礼物。委员长有佩剑的习惯，佩剑与佩枪不同，佩剑更能表现东方武士坚韧不拔的气概。我们不妨把这种个人习惯看作委员长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直接后果。

今天，委员长要偕夫人一道出席重庆各界“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陈布雷匆匆走进门来。他示意侍从退下，然后把一份急电递给委员长。

急电来自大洋彼岸。发报人是美国总统罗斯福。

蒋介石阅过电报，脸色骤变。他忽然把电报撕得粉碎，怒不可遏地嚷道：“真是岂有此理！娘希匹！要是把军队都交给他，我就不如跟日本人讲和好了！”

陈布雷对委员长发怒早有准备。他事先看过电报，知道美国总统给委员长出了一道难题。罗斯福以尽快打败日本和配合太平洋战场为理由，要求蒋介石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史迪威。

交出军队就意味着剥夺，剥夺地位、权利和一切。对中国领袖来说，交出军队甚至比交出生命更加困难。这无疑是场更大的危机，是几个月前那场“怒江危机”的继续。

陈布雷低声劝道：“先生千万不要动怒。美国人虽然利令智昏，但是南方战场未见胜负，怒江和密支那战事正烈，还望先生审时度势，不要上了美国人的当。”

“难道美国人可以这样为所欲为么？”蒋介石气咻咻地说。

“我以为这正是洋人短见之处。我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岂能受制于区区史迪威？”陈布雷对蒋介石的脾气了如指掌，他知道蒋介石城府极深，绝非感情用事之人，所以就不失时机地用话暗示他。

“畏垒有何高见？”蒋介石果然转过身来。在众多政客幕僚中，他尤其倚重眼前这位足智多谋的秘书长。

陈布雷急忙趋前一步，不慌不忙吐出八个字：“以退为进，刚柔兼济。”

这是《孙子兵法》十六字诀中最著名的两句。进非进，退非退，进退皆有定势；刚易折，柔易弯，刚柔兼济始成天意。

蒋介石的脸色很快平静下来。

一个侍从在门外报告：“夫人请先生一道上车。”

蒋介石在屋里踱了几个来回，猛地站住，说道：“畏垒哪，我今天不用你那个讲稿了。我要另外讲一讲抗战的意义。我看现在国民党里的孙立人不止一个，很多，我要给他们敲一敲警钟。”

“是，先生。您的演讲已经安排现场向全国转播。”陈布雷毕恭毕敬地回答。

十点，纪念大会在江北国会礼堂举行。

在一片热烈掌声中，委员长登上主席台。领袖一如巨幅挂像上那样伟岸、威严，脸上表情矜持而坚毅。他在麦克风前站定，慢慢摘下军帽，露出那颗令人生畏的光头来。

“各界朋友，同志们，同胞们：

“今天是华北事变纪念日，是国难日，我的心情同你们一样沉重。我提议，首先让我们为在七年抗战中死难的烈士和同胞们默哀。（全体起立，默哀半分钟）

“大会主席要我来讲几句话。今天这样的会，我是一定要讲几句的。有人替我写好一份讲稿，但是我不要念。（讲稿揉成一团，扔掉）我要讲一讲自己的话。（鼓掌）”

蒋介石的声音高亢、尖利，声调里充满昂扬的战斗激情，仿佛在向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宣战。

唯有陈布雷明白蒋介石在演戏。

“一个了不起的演员。”陈布雷在心里暗暗赞叹道。他站在台下，身体站得笔直，直到感觉左腿酸胀发麻，才动了动心，把重心挪到右腿上。

陈布雷听蒋介石演讲从来如此。他真心崇拜委员长，崇拜委员长的权利、手腕和意志。他认为蒋介石是一位伟人，一位天生的领袖，但决不是完人。在中国，恐怕没有人比秘书长陈布雷更接近和了解蒋介石的为人、品格和心计了。蒋介石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背信弃义的伪君子，玩弄权术的阴谋家，残酷无情的暴君。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同样是个伟人。伟人是对国家、民族、政党、战争而不是针对个人的道德品质而言的。陈布雷清醒地崇拜着委员长，一如他对三民主义的信仰那样坚定不移。

史载：“陈布雷，浙江慈溪人，一九一一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曾任记者，译述员，《商报》编辑主任等。一九二七年由蒋介石介绍加入国民党，历任中央党部书记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总统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南京总统府自杀。”

