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写于“五四”后期，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本散文诗集。写作于1925年1月24日。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收入1924～1926年所作23篇散文诗，书前有题辞一篇。以曲折幽晦的象征表达了20年代中期作者内心世界的苦闷和对现实社会的抗争。《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一觉》等篇表达了对现实的失望与愤懑；《影的告别》、《死火》、《墓碣文》等篇描绘了对自我深刻解剖之后的迷茫心境；《希望》、《死后》等篇写出了对未来的疑惧，深刻地表现出作者的人生哲学。语言俏奇瑰丽，意象玄妙奇美。(选自《辞海》) 《野草》是鲁迅的最薄、最美、再版最多的一本散文诗集，写于“五四”退潮时期。作品以隐晦的象征表达了一个启蒙思想家在白色恐怖下孤军奋战的孤寂、迷茫与疑惧，同时表达出对“糊里糊涂生、乱七八糟死”的民众的失望与希望之情。此作品区别于鲁迅其他作品的最大特征是隐含着深邃的哲理性，包含了鲁迅的全部哲学。 同样，鲁迅自己曾经说过，自己一生的哲学都在《野草》里了。还叮嘱青年的读者说为了让他们理解自己的思想是苦难的，为了让国民更好地知道这段苦难，可以学习其中一些写景的文章，比如《秋夜》，《雪》，《腊叶》。 本书所收散文诗23篇〔包括一首打油诗——《我的失恋》，和一出诗剧《过客》），最初都曾陆续发表于1924年12月至1926年2月的《语丝》周刊上，《题辞》最初也曾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语丝》第138期，发表时署名均为鲁迅。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个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吧，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野草:鲁迅，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有两个弟弟，字豫亭，后改为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鲁迅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后与《药》《故乡》等小说名篇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毛泽东评价鲁迅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评论家、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的精神的发扬人。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主要作家，是中国、白话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之一。 鲁迅一生的著作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论文、散文、翻译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且介亭杂文》《热风》《坟》

《故事新编》是鲁迅先生以远古神话和历史传说为题材而写就的短篇小说集，包括他在不同时期所写的8篇作品。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鲁迅在19年～1935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八篇。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之一作者生前共印行七版次。 这八篇小说分别是：《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外加一篇《序言》。此书主要以神话为题材，故事有趣，想象丰富，是鲁迅作品中仅有的以远古为背景创作的小说。 其中，《补天》写于19年冬天，原题《不周山》，收录于《呐喊》初版，后改名《补天》并抽出；《奔月》、《铸剑》写于1926年和1927年，《铸剑》在《莽原》上发表时题名《眉间尺》；《出关》、《理水》、《非攻》、《采薇》、《起死》写于1934至1935年。 《故事新编》多数是在“博考文献”的基础上，“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即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都有文献可考，但又不受文献束缚，在把握古人古事精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想象和虚构，有点难懂。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最后的创新之作，里面8篇有5篇写于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内外交困、身心交瘁之中，《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尽管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这表明鲁迅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具有某种超前性。在它的很多篇中，都可以发现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存在着“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和语调，互相补充、渗透和消解。 鲁迅曾说，《故事新编》里的全部作品“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⑴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起死》，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在这里，神话、传说及史实本身作为“新编”的对象，是既定的，即使它们的流传有歧异，但作者对之只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演义”，却自然而然包含着艺术虚构即鲁迅所谓“点染”的成分。因之，在制约作家采用创作方法的问题上，此处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先决条件：神话、传说作为原始先民和古代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带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奇异性，它们的自身内容就内在地要求着作家在改编之时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而史实，作为有据可考的历史，因其具有客观真实性，先天地倾向于现实主义，但由于作家在改编它们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原则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导向现实主义，又可以导向浪漫主义。所以，在研究《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时，我们首先得将神话、传说与史实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相对地区分开来。 仔细说来，神话与传说也是有区别的。它们二者的相异之处在于：神话完全是想象的产物，而传说可能有某种事实上的依据。前者是人与自然的神化，后者则是“神话演进”之后，“中枢者”已由“神格”“渐进于人性”，“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者。⑵但在充满想象和奇异色彩方面，神话与传说又是一致的。故我们在此将它们相提并论。 神话是反映原始先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现象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在思维方式上，神话充满了原始先民那种大胆、奇特的想象和幻想，与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是两码事。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它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⑶可见，神话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想象，而奇特丰富的想象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说，不论就其内容或思维方式而言，神话都是浪漫主义的。当然，神话与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之间有着时间上的隔离，后者是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文学从神话中分化出来之后逐渐产生的。但是，它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不是按照世界的客观面貌来认识和进行描绘，而是按照自己的幻想或理想来理解和进行描绘。