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这个姓只为了不把事情搞得复杂化———没有别的理由。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伊萨耶夫是我的继子，我已故妻子的独子。但是对我说来，他同我的亲生儿子一样。除了我以外，世上他没有别的亲人。”

马克西莫夫从他手里拿过那封信，再次细细，那是他在德累斯顿发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责怪巴维尔钱花得太多。他坐在这里，而一个陌生人在看他写的信，真丢人！写信这件事就丢人！但是怎么知道哪一天是末日？怎么会知道呢？

“爱你的爸爸，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官员自言自语地说着，抬起眼睛。“明白地说，你根本不姓伊萨耶夫，你姓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错。那是蒙骗，是错误，无聊，但是无害，我感到懊悔。”

“我理解。不过，你来这儿冒充———我们要不要用那个难听的词呢？由于没有更恰当的词，我们暂且小心翼翼地用一下———冒充已故的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伊萨耶夫的父亲，要求把属于他的物品发还给你，而事实上你根本不是那个人。这种情况不太合适，不是吗？”

“我说过那是个错误，现在我深表遗憾。可是死者是我的儿子，我是经过正式指定的、他的合法监护人。”

“唔。这里写的是他死时二十一岁，快二十二岁了。严格说来，监护文书已经过期。二十一岁的人可以自主了，不是吗？从法律上说，是自由人。”

这种嘲笑最终激怒了他。他站起身。“我来这儿的目的不是同陌生人谈论我的儿子，”他的嗓门越来越高。“如果你坚持要扣他的文件，那就明说，我可以采取别的措施。”

“坚持扣他的文件？当然不是！亲爱的先生，请坐下！当然不是！正好相反，我很希望让你过过目，既为你自己，也为了我们。你能指教我们的话，我们十分感谢。我们先拿这件来开头。”他把五六张两面书写的纸页摊在他面前，那是一份完整的名单，以a字母打头的第一页，他刚才已经见过了。“这不是你儿子的笔迹吧？”

“不是。”

“不是，我们知道不是。是谁的笔迹，有概念吗？”

“我没有概念。”

“那是一个目前居住在国外的年轻女人的笔迹。她的姓名无关紧要，虽然我说出来会使你吃惊。她是一个姓涅恰耶夫的人的朋友和同伙，谢尔盖·根纳德维奇·涅恰耶夫。这个姓名对你有没有意义？”

“我并不直接认识涅恰耶夫，我也不认为我的儿子认识他。涅恰耶夫是个阴谋家和叛乱者，我坚决驳斥他的阴谋诡计。”

“你说你并不直接认识他。可是你同他有过接触。”

“不，我同他没有接触。我在瑞士日内瓦参加过一次公众集会，会上有许多人发言，涅恰耶夫也在其中。他和我在同一个场所呆过———那就是我认识他的全部事实。”

“那是在什么时候？”

“1867年秋天。会议是一个自称为和平自由同盟的团体组织的。我作为爱国的俄罗斯人公开参加会议，想听听各方面对俄罗斯有什么看法。我听涅恰耶夫那个年轻人发言的事实并不说明我支持他。相反的是，我重复一遍，我反对他所主张的一切，无论在公开场合或者私下里，我已说过多次。”

“包括人民的福利？涅恰耶夫不是主张人民福利的吗？那不是他争取的目标吗？”

“我不明白这些问题的确切意义。涅恰耶夫以平等原则的名义，首先主张用暴力推翻一切社会制度，主张幸福人人有份，如果得不到幸福，那就苦难人人有份。他企图为之辩护的其实不是一个原则。事实上，他似乎鄙视一切辩护，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是没有用的智力活动。请你别把我同涅恰耶夫扯到一起去。”

“好吧，我接受你的责备。尽管我得补充说，我感到惊讶———我没有想到你居然是个恪守原则的人。但是回到正经事上。你面前的那份名单———你认不认识其中某些人？”

“我认识其中几个。不多。”

“这是一份计划暗杀的人名单，只要以人民复仇的名义发出信号，立即就动手，你也知道，人民复仇是涅恰耶夫创立的秘密组织。暗杀的目的是加速总起义，推翻国家的政权。你如果翻到文件最后面，可以看到一个附录，上面有推翻政府后立即处决的各种人的名单。包括全部高级司法人员、全部警察官员和上尉级别以上的第三厅官员。名单是在你儿子的文件中找到的。”

