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台湾新民谣）我比较悲观。民谣歌手的派别性太强了，他们太注重自己的格调、路线而不肯做些改变。但毕竟要走进商业、最终要走进唱片行或出版商那里去，主流毕竟是第一路线。因为两难，所以悲观。我们不能去骂观众不懂音乐、不去关注音乐的深刻内涵；我们也不能去骂那些”杠子头”：难道为了商业改变一下、化个妆什么的会死吗？！——音乐人陈升

作家谭石（王浩威）曾将台湾1990年代以来的新台语民谣风视为第二次民歌运动，并从两者分析出如下相同之处：专辑皆由创作歌手主导；消费对象多为知识分子与大学生；随后皆为主流音乐所吸纳；两次民歌运动都衍生自民族主义的思潮。

这一章取名为”乡愁”，来源于卑南族歌手陈建年创作的《乡愁》，他唱道：”乡愁，不是在别后才涌起的吗？而我依旧踏在故乡的土地上，心绪，为何无端地翻腾？只因为父亲曾对我说，这片土地原来是我们的啊。”当初汉人带着”忠孝节义、礼仪廉耻”八个字来到这片土地，却从来没有实现过他们的承诺（胡德夫语），唯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原住民才能走出悲情，不再压抑。

或许我们还应该想起李双泽的《少年中国》：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1930年代至1990年代，从台语歌谣的创作中就可以发现，台湾人的乡愁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把台语与原住民的音乐放在一起，是相对国语流行音乐而言。从日据时代”皇民化运动”就压制台语民谣，到1950年代”推行国语运动”造成日语、台语流行音乐退出各种主流媒体，到1970年代”净化歌曲运动”造成国语流行音乐的中断，都明显带有政治干预的色彩。至于客家或原住民歌谣，则更是始终居于弱势的地位。

台语歌曲在1950年代后逐渐没落，与台湾政府大力宣传使用普通话有关。1976年台湾通过了”广电法”：电视台对岛内播音语音，以国语为主，方言应逐年减少，所有电视节目及电台广播中的”方言”节目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此时只有台语电视主题曲和台语布袋戏可以公开在传媒中播放，使大部分台语歌很少有机会在官方媒体上被推荐。

除了政治上的干预，人才的断层也是台语流行歌曲式微的原因之一。

一直到乡土民族主义兴起，配合传统民谣的发掘（如陈达的《思想起》），在1970年代后期，一些早期的闽南语流行歌曲才以”乡土民谣”的乡愁形象渐渐受到重视。

”唱一段思想起，唱一段唐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如祖先的步履。抱一支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老歌手琴音犹在，独不见恒春的传奇”——这首由成名于民歌运动时期的赖西安作词、苏来作曲并由郑怡首唱的《月琴》是向台语乐坛极富传奇色彩的歌手陈达致意的作品。陈达1905年出生在恒春，身上有四分之一的原住民血统，他从小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却学会了乡里流传的恒春调。16岁时，陈达开始背着月琴在恒春游唱。

一向致力于台湾传统歌谣发掘的陈达，曾到处寻访台湾各地方的民间音乐，并归纳整理这些民间的音乐作品。此后他也开始自己的音乐创作，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思想起》。

《思想起》以”念歌”形式，叙述三百年前唐山过台湾的拓荒史，成为1980年代后期”新台湾民歌”的创作源头。但在民歌运动时期，陈达的音乐是视为民间素人音乐或中国乡土音乐的一支来呈现，并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陈达在1970年代曾两次去台北，第一次树立了文化标本的地位，第二次却被当作浪人关进了游民收容所（陈明章《下午的一出戏》唱片文案）。1981年4月11日，陈达因车祸不治身亡。一个拯救文化流失的”陈达时代”就此宣告结束。

台湾民谣学者同时也是民歌手的简上仁曾经说：陈达天生注定是个悲观人物，甚至过世也是被车撞死的。

1970年代台语歌手的命运可以用凄惨来形容。1977年6月12日，29岁的台语歌手叶启田，因在台南包场演出引来黑道勒索，双方冲突下，叶启田伙同数名青少年，将向他勒索的谢松竹、谢清达两兄弟打成一死一伤。之后，他曾逃亡多时，为了生活偶尔演出，后在台湾被捕。这一事件也充分反映出当时台语歌手的生活侧面。

1980年代初期洪荣宏的《一支小雨伞》，江蕙的《惜别的海岸》、《你要忍耐》，沈文程的《心事谁人知》，陈小云的《舞女》，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郭金发的《行船的人》曾经掀起一股热潮，成为国语流行音乐外的新兴势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台语歌曲已成为主流，在1986年解严之前，主流媒体依然限制台语歌曲的传播，这也造就了1980年代台语歌曲的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夜市走唱与餐厅秀的表演。随着录像机的普及，餐厅秀开始发行录像带，使得台语流行音乐得以开辟另一个传播渠道。

