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真地看着她，心想她显得比平常更加快乐的样子，立即思绪万千，想着被释放的事，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能采取什么可行的办法。而我又对此极为关切，不听到她解释就不让她走——尽管她很不情愿，但在我一再坚持下她才简短地这样回答：“唉，你不是有钱吗？你一生当中是否知道有谁衣兜里装着100英镑去流放的呢？我敢说没有，孩子。”她说。

我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但对她说除了严格执行命令外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因为我将接受的重处已被视为一种宽恕，无疑会严格执行的。然后她只是说道“咱们尽力而为吧”，便离开了我。

这以后我在监狱里又呆了近15个星期。此时我不知什么原因被送上一艘泰晤士河的船，同行的另有13名我在新门监狱期间遇到过的最冷酷邪恶的家伙。如果描述出这帮人究竟冒失无礼、胆大妄为到何种程度，在航行途中怎样行为不轨，其故事实在比我的还长呢。关于他们的情况我有一份十分有趣的记录，那是运送他们的船长给我的，他让大副作了详细记载。

这儿再讲述我在那段时间遇到的一切区区小事，也许会被认为是微不足道——我指最后得到流放的命令到上船这段时间。我的故事已近尾声，没有了讲它们的余地；但对于涉及到我和兰开夏郡那个丈夫的某种事情，我却不能省略。

如上所述，他从这所普通监狱关押重犯的那边与3个同伙一起被转移到采访院，因一段时间后人们又抓到一个。我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们在这儿呆了近3个月都没接受审判。似乎他们设法贿赂或收买了要来指控他们的人，缺乏被定罪的证据。经过某种让人费解的事后法院方得到指控其中两人的足够证据，这两人因此被带走，而另两名罪犯——我兰开夏郡的丈夫是其中之一——的案子仍然悬而未决。我想他们获得了一个确切证据指控这两个犯人，但法律要求必须有两名证人，而他们无法办到。然而他们又决不予以放弃，深信最终会得到证据的。为此我想他们刊登了启事，说某某人已被抓起来，任何人都可以去探监。

我利用这个机会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假装说我在邓斯特布尔的驿车里被抢劫过，想去看看那两个拦路抢劫者。不过我走进采访院时已把自己很好地掩饰起来，将面部严严实实地蒙住，他根本看不清我，不知道我是谁。回去后我便公开说自己对他们非常了解。

监狱里立即传开了，说莫尔·弗兰德斯将要作为证人对其中一个拦路抢劫者进行指控，说我会因此免于被流放。

他们听说了此事，我丈夫马上要求见一下这个对他如此了解并将作为证人指控他的弗兰德斯夫人，我因此得到许可去见他。我穿上在监狱里可以穿的最好衣服尽量打扮自己，并且戴着头巾，来到采访院。他开始没说什么，只问我是否认识他。我说“是的，很认识”，但由于我的面部掩盖着，说话的声音也不是平常的那种，他根本没猜到我是谁。他问我在哪里见过他，我说在邓斯特布尔与布里克希尔之间。这时我转向旁边的看守，问我是否可以与犯人单独谈谈，他说“行，行”，便很礼貌地退出了。

他一离开后我就把门关上，抛开头巾，突然痛哭起来。“亲爱的，”我说，“你不认识我了吗？”他变得脸色苍白，站在那儿哑口无言，像个遭到雷击的人一般，无法克服这个意外的打击，只是说道：“让我坐下吧。”他坐在桌旁，头靠着手，像个傻瓜一样盯住地面。而我仍在痛哭，好久都说不出话来。当感情发泄之后，我重复着同样的话：“亲爱的，你不认识我了吗？”他回答说“认识”，便很久没再说什么。

他在震惊中又过了一会儿，抬眼看着我说：“你怎么能如此残酷呢？”我真不明白他的意思，回答道：“你怎能说我残酷呀？”“在这样一种地方，”他说，“来看我——这不是在侮辱我吗？我并没有抢劫你，至少没在公路上。”

我因此发觉他对我悲惨的处境一无所知，以为我听说他被送到这儿后，专门来谴责他把我抛弃了。不过我有很多话要告诉他，不能让他这样伤害我。我简短地说自己远远不是来侮辱他的，充其量是来寻求彼此的安慰；当我告诉他自己的处境从许多方面讲都比他的更加糟糕，并没有侮辱他的意图，这时他就会很容易被说服的。他听说我的处境比他的更糟，显得有点焦虑，不过带着某种微笑说：“怎么会呢？你看见我被带上脚镣关在新门监狱，我的两个同伙已被处死，还能说你的处境比我的更糟吗？”

“好啦，亲爱的，”我说，“让我讲述或让你听取我不幸的故事，对于我们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假如你听到了我的故事，你很快就会同意我的话，即我的处境比你的更加糟糕。”“那怎么可能？”他说，“因为我下一次开庭就要被判处死刑。”“可能的，”我说，“当我告诉你早在3次开庭前我就曾被判处死刑，现在是个判了死刑的人，事情就很有可能了。难道我的情况不比你的更糟吗？”