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古老的神话，其内容和所体现的思维方式都是浪漫主义的，概莫能外。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论述，在精神实质上，应该说包含着对神话与浪漫主义之内在关系的确认。因为，“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力，把自然力形象化”的神话，其突出特征正是大胆、奇特而又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是非现实和超现实的，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带有幻想或理想的反映；这在思维方式上，显然是一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一切神话永久性的艺术魅力，从根本上，正是从人类童年这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艺术”方式而来。 鲁迅写作《故事新编》，情况亦是这样。如上所述，神话传说题材，在《故事新编》中要占大半。他之所以在13年间断断续续地写下这些新编的“故事”，并非偶然。从心理积淀的角度而言，鲁迅幼年时代，接触到丰富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这些故事，多少年来，一直保存于他记忆的仓库里，并在暗中生成着、滋养着他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少年时代，主要是耽于诗意幻想、追求奇异的情愫。他小时候自编童话，便是这种情愫的体现。到1907年写作《摩罗诗力说》之时，他已经博览了中外文学作品，而他心向往之的却是西方的一批“摩罗诗人”，如拜伦、雪莱等。在纷然杂陈的文学流派中，他独独垂青和服膺于浪漫主义。这原因，除了他的年龄特点以及东京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之影响外，还有一条，就是少年时代大量神话传说在其心田里播下了浪漫主义这颗难以磨灭的种子。到了《呐喊》、《彷徨》时期，现实主义是显流与主流，而浪漫主义则是潜流和支流。现实主义的采用，于鲁迅是十分自觉的，与他疗救国民性、改造社会的伟大目标联系着，但它的居于主导地位，必意味着主体心理结构中浪漫主义成分要受到自觉不自觉的压抑。从心理结构的内在需要讲，鲁迅无形中也有导致倾泻自身浪漫主义的要求。特别当他日常心理中情感活动处于活跃状态(精神苦闷时往往如此)时，或因为多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写作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时，心中埋伏和压抑已久的浪漫主义情愫，便会涌动，要求表现。《野草》就创作方法而言，主要是象征主义的(也有现实主义成分)，但它包含着十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因为现代主义各流派，就其精神而言，都是浪漫主义的。所以，当鲁迅心理结构中情感这一因素占据最突出的地位时，他的创作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浪漫主义，同时渗透着现实主义，并汇入某种现代主义成分。《野草》是一个例子，《故事新编》也是一个例子。自然，后者的情况有所不同。 对于鲁迅这样博古通今的作家来说，当现实的精确映象从他的大脑里暂时隐退或消失时，神话传说或历史的映象，往往会来替换。也就是说，他的心理包括观念，意绪及意象活动，不会有空白，不会有消歇或停顿状态。以假想的逻辑进行充分的毫无拘束的想象，将作家浓烈充沛的情感自由地抒发出来，这对于《呐喊》、《彷徨》那样着意进行冷静的刻划、精确的现实描绘、于自身的情感加以较严格的控制这种精神活动来，不仅是必要的补充，而且亦是有益的休息。此种补充在鲁迅来说，主要是在历时性中完成的，如《故事新编》；也有在共时中进行的，如《野草》之于《彷徨》。特别是主体面对神话这种具有永久性而又格外鲜活的艺术魅力的改编对象时，创作主体必定会首先自然而然地引起一种审美愉悦。此种心态，会投射于改编而成的作品中。在这方面，《补天》比较突出。它洋溢着赞美、亢奋、欣喜的调子，——当然也反映了女娲创造的艰辛。《奔月》与《铸剑》里有着不轻的被压抑的沉重之感，但它们在体现浪漫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有着奇特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主观情感——方面来说，却与《补天》是相同的。 《补天》的画面，瑰丽而壮美，结构也是宏大的。——这同与主体奇异的想象相联系的广阔心理空间是相适应的。这篇小说中女娲的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虽于古籍有据，但在具体的描绘中，作家以浓墨重彩有力地渲染了浪漫主义的氛围，创造出了十分奇异动人的艺术画面。“她”醒来觉得无聊时，“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于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主人公的形体和用以衬托的自然背景，都被作家奇幻的笔锋抹上了浓重、神奇、惊人的浪漫主义色彩。关于她造人的一段描绘，显然不是通常所谓的“情景交融”所能解释的：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奇，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周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 “阿，阿!”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 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在这幅画面里，主人公造人的动作、造成后的心情，与作为自然背景的大海、波涛、浪花等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基点，并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神奇的非现实性，而在于主人公造人这一惊天动地的非凡事业的巨大创造力!表面上是，非常之情融于非常之景，而深层是非常之情系于非常之事。而此处“情”“景”“事”的“非常”，正是浪漫主义的想象在多方面的奇特生动之体现。第三节，关于禁军在女娲死尸肚皮上扎寨等描写，同样将古神话的简单轮廓具体化，改造、发挥了。总之，这篇小说所依据的古代神话，它作为题材，本身就带有奇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加之作家又以奇幻而神异的艺术想象，使之浑然一体，这就使小说更加充实和丰富。 《奔月》、《铸剑》的故事轮廓同样于古籍可考，但这两篇小说依然以瑰丽神奇的想象细致生动地将古代神话传说具体化为奇幻的艺术画面。从人物与情节的设计，到细节描写与氛围的渲染，都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奔月》中关于羿与逢蒙对射的描写，以及羿连发三箭射月等描写，或奇谲，或雄浑，真富于神异的魅力。 《铸剑》中关于眉间尺以头与剑托咐黑色人报仇的情景，以及黑色人以耍把戏为名混入王宫、施展计谋剑劈王头落入鼎中而他亦自劈其头、三头在鼎中激战等一系列描写，是何不合现实的逻辑，而唯其如此，才获得了令人骇怪、惊异的感染力，加强了故事的浪漫色彩和悲壮意味。 比起《补天》、《奔月》、《铸剑》来，鲁迅后期所写的《理水》等5篇，从总体上说浪漫主义色彩稍有减弱。这主要表现在故事本身的奇幻性不如前期的3篇。但是，在别的方面，主要是在穿插现代生活细节方面，却又增强了浪漫主义气息。《理水》、《非攻》、《出关》、《采薇》里有现实中资产阶级学者等类人物的影子，有现代生活的某些片断。如《理水》对大员、学者们进行了古今杂糅的描写，“文化山”使读者想到了现实中所谓的“文化城”，而“K”、“好杜有图”等外语词汇的出现，在幽默中隐然指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洋奴；《非攻》中写墨子在宋国遇见“募捐救国队”，这实际上是对30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国”名义强行募捐这种欺骗、掠夺行径的影射。此类例子，在《故事新编》里除了《铸剑》，其它各篇均有。而《起死》，由于题材采自《庄子》中的寓言故事，本身就带有奇异性，经改编之后它的浪漫主义色彩愈益加浓，更见妙趣。这篇小说中，亦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这样的“油滑”之处。相对而言，后期的几篇中“油滑”之处较多。鲁迅将他在中采用的这种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写法，称之为“油滑”。他自谓在《补天》中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⑷但后来各篇“仍不免有油滑之处，过了13年，依然并无长进。”这就表明，在的创作中，鲁迅对自己“油滑”的写法，既有不满的一面，又有有意无意继续为之的一面。对此问题，历来争论颇多，迄无定论。在此问题上，我们以为王瑶先生从中国传统的丑角艺术的“间离效果”与讽刺作用所作的分析⑸，是十分精辟的。不过，在此我们要补充二点。一，丑角的语言和表演，无论其所在的作品的创作方法是何种，它本身总是归属于浪漫主义成分。因为，丑角的语言、动作和行为，比之其他角色有奇异性，而作家对其的设计和刻划，相应地也是运用奇特想象的结果。