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夜里，雷伯·克立姆罗德和迪耶戈·哈斯坐飞机抵达巴黎。这两个人按既定计划互相分手。雷伯并不告诉迪耶戈他要去哪儿，迪耶戈则前往雷伯指定他去的地方。

迪耶戈来到乔治五世大饭店。经通报后，他很快来到两个十分明显属于女性的人面前——她们大概是法国人，无疑应归入举止轻佻的一类。

“这个当儿你来干什么，你这个小流氓？”坐在两位女性中间的一个男人用西班牙语问。

“可要提防金头发的这一位，”迪耶戈也用西班牙话回答。“这人有穿异性服装的怪癖，其实是个男的。”

对方脸上现出不大放心的样子。

“你能肯定吗？”

“我只是开个玩笑。”迪耶戈说着在那位金发女郎嘴唇上吻了一下。“你好，奥斯瓦尔多舅舅。妈咪塔怎么样？”

“你母亲——也就是我的姐姐——简直发疯了，她感到痛苦、愤怒、绝望而又羞愧。有好几个星期她以为你已经死了，后来你总算发善心从魁北克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她。”

“是从蒙特利尔寄的，”迪耶戈瓮声瓮气地纠正道。他探头到金发女郎的裙子里边去核实一下。

“你到加拿大去干什么？那里终年积雪，到处都是北极熊。”

“去做生意。”迪耶戈说；经过核实，金发女郎不是男的，于是他放心了。“说到生意，明天上午的约会你给我安排好了没有？”

“croquesi（注：西班牙语：当然），”奥斯瓦尔多舅舅说。

他五十多岁年纪，长着跟他姐姐一样的鹰钓鼻、一样的眼睛和一样的嘴；然而，这副五官如果说赋予妈咪塔的是一种堂皇的气概和坚定的意志，那么在她弟弟脸上却随着年岁的递增而变得线条柔和了。尽管他很富有，祖上传下的家产相当可观，不过，据迪耶戈的看法，他其实几乎算得上是个聪明人。此时，他瞪着眼睛注视自己的外甥，力图保持一点长辈的尊严。

“你到底来干什么？”

迪耶戈的眼睛刷地一亮。

“我有没有问您，您跟这两位小姐在一起干什么？几时到巴黎来的？”

“前天，”奥斯瓦尔多舅舅说。

“你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见到过她没有？”

“你母亲？”

“不，”迪耶戈耐心地说，“不，不是妈咪塔，是‘她’。”

迪耶戈指的是埃娃·杜阿尔特，不过埃娃·庇隆夫人（注：埃娃·庇隆（1919—1952），阿根廷庇隆总统的第二任妻子，阿根廷政界要人，原电影和广播明星。）的名字更为人所知。若干年前，还是奥斯瓦尔多舅舅帮她弄到了贝尔格拉诺广播电台记者的饭碗。

“是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说，“我见到她了。我把你告诉我的一切都对她说了，她表示同意。”

“你用这样的代价换取她那点该死的所谓善心，量她也没有勇气拒绝。那么信呢？那个蠢货签字了没有？”

“迪耶戈，别忘了你是在谈沦我们敬爱的总统和本世纪最受爱戴的女人。”

“谈论我的屁股，”迪耶戈一边说，一边把他的鼻子埋在金发女郎的衬衫里。

“他签了字。但是，你母亲要是知道我在帮你的忙，哪怕只是知道我跟你谈话，她非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不可。”

迪耶戈的脑袋，还有他的身体的其余部分，正在好几层簌簌作声的花边中间开路。他再次瓮声瓮气地说：

“要是我的梅塞德斯舅妈知道你跟那个黑发女郎在干些什么，她还会挖掉你一些别的器官。”

第二天中午时分，他又和雷伯·克立姆罗德见面。和雷伯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高个儿男人，差不多雷伯一般高，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神情忧郁，仿佛蒙着一层翳，目的显然想掩盖从他身上透出的杀气。

“你这位朋友象个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迪耶戈用西班牙语对雷伯说。“看起来他身上穿的是估衣铺里的货色。”

“我听得懂你说的话，”那人道。“我能听懂、也能说西班牙捂。”

“那么英语呢？”

“也行。”

“拉普语呢？你能说拉普语吗？”

