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

马塞尔·杜尚

1914年，乔治·勃拉克参加了步兵第224团。起初被任命为中士，后来提升为中尉，并且在前线的第一线战斗。1915年5月，在卡朗西战斗中头部负伤。接受了手术之后，于1916年复员。

莱歇参加过阿尔戈和凡尔登战役，是毒气的受害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个月退役。

1915年9月，德朗参加了炮兵第82团，参加了凡尔登和舍曼·代·达姆的血腥战役。战后，恢复了他的平民生活。

罗歇·德·拉弗雷纳伊一直在步兵服役，直至1918年患结核病住进医院卧床不起。

基斯林在卡朗西战役的一次肉搏战中负伤。桑德拉斯在香槟省失去一只胳膊。阿波利奈尔在布特斯森林负伤之后回到巴黎……所有这些人一致谴责那些战前是他们的朋友，而当他人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保卫祖国的时候，却仍然悠闲自得地在这里或那里继续作画、继续出售作品的人。他们谴责的不是那些被军队拒绝了的人，例如莫迪利阿尼和奥尔蒂兹·德·扎拉特，而是那些临阵脱逃的人，例如德劳内躲避到了西班牙，毕卡比亚和克拉万去了美国。

去美国的事开始于战前。战争结束之后几个月，他们将都陆续返回巴黎，重新定居在蒙巴那斯。

1913年2月17日，在纽约举办了一个“现代艺术国际博览会”，也被称为军械库展览。这是首次在美国举办的国际艺术博览会。埃莱娜·塞凯尔认为“与其说这一展览是艺术市场的诞生，还不如说它是艺术市场的重新崛起”。这次展览的影响非同小可，因为这次博览会为欧洲艺术家们第一次提供了相聚的良好机会，在博览会之后，艺术作品收藏家们于20世纪20年代大批大批地纷纷涌入巴黎。

军械库展览的作品集中在一个昔日的兵器展厅，位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美国纽约市作家、艺术家聚居的地区。附近。这次展览的发起人是一位美国律师——约翰·奎因。他经过无数次的奋力拼搏之后，终于使一些前卫的优秀艺术作品免除了进口关税，为大量作品参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在亨利皮埃尔·罗歇的帮助下，他得到了大量从法国购买的作品。将埃利·富尔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沃尔特·帕齐也为这次展览收集了几幅作品，多数是立体主义者中金派的作品。

军械库展览上展出了近1600件欧洲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塞尚（正是在这一展览会上大英博物馆获得了塞尚的首件作品）、勃拉克、高更、格莱兹、康定斯基、莱歇、马尔古希、毕加索、杜尚和毕卡比亚。

1913年，惟有毕卡比亚有能力远涉重洋到美国去，因此只有一位法国艺术家出席了这次艺术博览会。美国的新闻界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这位跃身于前卫人物之列的画家。

他的父亲为古巴人，母亲是法国人。他在青年时代信奉印象派，后来成为点画派、野兽派的边缘人物，泛泛地认同立体主义。据阿波利奈尔讲，毕卡比亚也信奉俄耳甫斯教义。他在美国对机械与技术产生了兴趣。他发现汽车的确速度很快，见到了电动机，也觉察到了现代意识的丰富内涵。于是，他开始了一个爱好机器的阶段。纽约令毕卡比亚着迷，他认为美国的城市就是未来人的城市，是立体主义的未来。

回到法国之后，这位富有的花花公子接到了征兵通知，他的反感情绪溢于言表。经过一番周旋之后，他当了一位常驻巴黎军官的司机。在巴黎总比在凡尔登前线好得多。当需要向波尔多撤退时，毕卡比亚请他的父亲出面帮忙。通过古巴驻巴黎大使馆的干预，他被派往哈瓦那，从事商务工作。

哈瓦那可不是美国，他十分不情愿去。后来在他的妻子加布里埃尔·比费的督促下，勉强去了，但仅仅待了两个月，接着又去了美国。从那里，他去了西班牙的马德里，到瑞士旅游，又回到纽约，第二次到了西班牙。