由此可见，丑角艺术本身虽然从审美范畴讲，可归之于喜剧、滑稽，但若从创作方法讲，则属于浪漫主义。由此可见，鲁迅在《故事新编》中自觉不自觉地坚持“油滑”之写法，这是他在创作中遇到神话传说之类本身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题材时，被激发了运用丑角艺术的浪漫主义才情。这既是自觉的，又是不自觉的。自觉的一面表现于自我选择、自我评价；不自觉的一面表现于一旦进入创作的思维心理状态，丑角艺术创造的欲望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动力定型(它在作家长期不懈的杂文创作中得到了突出发展和强化)，必然会于无形中弹射到作品里，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而表现出来。这种弹射力、冲动力，是由作家的意志、情感、想象以及某种情结综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因而很难压抑下去。事实上，前后相续13年之久的《故事新编》的写作，一直运用了“油滑”的写法，正说明这一写法在鲁迅的创作心理中有内在的根据，成了他创作心理整体结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从大的方面讲，从问题的实质讲，这与鲁迅杂文中的讽刺艺术，包括某些被批判人物的内心独白(出以虚拟)，漫画化的人物速写片断(主要以人物的语言表现)等是相通的。在这一点上，鲁迅的杂文与，在创作心理上有着某些相同的依据：主体有一种内在的情感与意志张力，这种张力促使作家采用漫画化的手法，表现被批判对象滑稽可笑的面目，以达到强烈的讽刺、批判现实的目的。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为题材的《故事新编》，在这方面得到了强化和突出的表现，这可以看作一旦离开现实题材时，主体的创作心理中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和潜伏状态的浪漫主义才情被有力地激扬了起来。 二、《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这种将古今杂揉的作法，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讲，实质上是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的联想。这种联想，时间的跨度甚大，往往有几千年之久，所以读者似不易觉察，而历来亦似鲜有人从这方面来窥探《故事新编》的此种写法。其中，神话人物、故事引发的关于现实生活的联想，有明显的虚幻性，更增加了这种联想心理活动的不易识别性。之所以《故事新编》屡屡彩用“油滑”写法而鲁迅终不改弦易辙，就是因为上述古与今之间的联想作为主体高级神经活动的动力定型已经巩固与确定化。心理学家认为，“大脑皮质对刺激的定型系统所形成的反应定型系统，这是大脑皮质机能系统的主要表现。”“动力定型的形成使大脑皮质活动容易化与自动化，动作与行为更加迅速精确……人的生活习惯与技能、技巧等等，也是动力定型的表现。”⑹其实，在创作心理活动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动力定型的问题。作家构思(想象)过程中出现的人物言动、情节细节、生活场景等，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刺激物，同样会引起主体固定的反应定型。鲁迅博古通今，经常从现实与历史的联系中发掘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造成了他十分广阔的心理空间，使他非常善于将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他的杂文中的这种联系主要是类似联想；那么，《故事新编》中作为这种联系之特殊形式的“油滑”，即穿插进现代生活细节，则大体上是对比联想和移植联想。《补天》中古衣冠的小丈夫，《奔月》中剪径的强盗逢蒙，《理水》中满口现代词语的大员和“文化山”上的学者，分别是作为女娲、羿和大禹等英雄人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些带有喜剧色彩的反面人物的言动思想，与英雄人物的言动思想是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有了这种衬托，才使英雄的形象更加充实鲜明；同时，穿插进的现代生活细节，具有突出的现实战斗作用。在这里，神话传说和古代英雄的非凡举动和崇高的创造精神、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使鲁迅很迅速地、自然地想到了在道德、人格等方面与之完全相反的这些滑稽可笑的人物及其情状。具有辩证思想、深厚的历史感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鲁迅，不会在自己的中一味地歌赞古代英雄，不会将他在杂文创作中，大量、反复使用的“随手一刺”的手法弃置不用。正如他在杂文中，主要以批判和揭露来点燃自己对旧社会增恨的火焰，其中又渗透着对于人民的挚爱，将憎爱熔于一炉一样，在《故事新编》中，他决不会单纯地、孤立地表达自己对古代英雄的爱，而必然会把自己的爱憎结合在一起，通过一些较为复杂和完全独创的艺术手法表达出来。当然，《故事新编》在古今之间的联想，并非随意的，而是有线索可寻，有中介存乎其间的。如《补天》中，关于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间的滑稽表演这个细节的出现，显然与作家采取弗罗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故”有关，而写作中途又看到了或人对汪静之《蕙的风》这首爱情诗站在封建道学立场上的错误批评。这两者之间，分明在“性”的问题上存在着联想的可能。这就说明，虽然在时间跨度上颇大，但其具体内容却在特定的同一范畴上交接了。至于《理水》，从小说的行文中可以看出，现实中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臆断，这使作家在以热情的歌颂态度描绘自己心中酝酿了多年的大禹形象时，不能不联想到它；而“文化山”上发表各种谬论的学者的片断形象，分明是30年代初一伙资产阶级学者在日寇侵略面前，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的投影。现实中和作品中的学者们，在置民间疾苦于不顾、空泛地瞎嚷嚷这一点上，如出一辙，何其相似乃尔!至于《采薇》、《出关》、《起死》，虽也穿插进现代生活的细节，但小说本身不存在被歌颂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因之此种穿插并不属于对比联想。那么，这在想象形式上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我们以为，这里的联想更多创造性，它们大多是随手拈来、涉笔成趣的，可以看成是鲁迅杂文在议论中由此及彼、“随手一刺”这种笔法的动态化、画面化和虚幻化。《采薇》、《出关》时代并不存在满口现代词汇的小丙君、小穷奇，也不会有在图书馆查阅所谓《税收精义》的关官，而鲁迅以想象将古人现代化，可以说是一种移植联想。它们是作品进入具体规定情境后突然冒出来的，而非在相似的东西间类比，或在相反的事物间比照。这种联想，完全脱略外形，而十分着重精神上的联系，在时间上造成了古今的交织错综。因而，其创造性的成分更突出。当然，这类联想中可能也有某种媒介。如《起死》中“巡士”对那位回生的“汉子”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一句，其穿插、联想的媒介是：汉子向巡士要衣服而不得，说了句“你瞧，这叫我怎么活下去!”由这一句话，经过“死”这个被暗含着的概念，过渡到“死”所包含的途径之一“自杀”上去，遂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这句30年代资产阶级文人对一些因不堪反动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压迫而自杀的人无理责难的话。可见，这类穿插，既是鲁迅在的创作中，运用富于独创精神的移植联想的结果，又是主体的思维十分灵机机敏，善于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迅速巧妙地捕捉某种联系的表现。 总之，不论《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具体联想形式是哪种，它们都一无例外地是主体在长期的思维与写作中建立了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动力定型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鲁迅《故事新编》“油滑”问题在创作心理上的奥妙所在! 将古今杂揉在一起，正是鲁迅思维的宏观性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体现，又是鲁迅创作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侧面，或称之为鲁迅创作心理深层的动力定型。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杂揉这种“油滑”的写法，因其与主体的艺术想象相联系，具有一定的虚幻性，所以上文将其与主体的浪漫主义才情联系起来。而从此种写法具有现实依据《包括素材来源与内在精神)，以及作家着眼于以曲折间接的形式客观地反映现实而言，此种写法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再加上一些篇章如《非攻》较多地采取了客观精确的描写，所以我们不能说《故事新编》完全是浪漫主义的，而只能说它从总体上贯串着一条浪漫主义的线索。