“请闭上你的嘴，迪耶戈。我给你们介绍哈斯，布尼姆·安涅列维奇。”

“是的。我一定不开口。”

迪耶戈从来不知道安涅列维奇究竟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在波兰驻巴黎的大使馆内到底是干什么的（就算他真的在大使馆工作）。至于雷伯和他是怎么相遇，在什么时候，迪耶戈同样不明白。事后，还是乔治·塔拉斯最早确定，一九五〇年在巴黎出现的这个安涅列维奇，就是一九四六年四月曾经在纽伦堡和年轻的克立姆罗德作为纳卡姆小组的成员一起活动的那个安捏列维奇。

“你先坐下，迪耶戈。我们很快就谈完了。”

他们俩又开始用波兰语交谈，也可能是用依地语。迪耶戈反正对两种语言都不懂，顶多依地语的少数几个单词因为有点儿象德语，也许是例外。迪耶戈如约在民族广场附近一家咖啡店里和雷伯见面，以前，迪耶戈的足迹从来到过这一带地方。昨天飞机到伦敦时欢迎他们的朗朗晴空，到巴黎以后变成了潮乎乎、灰蒙蒙的阴冷天气。

二十分钟后（这二十分钟内，迪耶戈象破译密码似地在读一份法文报纸，努力想看懂有关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酌消息），雷伯说：“我们走吧，迪耶戈。”

“我饿了。我一直不开口，可是我饿了。”

“到了机场咱们再吃东西。”

雷伯拖着他走，并且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就在上车之前，迪耶戈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名叫安涅列维奇的人仍坐在那里，用一双令人神经紧张的黑眼睛目送他们离去。蓦地里，迪耶戈无缘无故打了个寒颤，这和阴冷天气没有任何关系。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早些时候他们登上的一架班机，把他们送到哥本哈根，作短暂停留后再飞往赫尔辛基。他们的阿根廷护照频频换来北欧人的笑脸，在欧洲的那一部分，阿根廷游客是不多的。

迪耶戈主要记得的是，从机场到旅馆的路上，他自始至终颤栗不已。他们下榻的旅馆与一座带有绿色圆顶的白色大教堂相去不远。此后，他的时间就被雷伯干的事或说的话占去了。

由于事先作了周密的安排，在赫尔辛基已有三个人在等侯他们。第一个名叫哈伦，是个七十来岁的爱尔兰人，来自爱尔兰共和国（注：不是英国的北爱尔兰。）。第二个是俄国的高级官员，一双没有光泽的眼睛冷冰冰的，此人姓费奥多罗夫。第三个是迪耶戈初次遇见的乔治·塔拉斯。

“你把衣服全部脱光，然后抽打自己，”塔拉斯对迪耶戈说。

他看到这个矮小的阿根廷人脸上大吃一惊的表情，不由得放声大笑。

“你从来没有尝试过芬兰蒸汽浴吗？”

“在阿根廷我的家乡，”迪耶戈说，“连母牛也接受蒸汽浴。它们只消呆在户外太阳底下就行了。”

他脱去身上所有的衣服，走进一间小屋子。令人窒息的热气熏得他脚步踉跄。他在板凳上坐下，心想：“淋点儿抽，放点儿盐，洒些胡椒粉，再加些香料，三分钟之后我就有七成熟了。但愿这些家伙喜欢吃不太熟的肉。”他转脸问跟他一起入浴的那位：

“是美国人吗？”

“是的。”塔拉斯笑容满面，“雷伯干的事情你一点也不明白，是吗？”（注：此处缺半页内容）

“想从我口中套出有关雷伯·克立姆罗德的话来，没门儿！这样的人还没有出生，也永远不会出生，”他暗自思付。

“你不必紧张。我不想问你任何问题。相反，是雷伯要我趁他在跟哈伦和那个俄国人谈话的时候向你介绍一下情况。你知道哈伦是什么人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迪耶戈说，“一无所知，这是令人惊讶的。”

“哈伦是个职业革命家。他参加过爱尔兰共和军，顺便告诉你，他曾和一个名叫拉扎鲁斯……或奥谢的人在一起，反正叫什么名字因时而异。这些名字你听说过没有？”

“没有，”迪耶戈说，“我谁也不认识。”

