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译完库切的《彼得堡的大师》，疲劳之余，一头雾水。时间催得紧，无法及时参看相关资料，库切本人又是学者兼作家，文本复杂精深，让人头脑里不得不积满了问号。作家缘何要安排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任的主人公？他出于什么目的要杜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1869年秋天的彼得堡之行？他为什么要单挑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中不起眼的继子巴维尔作为的线索？他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的？这是库切以的方式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的变化吗？还是他要借此表明自己对俄国革命的认识？答案似乎都在文本中，答案又似乎都不在文本中。

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有详尽的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也可以作为不错的佐证。根据这两本书的记载，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伊萨耶夫是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小职员伊萨耶夫的儿子。185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兵役期间，认识了他们一家。他狂热地爱上了女主人。后来，伊萨耶夫因病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娶了伊萨耶夫的寡妇。此时，巴维尔年仅七岁。玛利亚随夫回到彼得堡后不久，于1864年因肺结核死去，巴维尔十六岁。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年轻的速记员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结婚的时候，巴维尔也只有十九岁。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携妻出国，巴维尔留在彼得堡，靠继父寄来的钱为生，度过了十九岁到二十三岁之间的时光。他甚至还结了婚，妻子是个“漂亮的女人，个子不高，既谦虚又聪明”。

安娜笔下的巴维尔并不讨人喜欢。他好吃懒做，对继父的再婚充满敌意，甚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离世之际，就急急忙忙赶到现场打探遗嘱事宜。相反，《彼得堡的大师》中的巴维尔，却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深意长的悼念对象，父子感情被描述得无与伦比，这显然是库切有目的的改写。（库切的儿子意外亡故于1984年，不知道丧子之痛会不会是库切创作这部的一个因素？）库切在中改变了巴维尔的死期，让他死在1869年秋天的彼得堡。正是他的死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德累斯顿召回到彼得堡，让文学大师在调查儿子亡故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蜕变。围绕巴维尔的死，中一系列的人物也被串连起来，女房东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房东的女儿马特廖娜、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以及帝国的警察马克西莫夫等等，他们皆因巴维尔的死参与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来。在变化多端的现实和复杂的心理斗争作用下，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构思出了斯塔夫罗金的形象（《群魔》中的主人公），同时，也在他痛苦的写作过程中结束。

这一事件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女房东的情节、彼得堡的场景描写多少能让人联想到《罪与罚》（1866年）。库切如此设计，似乎是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做注解。只是，在虚构过程中，他强化了巴维尔的作用，让这个提前死去的儿子成为他心灵蜕变的助燃剂。

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无政府主义者谢尔盖·根纳德维奇·涅恰耶夫。历史材料中的涅恰耶夫，生于1847年，曾经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比真实的巴维尔年长一岁。他参加过1869年春天彼得堡的学生运动。之后赴瑞士，在日内瓦参见了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1869年9月，涅恰耶夫携带建立反政府秘密组织的计划来到莫斯科，成立了地下组织“人民惩治会”。涅恰耶夫宣扬无神论思想，主张通过冒险主义的斗争策略和无原则的恐怖主义，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新社会制度。“人民惩治会”最轰动的事件莫过于制造了“伊万诺夫事件”。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伊万诺夫（和中被杀害的乞丐同名）因为试图退出组织而惨遭杀害。伊万诺夫之死，使这些年轻的阴谋家们逐渐浮出水面。罪行败露后，涅恰耶夫逃到国外，1872年在日内瓦被捕，后被引渡给俄国政府，被判二十年苦刑，死于彼得保罗监狱。

库切在中，把巴维尔的死和涅恰耶夫联系起来。《彼得堡的大师》中，有若干章节涉及到涅恰耶夫。事实上，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巴维尔，和涅恰耶夫本人都没有什么直接的交往。即便是巴枯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也不过是一面之交，而且对他极为反感。巴维尔被库切设计成为涅恰耶夫的追随者，使得创作《群魔》之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和无政府主义者直接交锋的可能。在这里，库切的想象力发挥了作用，他“后现代”地处理了真实事件和虚构事件的关系，为的最后一章“斯塔夫罗金”这个文学人物的诞生提供了某种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

根据格罗斯曼的记叙，涅恰耶夫的案件的确曾经引起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事实上，1869年秋天，时在德累斯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到关于莫斯科暗杀事件的报道，已经决定创作一部以俄国父与子两代革命者为主人公的，这就是《群魔》。为了写好这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亲自勘探过伊万诺夫的死亡现场，亲自旁听了1871年警方对涅恰耶夫的公审。《群魔》发表于1871年，直接取材于“涅恰耶夫案件”。《群魔》中的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就是涅恰耶夫，大学生沙托夫的原型就是伊万诺夫。《彼得堡的大师》把这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到巴维尔身上，在他身上集中了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巴维尔和涅恰耶夫、和警察、和女房东、和女房东的女儿有了种种关联，最后，他不断地和巴维尔的影子对白，在忏悔的过程中开始了写作。如此看来，如果我们把《彼得堡的大师》看成是库切故事化地诠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群魔》的过程，似乎也不为过。只是，如此单一的解读好像太轻看了库切，他的一向含义丰富，本应经得起多种看法。

库切本人是文学教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材料十分熟悉。他重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半真半假，半遮半掩，更能调动起读者对中诸多扑朔迷离的事件的兴趣。显然，这是个和读者较量知识的故事，好比一个解密的过程，越解越觉得不可思议，越解越觉得陷入到一个更深的秘密当中。如果读者碰巧不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碰巧对他的作品、他的生平不够了解，那么，读懂这部就是个困难的过程，至于再读出库切形式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特性的模仿，那恐怕就要去搬弄巴赫金的理论了。在这里，我们只能这么揣测，库切如此谋划，就是要向读者展示书房斗室里深不可测的想象世界。

最后说说译文。王永年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翻译家。他的译笔干净舒缓，有贵族般的优雅。倘若不是出版时间所限，他本可以从容译完文稿。跟在王先生的译文后面，实在让我惴惴不安。续译急躁紧促，好似腾不过气来的游泳新手，较之王先生的译文真是有云泥之别。时间紧张固然是理由，汉语功底浅薄才是让我辈气短的真正原因。好在，紧赶慢赶赶完了，其他的事，留待读者评说。

匡咏梅

2004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