除《非攻》、《采薇》、《出关》的现实主义成分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着重于对历史故事与人物性格的客观描述，其余各篇也多多少少包含着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或与现实主义有某些相通之处。至少，“油滑”的写法，本身如上所述就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重性。而特别应该指明的是，《故事新编》在以浪漫主义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以现实主义以外，还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渗透。或者说，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曲折投影。《补天》如作者所说，运用了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奔月》中有象征主义成分，如用逢蒙的背叛恩师对现实中的某种人作了暗示，同时羿的英雄落寞情绪中多少有着作家自己情绪的投射；《铸剑》中的复仇行为与用于复仇的剑，也包含着明显的象征意味，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有所暗示和隐喻；而《起死》虽对《庄子·至乐》中那段寓言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撷取，但其本身却更多地是生发、改造，情节中颇富荒诞成分，因而这篇经改编的小说不妨以独幕的荒诞剧视之。 如此看来，整个《故事新编》虽说以浪漫主义为基本线索，但也错综着现实主义和某些现代主义的成分。也就是说，《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与《呐喊》、《彷徨》一样，都具有不纯性(前者的不纯性更高)。这一点，既有个人心理结构上的原因，又有时代的原因。一位学者曾指出：“在欧洲，从浪漫主义经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是一个长达百年之久的历史过程。但在中国，它们却共时地展现在中国新文学创始者面前。他们当时接受的进化论认识模式使它们主观上试图先补课，再循序发展。然而时代气氛却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无法免于当时勃兴的现代主义思潮的纠缠。而且，各种思潮的同时涌入也必然会模糊它们之间的明确界线。这种情况使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同文学思潮的火力的交叉射击之中。虽然不同作家的个性以及各自先入为主的印象会导致不同的接受倾向，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中国新文学中的流派，但是‘不纯’必然始终是这些流派和作家的特征。”⑺这段话，可以看作《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不纯”的时代依据。然而作家自身的情况，如个性，心理结构及所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等，却是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观条件。前期《补天》等3篇小说的写作，如前所述，是在“五四”退潮和《呐喊》(或《彷徨》)结束之后。社会形势的逆转和个人生活遭受种种严重挫折所带来的苦闷，使他把目光转向古代历史和个人的幼年和青年时期。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曾提到他1926年秋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

《光明纪元》是血红所写东方玄幻类网络小说。作品讲述文明的宿命，毁灭和复苏，无止尽的轮回。原罪的深渊，世界被崩毁，只有余烬残存。黑暗笼罩下，无边废墟中，唯有一人独行。将血罪消泯，撕破那黑幕，光芒笼罩大地。 他是黑虎家族本代唯一直系血脉继承人贪婪，并不小气！他就是林齐！ 其家族黑虎家族，敦刻尔克的地头蛇，北海海盗的王者，因为林齐被父亲收养的养子亚瑟陷害抓进黑渊神狱，其父亲黑胡子冲天一怒，引爆家族镇宅法阵，把半个敦刻尔克崩上了天！！！而黑渊神狱的强大存在：“异教徒”、恶魔、恶鬼、巨人以及上古生物……让林齐真正强大起来。 这是一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纪元。大陆中，教会里的教权内斗，教会与国家的执权争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战斗，都让这个不宁静大陆倍受战火的煎熬。 从神渊出来林齐一步步慢慢接触到了一个庞大的战局、后又因本家的历练去血秦帝国、与旧识龙城相遇、卷入一场血秦帝国的纷争…… 从此林齐利用自己的神秘科技力量周旋于各大势力之间，终会站在大陆巅峰，迎接光明纪元的到来！ 光明纪元:血红，原名刘炜，男，35岁，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苗族人，祖籍湖南常德，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后在上海读研深造获得哲学硕士学位。2014年7月，担任上海网络作家协会副会长。 刘炜（血红）是当前网络玄幻领域里最具人气的作家。尤其在2004年，刘炜成为起点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位年薪超过百万的网络写手。其作品《邪风曲》，在网络中发表不到五个月，点击率便超过350万人次，在起点中文网的点击率更是达到了15231992次（截至20年9月15日16:58:14）。 刘炜生于传说中之桃花源，后居于中国匪名最盛之地，故天生带了三分匪气。自幼读书，头角不见峥嵘，智力不甚很高，唯独爱书。自五岁起，艳情言情，神话鬼怪，近代传记，远古传说，阅览无数，可唯一的收获仅是鼻梁上那副度数超高的近视眼镜。二十六岁的生涯平淡无奇，没有见义勇为，也没有被人见义勇为过。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就这么很顺溜的混了上来。大学时有如脱笼的野马，再也无人管教，一点点用功学习的底子顿时浪费得干干净净，成为了传说中的问题学生。每当

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金锁记》写于1943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七巧做过残疾人的妻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张爱玲在本书中在空前深刻的程度上表现了现代社会两性心理的基本意蕴。她在她那创作的年代并无任何前卫的思想，然而却令人震惊地拉开了两性世界温情脉脉的面纱。主人公曾被作者称为她小说世界中惟一的“英雄”，她拥有着“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为了报复曾经伤害过她的社会，她用最为病态的方式，“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随心所欲地施展着淫威。 《金锁记》在叙述体貌上还借鉴了民族旧小说的经验，明显反映了类似《红楼梦》之类的小说手法已被作者用来表现她所要表现的华洋杂处的现代都市生活。 后作者又将《金锁记》做了修改，重命名为《怨女》 金锁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原籍河北省唐山市，原名张瑛。1920年0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常德公寓。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19年张爱玲结识胡兰成与之交往。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09月08日，适逢中秋节，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因动脉硬化心血管病而去世，终年75岁，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认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的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