之后他确实又站着沉默起来，好象震惊得说不出话，片刻后又突然一惊，说：“一对不幸的夫妻！这怎么可能呢？”我握住他的手，说：“好啦，亲爱的，请坐下看看咱们谁受的苦难更多吧。我也是这座监狱的一个囚犯，处境远比你的糟糕。当你听说我的具体情况，知道我不是来侮辱你后，你会相信的。”于是我们一起坐下来，我告诉了他很多自己认为方便讲的事，最后谈到我曾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与一伙人混在一起，他们采取某种我完全不熟悉的方式作案，想以此让我从困境中解脱。我和他们去袭击一座商人的房子时，正好在门口被抓住，那个女佣把我拉进去。我说我既没砸坏门锁又没拿走任何东西，但仍然被宣判有罪，处以死刑，只是法官们意识到我所处的困境后，同意将我流放。

我告诉他由于自己在监狱里被当作莫尔·弗兰德斯——一个他们只听说但从未一见的又成功又出名的盗贼——所以我的情况更加恶劣。不过他知道我并不叫这个名字。我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自己运气不好。有了这名字我就被当作是个惯犯，虽然他们才第一次抓住我犯案。我仔细讲了自从那次看见他后我都遭遇了什么，不过告诉他正如他以为的那样我先前也见过他；接着我讲了在布里克希尔是如何看见他的，他如何被追赶，在我对人们说了我认识他，说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绅士后，他们如何停止了捉贼的叫喊，那个高尚的警察如何回去了。

他极为专注地听我讲完自己的故事，对于具体细节觉得好笑，因为我这一切完全是跟随着他在做。而当我讲到布里克希尔的那段经历时他感到吃惊。“难道，亲爱的，”他说，“是你阻止了布里克希尔那帮人吗？”“嗯，”我说，“确实是我。”然后我把看见他在那儿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唉，这么说，”他说道，“当时都是你救了我的命。我真高兴欠着你一条命，现在我要偿还这笔债了，我要么把你从目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要么在这个行动中送死。”

我对他说千万别那样做，太危险了，不值得为了救一个不值救的人去冒险送命。他说绝不是那么回事，我的生命对于他而言抵得上全世界，是我给了他新生。“因为，”他说，“我在最后被抓住以前，只有那次才遇到过真正的危险。”的确，他当时的危险在于相信在那条路上不会被追踪，因他们离开霍克勒完全上了另一条路，越过封闭的乡下到了布里克希尔，满以为不会被任何人看见。

他长长地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那的确极其非同寻常，无比有趣。他说在和我结婚以前他在此条道上已走了大约12年，那个叫他哥哥的女人并非他的什么亲戚，而是他们的同伙。她与他们经常保持联系，一直住在城里，有不少的熟人，为他们提供某某人出城了的准确消息，使得他们有几次收获可观。她把我带到他那里时，以为替他弄到了一个有钱的女人，但不幸却失望了，这一点他的确也不能怪她。假如我真的有一笔财产——她听说我是有的——他就决心改邪归正从此过上新的生活，但他决不公开露面，直到宣布大赦，或者他能够花钱让自己获得特赦为止，以便过上完全安心平静的日子。然而由于结果是另一回事，他才不得不重操旧业。

他讲了许多自己的一些冒险经历，尤其是一次在里奇菲尔德附近他抢劫了西切斯特的驿车，弄到大量赃物。那以后他如何在西部去威尔特郡的波弗德集市买羊时，抢劫了5个牧场主。他说那两次他弄到很多钱，假如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我，他无疑会接受我的建议同我一起去弗吉尼亚，也可于某个种植园或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定居。

他说他给我写过3封信，地址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写的，但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我知道有那么回事，不过收到信时我正与后来的丈夫生活着，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就没有答复，让他以为信给寄丢了。

他为此感到失望，说从此又干起老行当来，不过他说由于自己已弄到不少钱，他便没像先前那么卖命。这时他讲述了在路上与一些男人进行的几次殊死搏斗，说那些人怎么也不愿意交出钱。他给我看了几处伤口，有一两处伤的确相当严重，尤其是被手枪子弹击中胳膊以及被剑刺穿身子的地方——幸好没伤着要害部位，他又被治愈了。他的一个同伙非常忠诚友好，一直呆在他身边，骑马驮着他走过近80英里，然后设法使他的胳膊得到治疗。当时他们在远离受伤地点的一个不小城市里找到一位外科医生，假装说他们是旅行去卡莱尔的绅士，在路上遭到拦路抢劫者的袭击，有一个强盗用枪击中了他的胳膊。

他说朋友把事情处理得很好，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怀疑，他一直躺到伤口痊愈为止。他还对我讲述了许多奇特的冒险故事，我很想继续讲下去，可本书讲的是我的故事而不是他的。