“哈伦还在爱尔兰以外的其他地方从事革命活动。举个例说：他和一个姓乌里扬诺夫的人关系很密切，不过那人更为大家所知道的名字是‘列宁’。你听说过列宁这个人吗？”

“哦，哦！”迪耶戈发出这样的声音。

“哈伦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这纯粹是巧合。我让哈伦与雷伯取得联系，哈伦准备帮助雷伯尝试做一笔交易，这是雷伯自己想出的点子，不过我可不愿押这个宝……”塔拉斯顿了一下，开始用桦树枝条狠狠地抽打迪耶戈的胸部和两肩。“你别怕疼，我的朋友！……那件事我连一毛钱的赌注也不愿下。迪耶戈，你知道雷伯想要干什么？”

“不。”

“你知道得很清楚。雷伯想买下那些油轮，就是属于梅哲或迈约雷斯库那支船队里的十六艘油轮。要是他走正常途径，也就是在伦敦参加投标的话，他是不会成功的。哪怕他出几百万、几千万美元，那帮希腊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路德维希，或者盖梯，或者挪威帮或英国帮的船商都会加价百分之十压倒他。他决无希望。”

“是吗？”迪耶戈横下一条心，决不就任何一件事发表任何看法。在他当时所处的状态，即便有人问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也要考虑考虑再回答。

“雷伯已经尝试过买几艘油轮。过去几个月，我代他走遍了全世界。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有一个时期，你只消花一辆罗尔斯轿车的代价，就可以买一艘油轮，即使当废铁卖也划算。希腊帮和路德维希等人当时曾买下几百艘，那样的好日子早巳过去了，年轻的迪耶戈。今天想弄到一般油轮，唯一酌办法就是造船。雷伯也试过了。我曾到瑞典、挪威、德国去走访过几家造远洋轮的船厂。这个办法也不行。他们不干。你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自会明白。”迪耶戈说。

“因为那些希腊人比我们先下手，已经到那里去过。西德基尔的一些造船厂在为奥纳西斯干活。因为造一艘油轮是一项长期的投资，目前雷伯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没有一家银行答应给雷伯这样的贷款。银行家们愿意借几千万美元给他，但不是造油轮。从银行家的角度来看，风险太大了。迪耶戈，你应当知道一件事情，只有在你不需要钱的的候，银行家才会借钱给你。如果你真的需要钱（注：此处缺半页内容）。目前欧洲实际上每年要消耗七千万吨石油。雷伯相信石油的消耗量将增加，油价将上涨，所以石油的运价也将提高。你也许会说……不，你这个人说话不多，不是吗？你也许会说，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考虑，石油公司也会考虑这件事的。你也许会向我提出问题——我透过蒸汽汽从你的黄眼睛里可以看到这个疑问，是的，是的，看得出你好奇得心痒难熬，——你会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石油公司明知自己将十分需婴运油的船，他们为什么不把船队抓在自己手里，为什么他们宁愿去帮助发展私人的船队？你是不是想问我这个，迪耶戈？”

“绝无此意。”

“我可以回答你，也就是告诉你，石油公司宁愿让希腊人、挪威人去干这事，反正别人无论谁干都行，因为说到底，投资搞一支船队是件冒风险的事情。没有什么比一艘船滞留在码头上无货可运耗费更大的了。因为石油公司自己在石油勘探和精炼等领域已卷入庞大的投资计划。我亲爱的迪耶戈，一家炼油厂的价值实际上相当于一艘2油轮的五倍。我想，你当然知道2是什么吧？”

“是不是两边各有两支橹的那种船？”

“这是一万六千吨的船，就象美国海军在战争中使用过的那种。请不要再抽我了。咱们现在出去滚一身雪。”

“不——不——不——不——！”迪耶戈吓得魂飞魄散，没命地喊叫。

但他再喊也是白搭。两个身材魁梧的芬兰人从蒸汽***现，把他架起来象扔一只小鸡似地扔到外面的冰天雪地里。

“明天咱们到了莫斯科，”塔拉斯光着屁股坐在雪上暗暗发笑，“你对那里寒冷的天气就能适应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哈伦说，“大约七点钟左右，我在扎戈罗德内大街上看到两千名赤卫队员高唱《马赛曲》走过去。他们举着血红的旗帜，在天寒地冻的夜里，黑风卷动红旗哗喇喇地飘……”