《茉莉香片》是张爱玲的一篇中篇小说。它主要描述了从小都没有得到父爱的聂传庆，在碰到本能成为他父亲的言子夜的女儿言丹朱，聂传庆从小是个怯懦，变态的男孩，有三分像女孩子。言丹朱想帮助聂传庆。聂传庆是个仇恨的人，待一切都是悲观的角色。 他心里总是有种很无奈，却很沉重的压抑。故事就是围绕着聂传庆和言丹朱所发生的一些寻常且又与众不同的事儿发展的。从中体现了“生之艰难，爱之凄凉”的风格。 文中的聂传庆，生在聂家，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爱的滋养，因了生父把对生母的憎恨迁怒于他，他跟着父亲生活20年，这20年无名的磨人的忧郁，制造了一个精神残废的聂传庆。聂传庆的母亲碧落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碧落嫁到聂家来，之后生下聂传庆，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 聂传庆明白，那就是爱———二十多年前的，绝望的爱。二十多年后，刀子生锈了，然而还是刀。在他母亲心里的一把刀，又在他心里绞动了。 聂传庆相信，如果他是子夜与碧落的孩子，如果他是一个生活在有爱的家庭里的孩子，不论生活如何的不安定，他会活得跟正常人一样。可偏偏，命运捉弄人，母亲所爱的男人，也就是他惟一欣赏敬仰的对象，现在是别人的父亲。 言丹朱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她想帮助聂传庆，结果他却把她往死里打，一脚接一脚狠狠地踢在她身上，只管发泄内心的不满和怨恨。按照聂传庆的想法，言丹朱根本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他就要找一个报复的对象，他就选定了言丹朱。他憎恨天真少女言丹朱在学校里给他的温情，却又无法摆脱言丹朱给他亲近的诱惑，于是，他的精神陷入了病态…… 本文亦通过对言子夜的渴望，寄托了张爱玲对自己父亲的渴念，抒发了张爱玲无法用言辞表达的恋父情结。 读张爱玲的《茉莉香片》，整个人也不自觉地被笼罩在那压抑的氛围及主人公畸形的幻想里。主人公聂传庆是个性格怪异孤僻又扭曲的孩子，在一个得不到健全的亲情的家庭里成长，但当他的人生里闯进一个活泼大胆的言丹朱和极有可能成为他父亲的言子夜时，他开始了无边无际的白日梦，甚至到了如魔的境地。如果看过张爱玲的生平，就不难看出主人公传庆正是张的化身，传庆分裂的人格是多方环境因素造成的，如同张爱玲的坎坷经历。所以说分析聂传庆其实就是剖析张爱玲自己。 很多时候，当寂寞之时，想要做的，竟是加倍寂寞，于是我就看书。在有音乐的房间里，一个人，细细品味着寂寞的滋味，慢慢地，寂寞就成了一种美丽，一种思考，一种享受。看张爱玲的作品，每看一次心情就要沉重一次，好像在看一部古老久远的黑白电影，睁着眼，悬着一颗心去窥探别人的生活。细细体味张爱玲笔下那些人物，总会惊骇地发现人性的至善和至恶。《茉莉香片》文中的聂传庆，生在聂家，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爱的滋养，因了生父把对生母的憎恨迁怒于他，他跟着父亲生活20年，这20年无名的磨人的忧郁，制造了一个精神残废的聂传庆。聂传庆的母亲碧落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碧落嫁到聂家来，之后生下聂传庆，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 聂传庆明白，那就是爱———二十多年前的，绝望的爱。二十多年后，刀子生锈了，然而还是刀。在他母亲心里的一把刀，又在他心里绞动了。聂传庆相信，如果他是子夜与碧落的孩子，如果他是一个生活在有爱的家庭里的孩子，不论生活如何的不安定，他会活得跟正常人一样。可偏偏，命运捉弄人，母亲所爱的男人，也就是他惟一欣赏敬仰的对象，现在是别人的父亲。言丹朱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她想帮助聂传庆，结果他却把她往死里打，一脚接一脚狠狠地踢在她身上，只管发泄内心的不满和怨恨。按照聂传庆的想法，言丹朱根本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他就要找一个报复的对象，他就选定了言丹朱。他憎恨天真少女言丹朱在学校里给他的温情，却又无法摆脱言丹朱给他亲近的诱惑，于是，他的精神陷入了病态…… 故事的结局令人叹息也教人深思。合上书页，于惶惶间审视着身处的这个年代，发现的是一个多么粗糙、单薄和渺小的自己。我们无法摆脱所依附和进行着的命运，我们拽不住渐行渐远的青葱岁月，我们甘于平凡和屈服于现实

《封锁》写的是男女主角在公车封锁的情况下与常态不同的行为，他们在公车上恋爱了，可是下车后就自然而然地分手了。 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的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张爱玲善用比喻和拟物拟人，在之前她的其它小说中已经见识过了。譬如这篇《封锁》，将电车轨喻作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光看字面就感觉让人发疯，然而开电车的人却“不发疯”。又说，“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生命像圣经”，因为翻译来翻译去的缘故，所以使人“隔膜”。至少我无法想出这样夸张却又无比贴切的句子。 小说的前半部分象是描写世态的，在寂静中突然唱起歌来的乞丐，百无聊耐的电车司机，公事房里一同回来的几个人，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夫妇（妻子总担心那条薰鱼会弄脏丈夫的西裤），手里搓核桃的老头子，孜孜修改骨骼图的医科学生…… 电车的外部是死静的，电车内却有些嘈杂，就在这既死静又嘈杂的背景下，徐徐展开了吕宗桢和吴翠远的、短暂的“爱情故事”。 相信大多数男女都幻想过艳遇，在行进的列车或汽车中，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在封闭的空间里，几乎零距离地靠在一起。但事实上，即便你常常出行，能逮着机会与一个年龄相仿，长相也还过得去的异性坐在一起的机率几近于零。万一真遇到这样一个机会，你也很可能因为胆怯而与他她失之交臂。也许你只是满足于裸露的手臂有意无意间短暂的相触，佯睡时不小心滑落在肩上的脑袋。你可能在心里猜测了种种有关他她背景的可能，却连正眼瞧他她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一个年过三十的男人曾这样向大家描述他的“艳遇”：“她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共呆了六个钟头。我一辈子也没有和一个美女挨得这么近，我们距离不超过十厘米地厮守了21600秒。我恍惚中产生了错觉，以为这种状态将会永远保持下去。所以临下车的时候她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实在令我有些伤心欲绝。”但我想这是大多数“艳遇”的必然结局。 说回正题。张爱玲为吕宗桢和吴翠远设计了一切造成他们“艳遇”的前提，先是“封锁”，然后是吕宗桢的姨侄（吕为了避免和他的姨侄搭话，不得已坐到了吴翠远的身边）。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统统叫作偶然，就象“倾城”曾促成了一段姻缘，“封锁”又为什么不能“促成”一段艳遇？张爱玲大概是习惯了要把人们搁在极端的情况下来考验他们的人性。 如果换个环境，吴翠远很明显不是吕宗桢喜欢的类型，因为在吕看来，“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而吕宗桢也不是英俊小生，何况还有家室。无论如何这两人也不会走到一起。在近处找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被越来越多的人勉强挤在了一起。而突然间与陌生人如此亲近的场面，很容易激发起男女之间别样而微妙的情感。往远处找原因，则可以归咎于吕宗桢对他太太的憎恨——她总是要求西装笔挺的他在面食摊上买包子回家，而她那该死的侄子，已经开始打他十三岁女儿的主意。至于翠远，则是带了反叛的情绪，谁叫家里人总叫她找个有钱的女婿，所以这次偏找个没钱还有太太的男人赌气做小给家里看。 诸如此类的艳遇，并不具有我们期待中的香艳。别说男女主人公都貌不惊人，连调情所用的方式也极其俗套—— “翠远暗道：‘来了！他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 但就是这样极其勉强与不和谐的调情，居然也因为某种不能预测的因素，被迫发展到了令双方谈婚论嫁的地步。吕宗桢欲擒故纵地说出了“我不能坑你一生”的情话，而翠远居然假戏真做地哭起来，只是哭相不大好看，几乎“把眼泪唾到他脸上”。结局自然更为不堪，吕宗桢闪入人群，当作一切没有发生过，翠远终于醒悟过来，“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我看《生活在别处》的时候，觉得昆德拉是残酷的，因为他给浪漫的诗人小伙雅罗米尔，安排了一个极其丑陋的红发姑娘作为他的性伴侣。现在看《封锁》，觉得张爱玲更残酷，她先叫人们生出一点希望，觉得这人生似乎尚有些有趣的地方，可转眼间就将它象肥皂泡一样捅破，空留给人一个尴尬的念想。 封锁: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原籍河北省唐山市，原名张瑛。1920年0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常德公寓。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19年张爱玲结识胡兰成与之交往。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09月08日，适逢中秋节，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因动脉硬化心血管病而去世，终年75岁，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认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的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春秋时期的老子（即李耳）所作，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来源，被奉为道教最高经典。《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道经》、下篇《德经》，不分章。后分为81章，上篇《道经》从第1章到第37章，下篇《德经》从第38章至第81章。 《道德经》是阐述“道”和“德”的深刻含义，它代表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思想内容微言大义，一语万端。被华夏先辈誉为万经之王。