透露了这个信息后，马克西莫夫朝后一靠，跷起椅子的前脚，友好地微笑。

“你意思是说我儿子是个暗杀者？”

“当然不是！谁也没有遭到暗杀，他怎么会是暗杀者呢？你手头的那份东西只能算是草稿，不确定的草稿。事实上，依我看来，依我的个人意见，那份名单只是一个对社会心怀不满的年轻人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炮制出来的，也许是向一个听他口授的、非常年轻的女人炫耀他拥有生杀之权，他的纯属幻想的权力。尽管如此，暗杀官方人士，策划暗杀———是很严重的问题，您同意吗？”

“非常严重。您的职责十分清楚，不需要我的劝告。如果涅恰耶夫回到他的祖国时，你必须逮捕他。至于我的儿子，您打算怎么办？也逮捕他吗？”

“哈哈！您尽可以说您的笑话，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不，即使打算逮捕他，我们也办不到，因为他已不在人世。但他留下了物证。留下了文件，比任何有自尊心的阴谋家应该留下的更多。他还留下了疑问。例如：他为什么自杀？我也想问问您：您认为他为什么自杀？”

房间在他眼前旋转。探员的脸朦朦胧胧，像一个粉红色的大气球。

“他可不是自杀，”他低声说。“您对他一点都不了解。”

“当然不！我丝毫不了解您的继子和他动荡的生活，我也不想去了解。可我希望从材料和调查的角度了解什么原因促使了他的死亡。比如说，他有没有受到威胁？他的同伙有没有威胁要告发他？他是不是吓得寝食不安，以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许他根本不是自杀？有没有可能由于我们还不了解的原因，他被发现是人民复仇的叛徒，便用这种特别讨厌的方式加以杀害？我心里老在琢磨这些问题。因此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同您谈谈，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您是他的继父，在他没有生身父母的情况下，您长期担当他的保护人，如果您不了解他的话，还有谁了解呢？

“此外，还有一个喝酒的问题。他是不是一向喝得很凶，还是因为搞阴谋过于紧张，最近才喝上的？”

“我不明白。我们干吗要谈喝酒的事？”

“因为他死的那夜喝了大量的酒。您不知道吗？”

他默默地摇摇头。

“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您显然有许多事情不知道。好吧，让我同你开诚布公吧。我听说你来这里认领你儿子的文件，也可以说是踏进了是非之地的时候，我敢肯定，或者几乎可以肯定，您毫不怀疑会有什么麻烦。因为假如您知道您的继子同涅恰耶夫犯罪团伙有关系的话，您当然不会来这儿。或者一来就会声明，您要求发还的只是您本人同您儿子之间的信件，不是别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既然您继子给您的信已经在您手里，那就意味着您要的是您写给他的信。可是为什么———”

“我要的是信件，以及属于私人性质的所有其他物品。你揪住他不放是什么意思？”

“您说到哪里去了！……多么悲惨……不过让我们回到文件问题：您说了‘私人性质’。我突然想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明白‘私人性质’是什么意义。当然，我们必须尊重死者，必须维护您继子自己已经无法维护的权利，也就是本案中享有某种恰当的隐私的权利。预料到我们死后，有陌生人来查看我们的物品，打开抽屉，弄坏封印，翻阅私人信件———我敢肯定，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从另一方面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宁肯让一个漠不关心的陌生人来执行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然而是必要的任务。当失去亲人的悲痛还未平息时，如果我们的隐私暴露在妻子、女儿或者姐妹的不存疑心的眼睛前面，我们想到这种情形能感到舒服吗？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事宁愿让一个不会动情的陌生人去做，因为他对我们毫不关心，也因为由于职业习惯，他对这种事情根本无动于衷。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都是空话，因为说到头，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继承法：私人文件和别的东西都归财产继承人所有。在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死亡的情况下，就根据血缘原则，决定应该决定的事情。

“我们同意，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件是私人文件，应该得到恰当的慎重对待。来自国外的书信，带有煽动性质的书信———例如标出准备暗杀的人的名单———显然不属于私人文件范围。可是眼前的情况相当古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