1914年的夏天，德劳内和他的妻子以及诗人兼拳击运动员阿尔蒂尔·克拉万也都去了西班牙。

桑德拉斯对德劳内、毕卡比亚和克拉万三人十分地不客气。他们是朋友，他们一起参加过无数放荡不羁的活动，也在一起开怀痛饮。人们看见过他们穿着装饰鲜艳或破破烂烂的服装一起在舞厅跳探戈，克拉万穿着沾有绘画颜料的裤子，衬衣上到处的大小窟窿露出文身花纹。这一切也都激起过周围的人们极大的愤怒。

战争的爆发使这些人趋于理智，恢复了常人的生活习惯。昨日的痞子们都到了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重新集结了起来。但很快，葡萄牙也向德国宣战。于是他们到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但是，那里的边界也不可靠。

克拉万决定赴美国。为了解决横跨大西洋的经费问题，他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组织他与拳击手杰克·约翰逊争夺重量级世界冠军的比赛。以前他们两人曾经在柏林和巴黎的训练馆见过面。据桑德拉斯回忆，当时的约翰逊是脱产的专职拳击运动员。

他们二位商妥后，比赛在马德里的一个竞技场举行（桑德拉斯当时在巴塞罗那）。新闻界对此作了大量的广告宣传，将它吹嘘为一场真正的决斗。比赛的前一天，克拉万在即将起航赴纽约的一艘横跨大西洋的客轮上预定了一个座位。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所以他预先要求对方出手不要太重，至少在将他打翻在地之前让他几个回合。

比赛比人们想像的要结束得快得多。桑德拉斯作为目击证人描述比赛当时的情景：克拉万吓得发呆，缩作一团，在竞技台的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他在群众的喝倒彩中，面对气势汹汹的约翰逊完全不知所措，而约翰逊看到这个局面首先非常高兴，接着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想要他动一动，最后在他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将这位奥斯卡·王尔德的外甥打翻在地。

“一、二、三……”裁判喊着数。

克拉万已经逃跑了。当群众、赛事的组织者和发誓要他命的约翰逊到处寻找他的时候，这位“勇敢的战士”已经上了赴纽约的船，正在卫生所包扎他的伤口。

在纽约，他也激起了人们的公愤。由于杜尚和毕卡比亚听说上流社会的女士们组织了一次报告会，要请人给她们讲现代艺术。于是，他们决定给这些没有文化但自认为高雅的听众派遣一个他们当中最激进、最狂热的一位。他们选中了克拉万。在他去之前，他们请他吃了午饭，他吃得很少，但喝了许多。他准时到达了报告会大厅。对报告人钦佩得五体投地的那些头戴羽冠、一群一伙的阔太太正在痴迷地等待着他。报告人背对着她们，首先脱去外衣，接着松开裤子背带，脱掉衬衣和裤子，转过身来，开始辱骂第一排的人，接着辱骂其他排的人，直到最后被警察关进警车拉走，这场闹剧才算结束。他的朋友支付了担保金后，他才被放出来。

接着，克拉万去了加拿大，又乔装打扮成一名妇女从加拿大逃跑，接着被一只开往加拿大东部纽芬兰岛的渔船作为技工雇用。后来在墨西哥城开了一家拳击培训学校，最后娶了美国作家米娜·洛伊之后，就消失在墨西哥湾的大海中杳无音信了。

至于杰克·约翰逊嘛，从那次以后，没有人在拳击场上再见到他。

桑德拉斯虽然一直承认阿尔蒂尔·克拉万有“巨大”的创作诗的才能，但他永远也不能原谅克拉万在战争爆发前夕离开法国的逃兵行为。桑德拉斯同样不能原谅在纽约的那些朋友，那些“在欧洲吹起的战争风暴面前将他们的本来面目赤裸裸地暴露无遗的形形色色的胆小鬼”。他们是一群“欧洲的逃兵、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中立派的大杂烩”。［摘自1949年发表的布莱斯·桑德拉斯的《瓜分天空》］