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 老子所描述的“道”，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阐明他的宇宙观，也包括人生哲学和修养方法的原理。他认为“道”是无形无象的，但却是宇宙的本源，万物化生都是出于它的运动和变化。“德”的基本内涵，是本体的“道”具体到天地万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性，即具体体现。 老子对“道”与“德”的描述，是从立体面的多层次剖析了宇宙、万物、人类以及人本身的种种内涵。《道德经》像一个包罗万象永不枯竭的奇妙宝藏，不同的人读道德经理解的道理都是不同的。不仅对不同的人同样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有不同的收获。唐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释疏题明道德义》云：“《道德真经》，包含众义，指归意趣，随有君宗。”也就是说，《老子》一书，思想内容极其广博玄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可以根据相应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需要，对它作出各种主旨不同的解释。在《老子》注释史上，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老子”，每一个注解者和研究者也有他们各自所理解的“老子”，这是老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启发我们，研究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老子》注，不仅可能发现作注者对《老子》原意的领会与掌握情况，还可能看出作注者本人的思想，进而考察一定历史时期某些思想流派的内涵及其衍变规律。老学，是中国古代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 老子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部五千言的《道德经》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哲学、逻辑、宗教、天体科学、生命科学、文学语言、医学、生理、心理、化学、生物、医药、物理、气象、环境，天文、地理、社会、伦理、宗教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乃至影响到世界。严谨的逻辑，精美的文字，玄妙的思想，倾倒了一批又一批学者，吸引他们不懈研究，穷神探赜。老子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老子的思想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道德经》、《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 《道德经》常会被归属为道教学说，是道教基本教义的重要构成之一，被道教视为重要经典。其作者老子也被道教视为至上的三清尊神之一道德天尊的化身，又称太上老君，所以应该说道教吸纳了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完善了道教。 《道德经》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成为中国历史上某些朝代（如西汉初、唐朝）的治国方略。这种思想在经济上可以缓解人民的一些压力，对早期中国的稳定起到过一定作用。历史上《道德经》注者如云，甚至有几位皇帝都为其作注。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译《道德经》为梵文，传入东天竺；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亲注《老子》。日本使者名代，请《老子经》及老子“天尊像”归国，对日本社会发展产生过影响。《道德经》本为先秦道家的代表作，汉末张陵创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教典教悔道徒，创立了道教，并作《老子想尔注》以宗教的观点解释《老子五千文》，自此成为道教的基本经典。 《道德经》为韵文哲理诗体。《庄子天下篇》括其旨曰：“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居神明居……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其说大体从天人合一之立场出发，穷究作为天地万物本源及宇宙最高理则之“道”，以之为宗极，而发明修身治政等人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道当取法于地，究源及道所本之自然。道之理则，分无、有二面。道常无，无名无形，先于天地鬼神，而为天地万物之始，道常有，生天地万物，具无穷之用。道之理则贯穿于万有，表现为万有皆相对而存，极则必反，终必归，根本之规律。而有之用，常以无为本，“有生于无”。圣人体道之无，法道之自然无为，以之修身，当无欲而静，无心而虚，不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为而不持，功成而不居，怀慈尚俭，处实去华，以之治天下，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还刀兵，离争斗，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使民虚心实腹，无知无欲，则无为而治。“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故知道者守雌抱朴，退让谦下，挫锐解纷，和光同尘，以柔弱胜刚强。 道教知道之论与政治观、伦理观，大体不出老氏体系。至若经言“致虚极，守静笃”“专气致柔”、“涤除玄鉴”，抱一处和等修养之道，更为道教守一、心齐、坐忘、服气、内丹等多种炼养术之所本。而“长生”“死而不亡者专”等说法，道教引为仙学长生说之宗源。“归根”“复命”之说，内丹学则发挥为内炼成真、与道合一之哲学依据。《道德经》这部被誉为“万经之王”的神奇宝典，对中国古老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无论对中华民族的性格的铸成，还是对政治的统一与稳定，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的世界意义也日渐显著，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探求其中的科学奥秘，寻求人类文明的源头，深究古代智慧的底蕴。 《道德经》到了公元前206年-公元200年，被奉为道教经典，所以有学者认为《道德经》被分为八十一章有明显的道教的九九归一的思想，在内容的分割上未免牵强。但道德经前三十七章讲道，后四十四章言德，简单说来，道是体，德是用，二者不能等同。至清代魏源首次破此惯例而分《道德经》为六十八章，相对保持了每章的完整性。《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似是作者、注释者、传抄者的集合体）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81章。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 道德经: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谥伯阳。华夏族，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471年之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被唐朝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老子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老子与后世的庄子并称老庄 老子在出函谷关前著有五千言的《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或《道德真经》。《道德经》、《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道德经》分为上下两册，共81章，前37章为上篇道经，第38章以下属下篇德经，全书的思想结构是：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全文共计五千字左右。 《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这本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楚简《老子》校注，参