1980年代政府解严后，许多新的创作、演唱人大量出现，少数知识分子加入作词的行列，弥补了人才断层的弱势。由于解禁，闽南语的政治抗议与反对运动歌曲不断出现，但并未成就以往的辉煌。直到1989年《抓狂歌》问世，以台语摇滚的曲风，对台湾政治现象作直接的批判，台语歌曲才开始再次受到大范围的关注。

黑名单工作室成立于1989年初，是由四海唱片制作人王明辉、陈主惠、司徒松共同组成，他们立志为”台湾歌谣开辟一条全新而宏观的道路”，并开始新台语歌的试验。工作室出版的第一张专辑《抓狂歌》，为1990年代的台语歌曲掀起了新旋风，跳脱了台语歌曲悲情的影子，将社会百态融入歌词中，把台湾社会政经混乱的现象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在《抓狂歌》专辑的文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台语歌曲的创作空间遭此重创，再也脱离不了闺秀之所和江湖酒色的格局，很少有描写现代社会的作品，显然早已无法负荷反映时代、记录人心的工作。

黑名单工作室邀请当时的地下台语歌手陈明章、林哲、叶树茵在专辑中共同演唱。《抓狂歌》专辑打破了以往台语歌曲浪子弃妇的刻板主题，借由许多小人物的生活，去审视台湾四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反映出当时台湾政治、社会、文化、教育、交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与现象。

作品在音乐上也突破了台湾歌曲旧有形式，融入了欧美rap、reggie曲风，呈现出一派全新的形态，因而扭转了许多人对于台语歌的既定印象，许多根本不听台语歌的青年人，忽然由《抓狂歌》专辑中发觉，原来台语歌曲也能这么唱，原来它也有如此尖锐的表现。专辑主唱之一林哲就曾表示：”我们不是在做保存，不是要去仿古，我们要做的是90年代的台湾歌。”专辑推出之际，时值台湾大选。专辑中《台北帝国》、《民主阿草》等作品的批判笔调，令国民党当局大感头痛。当时，黑名单工作室中的外籍成员司徒松就曾担心地表示，歌中讽喻执政者的痛处，恐怕会引起审检单位的苛难，甚至胁迫他出境。国民党掌握的媒体对专辑进行了全面的封禁，因而作品只能在没有宣传的前提下，以校园演唱会作为唯一宣传的途径。

这张被归类为”地下音乐”的《抓狂歌》，对于台语歌曲所带来的震撼力是相当强大的，他们的创新无疑开启了新台语文化的新的里程。他们对于台语歌曲的种种预言，不久后就在林强、陈明章、金门王与李炳辉、朱约信等人身上浮印得更为清晰。只推出两张专辑，黑名单工作室即宣告解体。但单只这张《抓狂歌》就足以成为台语乐坛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李宗盛曾对这张作品留下了这样的感慨：”这是台语人、歌、文化的惊人突破。”《抓狂歌》以及随后出现的相似歌曲，意味着新的台语民谣风的来临。这股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台语民谣风，正如1970年代末现代民歌在国语流行音乐中找寻新方向一般，也在台语流行音乐中开辟新的出路。在台语新民谣风中，音乐风格偏向西洋摇滚风格，并且在台语老歌中汲取养分，赋予老歌以新意。1990年代以后，经由林强、猪头皮、伍佰等人的推介，打入主流音乐市场，形成所谓”另类”流行音乐。

火车渐渐在起走再会我的故乡和亲戚亲爱的父母再会吧到阵的朋友告辞啦阮欲来去台北打拼听人讲啥物好空的拢在那朋友笑我是爱做暝梦的憨子不管如何路是自己走oh!再会吧oh!啥物拢不惊oh!再会吧oh!向前行车站一站一站过去啦风景一幕一幕亲像电影把自己当作是男主角来扮云游四海可比是小飞侠不管是幼稚也是乐观后果若按怎自己就来担原谅不孝的子儿吧趁我还少年赶紧来打拼oh!再会吧oh!啥物拢不惊oh!再会吧oh!向前走台北台北台北车站到啦欲下车的旅客请赶紧下车头前市现在的台北车头我的理想和希望拢在这一栋一栋的高楼大厦不知有住多少像我这款的憨子卡早听人唱台北不是我的家但我一点拢无感觉——《向前走》词曲唱：林强1990年由林强演唱的《向前走》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这首收录在林强首张个人专辑《向前走》中的作品，描写的是从小生长在田庄的台湾囝仔，为了讨生活而离开故乡，前往都市追求希望和理想。这位带着青春气息的少年，以摇滚的姿态，打开了另一个台语歌曲的新纪元。林强出生在台中乡下，迷恋平克?弗罗伊德（pinkfloyd）与斯汀（sing），从高二时就下决心投身音乐，后来因参加木船民歌比赛被唱片公司”真言社”发掘。《向前走》虽然一开始只是唱片公司定位于实验歌曲的作品，但刚推出就引起了空前的回响，排山倒海的喝彩使得林强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对象，同时也被视为走出悲情的新台湾人象征。