在他们当中，有一位现代艺术的主要代表：马塞尔·杜尚。他也许是中立的，但绝对是和平主义者，无论从什么角度说，他都是一个逃兵。

他在美国做了些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丑闻。

他于1915年到达纽约，在到达纽约之前，他在纽约已经是臭名远扬。两年之前，他曾经是军械库展览中的欧洲明星。他的《下楼梯的裸女》(图48)曾经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怒、一些人的反感、一些人兴奋不已，而另一些人狂热崇拜……新闻界有人恭维他，将他捧上天堂享受所有的恩惠；有人嘲笑他，将他架在地狱的火上烧烤。

对他，这不是第一次。1912年在巴黎举办独立派绘画展的时候，他的立体派朋友们已经要求他摘下那幅画。格莱兹和勒·福柯尼埃催促他们的两位兄长雅克·维龙和雷蒙·杜尚维龙说服他们的小兄弟，放弃展出他那幅在设计上过于大胆的《下楼梯的裸女》，以避免遭受人们的谴责。马塞尔·杜尚服从了，只一次，第二次他不干了：第二年，他的《下楼梯的裸女》在立体派中金派的画展上展出。然后，他就跨过大西洋去了美国。

马塞尔·杜尚在军械库展览上出售了他的全部参展作品，得到了他离开欧洲奔赴纽约所需的经费。他是因为心脏功能有一些缺陷从部队退役的。他承认自己身上缺乏时代需要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心里丝毫不觉得不安。当美国参战之后，他在法国军队中已经担任了六个月秘书。

到达纽约以后，杜尚承认自己的艺术渊源：一点儿印象派、一点儿野兽派、一点儿立体派，对塞尚并不特别欣赏，但是特别喜欢莫奈，对马蒂斯十分尊重。1910年举办勃拉克绘画作品展览的时候，他的作品受到了来自卡恩维莱的抵制。

然而，对杜尚影响最大的并非画家，而是一位作家：雷蒙·鲁塞尔raymondroussel（1877—1933），法国作家、诗人……杜尚从不否认他是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陪同下在安托万剧院观看过《非洲印象》之后，才开始创作《被她的独身者们脱光衣服的新娘》。

雷蒙·鲁塞尔作品中主人公的原型是“美好时代”（指1900年之前的几年，被一致认为是全民都无忧无虑的美好时代）上层社会中一位有钱的年轻人。他让菲利普·苏波想起了普鲁斯特·德·卡布尔：他们同样的风度翩翩，在吃穿方面有着同样的嗜好，在文学方面有着同样的需求和愿望。

在他的第一部作品《替身》失败之后，鲁塞尔得了“一种可怕的病”[hh]［摘自1963年发表的雷蒙·鲁塞尔的《我的有些书是如何写出来的》］，此病折磨了他很长时间。后来，由于其文学创作无法到达最崇高的境界，他在狂怒与失望情绪的折磨下，痛苦到竟然倒在地上打滚的程度。

他乘坐一辆房车到处游逛，车里装配有几个房间、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厨房。车辆行进过程中，他一直在坚持写作。所有的窗帘都放下，以免窗外的一切干扰他的工作。他的家里雇用一个园丁照顾他的花园，园中有着大量的鲜花，而他却整日忙于写作，对它们视而不见。他花钱资助出版自己的书籍，出版的书却没有销路；自己出资排演戏剧，而在社会上的反映平淡，或者如果有反映，也是议论、愤怒和咒骂，例如《非洲印象》出版时，就发生了受到社会抵制的情形。

他曾经产生过将其一本书搬上舞台的主意，以便争取不去书店购买他的书的那部分民众。惟有埃德蒙·罗斯唐欢迎他的这一行动。观众却炸了，他们强烈反对的恰恰是令马塞尔·杜尚着迷的东西：语言的新颖性、剧目的现代性，特别是那些人肉机器，其中一个是击剑手。鲁塞尔创作的源泉与那些先锋人物同出一辙：技术革命、运动、速度和电影技术……