《花边文学》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34年所写的杂文六十一篇。包括《女人未必多说谎》《北人与南人》《古人并不纯厚》《读几本书》《玩具》《算账》《看书琐记》《汉字和拉丁化》《考场三丑》《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等。 “花边文学”本来是别人攻击鲁迅的文章用的词，鲁迅就用它为集子命名并设计封面。鲁迅还在序言中写道：因为“我的常常写些短评”，便有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将这一名称“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 花边文学:鲁迅，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有两个弟弟，字豫亭，后改为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鲁迅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后与《药》《故乡》等小说名篇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毛泽东评价鲁迅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评论家、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的精神的发扬人。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主要作家，是中国、白话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之一。 鲁迅一生的著作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论文、散文、翻译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且介亭杂文》《热风》《坟》

《寒冬夜行人》，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可以说是卡尔维诺孜孜不倦探索小说创作的最终总结。小说以《寒冬夜行人》一书的出版发行为开头：读者满怀欣喜地购来该书，急不可待地打开书本看起来。但看到32页以后，发现该书装订有误，无法看下去了。于是找到书店，要求更换。书店老板解释说，他已接到出版社通知，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在装订时与波兰作家巴扎克巴尔的《在马尔堡市郊外》弄混了，答应更换。同时，男读者在书店里还遇到了一位女读者，柳德米拉，她也是来要求更换装订错了的《寒冬夜行人》的。于是男读者在阅读为寻找《寒冬夜行人》而得到的十篇毫无联系的小说开头的故事上，又叠加上了男读者与女读者交往和恋爱的故事，小说便以这两个故事为线索平行地展开： 1．十篇小说的开头，包括《寒冬夜行人》、波兰小说《在马尔堡市郊外》、辛梅里亚小说《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钦布里小说《不怕寒风，不顾眩晕》等。 2．男女读者之间的爱情故事： 男女读者继续阅读更换来的小说《在马尔堡市郊外》，由于印刷错误，没等他们读完第一章又读不下去了；他们发现，他们读的不是卡尔维诺的新小说，也不是波兰小说，而是一本辛梅里亚语的小说。于是他们决定到大学里去找人请教。大学老师没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又找到出版社寻求答案。男读者在和出版社编辑的谈话中发现，这一次次挫折都是由一个叫马拉纳的译者造成的：马拉纳曾与柳德米拉相好；因为柳德米拉爱看小说，他就觉得小说的作者是他的情敌，使他与柳德米拉之间的关系发生危机。怎么才能击败这个情故呢？由于他认为文学作品就是虚假、伪造、模仿和拼凑，就开始模仿、拼凑和伪造各国的小说，期望通过这些手段使小说作者的形象模糊不清。这样柳德米拉读书时，他便不会感到柳德米拉遗忘了他。那么这个阴险的译者马拉纳现在待在什么地方呢？男读者从各方面了解到，他可能隐藏在南美洲什么地方，于是决定去那里寻找他。男读者经过各种周折，仍未找到自己期望找的小说，只好返回家乡。最后，男读者来到自己家乡的图书馆里，在与其他读者的闲谈中他理解了，古时候小说结尾只有两种：男女主人公受尽磨难，要么结为夫妻，要么双双死去。于是男读者决定和女读者结婚。他们的故事也以他们的结合而告终。 《寒冬夜行人》的结构，就是由男女读者的爱情故事，穿插着这毫无联系的十篇故事开头而构成的。表面上这十篇故事互不相关，情节上也互不相连，但作者把他们镶嵌在男女读者为寻求《寒冬夜行人》的和他们恋爱的故事中，使每一篇故事的开局与上一篇故事的结尾连接起来，让读者始终保持着要知道下文那种悬念，真有点不读完全书不甘罢休的味道。 《寒冬夜行人》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的结构独特而新颖，对读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也在于它体现了卡尔维诺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创作手法的努力。在这篇关于小说的小说中，卡尔维诺不仅涉及到了小说的形式、内容、语言和作用，而且涉及到了作者的创作态度和读者对小说的要求，甚至分析了小说的印刷和装订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真可以说，这是本关于小说的百科全书。例如小说的形式，什么样的形式最能吸引读者呢？卡尔维诺在这本书中写道：“我真想写一本小说，它只是一个开头，或者说，它在故事展开的全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开头时的那种魅力，维持住读者尚无具体内容的期望。这样一本小说在结构上又有什么特点呢？写完第一段后就中止吗？把开场白无休止地拉长吗？或者像《一千零一夜》那样，把一篇故事的开头插到另一篇故事中去呢？”很明显这就是他探索小说形式得出的结论，在《寒冬夜行人》中他运用的正是这种结构。 寒冬夜行人:伊塔洛卡尔维诺，意大利新闻工作者，短篇小说家，作家，他的奇特和充满想象的寓言作品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小说家之一。他有句名言：我对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 在一家前卫酒馆的墙上，我看到了卡尔维诺那幅最具代表性的肖像：来自亚平宁半岛的纯正黑发，像弓一样高高挑起的眉毛，眼神犀利，兼有狡黠。毕加索风格的侧面视角，握起的拳头遮住了半个下巴。在卡尔维诺肖像的附近，还可以看到披头士合影、达利画作以及那幅正在燃烧的9摄影作品。在这里，卡尔维诺与别的元素一起，像必要的调味剂或基原色，成了这家酒馆的文化符号群。作家们的卡尔维诺、文化人的卡尔维诺、小圈子的卡尔维诺，这个从经典出发的意大利人，经过时间与空间，经过城市与人群，经过小资主义与中产阶级，经过刻意的设计与精心的策划，最终，成了我们所见到的时尚标签之一。 放眼经典作家群，类似的标签或许还有福克纳、卡夫卡、博尔赫斯、纳博科夫、马尔克

小说本文当初于1947年初版，而自序则写于1964年。值得留意的是，市面上《蛛巢小径》的版本不只一种，之间或有相当程度的差异。甚至连英文版的书名译法均未统一，不同的英译者对于内文也有不同的呈现。 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的背景就是这些争论，以及之后我对暴力的所有思考，从我拿起武器开始。我参加游击队之前，是个待在家里的小资产阶级青年。那时我的反法西斯主义思想是平和的，主要是反对战争崇拜，这种拒绝首先是风格问题和“幽默感”问题。突然，它把我带进游击战的暴力之中，而且是必须要用那把尺子来衡量自己。这是一个创伤，我的第一个…… 与此同时，这本书的背景还包括一些思考：关于人的道德判断和我们每个人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对许多我的同龄人来说，他们为哪一方参战，完全是由机运决定。许多人是突然转变立场的，比如由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共和国的武装人员变为游击队员，或者反过来由后者变为前者，从这一方向另一方射击或从另一方向这一方射击。只有死亡给他们打上最终的政治选择标志。（帕维塞写到：“每个倒下的人都很像活着的人，并问活着的人他死亡的原因。”）这段话出现在《山间小屋》的最后几页，夹在因没有参加战斗而感到内疚和对拒绝参战的理由直言不讳的态度之间。 这是一个关于皮恩的故事，他是皮匠的学徒，二战时在海边一个古代利古里亚人的要塞长大，当时德国军队驻扎在镇里，而游击队正从山区打回来。皮恩是个瘦小的孩子，为了生存下去，他要削尖脑袋去想办法。与其他那些有家的孩子相比，他是个社会的“弃儿”：除了一个当妓女的姐姐，他没有亲人没有家。在“烟雾腾腾，混暗的小酒馆”里，皮恩&;被迫在成人的世界里寻找避难所”，那里他听见那些引起了猥亵笑声的谈话，他能模仿那些谈话，但不知道它们的意思。他唱伤感的歌，学会侮辱和诅咒他人--但没有一刻他不在期待成为游击队的一员，“和年轻的伙伴们在一起，他会给他们看蜘蛛建巢的地方，或者和他们在河床上的竹林里战斗。”故事的一部分是他如何加入游击队，并和另一个社会的&;弃儿&;结为朋友（这是《人鼠之间》之后最奇特的结合之一）;但这个故事更主要的是一个男孩的一幅既粗犷又温情脉脉的肖像，这个男孩生活在一个从不需要他参与，也从未打算让他参与的世界里；作者叙述时绝不带有任何多愁善感。事实上，'F发现作者“对P的性格和V的硬朗和天真多少有一些主观上的认同。”第一版由E在1947年出版。1957年由BP出版英文版，C翻译。 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伊塔洛卡尔维诺，意大利新闻工作者，短篇小说家，作家，他的奇特和充满想象的寓言作品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小说家之一。他有句名言：我对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 在一家前卫酒馆的墙上，我看到了卡尔维诺那幅最具代表性的肖像：来自亚平宁半岛的纯正黑发，像弓一样高高挑起的眉毛，眼神犀利，兼有狡黠。毕加索风格的侧面视角，握起的拳头遮住了半个下巴。在卡尔维诺肖像的附近，还可以看到披头士合影、达利画作以及那幅正在燃烧的9摄影作品。在这里，卡尔维诺与别的元素一起，像必要的调味剂或基原色，成了这家酒馆的文化符号群。