1990年开始举办的金曲奖在1991年第三届中增加了台语歌曲的奖项，标志着台语流行音乐首次得到了官方承认。林强的《向前走》荣获了第三届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奖”，事实上这已经打破了方言与国语的界限。这张唱片的制作人陈升、李宗盛、周世晖与”友善的狗”同时获得金曲奖”最佳制作人奖”。

1991年，林强由滚石过档波丽佳音，推出第二张专辑《春风少年兄》，他的创作能力得到更多的展现，且更加狂野与怪异。1992年，林强在《少年也，安啦》的电影原声带中主唱两首歌，另有一首与电影导演侯孝贤合唱。也是因为这种机缘，侯孝贤看中”一张台湾脸，脸上有股气”的林强，邀请他出演电影《戏梦人生》。

有人说，在台湾你找不到第二个林强。他身上那种叛逆与悠然、乡土与城市等看似矛盾的元素融合，导致他拥有偶像般的个人魅力。

李宗盛曾经说过：”即使在经济不景气，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你也得听一听林强。”冷冷个风吹阮红红个目箍清清个溪照阮白白个头毛沉重个跤步对春分行甲冬尾啥么侬卜来牵卜来牵阮个手阮来个时行着白白个沙浦阮来个时行着父母个跤步是毋是懵懵少年无烦恼个心予阮想起阮来个相思路是啥么款个日子是汝生活个滋味是莲心个苦和甘蔗个甜是啥么侬予阮想起阮来个故乡——《红目达仔》词曲唱：陈明章1990年1月，陈明章在水晶旗下推出首张专辑《现场作品》，专辑收录了1989年5月18日在台湾文化大学举办的小型演出的实况。同年，陈明章推出了首张录音室专辑《下午的一出戏》。陈明章在作品中以传统的五声音阶来表现极具现代韵昧的台湾歌谣，作品中大量使用了箫、笛、琵琶、南胡等传统乐器，歌曲题材从民间生活出发，忠实而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而后，陈明章推出了筹划两年的专辑《勿问阮的名》，其中《幸福进行曲》是配合”二二八”纪念电影《天马茶房》而作。

淡水，原是台湾一个重要的交通港口，也是民歌运动中对很多人都有着非同寻常意义的地方。1997年，魔岩唱片推出陈明章为盲人走唱歌手金门王与李炳辉制作的《流浪到淡水》，四十天销量达三十万张。陈明章创作的这首同名台语歌，迅速在台湾流行开来。

早在民歌时期，陈明章就加入当时著名的民歌组合木吉他合唱团，但不久即因歌声太”烂”而被开除。在此期间，他对1970年代陈达式的台语歌曲十分心仪，高中时听陈达在台北弹《思想起》，”一听吓死了，好厉害，我当时相信：台湾的blues是整个地球上的经典！”像许多年轻人一样，陈明章开始玩西洋音乐、学吉他、组团，后来又学古典吉他、布鲁斯、爵士。直到26岁那年，他开始认真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台湾音乐，并由此开始了台语歌曲的创作。但在当时，国语歌曲在台湾乐坛上大行其道，因而始终没有人关注这位极富创意的台语歌手。他所用的设备，就是母亲送给他的两台钢琴和一台四轨录音机。为了谋生，陈明章做过很多工作，也因此有机会在台湾各地跑，感受台湾之美的同时，也慢慢在游历过程中意识到什么才是自己土地上的文化。

视台语为母语的陈明章只有在创作台语歌曲时才最有感觉，但他听的却都是西方音乐，于是拼命尝试台湾音乐的现代化、摇滚化。1986年，机缘巧合，陈明章受邀为侯孝贤的电影《恋恋风尘》谱写配乐。以一把六百元新台币购买的吉他写出的音乐，最终获得了法国影展”最佳配乐奖”，陈明章的还算陌生的名字无疑使许多人大吃一惊。1989年，陈明章应黑名单工作室之邀，在《抓狂歌》中主唱了三首作品，怀旧、质朴、极富人文色彩的音乐表现，让乐坛耳目一新。

陈明章所出的专辑偏重于现场演唱，也继续为台语歌坛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作品，如述说着恒春民谣歌手陈达的故事的《红目达仔》、南管师父金枝师的《竹枝词》、先民开垦台湾的《唐山过台湾》以及《流浪到淡水》、《伊是咱的宝贝》、《苏澳来的尾班车》等以讲故事为诉求手法，因而更贴近民众生活的台语歌谣。