画家杜尚与作家鲁塞尔一样，当他们还年轻的时候，也许就应该放弃他们的艺术。他们都醉心于国际象棋，他们就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棋王。他们不参加任何派别。

杜尚不参加任何派别有一个很重大的理由：金派画家将他的《下楼梯的裸女》摘下这件事，使得他对所有的派别永远地抱有一种莫名的反感。无论在法国还是美国，他永远是单枪匹马，尤其是在当叙尔瓦日、格莱兹和阿尔西邦科将达达派画家和作家们从金派中驱逐出去以后。

在纽约，年轻的杜尚待人温柔宽厚，他常常口叼烟斗或者雪茄，在他众多的崇拜者们中间踱着方步，他从一个沙龙到另一个沙龙地走来走去，在心底里暗笑着自己怎么就成了或者被崇拜或者被愤怒谴责的对象。他是各种各样先锋派的领头羊。他给一些十分美貌的小姐上法语课，他将法语中最粗俗的词语也教给她们。他常常同曼·雷、音乐家埃德加·瓦莱兹、弗朗西斯·毕卡比亚、阿尔蒂尔·克拉万和米娜·洛伊在一起，他初次发现了爵士音乐，他同他们一起下象棋、抽烟、喝酒和跳舞。妇女们来来往往，但他对她们并不留意。

金钱？没问题，他没有多余的，只够平时用。他的父亲全力支持三个从事艺术的孩子，后来美国的资助人接着支持他们。杜尚一直在路易丝和沃尔特·阿伦贝尔家生活，后来他们买了他的全部绘画作品，没有付给他现金，而是抵了他的房租。在他们家的墙上，挂着塞尚、马蒂斯、毕加索和勃拉克等名画家的作品。阿伦贝尔夫妇是十分坚定的现代派，也是先锋派的热诚捍卫者。

杜尚正是同他们夫妇俩以及曼·雷共同创建了独立艺术家协会。该协会的原则与巴黎的独立派协会十分相似：不接受检查，他们愿意展出什么就展出什么。

他给所有独立派艺术家们都寄去一幅画《泉》，画的是一个男用小便器，上面有日期，签名为一个卫生洁具商：r牟特。这构成了又一起轰动性的丑闻。这幅画虽然未被逐出画展，但是被藏在布帘后面。杜尚因此宣布辞去独立艺术家协会的职务。

除了立即采取明显的挑衅性行动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呢？他在寻求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将绘画从通常的绘画工具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既不需要画布，也不需要画笔与画板。他也开始思考用肉眼看不见的第四维空间。如他的《泉》就完全出于他研究中表现第四维空间的考虑。他的这一研究将为许多人的艺术天赋开辟新的道路：正如皮埃尔·卡巴纳所说：“杜尚的榜样的出现使20世纪后半叶的艺术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促使新达达主义最终发展成为大众艺术。”［摘自1996年发表的皮埃尔·卡巴纳的《杜尚和cie》］

《泉》并非杜尚建议展出的第一幅完成画作。1913年的一天，在巴黎，他突然产生了绘制这些物品的思想：他在一张方板凳上固定了一个自行车轮子(图49)，买了一个沥水架。后来这些东西一直在他的家中随便地乱扔着，长期以来，他从没有想过它们还有什么价值，也没有想过给它们派任何用场。

在纽约，在画《泉》之前，他买了一把铲雪用的木锨，一直悬挂在画室的天花板上，作品的题目是《预言断臂》。不久之后的作品《隐藏的噪音》画的是夹在两块黄铜片之间的一团线(图50)，《游览宣传品》画的是一个“下木”牌打字机罩，《lhooq》给蒙娜丽莎加上了山羊胡子和一撮儿八字胡(图51)。

从20年代起，杜尚不满足于只在现有作品上签字，而是将这些作品汇总在一起。于是在1920年《为什么不打喷嚏》面世，这是由装在一个鸟笼中的一些立方体的大理石块、一个温度计和一块墨斗鱼骨组成(图52)；《快乐的寡妇》是一个缩小了的双扇窗户，其签名为一个匿名女性罗斯·塞拉维。杜尚后来经常使用这个签名，人们在罗伯特·德斯诺斯的诗中也能见到这个签名。