委员长正在滔滔不绝地历数近百年来世界列强***中国和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无数苦难。这些仇恨如同古老的地火深埋在地下，一经点拨立刻就在听众心中喷发出猛烈而汹涌的岩浆来。委员长天生是口若悬河的煽动家，言而无信的政客，他轻而易举地把听众情绪带回一个仇恨外国势力和捍卫民族自尊心的出发点上。

然后，委员长对自己的历史观加以发挥和总结——

“因此，我并不赞成西方资本社会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平等，他们的制度同中国的国情是相抵触的。中国当今之一切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皆是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的结果。国父在世之日提出拯救中国之大任，我现在还要重新提出，中国只有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就是国父倡导之三民主义。（鼓掌）

“一个党就是国父缔造之中国国民党。（鼓掌）

“一个领袖就是致力于完成国父遗志的中国之国家领袖。（热烈鼓掌）……”

从本质上讲，委员长是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尽管他借助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打败北洋军阀，建立中央政府，完成推翻帝制和结束封建割据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他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一个维护家族血统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蒋氏王朝。

他是一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野心勃勃的封建领袖。一个注定要遭受千年不散的大国阴魂所缠绕的封建帝王。

“……本人曾在《中国之命运》小册子里说过：如果今日之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简单地说，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今日不幸而失败，那中国的国家命运，亦就无所寄托（热烈鼓掌）……国民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打到帝国主义的特权，恢复和建立中国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

委员长抹抹额头上的汗珠，戴上军帽，从容退场。

演讲极为成功！

仿佛为了印证委员长的预言，一阵沉重的马达声由远而近。这是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应中国政府要求，于国难日出动B—29“空中堡垒”共一百二十架轰炸日本本土。美机掠过会场上空，渲染了胜利气氛，于是会场沸腾起来。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感到激动万分，仿佛中国的确已经强大起来，强大到可以象秦皇汉武那样睥睨夷狄征服世界了。

陈布雷快步扶住委员长，递给他一支手杖。只有他心中明白，这是一个绝不打算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和交出权力的中国领袖的政治宣言。

委员长决心向美国人发起反击了。

2

九月初，踌躇满志的史迪威带着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件飞到重庆。

这位新晋升的美国四星上将在一大群随从簇拥下大踏步走下飞机。他毫不掩饰自己大功告成的愉快心情，在机场同前来迎接的何应钦、商震诸官员稍事寒暄，便钻进汽车直奔下榻饭店。

当晚，委员长夫妇在黄山别墅会见史迪威。据《史迪威日记》记载，会见气氛“出人意料的坦率和友好”。委员长以少有的热情和谦恭态度欢迎史迪威的到来，他甚至屈尊亲往山下迎接，弄得一向倨傲的美国客人甚感吃惊。

在会谈中，委员长诚恳表示他正在考虑接受罗斯福总统的建议，将中国军队指挥权移交史迪威将军。但他又表示移交应当慎重，有个过程，以免造成混乱，因此他建议史迪威先到南方战区视察。信以为真的史迪威高兴地接受了委员长建议。

深夜，毫无倦意的史迪威站在饭店阳台上眺望山城灯火，他感到一阵阵巨大的胜利喜悦涌上心头。现在，美国将军几乎毫不怀疑已经胜券在握，“花生米”必将屈服，因为自己有美国总统撑腰，由美国对亚洲和世界事务的巨大作用力，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力作为后盾，所以他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不能获得成功。历史证明美国和美国总统的意志是无法抗拒的，尤其对这个奄奄一息的亚洲盟国来说更是如此。

这天晚上，彻夜不眠的史迪威起草了一份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个大胆的战略设想，即由他指挥中美联军在朝鲜半岛登陆并进攻日本本土。这个计划并非心血来潮的产物，它是史迪威一年多来在缅甸前线的丛林中萌生并逐渐酝酿成熟的方案。史迪威无疑是个优秀的美国军人，他勇敢、坚定，具有无所畏惧和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他注重荣誉，同样也注重美国人的优越感。他认为中国人的问题必须由美国人来解决，包括中国的军队和制度，这就使他百分之百地犯了政治目光短浅和越俎代庖的错误。中国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政治问题，而中国的政治从属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从属于中国社会演进的全过程，任何企图取消或者越过这个过程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注定要落空和走向愿望的反面。