作家们的卡尔维诺、文化人的卡尔维诺、小圈子的卡尔维诺，这个从经典出发的意大利人，经过时间与空间，经过城市与人群，经过小资主义与中产阶级，经过刻意的设计与精心的策划，最终，成了我们所见到的时尚标签之一。 放眼经典作家群，类似的标签或许还有福克纳、卡夫卡、博尔赫斯、纳博科夫、马尔克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二。男爵认为，要看清地面上的生活就要和它保持距离，所以他选择了树上的生活。很多人认为这部小说是整个三部曲里最好看的一本。 《树上的男爵》由伊塔洛·卡尔维诺所作。卡尔维诺（C，1923－1985）是意大利当代最具世界影响的作家之一。也是继但丁《神曲》、薄迦丘《十日谈》之后，我国读者接触作品较多的一位意大利作家。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包括：《不存在的骑士》、《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这三个故事代表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关于人如何实现自我的经验：在《不存在的骑士》中争取生存，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追求不受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在《树上的男爵》中有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 树上的男爵:伊塔洛卡尔维诺，意大利新闻工作者，短篇小说家，作家，他的奇特和充满想象的寓言作品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小说家之一。他有句名言：我对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 在一家前卫酒馆的墙上，我看到了卡尔维诺那幅最具代表性的肖像：来自亚平宁半岛的纯正黑发，像弓一样高高挑起的眉毛，眼神犀利，兼有狡黠。毕加索风格的侧面视角，握起的拳头遮住了半个下巴。在卡尔维诺肖像的附近，还可以看到披头士合影、达利画作以及那幅正在燃烧的9摄影作品。在这里，卡尔维诺与别的元素一起，像必要的调味剂或基原色，成了这家酒馆的文化符号群。作家们的卡尔维诺、文化人的卡尔维诺、小圈子的卡尔维诺，这个从经典出发的意大利人，经过时间与空间，经过城市与人群，经过小资主义与中产阶级，经过刻意的设计与精心的策划，最终，成了我们所见到的时尚标签之一。 放眼经典作家群，类似的标签或许还有福克纳、卡夫卡、博尔赫斯、纳博科夫、马尔克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1985年在《中国作家》第二期发表的中篇小说。这里是指他以这篇小说命名的一部作品集。目前语文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研组已经确定要将莫言作品《透明的红萝卜》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 《透明的红萝卜》里的主角，那个12岁的“黑孩”在运河工地里干活，因饥饿难耐，到旁边的菜地里拔了一根红萝卜充饥，被看田人当场捕获，押送到工地，工地负责人专门为此召开一次可怕的批斗大会。上百人围着一个12岁的小孩子，高呼口号，必欲灭之而后快。“黑孩”后来钻进麻地里，像一条鱼一样游走了。 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的光。泛着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 这部小说的“饥饿”主题非常明显，但在语言叙事上，莫言还保持着克制，故事的结构和线索也都很传统。 小黑孩是个孤儿，从小缺乏父亲的教导且总是受到继母的虐待，这从小黑孩的外貌就可以看出来：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裤头的下沿齐着膝盖。孩子的小腿上布满了闪亮的小疤点。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文章中写小黑孩被继母从睡梦中打醒去挑水的段落写的比较细致。小黑孩的遭遇使得他的性格变得沉默、倔强而孤独，感情世界也变得空虚，从不愿意主动跟别人打交道。而处在乡村社群中心的青年们，他们对于黑孩从没有屑于理解…… 莫言创作这篇小说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个明确的主题。相反，他以描绘生活形态为主，自觉追求作品蕴含的丰富性。这样，我们就只有从主人公小黑孩的形象入手，来理解这篇作品。 在塑造小黑孩形象的时候，作家的笔墨集中于两个不和谐的方面：一方面是身世的不幸、命运的悲惨，一方面是儿童的聪慧、机敏以及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自尊与要强。小黑孩太可怜了。冰凉的秋天已经到来，大人都披上夹袄了，他浑身上下还只有一条污渍斑斑的大裤衩，而这条裤衩也显然是他下了关东的父亲留下的。他拉着那样大一个风匣，瘦身子吃力地前倾后仰，“左胸脯的肋条缝中，他的心脏像只小耗子一样可怜巴巴地跳动着”——小说用这种惊心魂魄的夸张写出了小黑孩难以承受的生活重负。 但就是这个又脏又瘦、在生活的重压下挣扎着的小黑孩，却那样机敏而又充满灵性——作品对此作了富于童话色彩的描写：他能听到头发落地的声音，能看到湖面上神奇的气体，能感受到星光的温暖，能像壁虎一样贴着高高的桥墩爬上爬下，能想象出火车站起来跑，能把一只红萝卜看得那样神奇。他又是那样懂事、自尊、善良。他认真地收藏起凝结着菊子姑娘爱心的花手帕；菊子姑娘见他拉大风匣太累，可怜他，想把他带走，他挣扎着非回到风匣前不可；菊子姑娘给他送窝头来，他感动得哭了，但他用手遮住脸，不让人看到他的眼泪；他知道小铁匠的险恶用心，拼命阻止小石匠与小铁匠对打。 小说正是通过上述两个不和谐侧面的残酷对比，抒发对小黑孩不幸童年的悲悯。这种悲悯的背后，则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批判。尽管作者有意淡化故事的时代背景，但从人物特定的语言和行动中，读者仍然可以知道故事发生在“文革”中。小黑孩这个聪明、善良、本应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的孩子之所以生活得这样悲惨，显然有家庭、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狠心的后娘使家庭变得冷酷无情，小铁匠体现了人心的险恶，极左路线造成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乡村的普遍贫困。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那个晶莹透明、金色的外壳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汁液的红萝卜就有了特殊的意义。红萝卜被描绘得如此神奇，并不仅仅是艺术技巧问题。一方面，它作为小黑孩奇特感觉的创造物，使小黑孩显得更加充满灵性，但更主要的是，它作为一个意蕴丰富的象征物，体现了小黑孩在不幸的生活中对纯洁、幸福或者另一种世界的憧憬。这憧憬使小黑孩的形象崇高起来。小黑孩的憧憬是执着的。在第一次看到那个透明的红萝卜之后十几天，他还到菜地里去寻找，但他最终没有找到。这种结局暗含的是作家对生活的失望和悲剧性评价。这种失望和悲剧性评价，或者可以看作这篇小说的主题。这一主题还体现在小说中其他人物身上。小石匠和菊子姑娘是美与善良的化身。他们的形象很美，他们像关心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小黑孩，但最后，菊子姑娘那长着长睫毛的美丽的眼睛却被白石片毁掉了。甚至那个老铁匠，终日吟唱的也是抒发人生艰难的戏文。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黑孩这个形象本身就是那种艰难的、备受压抑的生活的象征。 在整篇小说中，小黑孩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他是那么压抑，受到关怀时忍住不哭，因为寻找透明的红萝卜被队长打时，也只是迷惘的眼睛里充满泪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对小黑孩整个生存环境的描写：老队长，刘太阳，砸石子的人们，小石匠与菊子姑娘的相爱，老铁匠和小铁匠的师徒关系，等等。这些构成了特定时期乡村社会的生活形态。 透明的红萝卜:莫言，原名管谟业，19年2月17日生，山东高密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上世纪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他的《红高粱》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里程碑之作，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20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迄今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五卷。 1981年秋，在河北保定市的双月刊《莲池》第5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 1982年，在《莲池》第二期发表短篇小说《丑兵》、第五期发表短篇小说《为了孩子》。 1983年春，在《莲池》二期发表短篇小说《售棉大路》并被《小说月报》转载。秋，在 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参加文学活动发言照片 《莲池》五期发表短篇小说《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