我很幸运，我是1956年出生，正是台湾本土音乐戏剧开始辉煌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北投附近的市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当中，大概有三百六十天在演戏。从小天天看北管、南管、歌仔戏、布袋戏，所以，我对本土文化的认识是从生活里来的，根本不用学。特别是我妈妈常常哼一些台湾老歌给我们听，这些老歌中的腔调虚字都是要口授才知道的，看谱根本不准。

我的声音不美，也不准。我之所以唱歌，是因为找不到别人唱我的歌。写了那么多台语歌，卖不出去，还要继续写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是我唯一的表达工具。

创作是一种生命历程，除非我死了，不然我一定会面对”我活下去是为什么”的问题。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跳入商业的圈圈，可以一直做自己想要的东西……我现在的歌跟以前已经很不一样。过去我的作品都带着淡淡的哀愁，现在很快乐。我强迫自己改变，从很多原住民音乐，从很多台湾新文化的观念里面去改。因为环境已经变了，整个社会、国家也要走出悲情，这是台湾的主流文化可以自己出来的时候。当初我是这方面带头的人，现在其实已经不需要了。而且将来一定是演唱会的时代，伍佰就是一个例子，可是我是比较害羞，所以需要练习。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希望我继续作像《下午的一出戏》时那种人文的感觉，可是我不管，人家要怎么讲就怎么讲好了。

在音乐路上，成立”淡水走唱团”对陈明章来说是件兴奋的事。合唱团的成员都是兼职的，吉他手阿昌在做土地代书，贝斯手史帝夫是个美国律师，鼓手小黄是药厂的经理，而陈明章本人则在种兰花，只有助理阿亮是专职，所以这些成员都叫他团长。”当初我就打定主意绝对不要找职业的，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这样才能真正地玩音乐。团员都是偶然机缘遇见的，现在我们每周六练习，在罗东长老教会、鹿港天后宫、台中东势国小、嘉义到处走唱。”1993年，《恋恋风尘》的电影原声带面世。时隔七年，听着那时的音乐，陈明章说：那个时候真是年轻诚实啊。负责后期制作的陈扬问，出《恋恋风尘》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当年把陈明章介绍给候孝贤的记者说：纪念曾经有过的青春，你不觉得它很素美吗？年轻只有一次。

大脚姐仔大脚姐仔阮的姐妹仔拢叫阮大脚姐仔大脚姐仔大脚姐的大肚仔什么风拢吹袜倒阮的爸爸妈妈嘛叫阮大脚姐仔大脚姐仔弟弟妹妹推给阮买物做事拢真稳大脚姐仔大脚姐仔是姐妹靠偎的岸大脚姐仔大脚姐仔是父母放心的眠床大脚姐仔大脚姐仔彼年九月就十八十八姑娘啊心内嘛有一朵花阮那个暗恋的人嘛叫阮大脚姐仔大脚姐仔阮每次听见心就酸阮的孤单嘛叫阮大脚姐仔大脚姐仔那么大的寂寞敢有那么大的鞋来穿——《大脚姐仔》词：许常德曲：陈小霞唱：陈小霞1991年，陈小霞推出首张台语创作专辑《大脚姐仔》。

在谈论”台语新民谣”时，陈小霞经常会被忽略，她本人出这张唱片也并非想站在这一行列。从小，一边与爸爸讲国语，一边与妈妈讲台语。”这情形，在我这代与新一代间很普遍，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国语与台语，这是文化联姻的结果。”陈小霞，一个很勇敢也很孤寂的创作人。不必突出女性，就好像说某人是女作家，自然就会降低对她思考那一部分的要求，从此沦于小情小爱小转折。

陈小霞是位创作人，前面不必加上一个”女”字。

曾经27岁的高龄才发表第一首音乐创作《春夏秋冬》，从刘文正时代一路写过南方二重唱、林良乐、孟庭苇、万芳、杨乃文、刘若英、王菲、莫文蔚、陈奕迅。很早就开始学习制作，无非是想解答从创作人”写歌”到歌手”唱歌”中间过程的许多问号，在那个唱片界还没有女性制作人的时代，她对唱片制作的想法已是史无前例。

有时候我会想，写出《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约定》、《十年》的陈小霞，并不是那个用台语吟唱着《大脚姐仔》与《妈妈心内有一条歌》的那个人吧？一样都是触动，却不是同一根脆弱的神经。又有多少人可以听陈小霞弹着吉他唱那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万芳说：”那是我听过最好听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到现在都还流窜在我的记忆中，她的音乐不需要和别人分享，她是属于聆听者一个人的。”年逾知天命，陈小霞对音乐的态度，仍是——我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音在哪里，也许这辈子我都无法写出一首能为生命找到答案的歌，但我已学会在每一首创作当中，发现更多的自己与自我肯定。