过了一周，史迪威离开重庆前往桂林视察。

老谋深算的委员长开始同他的美国盟友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权力较量。

公正地说，委员长是本世纪以来第一位参与世界事物的中国政治家。他毕生致力于统一中国的战争，致力于加强集权统治和使他领导的国家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事业，“恢复和建立中国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但是这始终是一个封建领袖无法实现的帝国梦。即使在美、英、中《开罗宣言》发表之后，委员长仍然没有被西方列强当成真正的大国首脑对待。会议期间，丘吉尔首相多次在背地里称呼他“部落酋长”，斯大林干脆拒绝会见中国人。

不管怎样，委员长绝不打算向任何对手屈服，无论这些对手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早在七月，美国方面就开始加大压力，通牒式的电报纷至沓来。委员长始终好像一名功力深厚的太极高手，稳接八面来风，以柔克刚，运用中国古老的谋略之术与咄咄逼人的美国总统进行周旋。

八月，委员长回电白宫，口吻极为谦恭，表示愿意考虑总统的建议。他在电报中提出，需要有一位总统信任的特使来华商谈有关移交指挥权事宜，该特使的身份必须是一位文官而不能是别的什么将军。

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式陷阱。它等于提醒总统注意，军队将领们野心勃勃的权力欲是靠不住的，需要另辟一条由政治家来相互对话的渠道。

与此不谋而合的是，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早就萌生了派一位非军人特使出使重庆的念头。他并非信不过他的将军，而是更信任政治家的职业敏感和判断力。他曾对助手霍普金斯说：“哈利，你能不能替我物色到一个人物到重庆走一趟？他必须是个外交家。”（《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三天后，委员长再次致电罗斯福，对特使提出附加条件，即来使权力须在史迪威之上并不受史控制。美国总统为了维护其尊严，否决了对方条件。

但是，总统在确定特使人选和明确其权限时恰恰顺从了委员长提供的思路。他不顾马歇尔参谋长的强烈反对，任命了一位老资格政治家兼外交家出使重庆，而这位特使无论资历还是权力都在史迪威将军之上。

这个人物就是后来成为《毛泽东选集》中一个反面角色的派屈克?J?赫尔利先生。

赫尔利先生是现代中美关系史上一位昙花一现的重要人物。罗斯福之所以选中他作为总统特使，就是因为他能够以一种接近总统的政治眼光同时考察史迪威和蒋介石。

九月的一天，低矮的云层笼罩着暑热未消的山城重庆，赫尔利首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特使先生身材高大，衣着一尘不染，看上去十分洒脱自信，充满白种民族对有色人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特使带给委员长一份总统签署的外交文件，文件把特使的来访规定为“高级会谈”。特使口头转告委员长，他负有调停蒋史矛盾和接受中国政府移交军队指挥权的全权使命。如果委员长真正予以合作，总统将通过外交途径使下列两项交换条件正式生效：

1、战后美国承担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义务。

2、战后将没收全部日本企业并将其所有权转交中国政府。

九月十一日，谈判开始。中美关系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委员长既然已经达到将史迪威排除在谈判桌之外的第一步目的，他剩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让总统特使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政治属于中国人，任何外国人都无权干涉。中国人虽然看重工业化，但是更看重自己的统治权。（我认为，“统治权”应改为“主权”。军队的指挥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贴者）

一个月来，美国特使同委员长频频会晤，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还应邀参加主人精心安排的许多参观视察和社会活动。作为一名老资格政治家，赫尔利很快觉察出中美之间这场“指挥权危机”远比白宫和五角大楼估计的棘手。他还敏锐地从委员长身上嗅出一股阴谋家的险恶气息，他渐渐意识到正是这个阴谋家自始至终操纵着他们的谈判，并给谈判的前途投下一道不祥的阴影。

关键问题还在于委员长对于中国政治的巨大权威和影响力。赫尔利曾经相当深入地研究过东方政治，现在他更是深切认识到东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在派系林立的中国，政治斗争的复杂关系好比一张巨网，委员长就是经营这张网的大蜘蛛。他平抑和消长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制约和调整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他以他的绝对意志为中心轴构成一个巨大的权利磁场。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委员长则是国家，是领袖和神，是军队、警察、官府、土地、税收、徭役等等概念的集合物。这种业已建立的权威如同天空的太阳，它的光芒几乎随时无所不在地覆盖中国大地。