“很好，”雷伯·克立姆罗德说。

哈伦直盯着他瞧，目光咄咄逼人。

“你读过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那本书吗？”

“没有，”雷伯说。

哈伦恶狠狠地晃晃脑袋，说：

“如果你说读过，我可以起誓一定把你撂在这儿不管，再也不要听你的荒唐的故事。”

“算我走运，”雷伯镇定地说。

“约翰·里德不过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外行。再说，他是个美国人！他能懂些什么？一想到他们居然让他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我就！……无非因为那个白痴得了斑疹伤寒！倘若他得的是腮腺炎，他一定死在明尼苏达州弗格斯福尔斯自己家里的床上，临终还祈求上帝保佑他买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行情看涨。跟我比起来，他有什么了不起！”

费奥多罗夫走在后面，保持几步距离，他脸上的微笑并不针对任何人或任何事。那双冰冷的眼睛始终盯着克立姆罗德或迪耶戈·哈斯，仿佛生怕他们会突然插翅飞走。再隔几步，另有三个人尾随在后，就象传统的侦探盯梢时一样，装做漠不关心的样子。他们一行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上漫步。

两小时以前，一架仿dc—4型的伊柳辛客机，把他们从赫尔辛基送到莫斯科。这里天气冷得够呛，但并非无法忍受。地上还有积雪，然而天空是万里无云。圣瓦西里大教堂的彩色圆顶灿烂辉煌。参观列宁陵墓的人排成整齐的长队。哈伦按他自己的速度走在前头，一边不住口地说话。

“我遇见约瑟夫——就是斯大林——的时候，”他说，“他还是彼得格勒的民族委员。在这以前，他和列夫·加米涅夫（注：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1936），托派领袖，十月革命胜利时，曾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大清洗时，遭斯大林阴谋杀害。）都是《真理报》的编委。你知道列夫·加米涅夫是谁吗？”

“不知道，”克立姆罗德说。

两辆“胜利”牌黑色轿车缓缓驶近。哈伦还在唠唠叨叨地回忆当年。汽车靠路边停下，司机从车上下来，把门打开。就在同一瞬间，国家安全部的几个人立即围拢来，这一着非常突然。

“哦，妈咪塔！”迪耶戈暗暗在想，“你要是看到你的儿子在此地跟红党在一起，不知会作何感想！”哈伦和费奥多罗夫上了第一辆汽车；迪耶戈和雷伯钻进第三辆。车窗上都有窗帘遮着。

迪耶戈用西班牙语低声说：“咱们还能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他还想说下去，但这时他的目光遇到了与他们同车的一名警察的目光。

“讲英语，”雷伯说。

车走得很慢，他们大约坐了十五分钟左右，到一处拱廊下面停车接受检查。然后又往前不过几十米。费奥多罗夫走过来，用节奏很慢、但很规范的英语请他们下车。迪耶戈四下里举目张望，发现他们在一座建筑物的大院子中，这个地方从各种迹象看来是冷冰冰、阴森森的，到处都有穿便衣的警卫。接着又是一道检查哨，这回是在有着宽阔楼梯的门厅里边。哈伦与费奥多罗夫交谈了几句，迪耶戈听不懂，因为他们先是用的俄语，末了用的是波兰语，雷伯也参加进去。

“迪耶戈，”雷伯说，“咱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可以去见部长。你留在这儿等着。”

“可别去太久了。”

他带着酷似腹痛的恐怖心情目送雷伯和哈伦、费奥多罗夫以及另外一个人离去。他们登上楼梯，以后就不见了。迪耶戈终于在人家给他搬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有一次，他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腿脚，有人示意他最好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可以听到楼上有很大的响声，显然有人情绪非常激动，火气很大。楼梯顶端出现了一个戴眼镜的胖子。他从楼上下来，但在他走到迪耶戈身边之前，已有三个人过来站到这个阿根廷人与那人之间。后者举目勿匆瞥了一眼，便在一群惊恐万状的人簇拥下迈步出去。他坐上一辆很大的轿车走了。

又过了两个小时，迪耶戈想象自己已经到了西伯利亚，脚镣上拖着沉重的铁球，左脚一个，右脚一个，眼睛被人用烧红的拨火棒烫过。他特别担心雷伯的假护照，何况那还是迪耶戈自己叫人做的。