接着我询问他目前的处境，问他接受审判时预料会有什么结果。他说他们没有指控他的证据，至于他们被指控犯下的那3次抢劫，很幸运他只参加了其中一次，也只有一个证人对此加以证实，所以尚不充分。不过他们预料还有人会站出来，而他第一次看见我时曾以为我就是来指控他的。如果再没有另外的人指控他，他就希望自己被宣判无罪。他作了某种暗示：如果他甘愿被流放，就会得到同意而不用接受审判；但是他对此却没有任何勇气和想法，而觉得接受绞刑倒是要容易得多。

我责怪他有这样的想法。首先因为，假如他被流放，也许对于富有男子气慨、勇敢胆大的他来说有上百种办法重获新生，也许能采取什么措施在没被流放之前就获得释放。他对此笑起来，说他再喜欢最后这种状况不过了，因他对被像罗马人把奴隶弄到矿井去干活那样送到种植园有一种恐惧。他说能改变自己的状况倒是比送上绞架好受得多，所有被贫困的处境逼上那条道路的男人一般都这样认为；而你至少可以在被处死的地方结束眼前的一切苦难。至于随后的事，他觉得一个男人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周里，由于受着监狱和死囚牢里的折磨，他可能会真诚地忏悔，正如他被送到美洲的森林和荒野中时一样。他说男子汉们是决不甘愿受苦役的，那只是在强迫他们成为自己的刽子手，其处境要糟糕得多，一想到这点他就无法忍受。

我尽最大努力说服他，并且以众所周知的女人的方式感染他——我指眼泪。我说被当众处以死刑多么丢脸，它给一个男人带来的精神压力，超过了他被流放时可能遇到的任何耻辱所带来的负担；假如是另一种情况，他至少可以活命，而在这儿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与船长处理好关系对他来说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情，他们一般而言都是好心的人；尤其是如果有钱的话，到了弗吉尼亚让自己解脱出来真是轻而易举。

他急切地看着我，我猜想他是没有钱的意思，但是我错了，他是指另外的意思。“你刚才暗示我，亲爱的，”他说，“我可以在没被流放之前就获得释放，我明白你是说我可能在这儿花钱使自己免于被流放。我宁愿花200英镑不去那儿，也不愿花100英镑去了那儿后再设法获得自由。”“那是因为，亲爱的，”我说，“你对那里不如我了解。”“也许吧，”他说，“然而我相信——你也知道——你会像我一样的，除非正如你告诉我的那样你母亲在那儿。”

我对他说至于我母亲，她一定去世很多年了。至于我可能在那儿有的其他亲戚，我并不认识他们，由于这么些年来自己遭遇着不幸，我并没和他们有任何联系。如果我以被流放的重罪犯的身份第一次去看望他们，他不难相信我是会受到冷遇的。因此如果我要去那儿，也决心不去看他们。不过我对到那里去的事怀有许多期待，所以打消了所有的不安。假如他感到自己也必须去那里，我会轻易地告诉他如何应对事情，使自己根本不会服苦役，特别是我发现他并不缺少钱——在目前的处境下钱是唯一的朋友。

这时他带着笑容，说他并没告诉我自己有钱。我马上打断他，说我希望他可别听了我的话后，误以为如果他有钱的话我就指望得到一点；另一方面，虽然我的钱不多，但也不缺乏，在我还有一些的时候我宁愿给他一点而不是要他的——因为不管他有多少钱，我知道面临被流放的困境他都是完全用得着的。

他十分温和地表达着自己对这此的看法，说他的钱并不多，但假如我需要他决不会把钱隐藏起来；他又向我保证自己的话中不存在任何那些担忧，他只是一心想知道我要表明什么意思；他说他在这儿知道该如何办，但到了那儿他就成了世上最无能的家伙了。

我说他把自己给吓住了，而这事本来没啥可怕的；如果他有钱——我很高兴听说他有——就不仅能够避免大家认为的因流放受到的苦役，而且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开始自己谋生，他在这方面是能够成功的，只需作出通常的努力即可。我让他一定要记住多年前我曾告诫过他的话，提出要让我们在世上重新获得财富。现在我要告诉他，为了让他确信这事是很确定的——我对于采取什么措施非常了解——也为了让他对成功的可能充满信心，他会首先看见我让自己得到解脱，根本用不着去流放。然后我会自由自在、心甘情愿地和他一起去，也许带上足够的钱以便满足他的需要。我说我提出这样的办法并非由于没有他的帮助我难以生活，而是由于我认为，我们共同的不幸已足以让彼此重新和好，离开世上这个地方，去谁也不会因过去的事而指责我们的地方过日子。那儿没有了死囚牢带来的痛苦，在那儿当想到敌人已完全把我们忘记，我们将作为新人生活在一个新世界，与任何人相互都无话可说，那时我们就会怀着无比满足的心情回顾自己往昔所有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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