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都会当律师的内特从来就不谙静坐的道道。菲尔则相反，他的坐功早己练得炉火纯青了。当哪个教区的居民生了病，他就会上门问候，和他的家人坐上一会儿。如果有人死了，他就会去陪未亡人。邻里街坊路过神父的寓所，不管是什么时候，他和劳拉都会坐着陪他们聊天。有的时候他们还独自练习这门功夫：一个人坐在门廊的秋千架上。他的会众里有两个上了岁数的绅士每星期都等菲尔去串一次门，让他坐上一个小时，他们则靠着火炉打盹。能聊上几句当然好，但他们并不要求他这么做，只要能坐着享受这份安静就行。

但内特学得很快。他这会儿和菲尔坐在斯塔福德别墅的台阶上，两人穿着厚厚的毛衣，戴着手套，喝着内特用微波炉热好的可可茶。他们凝视着远方的海湾、港口和碧波万顷的海水。偶尔会有一两句交谈，但大部分时间都处在静默中。菲尔知道他的朋友受了一星期的罪。到现在为止，内特已经把费伦一案的大部分细节都告诉了菲尔，他们已经相处得非常亲密了。

“我打算作一次旅行。”内特轻声说，“想一起去吗？”

“去哪儿？”

“我需要见见我的孩子。我有两个小的，奥斯汀和安吉拉，在俄勒冈州的塞勒姆，我还有一个女儿在匹茨堡。会是一次不错的旅行。”

“多长时间？”

“不用着急，几个星期。我来开车。”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

“见丹尼尔和凯特琳是一年前的事了，他们是我和第一个妻子生的。去年7月我带两个小的去看了球赛。我那次喝得酩酊大醉，不记得是怎么回的阿灵顿。”

“你想他们吗？”

“我想是的。实际上我从未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我几乎对他们不了解。”

“你忙于工作。”

“是的，但更忙于喝酒。我从不呆在家里。难得有个假期，我就同哥儿们去拉斯维加斯，要么就打高尔夫球或去巴拿马群岛垂钓。我从来不带孩子去。”

“你已经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了。”

“是的，干吗不和我一起去？一路上我们可以多聊聊。”

“谢谢，但我离不开。地下室的工程快见成效了，不能再半途而废。”

内特早些时候去过地下室，工程的确有了些眉目。

菲尔惟一的孩子是个二十几岁的浪荡公子，因考试不合格离开了大学，去了西海岸。劳拉含糊其词地说他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有一年多没给家里来电话了。

“你指望这次旅行成功吗？”菲尔问。

“我不知道该指望什么，我只想拥抱我的孩子，为我的不称职道歉。但我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

“我不这么想。他们知道你是个不称职的父亲。责备自己是毫无用处的。重要的是去那儿，主动去建立新的关系。”

“作为一个父亲，我真是太失败了。”

“别过分责备自己，内特。你可以忘掉过去，神也是这么做的。保罗在成为使徒之前曾杀害过基督徒，但他并没有为他的过去而自责。一切都可以得到宽恕。让孩子们看看现在的你。”

一艘小渔船倒出港口，向海湾驶去。这是他们视野里惟一在移动的亮点，他们全神贯注地望着它。内特想到了雅维和韦利，此刻他们一定在河上驾驶着满载货物的货船进入潘特纳尔。雅维掌舵，韦利在拨弄他的吉他，四周一片安宁。

菲尔离开后，内特依着壁炉又开始给雷切尔写信。这是他的第三封信。他写上了日期：2月22日，星期六。

“亲爱的雷切尔，”

他写道——

“我刚刚同你的兄弟姐妹度过了一个很不偷快的星期。”

他从小特罗伊谈起，最后是兰博，写了整整三页。他很坦率地讲了他们身上的短处，讲了他们一旦继承这笔遗产就会给他们自己和别人带来的灾难。他也很同情他们。

他给世界部落传教团寄去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用以购买小船、马达和医疗用品。只要她需要，再多的钱也没问题。他告诉她说，光是遗产的利息每天就是200万，用这笔钱可以做许多事情。