词作家姚若龙曾经这样说：”一个艺术家往往因为心灵的面向繁复不可预知，才能不断地创作出形形色色的作品。所以面对小霞姐这样一位深藏不露，拥有无限可能的音乐人，我只能赞叹、仰望，又忌妒、又好奇地说，我不认识陈小霞。”一个宁愿放弃优渥的唱片制作工作，回归到孤独的创作状态，相信人一生中能做好一件事就很了不起，坚信绝对饿不死，然后就开始回家安静过日子，认真地写歌，出唱片时亲自送最昂贵的吉他到女儿的学校，只因为女儿参加了吉他班——这样的一个女人，只像她自己。

《大脚姐仔》这张唱片，在”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评选中位居第16名。

整个1990年代，陈小霞、齐秦、苏芮等歌手陆续推出台语唱片，许多新兴乐团也愿意尝试用台语来创作。除了地下乐团，有两个颇具代表性的乐团就是曾拿下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奖的乱弹和最近相当受欢迎的五月天。乱弹成员平均只有三十出头，而五月天成员平均只有二十来岁，乱弹所演唱的台语歌，融合了南北管的风味，在词的创作上也相当够水准。五月天由于较年轻，历练不如乱弹来得纯熟，所以创作上也较偏向一班年轻人的爱情世界。

被称为台湾小孩的伍佰，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伍佰本名吴俊霖，是chinablue的灵魂人物及主音歌手，同时也担任诸多流行歌手创作、制作的工作。以台语为母语的伍佰曾经说过，国语是思考，台语是生活。伍佰是介于国语流行歌手与台语歌手之间模糊地带的另类歌手，这一点与陈升、乱弹、五月天有些类似，尽管这几位歌手与乐团的音乐诉求不尽相同。伍佰也为这一股台语新民谣风贡献了不可多得的努力。

为了记录本土民谣，陈升成立”新宝岛康乐队”。陈升说：”台湾有差不多50万原住民，9个少数民族。有的族已经只有不到5000人了，语言都快被消灭了，这真是一种危机。我们想在这些民族在被汉化、全球化之前尽量留住他们的声音。”同时，陈升认为”我不能贸然地用一个汉人的角度来解释原住民的音乐，我们不能拿自己的价值观去帮他们”，新宝岛康乐队由传说中的”排湾族最后一位王子”阿von负责搜罗民谣曲目。

其实这种拯救不仅仅本土的音乐人在努力，闻名世界的英格玛专辑中就收录过一首名为reurnoi

ocence（返璞归真）的曲子，被用为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宣传曲，就是取材于台湾阿美族歌王郭英男夫妇与马兰吟唱队共同演唱的《老人饮酒歌》，使原住民音乐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除此之外，deepfores成员之一dancksman也与郭英男合作，制作了《生命之环》与《跨过黄土地》（acrossheyellowearh）两张专辑。郭英男说”我们要让全世界听到阿美族的声音”，话犹在耳，这位国宝级的歌手在2002年因败血症病逝，享年82岁。第十三届台湾金曲奖向均已离世的郭英男夫妇颁发了特别纪念奖，以纪念他们为原住民音乐所做的贡献。

除了台语即闽南语音乐有了诉求的空间，像胡德夫、陈建年、纪晓君等等歌手与音乐人一直致力于挽救原住民等少数族群的音乐，并在这些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但是，原住民文化以及原住民群众的生存环境依然有待改善。

在1984年海山煤矿坑爆炸一案中，由于死伤的绝大部分都是原住民矿工，促使胡德夫正式投入提倡原住民权益运动。首先，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胡德夫在台北新公园为罹难的矿工家属举办的一场募款活动上，演唱一首由他创作的《为什么》，在歌词中不断质疑政府总是漠视原住民的生存问题，没有尽到妥善照顾之责。同年，胡德夫等人共同创办了”台湾原住民权益促进会”，并由他担任首任会长。往后在一次次为原住民发声的活动场合中，胡德夫也将他们的诉求融入了自己所创作的歌曲中，借此希望社会大众能开始去正视原住民问题。

除了创作、演唱原住民歌曲外，在保存原住民音乐的道路上，胡德夫也是不余遗力。他主要以阿美族、排湾族以及卑南族的歌曲为搜集对象；本身是卑南族的他，对语言完全陌生的阿美和排湾族歌谣，在搜集整理上就备感吃力。”我都是用最笨的方式，就是跑到那些部落待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和那里的族人一起生活，慢慢地学习他们的语言。”对于音乐，胡德夫有他的坚持——就是要完全去了解歌曲本身的文化背景和其所蕴涵的意义，如此才能忠实地记录下来。他认为台湾的原住民音乐，是世界上很少能具有多元丰富的音乐元素以及能展现旺盛生命力的文化资产，而它最珍贵的特质，就是能将日常生活中喜怒哀乐的表情和语言，经由音乐咏叹出来。他说：”咏叹本身就是生命的表现，原住民的歌谣已经超越音乐的境地了。”对于当前台湾原住民音乐的推动发展，胡德夫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单单只是将原住民音乐的一些旋律、曲调点缀式地放入音乐中，那只是很肤浅地迎合现今唱片市场的流行趋势，当这股原住民音乐热潮一退烧，众人很快就会遗忘当初这些音乐所带给他们的感动。

