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传教团的协调人是一个名叫内瓦·科利尔的妇女。她出身在纽芬兰一个用冰块砌成的拱形圆顶小屋里。她的父母在这个伊努伊特人【注】居住区工作了20年。她本人也在新几内亚的山区度过了七年的传教生活，因此她很了解她负责的九百来个传教士的行踪和工作情况。

【注】伊努伊特人：美洲的爱斯基摩人——棒槌学堂注

而且，也只有她知道雷切尔·波特就是雷切尔·莱恩，是特罗伊·费伦的私生女。从医学院毕业后，雷切尔为了尽可能忘掉过去更改了姓名。她没有家，养父母都死了。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叔伯姨婶和表亲。至少没有一个她所认识的亲属。她只有特罗伊，而她拼命要把他从生活中抹去。在念完世界部落神学院的课程之后，雷切尔把她的秘密告诉了内瓦·科利尔。

世界部落的上层人物知道雷切尔隐瞒了什么，但并不知晓她这段有碍她献身上帝的身世。她是个医生，又毕业他们的神学院，是个富有献身精神的虔诚教徒，立志于传教事业。他们向她保证永远不泄露她的情况，包括她在南美的确切地址，内瓦坐在休斯顿她那狭小而整洁的办公室里，读着那篇有关宣读费伦遗嘱的特别报道。自从费伦自杀后她一直在关注这件事。

和雷切尔的联系很不便捷。她们一年只通两次信件，3月份一次。8月份一次。雷切尔通常一年给她打一次电话，在她去科伦巴补允给养时用投币电话打。她第一次休假是在1992年、六个星期后，她取消休假回到了潘特纳尔。她没有兴趣呆在美国。她对内瓦吐露心声说，这里不是她的家，她是部落的人。从律师们发表的评论判断，这件事还远远没有了结。内瓦将报纸作为文件存档，决定静观事态的发展。只有在适当的时侯她才会向管理层报告雷切尔过去的身世。

她希望这一时刻永远别出现，可是谁又能隐瞒掉110亿的财产呢？

没人指望那些律师能就会谈的地点达成一致、每家津师事务所都坚持自己选择会谈场所，事实上，他们能在接到通知后这么短的时间立凑到一块，已经是破天荒了。

于是，他们在泰森斯科纳的里兹饭店碰了头。宴会厅的桌子被临时拼成一个四方形，当宴会厅的大门关闭时，房间里已聚满了将近51人、为了摆声势，各家事务所都带来了不少的助手，甚至秘书。

会场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没有费伦家族的人到场，出席的都是他们的律师。

哈克·格蒂斯宣布会议开始，并机敏地讲了个笑话。就像在法庭上听到幽默的话题一样，那些没料到会有喜剧场面出现的人顿时咧开了嘴。哈克建议按座位的顺序由每个继承人的律师发表各自的意见，他最后一个发言。

有人提出异议：“谁是真正的继承人？”

“费伦的六个儿女。”哈克回答说。

“那么他的三个妻子呢？”

“她们不是继承人、她们只是他的前妻。”

三个前妻的律师大为不满，一阵唇枪舌剑后他们威胁要退场。

有人建议不妨让她们也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才解决了争端。被玛丽·露丝和她丈大雇用的那位孟浪的律师格里特首先站起来，提出要推翻遗嘱：“我们除了对遗嘱进行质疑外没有别的选择。”他说，“既然不存在不当压力，我们就得证明那个老家伙神智不正常。妈的，他是跳楼而死的，而且还把这笔巨额财产给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继承人。我觉得他是疯了。我们可以找精神病专家来作证。”

“跳楼前不是有三个专家对他进行过鉴定吗？”有人在桌子对面冲着他诘问。

“这太蠢了！”格里特大吼道，“那是一个陷阱，你们都中了圈套！”

这一下惹恼了同意做那次精神鉴定的哈克和其他几位律师。

“真是事后聪明！”扬西说。一时倒把格里特说蒙了。

基娜和科迪的律师团由一个名叫兰霍恩的女人做领队，她又高又壮，穿着阿玛尼套装。她以前是乔治敦法学院的教授。她煞有介事地说开了。第一，根据弗吉尼亚州的法律，只有在两种情况上才能对遗嘱提出质疑——来自不当压力的影响或缺乏精神行为能力。既然没有人知道雷切尔·莱恩，那么可以断言她同特罗伊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接触。因此，想要证明特罗伊在立遗嘱时受到她的不当压力的影响恐怕很难，即使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第二，缺乏精神行为能力是他们惟一的希望。第三，还是将欺诈的说法忘了的好。没错，他用假象诱使他们对他做精神鉴定，但不能将欺骗作为理由来质疑遗嘱：合同可以，但遗嘱不行！他们已经做过了调查，她本人也办过类似的案子。

她引述了某个案情的摘要。可以说她准备的材料无可挑剔。

事务所来的其他六位律师纷纷对她的意见表示赞同。

第四，那次精神鉴定的结果很难推翻，她已经看了录像，他们很可能会输掉这场官司，但可以从中得到辩护费。她的结论是：必须锋芒毕露地对遗嘱提出质疑，同时希望能获得有利可图的庭外解决。