在解聘弗劳尔医生、扎代尔医生和泰森医生这件事上，哈克·格蒂斯以及他的同僚犯了大错。律师们的大肆指责冒犯了这几个专家，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新的精神病医生事先有斯尼德编织的证词，他们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他们的观点的。而弗劳尔、扎代尔和泰森却不同。内特星期一向他们提取证诃时采取了相同的提问方式。他从扎代尔开始，先让他看了对费伦先生做鉴定的录像，然后问他是否想改变观点。扎代尔不出意料地说不。录像是在自杀前拍摄的。八页长的书面陈述是几小时后因哈克和其他律师的一再要求而起草的，内特要求扎代尔向法庭记录员宣读这份书面陈述。

“你有没有理由改变这份陈述中所阐明的观点？”内特问。

“没有，”扎代尔望着哈克说。

“今天是2月14日，距你对费伦先生做出鉴定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你今天是否仍然认为他有足够的精神行为能力去签署一份有效的遗嘱？”

“是的！”扎代尔回答说，并对哈克笑笑。弗劳尔和泰森也在笑，他们痛快地在向雇用他们然后又解雇他们的律师发难，内特给每个律师看了录像，向他们问了同样的问题，得到了相同的问答。每个人都宣读了那份书面陈述，并由法庭记录在案。他们的宣誓作证在下午4点就结束了。

星期二上午8点半，斯尼德被领进了房间，坐在了证人席上。

他穿一套黑色的西装，系着蝶形领结，多给人几分机智的感觉。这套服饰是由律师们精心挑选的。他们已经摆弄了他好几个星期了，可怜的斯尼德真不知道还能不能说出一句自然或诚实的话来。

每句话都不能出错。他必须表现出自信，但又不能流露出半点高傲，真实的标准是由他定的，重要的是要让故事可信。

乔希认识斯尼德已经有好多年了。费伦先生一直说要让这个仆人滚蛋；在乔希为特罗伊·费伦起草的11份遗嘱中，只有一份提到过马尔科姆·斯尼德的名字。遗赠给他的是100万美元。但几个月后，这份遗赠就在另一份遗嘱中被取消了。费伦先生之所以划掉斯尼德的名字是因为他在打听自己能得到多少遗产。

斯尼德一心想着钱而忽略了对主人的尽职。他的名字上了证人名单，其原因也只有一个——金钱。他被收买作伪证，乔希知道这事。两个星期的调查已经发现了一辆新的高级轿车、一套新租的起价为18000美元一个月的公寓套房和一张去罗马的特等舱机票。※棒槌学堂の精校e书※

斯尼德面对摄像机感觉良好。他似乎觉得那玩意儿已经看了有一年了。他在哈克的办公室里呆了整整一个星期六和半个星期天，不停地接受律师们的盘问。自己的录像他也反反复复看了几个小时。他写了几十页有关特罗伊·费伦最后一段日子的故事。

他还和那个荡妇尼古莱特一起进行了排练。

斯尼德做好了准备。如果问及是否有人付钱给他让他作证，他就得撒谎。事情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选择。斯尼德必须隐瞒已经到手的50万美元，必须隐瞒对方答应的另外的450万美元的赃款和其他的好处。他还必须隐瞒他和律师签定的那份合同。既然对费伦先生的事能胡编乱造，那么对这笔钱自然也可以谎话连篇。

内特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大声问：“斯尼德先生，你为这件案子作证收了多少钱？”

斯尼德的律师本以为问题会是“你收了钱吗？”而不是“你收了多少？”斯尼德排练过的回答是个简单的“没有”。然而他对这一仍在房间里回荡的问题还是始料不及，因此无法迅速做出反应。犹豫使他丧失了自信。他几乎喘着粗气用惊骇的目光望着哈克；后者也觉得头皮发麻、眼睛发黑。