”所以要从教育做起”，他说，”教育部”在国中、国小的音乐课本里都能放进许多外国的民俗歌谣，那为什么不能多收录一些台湾原住民的歌曲呢？让台湾人能更早就认识这属于自己在地精神的音乐与文化，就要从小通过教育的方式开始培养起，才能对它产生认同与喜爱，也才能激发更多人想把它继续保存、传颂下去的念头。他期盼政府能负起传承原住民文化的重责大任，而不是被动地让民间团体、人士在背后督促着。”这不是人口多寡的问题，而是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的价值因素。”他以骄傲的口吻说着，原住民音乐应是最能代表台湾在地文化与人文精神的指标，不仅要让台湾人明白，也要将它推展到世界各国去。

在台语方面，水晶唱片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从事台语新民谣发掘的工作团队。水晶唱片从发行《摇滚客》杂志，代理roughrade、facury等音乐品牌开始，到制作自己的第一张唱片，之后发掘出陈明章、金门王与李炳辉、伍佰、朱约信等本土艺人，确立了水晶唱片”本土另类摇滚”的形象。

1986年，后来成为水晶唱片负责人的任将达，当时在宝丽金唱片前身金声唱片担任国外部经理，他与黑名单工作室的王明辉、魔岩唱片国外部经理程港辉，以及当时在《联合报》做记者的何颖怡，一起编了一本谈另类摇滚的杂志，即后来的《摇滚客》杂志。任将达在1988年离开金声自组水晶唱片，创业的第一张专辑是地下乐团doublex的《白痴的谎言》。水晶唱片制作了许多艺人的专辑，如朱约信、赵一豪等人。从1988年到1991年，水晶唱片连续举办了四届”台北新音乐节”，主要参与者皆为当时的大学生，也是陈明章、叶树茵、林强、史辰岚、伍佰以及赵一豪等本土艺人第一次亮相的地方，这些歌手日后皆加入水晶。

1990年，水晶唱片除了推出上文提到的陈明章《现场作品》外，还制作完成了原doublex乐队主唱赵一豪的个人专辑《把我自己掏出来》。专辑大部分作品的创作为赵一豪一手包揽，作品中强烈的颓废色彩以及纯正的摇滚表现手法，均代表了当时台湾摇滚作品的最高水准。专辑中《震动》、《把我自己掏出来》、《死亡》三首作品，也为赵一豪引来了很多的麻烦，由于歌曲内容不健康以及带有明显的自杀倾向，因而在送审过程中受到了责难，并被宣布为禁歌。同年，水晶唱片推出了1989年台北”新音乐节”新人合辑《完全走调》。专辑汇集了吴俊霖（伍佰）、毛元豪、叶树茵、青铜时代、周志华、史辰兰、幻弄影、蓝洛李工作室等地下乐手。虽然专辑中强烈的另类色彩，使得作品感觉相当阴郁，且大有拒人于外的感觉，但《小人国》、《失业男子》、《唯一的地球》等作品却洋溢出一份剔透的年轻气息。正如专辑文案中所描述的：”在这里，你有充分的空间去幻想，年轻与梦想再也不会是一句口号而已。”1991年水晶唱片推出的合辑《办桌壹》汇集了伍佰、陈明章、朱约信、潘丽丽等诸多台语地下歌手。专辑推出之时，水晶所打出的口号就是”台语歌可以不再悲情，我们期待用办桌的心情，以喜悦凝聚台湾的心”。同年，为了纪念台湾文学的先行者杨逵，水晶特意出版了合辑《杨逵纪念专辑——鹅妈妈出嫁》，并举行了一系列的校园演出。专辑收录了林良哲、李坤城、朱约信、萧福德、陈明章等一群极富创造力的台语歌手的作品。整张作品充满了文化内涵，呈现出一派饱满的”文学音乐会”的气息。此外，水晶唱片1991年还推出了一张以挖掘整理台湾民间行将消失的另类音乐为目地的合辑《采自台湾底层的声音》，该专辑收录了包括黄克林的《倒退噜》在内的许多台语地下音乐作品。后来非常走红的金门王与李炳辉，当时即已受到了水晶唱片的关注，并在《来自台湾底层的声音贰》中收录了他们的台湾那卡西式音乐作品。