这是一个君临万方的封建领袖，这个同四亿中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并始终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大独裁者，你能试图用一个头脑简单的美国军人来取代他的权威么？即使你能够废黜一个封建领袖，但是你能废黜根植在四亿黄种人大脑深处千年不变的精神崇拜和文化方式么？

赫尔利终于不无遗憾地看到，连罗斯福总统这样优秀的西方政治家对中国的认识也肤浅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赫尔利顺着政治家的思路继续研究这场由指挥权引发的危机。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察了蒋介石，又从中国政治的角度考察了史迪威。史迪威对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外来符号，他代表美援、枪炮、国际援助和强大的同盟战线，但是他永远不能代表中国政治。任何给中国人强加一个美国总司令的作法必将危害业已存在的中美关系。从战略的眼光看，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会超过本土以外，这是由中国的战争能力和政治需要决定的，任何试图依靠中国军队打败日本人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勿庸置疑，作为政治家的赫尔利对中国政治以及这场指挥权危机的本质认识是相当清醒而深刻的，他断然摒弃了连罗斯福总统也未能免俗的种族歧视意识和大国优越感，冷静地评价了蒋委员长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取代的领袖地位。他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函和报告中再三强调：

……我的意见是：如果您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您就将失去蒋介石，并且您还将连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

在战争中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

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谨建议您立即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

国的一切陆军部队。

……

——摘自《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史迪威也许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他渴望荣誉，希望亲自打败日本人，创造辉煌的战争奇迹，但他毕竟是美国军人，具有美国人的气质和思维方式，不懂得中国特殊的政治和国情。中国的军事从来属于政治，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军队从属于政党，从属于个人，是个人实现政治统治和权力野心的私有工具，因此任何失去军队的领袖也都将失去政治，失去政治权力所赋予的一切。

这是一个简单的东方权力方程式，作为军人的史迪威也许一生也无法解开它，但是作为政治家的赫尔利只在一个月时间里便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当赫尔利特使不再坚持中国必须移交军队指挥权和怒江前线的战事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蒋委员长好像一个后发制人的高明拳师，突然向白宫摊牌了。

十月二日，委员长在重庆温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全会。委员长情绪非常激动，几个月的克制已经耗尽了他的忍耐力。他破例向常委历数了美国人的种种劣迹，并且在发言中多次使用了那句著名的国骂“娘希匹”。

“美国人算什么东西呢？”委员长的目光越过与会者的头顶，愤怒地质问窗外。“他们住得那么远，在太平洋那边，却要来向我指手画脚，做中国人的总司令，谁批准他们有这样的特权呢？还不是他们运了一些东西到中国来，给中国人一点甜头，就以为我们应该感恩戴德，应该让他们来为所欲为。我要对他们讲明白，我们抗日同样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租借物资’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要是同日本人讲和了，他们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看美国人和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只不过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控制我们，娘希匹，都是帝国主义！”

常委们屏气敛息，没有人胆敢打断委员长的讲话或者发表不同意见。

“……要是我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就违背了国父遗训，有悖于三民主义的宗旨，同时，你们各位也都成了美国人的傀儡。与其这样，我看还不如去投奔汪精卫算了。投奔汪精卫，你们有谁举手赞成吗？

“……算了算了，我知道你们不会有人举手的。要是我们这样的人都做了傀儡，那么几百万前线将士的血不是白流了吗？

“不要怕美国人！不要怕他们取消援助，撤走顾问团！不要怕这怕那！”委员长严厉的目光扫过常委。“没有美国人我们照样能过。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这是我们与美国人谈判的先决条件。你们不要担心华中华南日本人打得凶，我们军队在怒江和密支那照样能打胜仗。日本人迟早要完蛋，我们还有半个中国。我们今天要形成一个决议，要向美国人表明我们的态度，这就是我找你们来开会的目的。”

与会常委自然一致举手拥护，全体通过一份事先草拟的会议决议。决议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美国总统立即收回移交指挥权的建议和撤换史迪威。与会者只有陈布雷心里明白，前线形势远非委员长描绘的那样乐观，日本人开始进攻贵阳，委员长已经指示他暗中着手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工作。

向美国人摊牌是委员长投下的一招孤注一掷的险棋。

《会议纪要》当天便通过官方渠道到达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特使赫尔利手中，次日白宫收到发自重庆的纪要全文。

