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切努力随着南京陷落而化为泡影。

其实蒋介石对德国人的背叛未必没有心理准备，秘密情报显示，“七·七事变”前德国就与日本秘密签订***防共的《柏林协定》，随着意大利加入三国联盟渐成雏形，这样日本人就后来居上，在德国的全球利益天平上挤掉中国，使得国民政府成为轴心国联盟条约的第一个受害者。屈辱和悲愤令中国委员长一时情绪失控，欲将手中水杯扔向德国大使，只是最后关头那个物体改变方向落在地板上，杯子发出的响亮爆裂声充分传达出中国首脑不可遏止的怒火和抗议。当然在外交场合中这种失态并不是力量的象征，因为任何不符合外交礼仪的言行都将被视为对文明的冒犯和亵渎。其实蒋介石很清楚，德国人离开只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处境将会越来越艰难。国际社会果然对德国人撕毁合同背信弃义反应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国外交官用懒洋洋的腔调评论说：是吗？希特勒干吗要帮中国人的忙……他们早该离开了。

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国际社会毫无公理可言，侵略成性的日本人并未受到制裁，相反他们依然到处受到尊敬，顺利地从英美和西方各国采购到急需的战争物资和原材料。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拒绝把军火卖给中国，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担心节节失败的国民政府偿还不起巨额债务。

根据战后公布的文件，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国民生产总值）仅有四亿美元，以四亿五千万人口而论，人均不足一美元（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而不到一亿人口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则为六十六亿六千万美元，是中国的十五倍多，人均为中国的七十倍！其中仅军费开支就达九亿二千万美元，超过中国全部政府预算的二倍多！而日本钢铁产量是中国的二百倍，石油提炼为中国的一百五十倍，年生产飞机近二千架，中国为零；大口径火炮七百四十四门，中国为零；坦克三百三十辆，汽车九千五百辆（设备能力三万辆），造船能力四十七万吨，造军舰五万吨，已拥有战舰二百余艘，其中大型航空母舰六艘，位列世界第三，如此等等。（见《中国抗日战争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

中日国力对比，由此可见一斑。

1938年，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白宫拜会罗斯福总统。当时美国刚刚走出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恰好成为加速美国经济复苏的有力杠杆。中国外长对美国政府长期卖给日本人军火，还有数量巨大的废钢铁、石油和战略物资表示强烈不满，罗斯福总统则以他一惯的睿智和安详表情回答中国客人道：欢迎贵国也来参加购买，我们美国人做生意从来一视同仁啊。中国外长说：但是我们没有美元，请问总统先生能不能贷款给国民政府，或者同意以农产品相抵？罗斯福哈哈一笑说：没有美元不要紧，银元也是硬通货呀。

历史惩罚了自私自利的西方人。

仅仅一年之后二战爆发，以及三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西方列强损人利己的“靖绥”政策终于使他们不得不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

外交会见尴尬收场，德国大使蒙受羞辱，为此提出相应的口头抗议。但是随后一件更加令人难堪的事情发生了，蒋介石当场啐了一口，骂出那句著名的粗话，然后扔下客人拂袖而去。会见险些酿成外交事件。好在德国人背信弃义在先，撕毁合同在先，卑鄙无耻不讲信用在先，两国既已做不成朋友，蒋介石就是有不文明不礼貌的举动也都无所谓了。

德国大使离去当晚，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英美法意等七国西方外交官，向国际社会重申中国政府抗战三原则：决不接受任何外国调停；决不停止战斗；决不缔结任何停战协议，除非日本军队撤回“七·七事变”之前的停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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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于1905年的陇海铁路西起甘肃兰州，东至江苏连云港，全长一千二百一十四公里，与另一条横贯南北的大动脉京（北京）汉（汉口）铁路在郑州交汇，由此形成以郑州为枢纽的近代中国铁路纵横交错的大格局。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郑州，由于其铁路枢纽地位而更添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抗战爆发，日本人攻势凶猛，接连占领河北、山西全境，进而威胁郑州，位于郑州城北花园口的黄河铁路桥就成为扼守京汉线的惟一咽喉要道。黄河铁路桥全长近五千米，桥墩多达一百座，全钢架结构，由比利时公司设计建造，素有“天下第一桥”之称。如果该桥被敌人夺取，不仅郑州大门洞开无险可据，而且敌人还将沿京汉铁路直趋中国抗战心脏武汉，于是大本营命令一支番号为新八师的贵州部队紧急开赴郑州，担任大桥守备任务。

蒋在珍，中将师长，号丕绪，贵州桐梓人，贵州讲武堂毕业。蒋在珍早年追随贵州军阀王家烈，后来投靠四川军阀刘湘，再后来接受南京政府改编，率领新八师北上抗日。据说当时许多战区都不肯接收这支来自西南边陲的杂牌队伍，致使该师一直辗转广西、湖南等地，后来北方形势吃紧，这支备受冷落的贵州队伍才找到守备黄河大桥的用武之地。

时值豫北战局趋紧，日本人逼近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北上火车只开到新乡为止，有传言新乡不日也将弃守。日本飞机频繁飞临黄河上空侦察，既不投弹，也不扫射，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很有可能对大桥进行偷袭。新八师对此提高警惕，除了将主力推进至黄河北岸构筑工事，还对过桥行人严加盘查，以防敌人便衣部队混过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