不过，雷伯、哈伦和费奥多罗夫最后还是出现了。雷伯的脸上不动声色。

他对迪耶戈说：“现在不是时候，别开口。”

外而，夜幕己笼罩着这座灯火寥落的城市。到了下榻的大都会饭店：终于只有迪耶戈和雷伯两个人了，前者张嘴想说话，

“还不到时候，”雷伯说，“别开口。”

这天晚上他们是同哈伦和费奥多罗夫在一起度过的。哈伦开怀畅饮，费奥多罗夫也不逊色，看来两人都丝毫没有醉意。他们是往一家名叫阿拉克维的餐厅吃的晚饭。

“你就跟我谈谈你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谈谈他在咱们的家乡阿根廷都有哪些产业。”他们回到旅馆以后，雷伯说。

这是雷伯给他暗示的一种方式，意思就是，“其余什么都不要说。”

次日，还是老规矩；汽车张着窗帘，到处有人护送，在接待室里没完没了地等候，上午下午都是如此。迪耶戈·哈斯估计，雷伯和哈伦正在费奥多罗夫陪同下挨个儿拜访莫斯科的每一位部长。

这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他们坐飞机去赫尔辛基。直到停着好多电车的大广场上，确信已走出不小心有可能被人听见的范围，雷伯才笑眯眯地说：“你当然什么也不明白，是不是？”

“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迪耶戈酸溜溜地说。“我的嘴噘得老高老高的。雷伯，咱们真的去过俄国了吗？莫非我只是做了一个恶梦？”

“咱们的确到那里去过。”

“那个戴眼镜、目露凶光的家伙是谁？”

“拉甫连季·贝利亚。”

“圣母啊！”迪耶戈说。“就是那个贝利亚？”

“正是。”

“你跟他说了话？”

“是的。不但跟他，迪耶戈。还跟斯大林说了话。我甚至达到了目的。”

他抓住他的阿根廷朋友的胳膊。

“事情极其简单，迪耶戈。首先，有你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获准出口的小麦，他是通过你们的朋友埃娃女士的帮助从庇隆总统那里弄到的特许权。尼克·佩特里迪，更确切述说是他的弟弟托尼，将把小麦装上我的这艘货船以及另外几只船。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费劲得很。”

“小麦将运到苏联黑海岸边的一个港口。咱们用小麦换的是画，有拉诺诺夫的，马列维奇的，塔特林的，李西茨基5的，罗德钦科的，两幅娜塔丽亚·冈恰罗娃的，三幅康定斯基的，三幅恰嘎尔的，两幅拉宾的，还有几幅索波洛夫的等等。这还不算。他还答应我几幅塞尚和马蒂斯的画，且不说两三幅毕加索的，那是休金和莫罗佐夫买下的，我估计你很可能听到过这两位俄国大画商的名字，当初他们买下这些画的时候，列宁还没有在哈伦帮助下发动那次翻天覆地的夜间起事。不过，末了这项诺言，他是不会履行的，迪耶戈。”

“不会？”

“不会。他可以声称对于西方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绘画深恶痛绝，但他不是个傻瓜，有人会告诉他——不过，这也难说，因为他们都非常害怕这位有病的老人，——说一幅塞尚或毕加索的画在咱们这些西方疯子眼里跟黄金一样值钱。然而，迪耶戈，他已经吩咐要给我——给我个人——一幅尼柯·皮罗斯曼施维里的画。这位画家是格鲁吉亚人，和他自己一样。顺便告诉你，乔治·塔拉斯也是格鲁吉亚人。”

迪耶戈望着雷伯。刚才雷伯滔滔不绝地列举的那些名字，他一个都不知道。也许恰嘎尔和康定斯基是例外，当然还有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关于绘画，迪耶戈的知识几乎等于零，他也不把画当成一回事。但是他了解雷伯·克立姆罗德，了解这个人的沉默和几乎完全缄口不语的状态，即使不是几个月，也可以持续几个星期之久，然后他的感情会一下子如火山爆发（就象现在那样子），只要有什么触动了他，促使他连续谈上几个小时。迪耶戈从不试图打断他的话。归根到底，只有在那样的时刻，也就是他表面上平稳安详、心底里藏着一团火的真相显露出来时，雷伯才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所以，雷伯说着，迪耶戈静静地听着，两人无穷无尽地穿过赫尔辛基冰雪覆盖的方形街区，该城的市中心设计得象国际象棋的棋盘，具有俄罗斯风格。