罗斯福总统读过《会议纪要》，感到十分震惊。中国人的态度是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霍普金斯支持赫尔利特使的建议。他告诉总统：一个政治家的判断力胜过十个最优秀的将军。但是总统在决定是否应该抛弃史迪威和对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时仍然很费了一番踌躇，因为他同时遭到美国军方和自己内心那种神圣的使命感的强烈反对。但是美国总统毕竟是有魄力和胆识的政治家，他懂得自己的责任，懂得必须用理智排除情绪干扰以便作出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正确选择。

英国盟友及时贡献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意见。

“史迪威将军的确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却不好合作的伙伴，他会同所有人把关系搞糟。”蒙巴顿勋爵委婉地转告总统，“我相信他在其他战区也许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周之后，美国总统复电重庆，宣布有条件撤销对史迪威将军任命的建议。又过了一周，总统签发命令，宣布召回史迪威，另以一名叫魏德迈的美国三星将军接替他的职务。

委员长大获全胜。

二十年后，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上这场权力危机时，两个名叫曼纳斯和森德兰的美国人这样写道：

“……史迪威的被召回，是那种以为中国要依赖和服从美国，美国可以把自己的观点任意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思想的必然结果。然而新的思想，无论史迪威还是罗斯福，都无法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国民党的军队组织是由其政治制度造就的，要对其军队进行改革，首先必须变革国民党政府的整个体制。至于责任问题，马歇尔应负触发它的责任；罗斯福应负批准它的责任；而史迪威本人则应负介入和促成它的责任。更深一步说，这场危机表面上是蒋与史两人的矛盾，实质上它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目的互不相容的结果。”（《史迪威出使中国》）

另一位历史学家易劳逸教授则写道：“蒋介石好像一尊供奉在寺庙里的金漆剥落的山神。……你要从外部打败它，它的确显得很羸弱，摇摇欲坠；但是你要让僧众来推倒它，它却又显得太强大……”（《毁灭的种子》）

3

“史迪威必须离开！”当委员长在常委会上愤怒咆哮之后两周，史迪威从南方战区视察归来，等待他的是一道美国总统签署的解职命令。

十月十九日，史迪威经昆明飞往重庆，在这座死气沉沉的中国陪都最后停留了一天，然后取道澳洲回国。

史迪威当然清楚自己冒犯了什么人的利益，但他不承认那是错误，他依然坚持要打败日本人必须取代蒋介石的观点。马歇尔是他最坚定的伙伴和支持者，但是马歇尔毕竟不是总统。他认为总统受到赫尔利的蒙蔽，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史迪威同所有的将军一样，最看不起类似赫尔利这样的政客。政客们总是象红头苍蝇一样围着总统嗡嗡叫，希图捞到一星半点好处，他认为赫尔利站在蒋介石一边正是为了达到对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

总统的命令毕竟不可抗拒。于是史迪威上将不得不象个政治角斗场上的落魄者那样暗淡无光地离开中国。他也许永远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怪圈：强大的美国打败了残暴的日本人，残暴的日本人打败了贪婪的蒋介石，而蒋介石却打败了他。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相生相克，循环往复。

委员长宽宏大量地来为被免职的美国将军送行，同来的还有蒋夫人和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委员长满脸歉意，仿佛赶走史迪威并不是他的本意。委员长提出要亲自授予史将军一枚“青天白日特别勋章”，这是在华外国官员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但是美国将军断然拒绝了。胸怀宽广的中国委员长当然不会计较史迪威的态度，他始终面带微笑，宽容地打量面前这个一败涂地的美国将军，就像一个暴发户满意地看着一个不幸破产的老对手。

深秋的重庆，寒风萧瑟，阴云密布。史迪威的飞机在白市驿机场的跑道上徐徐滑动。飞机发动机的巨大轰鸣使得空旷的机场充满峡谷一样隆隆的回声。飞机开始加速，机轮在与地面跑道的剧烈摩擦中爆发出一阵阵尖锐刺耳的震颤。这是人类智慧和意志力量在挣脱大地束缚时发出的痛苦战栗与呼号。很快，飞机昂起机首，机轮在加速度的作用下猛然挣脱地面，腾空而起。

机舱里，史迪威深情地注视着地面上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注视着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备受苦难的人们，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之行的最后一页：

“走啦！——谨祝胜利，爱你们的美国人约瑟夫··史迪威。”

4

美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战争英雄，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史迪威在毫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抵达华盛顿机场。他一走下飞机，立即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严密看护起来。没有新闻记者，没有高级官员和将领来迎接他，也没有举行欢迎英雄的凯旋仪式，只有一名国防部上校公事公办地向他转述了总统和总参谋长的问候。