对于水晶唱片而言，本土性质是很重要的元素。水晶发行过的专辑，往往都具备了本土色彩，旗下的乐团也多为台湾本土的学生以及本土音乐爱好者，音乐走向则是偏年轻、大胆的作风；在风格方面，每个不同的乐团也保留了自己乐团的独有特色。不仅如此，水晶也包括了许多本土戏曲的音乐、婚丧喜庆的传统乐曲，不管是台湾的摇滚另类乐团，或是传统的戏曲音乐，水晶唱片都为这块土地的音乐尽了最大的心力。

水晶唱片策划宣传部陈品方说，在这个自由意识抬头的年代，水晶唱片没有给予乐团任何限制，乐团想要做什么，尽管照着自己的想法走。大部分的乐团、音乐人除了为自己的创作留下一个纪念之外，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人能听到自己创作的音乐，这也是所有音乐人的共同梦想。

对于宣传部分，陈品方表示，由于水晶唱片目前所制作发行的专辑，多为小成本的制作，因此并没有庞大的宣传费用掺杂在里面，所以水晶唱片的宣传，并不像市场上主流唱片公司的宣传手法，对于地下乐团，台湾有一定的固定爱好者，电台方面也有固定的dj对于地下乐团有浓厚的兴趣，因此靠着电台dj的宣传以及口耳相传的方式，水晶让更多人听到不一样的音乐。

这些举措在为水晶唱片赢得了”台湾新音乐摇篮”的赞誉的同时，无疑也使得它在流行的大环境下经历着惨淡的经营。不擅经营的水晶唱片多次面临窘境，也曾经因拖欠艺人版税与陈明章大打版税官司。1996年，水晶唱片结束营业。何颖怡这样描述感受：一个留下与岁月奋斗的痕迹，却没有留下成长的地方。就在大家叹息的时候，水晶唱片卷土重来，闭门思过的任将达带着对市场的重新理解再次出发，把公司搬到偏远的房租比较便宜的地方。

这一次，不知道水晶唱片可以走多远。正如曾慧佳所说：”新台语民歌面对的不再是政治上的打压，而是庞大音乐工业体系的吞噬所造成的威胁。”选择在晴空万里的这一天我背着钓竿独自走到了东海岸徜徉在海边享受大自然的气息忘却所有的烦忧心情放得好轻松云儿在天上飘鸟儿在空中飞鱼儿在水里游依偎在碧海蓝天悠游自在的我好满足此刻的拥有yauhohiyanyauhohiyanhiyan——《海洋》词曲唱：陈建年在水晶唱片停摆的日子，1998年秋天，另一打着独立音乐旗号的角头音乐诞生了。”我的故乡在云林，一向以生产流氓著称，加上独立唱片就是要做有棱有角、具有个性的音乐，才能在潮流前端领头，所以就取名为角头。”本名张议平的角头创始人张四十三如此说。

张四十三曾经在主流唱片公司当策划，之后经营过地下电台，最后还是决定回到唱片业，并以独特的眼光发掘着台湾本土最具草根意味的音乐人。创业之初，张四十三借了四百万启动资金，其中二百万花在角头自己的录音室上。对于非主流音乐人，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录音室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多半具有自由、随性的风格，常需要比主流艺人更长的录音时间，才能酝酿出好音乐。外面录音室以小时计费，录音时又急又赶，对非主流厂牌来说，不但花费大，录出来的东西也不自然。”1999年，为了追求自然，尊重创作，角头制作人郑捷任特地从台北南下台东为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台东原住民警察录音，只因为”那是他觉得最自在，最能忠实表现自己的地方”。这位歌手就是陈建年，这张名为《海洋》的首张个人专辑一举囊括第十一届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最佳作曲人奖，为角头音乐赢取扬眉吐气激动人心的一刻。

在至今发行的三十多张唱片中，角头音乐推出过陈建年、董事长乐团、波宾乐团、恒春兮、夹子电动大乐队、好客乐队、廖士贤等多张唱片，歌手包括福佬、客家、原住民、琉球人等，音乐风格上则以民谣与摇滚（包括地下乐团）为主。成立近十年，角头音乐多次获得入围台湾金曲奖及年度十大专辑的专业肯定，从另一角度显现出台湾主流之外的另类文化的发展空间。