他们警告过斯尼德，说奥里列先生一直没闲着，似乎早已掌握了一些情况。在接下来极其漫长而又痛苦的几秒钟里，奥里列面带不悦地望着他，然后将头侧向一边，拿起了几页文件。

“行，斯尼德先生，我知道你收了钱。多少？”

斯尼德使劲地捏着指关节，额头上沁出了一粒粒汗珠：“哦，我，呢，没有——”

“我说斯尼德先生，你上个月有没有买过一辆兰骑罗弗牌汽车？”

“嗯，是的，事实上——”

“你还在棕榈大街租了一套公寓房？”

“是的。”

“你刚刚从罗马度假回来，是吗？”

“是的。”

他什么都知道。费伦家属的律师在椅子上如坐针毡，巴不得有个地洞能钻下去，好避开飞来的子弹。

“那么你收了多少钱？”内特恼怒地问，“别忘了你宣过誓。”

“50万。”斯尼德脱口而出。内特不敢相信地看了看他，嘴巴不知不觉地咧开了。就连法庭记录员也一时呆住了。

有几个费伦家属的律师轻轻地吐了口气。虽然局面很惨，但毕竟还没到血淋淋的地步。要是受了惊吓的斯尼德把500万全都供认出来，那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但这种宽慰十分有限。眼下，付给证人50万美元的事实对他们已经是致命的打击了。

内特翻着卷宗，似乎在寻找某份文件。斯尼德的话还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回响着。

“我的理解是你已经拿到了这笔钱，对吗？”内特问。

不知道该撒谎呢还是照实说，斯尼德光说了个：“是”。

内特凭直觉问道：“现在是50万，以后还有多少？”

急于撒谎的斯尼德回答说：“没有了。”这是个很随意的否认，倒显得比较可信。另外几个律师终于喘出了粗气。

“你肯定吗？”内特问。他在试探。只要他愿意，他还可以问斯尼德是否犯有盗墓罪。

这次斯尼德没有松口：“我当然能肯定。”他做出忿忿然的样了，使回答貌似可信。

“谁付你这笔钱？”

“费伦家属继承人的律师。”

“谁签的支票？”

“是一家银行寄来的，有保付的签名。”

“是不是你坚持他们付给你钱？”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是你去找他们的，还是他们来找你的？”

“我去找他们的。”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们？”

看来他们的对话又进入了正常的轨道。桌子那头的律师们都松了口气。他们开始作笔记。

斯尼德跷起腿，皱眉颦额地对着摄像机镜头：“因为费伦先生临死前是和我在一起的。我知道他神志不正常。”

“有多久？”

“整天都这样。”

“他一醒来就不正常了？”

“我喂他早饭时他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叫你什么？”

“他只对我哼哼。”

内特用手撑着脑袋，不再理会手边的那些文件。这是一场格斗式的较量，他很乐于奉陪。他清楚自己的意图，但可怜的斯尼德却不知道。

“你看见他跳楼的？”

“是的。”

“从空中往下掉？”

“是的。”

“摔在地上？”

“是的。”

“当三个精神病医生对他做精神鉴定时，你在他身边吗？”

“在。”

“是下午的两点半，对吗？”

“对！”

“但他整天都神志不正常，是吗？”

“恐怕是这样。”

“你为费伦先生工作了多久？”

“30年。”

“你对他的一切都很了解，是吗？”

“没有再比我了解他的人了。”

“那么你也认识他的律师斯塔福德先生了？”

“是的，我见过他很多次，”

“费伦先生信任斯塔福德先生吗？”

“也许吧。”

“我以为你对什么事都很了解。”

“我肯定他对斯塔福德先生很信任。”

“做精神鉴定时斯塔福德先生就坐在他的身边？”

“是的。”

“依你看，在整个鉴定过程中费伦先生的神志如何？”

“他的神志很不健全，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肯定吗？”

“我肯定。”

“你告诉谁了？”

“我没有必要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棒槌学堂の精校e书※

“我会被解雇的。守口如瓶也是我的职责之一。这叫谨慎。”