此前，史迪威已经得到警告，他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言行负责。因为此刻美国正在举行四年一度的换届大选，罗斯福总统不想给他的政敌有可乘之机。

一连几个月，史迪威被软禁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他的行动处处受到监视，房屋四周有宪兵站岗。为了防备那些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捣乱，联邦调查局甚至取消他出门的自由。如此待遇使史迪威愤怒到极点。但是无论他怎样大发雷霆或者抗议也无济于事，昔日军界那些老朋友全部销声匿迹，连马歇尔将军也借故不愿见他，他们全都慑于白宫那个大人物的权威。

“天哪！”史迪威在日记中咒骂到，“难道这群混蛋真的以为我成了杀人犯？！”

唯一使得将军得到安慰的是同家人的团聚。妻子温妮和两个女儿，还有小儿子本恩形影不离地陪伴他，陪他在花园里散步，给他讲述这些年来家乡的种种趣闻。到晚上，一家人还有那条叫基尔的大耳狗都围在壁炉旁，听本恩长子小约瑟夫从南太平洋前线寄回的信件。但是无论家庭生活多么温馨也无法抹平史迪威心中的创伤，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孤独，更加暴躁。他的身体开始明显变坏，胃病和肝区疼痛使他不得不住进医院。

史迪威被解职软禁和罗斯福总统屈服于忘恩负义的中国人的消息还是透露到报界。一时国内舆论大哗。罗斯福总统不得不为此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好在竞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总统的竞选对手杜威议员尚未来得及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为期三天的全国公民投票就开始了。投票结果，罗斯福以压倒多数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

一九四五年元月，连任的美国总统解除了对史迪威的秘密禁令，并在白宫召见他。满面春风的总统邀请客人共进午餐，并宣布授予约瑟夫··史迪威上将“荣誉军团勋章”和“橡叶勋章”各一枚，以表彰将军在中国和亚洲战场作出的巨大贡献。有记者当场追问：既然史迪威将军指挥了一场出色的战争，那么怎么解释将军突然被撤职一事？总统看了一眼愁眉不展的史迪威，轻松地回答道：“哦先生，不是撤职，是召回。我想部分原因是因为将军的身体不大适应那里的气候。”

元月下旬，中印公路全线开通，委员长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把这条国际公路正式命名为“史迪威公路”。消息传到美国，史迪威名声大噪，再度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罗斯福顺应民心，不失时机地任命史迪威担任美国本土陆军部队总司令。郁郁不乐的史迪威始终念念不忘打败日本的夙愿，在他的坚持要求下，同年六月获准转赴南太平洋战场，出任美国第十集团军总司令，亲自参加了进攻日本本土的最后作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史迪威出席了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的受降仪式。这是他作为军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当他看到日本代表重光葵外相和梅津将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时，一切个人的委屈和辛劳都得到了报偿。

将军心中的伤痕部分地得到了抚平。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史迪威突然因健康恶化住进医院。医生在他的腹部发现多处肿块，确诊为胃癌晚期并扩散到肝脏。医生无法解释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何以会那样精力充沛地活跃在战场上。政府和军界要人闻讯纷纷赶到医院同将军诀别。当副总统问及病人有何心愿时，史迪威只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获得一枚“战斗步兵纪念章”。人们俱感大惑不解。因为在将军一生中，他已经获得过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国荣誉勋章，但是他在弥留之际却念念不忘得到一枚凡是上过战场的士兵都能得到的这种普通纪念章。

十月十一日，陆军部长史汀生亲自满足了将军这个渺小的愿望。

十二日中午十一时，史迪威将军在昏迷中悄然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5

一个哲学家这样写道：

“历史苛求个人固然是个人的不幸，但是民族苛求个人却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我希望我的同龄人，除了知道一个白求恩，还应当知道更多的外国人；除了知道“文化大革命”，还应当知道更多的被称作“历史”的那种东西。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南京。

委员长在总统官邸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基督教追悼仪式。事先没有发布公告，没有邀请各国使节，只有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及夫人参加了悼念仪式。委员长刚刚出席完一次秘密军事会议，满脸倦容。他在牧师做完祷告后划了一个马马虎虎的十字，然后请大使向美国政府及史迪威亲属转达他的悲痛之情，随即匆匆离去。

悼念仪式进行了不到二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