回忆刚成立的那个冬天，角头举办了一场名为”华山论band”独立乐团演唱会。张四十三说：”我们搭了两个舞台，分为北角头与南角头，让两个乐团同时演出，感觉有点像是早期庙会前的戏班在拼戏。也许是上了瘾，我们开始寻找台湾纵贯线那梦中的音乐角头。从卑南山野的初春到北大武山的深秋，从都会边缘的熙攘矮巷到被繁华遗忘的部落，从犹如铁工厂般的录音室到天地无界的大地。这些乐手，大都身处各地角落以角头自居，我的意思是，他们都有很强烈的创作风格及视野。他们的音乐更如百花齐放，森罗万象。””1999年，我们陆陆续续把这些成果作一系列的出版，角头唱片独有的25cmx25cm包装，把音乐专辑的创作动机，结合人物、风土和音乐，作多面向的延伸。专辑内文像一本人物特写，记录一个音乐人的音乐历程、思想背景，佐以人文摄影，完整呈现一个创作者乃至整个创作团队的故事。不仅是一张专辑唱片，它也是一本多角度的人文报道杂志。可以在唱片行买到它，当然也可以像收集杂志般地订阅它，我们23个月会出版一张，直到我们做不下去。”角头音乐一直以本土文化为使命，完全放弃主流音乐的宣传渠道，而是以铺货、收账、盘点的方式在台湾四十个角头专柜行销。当前角头每年以出版六张专辑为目标，在这样的年产量里，部分是角头从策划、录音、混音、后制全部一手包办的”自制片”，例如陈建年、纪晓君的专辑；另一种合作模式，则是与乐手分工，直接采用他们录好的母带，角头只负责后续的设计、美编、发行、宣传事宜，例如好客乐队与浊水溪公社的新专辑，都属这种合作模式。

角头另一特殊处，是不签长期经纪约，而只针对每次作品发行时和歌手签单张合约。”订长期合约，最后常变相地钳制歌手的发展，再说我们也没有能力长期照顾他们。”张四十三说，”合约内容与歌手版税，一定白纸黑字清楚载明，不能因为是非主流，就让人家吃亏。”角头与乐手基本是伙伴关系，即使主流唱片来挖，张四十三也觉得无妨，诚心祝愿他们能有更好的发展。”很多人喜欢角头替歌手巴奈出的专辑，却不知道主流唱片公司曾签了她六年，却连一张专辑都不愿意出。人的一生，能浪费几个六年？”事实证明，不少曾被主流唱片挖角的独立音乐人，最后还是选择回到角头，继续他们的音乐路。

由角头唱片主办的一年一度的”海洋音乐祭”更得到了台北县政府的投资，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一年一度的民间音乐活动。这项标榜独立乐团与创作艺人参与的大型国际音乐祭，从首届参与者不过千余人，一路演变成三十多万人朝圣的盛会。”因应潮流，当前角头的业务量上，音乐祭等活动大致占了七成，唱片本业只占三成。就未来趋势而言，唱片市场只会继续萎缩，因此经营副业来支撑本业是必要的。”1999年，张四十三在角头音乐的创业作里写着：”我们远离了虚妄与浮华，远离支配的形式，开始寻找台湾纵贯线上那梦中的音乐角头。”五年后，张四十三可以骄傲地这样说：”角头五年了，一样贫穷。然，志气高傲，依然有种。””无论如何，独立音乐的势已经出现了，随着厂牌越来越多，在这条独立音乐的大路上，角头将不会孤单。”这场由台湾本土出发的音乐盛宴，还将持续引发改变着台湾的音乐形式。”我想证明，唱片，也可以是一种时代的记录。”与此同时，台湾地下乐团风起云涌。四三一乐团、浊水溪公社、观子音乐坑、骨肉皮、原音社、四分卫、交工乐队、闪灵……你会发现，竟然有不少乐团的成员毕业于台大、淡大、辅仁等著名高校，尤其四三一乐团，名字直接来源于台大男一社4楼31室。这些乐团的成员大多不固定，乐手经常相互穿插着维持乐团的状态，也有的乐团得以签约唱片公司，如脱拉库、五月天、董事长、乱弹。

第十一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乱弹拿到最佳演唱团体奖。主唱阿翔在获奖台上大喊：”乐团的时代终于来临！”很长一段时间，这句话成为一个被传播的激动人心的口号。

或许罗弘武说过的一段话可以成为一种解释：在世纪末的台湾，正开始有了更清楚的本土意义，而台湾的音乐创作人也仍然欢喜愿意地汲取全世界的摇滚经验及态度、精神，同时比过去有着更自然、自信的学习过程。欢迎未来摇滚在台湾正是直接来自于灵魂的力量，不只是批判的角色，有更真实的自由，直接摇滚着！回顾这些年来台湾的音乐发展，至此，我已无话可说。我想以四三一乐团的主唱、毕业于台大哲学系的沈怀一说过的一段话作为本章的结尾，尽管有些偏激——我们是音乐人，谈音乐要轻松：台湾人没有水准，因为台湾人没有立场。

台湾的创作者没有水平，因为台湾创作者没有立场。

人要有立场、人要表态、人要清楚，简单或复杂都没关系。东南西北中发白都没关系，谈政治，罗大佑故作神秘、陈明章日益模糊、伍佰高深莫测、陈升则环岛旅行、李宗盛早已办好移民。谈品味、谈格局，大家都是争相表态。

在开放多元的社会，每个人都要准备好立场，当清晨来临时，命运注定我们将要迎接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