“你知道费伦先生将签署一份分配财产的遗嘱，但同时又知道他的神志不健全，可你却没有告诉他的律师，一个他所信任的人？”

“这不是我的职责。”

“费伦先生会解雇你？”

“立刻解雇。”

“那么他跳楼以后呢？你告诉谁了？”

“谁也没告诉。”

“为什么？”

斯尼德吸了一口气，重新架起二郎腿。他觉得自己招架得还不错。

“这关系到个人的隐私。”他神情严肃地说，“我认为我和费伦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可现在不是了，因为有人给了你50万美元，对吗？”

斯尼德一时语塞，内特没给他机会：“你不仅出卖证词，还出卖了你同费伦先生的亲密关系。是这样吗，斯尼德先生？”

“我是想纠正谬误。”

“真是高尚。如果他们不给你钱，你还会纠正吗？”

斯尼德好不容易迸出一个打颤的“会”字。内特爆发出一阵大笑。他朝律师们一张张部分被遮掩的脸扫去，然后又冲着斯尼德一阵大笑。他站起来走到长桌的尽头，心里好不得意。

“真叫人受不了。”他说完又坐了下去。

他瞟了一眼手里的记录，继续问道：“费伦先生12月9日去世，他的遗嘱是12月7日宣读的。在这期间，你有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在签遗嘱时神志不正常？”

“这不是我的分内事。”

“他看过精神病医生吗？”

“据我所知没有。”

“他接受过心理咨询吗？”

“据我所知没有。”

“你有没有建议他去找心理方面的帮助？”

“这不关我的事。”

“要是你发现他躺在地上发病，你会提出他需要治疗的建议吗？”

“我当然会的。”

“要是你发现他咳出血来，你会告诉别人吗？”

“会的。”

内特有一份两英寸厚的备忘录，里面记录着费伦先生所拥有的公司。他随手翻到一页，问斯尼德是否知道西昂钻井公司，斯尼德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但没有想起来。他头脑里装了太多新的信息。代尔斯塔通讯公司？斯尼德又苦思冥想了半天，还是没有任何联想。

内特提到的第五家公司总算引起了他一点模糊的回忆。斯尼德神气活现地告诉律师说他知道这家公司；费伦先生已经拥有它好长时间了。内特问及公司的销售额、产品、赢利情况以及一连串的财务数字，斯尼德没一个是答对的。

“你对费伦先生的公司知道多少？”内特不停地问他。接着，他又问了费伦集团的内部机构。斯尼德也只知道个大概，细节一无所知。他说不出一个中层经理的名字，也不知道公司会计姓什么叫什么。

内特挑他的软档一阵穷追猛打。到了下午，斯尼德已经疲惫不堪、晕晕乎乎了。内特在一长串有关财务数字的提问中，突然插问道：“你拿了50万美元后和律师签合同了吗？”

只需回答一个简单的“没有”，但斯尼德放松了戒备。他迟疑一下，看看哈克，又看看内特；后者翻着卷宗似乎在寻找这份合同的副本。斯尼德有两个小时没有撒谎，反应一时跟不上来。

“嗯，当然没有。”他吞吞吐吐地说。没人相信他的鬼话。

内特看出这是谎话，但没有追究下去。还有其他获得合同副本的途径。

费伦家属的律师们聚在一个昏暗的酒吧里舔洗他们的伤口。两杯烈酒下肚后他们愈发觉得斯尼德的表演糟透了。开庭时还能再利用他，但收钱出卖证词的事实永远会给他的证词抹上污点的。

奥里列怎么会知道的？他十分肯定斯尼德被买通了。

“是格里特。”哈克说。格里特，每个人重复着这个名字。他还不至于投靠对方吧。

“这就是你挖走他的委托人的后果。”长长的一阵沉默后沃利·布赖特说。

“别说了！”兰霍恩女士打断了他。

哈克疲惫得不想反击。他喝光了酒，又叫了一杯。在紧张的作证过程中，其他人都把雷切尔忘了。法庭的档案里仍然没有关于她的正式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