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1921年），张松樵力排众议，决定斥巨资购买英国最负盛名的“布拉特”牌纺机。当时英国名牌纺机价格比日本纺机足足高出一倍，且附有种种垄断供货的苛刻条件。许多人对此不理解，他们说张先生您何必非贵不买呢？难道您乐意花冤枉钱吗？张松樵耐心向他们解释说：东洋人模仿欧美人，所以东洋人是学生，他们的技术始终只是二流。我们不能图便宜向学生学习，而要直接向老师学习。

为此他高薪聘请欧洲留洋归来的留学生担任技师，广揽人才，工厂开办短训班，聘请洋工程师前来授课，老板同员工一样老老实实做学生。他还立下许多厂规，比如无论工人还是职员，进厂须经定期培训，考试不合格者辞退；上工后仍须月月考核，考核不合格者辞退。他自己身体力行，将技术人员尊为上宾，一时间学习和钻研技术在工厂蔚为风气。

父亲告诉我，武汉地区气候炎热潮湿，那个年代没有空调，英国纺机落户武汉水土不服，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张松樵请来专家会诊，摸索对洋机器进行本土化改造，后来他们加装一种可以人工调控的蒸汽喷嘴，有效解决了棉纱断头的质量问题。生产实践使张松樵大彻大悟，他认识到一切舶来品须经消化吸收，决不能照搬硬套或者“食洋不化”。他为此组织技师对生产流程进行全面改造，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当时裕华纱厂的竞争对手除了国内同行，主要是日本人开办的“东洋布行”（纺织厂）。建厂之初张松樵便做出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在进口英国机器的同时购买部分日本设备和配件，由于有了采购机器的正当理由，张松樵就能亲自前往上海和青岛的日本工厂进行实地考察。这样一来，他不仅摸清对手底细，还顺手“牵”回不少宝贵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后来他又与中间商“泰华洋行”合作，于民国十二年（1924年）分两批派遣得力助手肖老大等十多人前往日本留学，身份是“商业研修生”，专攻纺织技术和营销策略。只是后来裕华纱厂全面崛起名声大噪，如梦初醒的日本人这才连忙撕毁合同，中止与其签订的合作计划，但是为时已晚。

张松樵独到的经营策略和战略眼光由此可见一斑。

至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武汉裕华纱厂的主力产品“红赛马”、“绿赛马”棉纱和“万年青”棉布均为当时国内家喻户晓的国货名牌，质量全面赶超东洋货，产品远销华北、华南、西南以及南洋群岛各国。国产纺织工业迅速崛起，国产纱、布的市场份额逐年上升，已经对东洋产品形成优势，而裕华纱厂也从建厂之初的一万纱锭扩展到四万五千纱锭，布机五百台，工人达二千四百余人，生产规模名列当时湖北省私营纱厂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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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一位神秘来客造访了戒备森严的武昌东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访注定要成为一根导火索，从而引得蒋介石大动肝火怒不可遏。

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来陶大使是个受人欢迎的尊贵客人，他不仅是德意志帝国驻华全权代表，同时也是蒋介石夫妇的私人朋友，为当时西方大国中为数不多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外交官之一。但是此刻这位国民政府的老朋友却并非为友谊而来，他不得不遗憾地照会蒋委员长，德国政府决定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团，单方面中止两国之间所有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已经签订的购买军火合同。

蒋介石当场愤怒地砸碎一只玻璃水杯。

对于身陷困境的国民政府来说，德国人的背叛不啻于从背后插上一刀。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东三省，站在中国一方伸张正义的国家既不是标榜民主楷模的英美各国，也不是社会主义苏联，恰恰是后来成为法西斯邪恶轴心之首的希特勒德国。德国政府给于中国全力支持，不仅派出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进行军事改革，提高军队战斗力，还免费接收中国军官赴德国受训，出售以及无偿提供德式武器和军火援助，帮助中国政府制定对日作战计划等等。直到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中央军拥有的先进装备大多为德国制造。

但是这种国际援助并不能说明德国是个主持正义的国家，国际交往没有是非，更没有永远不变的立场，惟一的原则是利益使然。当初德国人反对日本侵华，目的并非主持公道而是为了避免“使他们的战略野心发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希特勒语），也就是妨碍未来轴心国联盟的全球战略计划，所以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德国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据说希特勒亲自带口信给日本天皇，试图说服日本不要在中国扩大战事，而应将注意力用于对付“来自北边的危险敌人——共产党苏俄”。陶大使始终以双方盟友的身份在东京与南京之间进行穿梭外交，斡旋一度出现和平曙光，东京方面同意停战撤军，和谈眼看就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