霄伯终于笑着说：“迪耶戈！”

“怎么，雷伯？”

“我惹你腻烦了吧，嗯？”

“你想到哪儿去了！”迪耶戈说时恰如其分地用上一点讥俏的口吻。他问道：“咱们把所有这些画怎么处理？办一个画廊？咱们可以这么办，在纽约的第五衔、伦敦的摄政王大街、巴黎的里沃利路拱廊下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胡宁街，甚至在阿尔及利亚的塔曼拉塞特或蒙古的乌兰巴托摆几个摊子，把这些画向过路人兜售。这样我们可以用卖画的饯付奥斯瓦尔多舅舅的小麦账，如果他同意在七十五年内付清的话。”

“不。”

“咱们不打算那样做？”

“不。我已经有一个买主，迪耶戈。在美国。为了换取这些本身是用小麦换来的画，买主愿提供一个纺织厂的全套设备，包括技术人员。这个厂将设在阿根廷。作为交换，贵国政府将与苏联方面就定期供应小麦的问题作出安排。”

“这太简单了！现在我已经一清二楚！”迪耶戈阴郁地说。“我猜想，你神出鬼没地促成了所有这些交易，可以得到十六罐漆作为佣金，当然是红色的，你可以用来把那些油船的烟囱油漆一新。你想在标卖中把那些船买下来怕是不成的了，对不对？”

雷伯纵声大笑起来，这在他身上是极少有的事。由此可见，至少这一次，他尽情宣泄胜利的狂喜到了何等痛快的地步。

“迪耶戈，这是真的。办成这项以及另外几项交易，咱们将从阿根廷人那里得到一笔佣金，哪怕阿根廷的小麦要在今后三四十年内向苏联交货。但我提出了别的要求，而此刻我已经得到了我所要的东西。这便是咱们抵达赫尔辛基时我在旅馆里收到的信件的内容。两个小时以前，迈约雷斯库三兄弟——柯斯塔凯、扬和尼基福尔——已到达苏黎世。明天他们将到伦敦和家人团聚。”

“柯斯塔凯已经同意，在伦敦的梅哲家族也已经同意，我不会在标卖中被任何一个希腊船主或其他任何人击败。理由很简单：那十六艘油船将从梅哲家族原来打算标卖的整个一批船中抽出来。事先就抽出来。这批油船将单独向我出售。我将用准备买这些画的那个人借给我的钱付船价；那人是位狂热的收藏家，但他也是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华尔街四十号那栋楼就是我卖给该公司的。咱们去赴宴吧，迪耶戈。乔治·塔拉斯邀请咱们去迎接新年。咱们也不要把油船的烟囱改漆成红色：那是尼亚霍斯的颜色。也不该成绿色。绿色的甲板是奥纳西斯的特色。我饿得慌，迪耶戈，饿极了。”

乔治·塔拉斯干脆辞去哈佛大学的职务，永远结束了他的教授生涯。他宁愿把大部分时间用于钻书堆、写文章、而不愿年复一年地教同样的或几乎同样的老一套课程。他的妻子雪莉力促他接受雷伯的聘请，到不仅仅因为这一变化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克立姆罗德给他五倍于他的教授薪水的报酬，并且表示可以预支十年），还因为据雪莉自己说她对雷伯怀着母亲对孩子那样的感情。

塔拉斯为了物色油船远涉重洋，走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德国，还在濒临大西洋的美国东海岸搜索，从中获得异常巨大的享受。他当时五十一岁，教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书，除了战争刚结束时在奥地利和纽伦堡度过的一段时光，他没有花过多少时间干别的，不是读别人的书就是写自己的书。至于他写的书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他一点也不在乎。

在世上所有认识雷伯·克立姆罗德的人中间，乔治·培拉斯是对他看得最清楚、也是对他怀着最自然的爱的一个人，这是一种父爱。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毛特豪森看到这个九死一生的少年时感情上受到极大的震动。此后，他始终没有从这次震荡的余波中真正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