她的讲演持续了10分钟，但她没讲出任何有新意的东西。别人之所以容忍她唠叨而不打断她，主要因为她是女的，这是她的优势、接下来发言的是还在读夜校的沃利·布赖特。他劈头盖脑地对遗嘱的不公正性怒斥一通，和兰霍恩女士的发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什么也没准备——没有案情摘要，没有发言提纲，也没有前后顺序，只足一个劲地嚷嚷，想到哪说到哪。

代表莉莲的两个律师同时站了起来，好像穿着连档裤似的。两人都身穿黑色西装，有着遗嘱律师特有的很少见阳光的苍白的脸。他们一个说前半句，另个接后半句。一个以设问的形式提问，另一个做多余的回答。一个提及哪份文件，另一个马上从手提箱里把它抽出来：这对搭档提纲掣领地把前面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与会者很快达成了默契：打这场官司。理由是，一，他们不会失去什么；二。没有其他的选择；三，这是解决争端的惟一手段。另外，四，他们可以从中得到数目可观的律师费。

扬西竭力主张诉讼，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在所有的继承人当中，兰博是惟一未成年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债务：他21岁生日时可得到的500万美元托管基金在几十年前就建立了，现已无法废除。拥有500万美元的兰博其经济状况要远远胜过他的兄弟姐妹。既然不会失去什么，干吗不再争取更多点？

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有人提及遗嘱中的抗辩条款除兰博外，其他的继承人如对遗嘱进行争讼，将冒一个子也拿不到的风险。但律师们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已经决定打这场官司，而且也知道那些贪婪的委托人会听从他们的意见的。

还有许多细节没有讨论。诉讼的起步工作将十分繁琐。最明智也是最经济的做法是选一家有经验的律师事务所作为主诉人，其他律师退居二线，仍然保护各自委托人的利益，随时关注局势的发展。但这样的战略需要有两点保证：一，良好的合作精神；二，放弃以我为中心的立场。

在持续了三个小时的会议上始终没人提出这个议题，事先并没有总体方案——方案的制定需要合作——但律师们还是设法划分了各自代理的继承人，使得没有事务所拥有两个继承人的业务。律师们凭他们在学校外学到的手腕成功地让委托人只跟他们接触。信任并不是费伦家族听熟悉的品行，也不是这些律师所遵循的道德。

这将是一场冗长而多事的官司！

没人敢提议不去干扰遗嘱。他们对按老家伙的意愿办事毫无兴趣。财富是他创造的，可现在他们要来瓜分它。

按桌子的顺序兜了三四圈后，他们决定先查明六个继承人在费伦先生去世时的负债情况。但这一打算又因法律条文上的吹毛求疵而不了了之。

“配偶的债务是否也包括在内？”雷克斯的律师哈克问。那位脱衣舞娘安布尔拥有色情俱乐部，大部分债务都是在她的名下。

“牵涉到国内收入署的债务怎么算？”小特罗伊的律师问，小特罗伊这15年来一直有着税务方面的麻烦。

“我的委托人没有授权我公布财务方面的情况。”兰霍恩说。她的这个声明顿时冻结了这个议题。

不情愿的态度更证实了一个人人心照不宣的事实——费伦的继承人个个债台高筑！

作为律师。他们都十分关心公众舆论；媒体会怎样报道他们的诉讼呢？他们的委托人不仅仅是一群娇惯而又贪婪的孩子，如今又被他们的父亲剥夺了继承权。但他们担心新闻媒体会这么宣传：公众的舆沦是很重要的！

“我建议找一家公共关系事务所，”哈克说；这主意不错，其他人立刻表示也有同样的想法，雇一些精于此道的专职人员把费伦的继承人包装成有孝心、重感情的好孩子。他们很爱那个很少有时间跟他们相处的父亲，一个乖戾、好色、疯癫的老家伙——对、就这么干！把特罗伊贬成十恶不赦的坏蛋，把他们的委托人打扮成无辜的受害者。

这个想法在与会者中间引起了共鸣，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发挥着自己的想像力，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费用怎么付？

“这笔开销是很大的。”一个律师说，他自己每小时就要收取委托人600美元的酬金，他的几个不派用场的助手也要拿400美元。

人们的热情立刻降了温。哈克出了个馊主意：这笔开支由每个事务所分摊！会场上鸦雀无声。

“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吧。”哈克为自已找了个台阶说。

可以想见。这个话题再也不会被提及了。

他们接着谈到雷切尔，她会在哪儿呢？是否要聘请一家一流的侦探事务所去找到她？他们都有这种关系，这个想法很有感染力，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谁不想代理这位指定的继承人呢？但他们最终决定不去找雷切尔，主要是因为在找到她后该怎么做无法达成共识。她很快就会露面的，当然是带着她自己的随从律师了。

会议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律师们为自己安排了一个理想的结局。离开时他们已经想好了下一步的计划：马上打电话给委托人，得意地告诉他们事态的进展。他们会毫不含糊地宣布，根据律师们的共同智慧，他们决定要大动干戈地对遗嘱进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