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的时候，泊在岸边的渔船上

灯火在空中摇曳，主宰了夜，隔开了海。

——史帝文斯

加沙（gaza）位于以色列南部，靠近埃及边境，濒临地中海，是以色列重要的海上门户。“加沙”一词为迦南语，意为“强有力者”。18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曾由此攻打巴勒斯坦北部的战略要地阿克。加沙城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由迦南人建造而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希腊文化鼎盛时，这里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之一。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这里的学校被认为是讲授哲学、修辞学和讲演学最好的学校，甚至希腊学生也来这里留学。加沙土地肥沃，淡水充足，四周果园环抱，产葡萄、香蕉、野无花果、柑桔和橄榄等。加沙城附近长约40公里、宽6公里～8公里，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地区，称“加沙地带”。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后由埃及管辖，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的居民以巴勒斯坦人为主，还有少量以游牧为生的贝都因人（bedouins，阿拉伯地区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贝都因”阿拉伯语意为“住帐篷的游牧者”）。1978年，萨达特与贝京达成埃以停火，以色列宣布加沙自治，但至今未履行诺言。

2月4日，以色列政府同意允许部分记者进入戒严的加沙地带。我和《东京新闻》的松川贵、吉冈逸夫、印尼empo杂志的塔安菲特及香港《亚洲新闻》的袁国强合租一车前往加沙。

出特拉维夫南行，沿途可以看见成群的“爱国者”导弹群，挖土机正在构筑新的发射阵地，天空不时有uh—1h休伊武装直升机掠过。公路上偶尔可以碰到运送轻型坦克的轮式运输车。右前方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正向加沙方向飞去。

在加沙地带入口，已经有二三十位各国记者聚在岗亭旁等候办理进入加沙的手续。这里有一家设在面包车上的快餐店，价格贵得惊人。我买了一块类似三明治的饼和一听可口可乐，竟要了我40个谢克，合2o多美元。等得无聊，台湾《中国时报》的王丽美小姐索性与端m—16步枪的以军合影。一位名叫阿米尔的以色列兵缠着王丽美要通讯地址，“因为这是头一回与姑娘合影”。看到我对步枪很好奇，阿米尔干脆摘下自己的“加里尔”让我过过瘾。这种仿制美国m—16的新式步枪具有极好的防风沙性能，口径与m—16一样，也是556毫米，而美式m—16自动步枪是60年代后开始装备美军的一种小口径步枪，它集中了许多步枪在结构方面的优点，口径小、初速高、零件少、重量轻、杀伤力强。目前，小口径步枪已成为步兵武器的发展趋向。以色列军队装备的步枪主要是m—16和以色列自产的加里尔。我国通用的“56”、“63”步枪是苏联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改进型，与华约集团一样，口径为762毫米，其中以ak—47、ak—m式最为著名。

在数辆装有四米多长鞭状天线的军用吉普的护卫下，记者车队进入神秘的加沙地带。路边是一望无际的桔子林，三个穿黑袍的巴勒斯坦妇女坐在一辆驴车上，车上装满了成筐的桔子。路中央，两个贝都因儿童赶着一群脏兮兮看不出毛色的瘦羊。几乎看不到行人，四处全是开着近光灯疾驶的军车，汽车风挡上装了铁丝编的防护网。左前方有一座清真寺，孤零零隐没在桔林里，旁边是一群骆驼，还有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我们的车队始终以100公里的时速飞驰，听任两侧景色转瞬即逝。《东京新闻》的松川贵请求司机开慢点，好饱览秀色。司机说不行，我们必须紧随车队，否则会有危险。再向前，成群的骆驼越来越多，司机说这都是贝都因人的，每峰骆驼可以卖16万美元。我当时的感觉犹如鬼子进村，而我又是鬼子中的一员。

下午1点，我们抵达nossera小镇，这里的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头戴包了迷彩布的盂形钢盔、平端m—16步枪的以军士兵。保护我们的几辆吉普封锁了路口，士兵跳下车，平端加里尔步枪，叉开双腿，随时准备格斗。这里的墙壁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反以标语，临街二层小楼楼顶的一个小窗户里，闪烁着几十双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关在家中。同行的香港记者告诉我，自海湾危机以来，加沙实行戒严，巴勒斯坦人由于不能离家外出做工，食品来源基本断绝，每天三五小时的外出时间无法谋生。

为了更好地工作，我离开记者车，找到我刚认识的那位叫阿米尔的士兵，请求使用他的军用吉普。阿米尔很高兴，爽快地让我挤进吉普随他们巡逻。吉普车内装有一部破旧得看不出牌号的军用电台，叽里哇啦乱叫。阿米尔的紫色贝蕾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紧握横在膝盖上的加里尔步枪，左手握着麦克风守护着车队。在我脚旁扔着一支加了榴弹发射器的步枪和几听百事可乐。吉普车风挡和车顶架着铁丝护网，以防“恐怖分子”的石头。可以想象得出，当恐怖分子的石块雨点般飞来的时候，阿米尔犹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响的鼓里。我和阿米尔聊起创建以色列202突击队的前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隆，他问我是否仇恨沙隆，我说我讨厌他的残暴，但喜欢他的性格：诚实、勇敢、狂热地爱着自己的国家，还有他走险棋的军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规定，18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必须服兵役，男子4年，女子3年。否则无法找到律师、医生、工程师等好职业。阿米尔对自己的军旅生活很满意，他让我多拍些照片，送给他在耶路撒冷的妈妈。

在埃尔伯利格，我亲眼看见一个黑衣人倒剪双臂被以军拳打脚踢地押进一间小屋。这里的气氛更紧张。街头站满了端m—16步枪、持大木棒、身背无线通讯装置的以军士兵。这些士兵除了头顶钢盔外，还穿了“凯福拉式”防弹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记者身旁环绕一周，虎视眈眈地警戒着四周。我们脚下遍地是杂乱的石块和弹壳，可以想象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恶战。街上看不到行人踪影。

正当大家四处张望之际，突然背后飞来几块石头，我们纷纷四散隐蔽。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正砸在《东京新闻》记者松川贵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声怪叫。四名以军兵士扑向飞出石块的树丛，我和加拿大记者乔紧随其后。翻过一堵矮墙，眼前是一大片静悄悄的桔子林。一位以军士兵用枪点着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镇中的保护圈里去，见我就是不动，摘下自己的钢盔扔给我。以军不敢贸然进入桔林，我和乔在士兵保护下，退回到埃尔伯利格小镇中心。以军的吉普车围着我们组成一堵车墙，车头向外，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突然，离我不远的一扇小门猛地打开，一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举着一只活老鼠，冲上街头，边跑边用英语大喊：“我们的生活不如老鼠，老鼠还能上街。”记者见状蜂拥而上，但被以军驱回。我爬上一辆被炸毁的吉普车顶，用80～200镜头连按两张，3名以色列士兵按住这个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将其推回到院门里，可他仍在屋里跺脚大喊：“我们不如老鼠。”我紧张地倒回胶卷，藏在汽车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军没收。但以军并没有找我们的麻烦，只是命令我们立即回到车上。我像个在刑场上突然被刽子手私放了的死囚，一边奔向自由，一边提心吊胆等着背后致命的一枪，可枪就是没响，因为采访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