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办坏事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用人不当？

王安石干这事压力很大呀。因为咱们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法先王。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规矩，你要改革，一般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他就顶着雷，压力很大。他明确地表示说我这个变法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用过的这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因为你王安石变法，你看地震了，级，属于天变。王安石说我不相信，我接着变，弄个级我看看。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谈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大家都埋怨你，他们越埋怨证明我越正确，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所以这三条宗旨一来，往好听里说是大无畏，一往无前，往难听里说就这老哥太愣了。你谁都不怕，天、祖宗，就没人能管得了你了，那往往他的事就容易走向极端。这时候就奠定了用人不当的基础。

很多人并不见得赞成新法，但是因为王相公坚持要用新法，所以我就假装支持。我求官，为了求官我假装说我重视新法，因为那时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太少，所以我一下子就当官了。当官之后我把这新法作为敛财的手段，明明那青苗法应该是20%吧，我收30%的利息。“提举使以多散为功。”我多收。应该是老百姓需要借钱，我才借给他们，现在是我逼着你老百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如果借了还不上，富户为穷人作担保。你们村有地主吧，有地主就给所有的农民作担保，还不上我找你要。最后那村里不但农民跑干净了，连地主都跑了。孔圣人曾经曰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这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君子，逐利的是小人。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逐利。《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人家不轻离别没法养活你，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商人重利轻离别，而你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这个。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你整天逐利吧，你就是小人，小人怎么能治国呢？

中国古代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官不与民争利。你当官了，不能做买卖跟老百姓争利。其实今天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我当了市长，我们家人要开公司，你能竞争过我吗？你一点辙没有。所以官不能干这个，不能与民争利。而王安石他干的这些事就是与民争利，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那么那些地主难道不算民，他也算呀，你这就算与民争利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成了保守派攻击他的口实。后来很多保守派讲王安石变法有种种弊端，那个并不是人家凭空编的，他确实存在这些问题。王安石变法之后，朝中的大臣就分成了和旧党。上来就打旧党，旧党上来就打，党同伐异，这样的结果就使得北宋大臣之间的党争越来越激烈，也是后来造成他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评价不高，但为什么在教科书上给无限拔高，因为我们误读了列宁的选集。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的改革家，列宁这么说，其实是括弧里边的一个注解：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其实没有给王安石这么高的评价，列宁是为了向俄国人介绍谁是王安石，说明王安石的身份，才说他是中国的一个改革家。

事实上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写入奸臣传的。历史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天下骚然，党同伐异，党争视同水火。原来朝廷的矛盾没这么厉害，现在一下子各种矛盾都给王安石激发出来，所以他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甚至有人说这北宋灭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