杜尚对他选择这个匿名作了解释：他希望改变其身份，起初他想选择一个犹太名字，最终决定改变名字的性别。当毕卡比亚要求他除了他的朋友们（梅景琪、塞贡扎克、让·雨果、米约、奥里克、佩雷、查拉和道格拉斯）之外，增加他的签名时，杜尚产生了使用罗斯·塞拉维的想法，他将毕卡比亚的签名写成：毕卡比亚·梅景琪，雅克·维龙，马塞尔·杜尚，库普卡，毕卡比亚，洛特，塞贡扎克，罗斯·塞拉维，最后缩减为罗斯·塞拉维。他最后下结论说：

所有这些仅仅是一些文字游戏而已。

［摘自马塞尔·杜尚的《同皮埃尔·卡巴纳的谈话录》］

杜尚酷爱文字游戏。在他1915年至1923年间创作作品的题目中经常加上“甚至”一词，《被她的独身者们脱光衣服的新娘，甚至可以是（大玻璃——杯子上的八根垂线）》便是一例(图53)。题目的后一部分与内容毫不相干，其实毫无意义，这是他有意所为。布勒东对杜尚的这一点十分欣赏，他认为杜尚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

然而，杜尚也如此评价雷蒙·鲁塞尔，认为他也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他们二人在这方面的确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对文字游戏及预料之外的突变等表现手法有着共同的观念。在鲁塞尔的画作《法国的第一皇帝拿破仑》中，也同样使用了罗斯·塞拉维的签名。

在杜尚最要好的朋友弗朗西斯·毕卡比亚身上，有着同样的现代观念。对他来说，美国同样是他为开辟未来前途做准备的实验室。

他们两人一个胖得像一只水桶，另一个瘦得如同一根竹竿，却经常结伴在美国城市的人行道上散步。毕卡比亚身材矮小丰满，但他将鞋跟垫得很高希望能够予以弥补；杜尚是一位大高个子。二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欧洲战事的结束。他们常常在一位祖籍奥地利的美国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在第五大街291号开的画廊见面。欧美大陆的艺术界先锋派人物常常在那里相聚。斯蒂格利茨在其画廊中展出一些画家的作品，并且将卖画的收入全部给画家本人，他自己仅靠其摄影收入维持生活。

该画廊还创办了一份报纸《291》。毕卡比亚受其启发，于1917年1月在巴塞罗那创办了一份杂志《391》。由于战争既不能阻止人们旅游，也不能阻止他们之间的接触，于是该杂志在1924年出现在了巴黎的街头。毕卡比亚在巴塞罗那、纽约和瑞士之间穿梭往来，与他的朋友们克拉万、格莱兹、罗歇、瓦莱兹、杜尚、玛丽·洛朗森和伊莎多拉·邓肯同甘苦共患难。他每天作画、写作，去瑞士的伯尔尼探望他的孩子们，赴洛桑请一位神经病医生为他作治疗。他在苏黎世见到一位戴单片眼镜、个头矮小的男人——特里斯坦·查拉，这位法国古巴混血儿正在为撰写有关他的书而做着准备工作。

在桑德拉斯眼里，特里斯坦·查拉是一位“为艺术而艺术的冒险家”，是流亡在瑞士的各种类型的间谍、所谓的艺术家及和平主义者们的中坚人物。

杜尚几乎是所有断臂伤员中惟一存活下来、没有被处决的人。然而，他与其他人一样，被战场上纷纷落地的炸弹爆炸吓得神经稍有错乱。以特里斯坦·查拉为中心的达达主义者们经常在苏黎世伏尔泰酒馆聚会，克拉万、杜尚和毕卡比亚三位超现实主义者经常来往于纽约的沙龙。他们虽然身在异地，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主张：反对战争。遗憾的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的这一主张完全不能被接受，甚至连听也不爱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