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骏马》和草原的大学——2008年岁末接受河北卫视的采访

记者：首先祝贺您新书要出版了。

张承志：我老觉得自己运气好，

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够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观点，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且能够奢侈的能够把自己的记录和表达出版出来，甚至旧的书还能够再出版，我觉得是一种幸福。

记者：但是这些文字很多读者都认为是很经典的，经典吸引人，不仅仅足封面，更主要的是内在表达的一种思想。

张承志：第一说说经典。我也不敢像有些作家一样，认为自己是经典作晶的制作者。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这样的条件和条件下，在这么一段时间里，包括写作的旺盛期，不可能无限延长。因为生命是有限的，有的人有一年或半年的旺盛期，一篇得到了社会的承认，用这一篇作品成为官僚成为权贵，敲开了门。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从一个普通百姓变成了中产阶级，实现了他的房子梦汽车梦，再追求他想象中的资产阶级生活。我不同。哪怕再坚持写作五十年，我也不认为我能成为伟大的经典作家。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承担的文化贡献量，是有限的。

作家或艺术家不一定有多高水平，但历史大规模转折了，人在那个位置上而已。今天看其实是很幼稚粗糙的。我不认为我生活在一个大时代。如今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在未来才能被总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最重要的是保证自己的气质和本质不改变。再全力以赴，用学习来丰富自己，把前天的自己，昨天的自己，尽量塑造成一个能想象的丰富和有知识的人。

至于作品，我心里确有一点冷静。我们并不一定会被称为经典，包括现在被称为大师的知识分子和作家。我更多的是把它们看作自己前进路上的一个阶段。尽管在那个阶段我是认真的，甚至和潮流不合，也遭受了讽刺或群起攻之。

三聚氰胺牛奶是一个极大的象征。它告诉人们一个民族的病已经向骨头里走，因为制作三聚氰胺的人并不是官僚。每个人，包括作家的作品对社会是不是三聚氰胺？我想，思考这些的人越来越多了。

宏观地来说，我们这一代文学，要在明天才能被检验和断定。

记者：您刚才在谈学习，我不知道您所谓的学习是什么意义上的学习呢？

张承志：河北有邯郸，过去的赵国有著名的廉颇、蔺相如故事。有一句著名的话：“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能不能吃饭，有没有那样的生理能力，是一个中国味的判断生命的标准。我的标准是：“廉颇老矣，尚能学否”，我深感学习的渴望与热情存在与否，才是生命力的标志。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几次去西班牙，地中海两隅，拉丁美洲，不用说国内的边疆，进行新的学习。

记者：是自费的？

张承志：从1989年12月开始，我没有工资，没有医疗保障，更不说差旅费。除了最近几年参加北京作协的合同制获得一些津贴，我已经习惯像农民出去打工，像新疆维族人卖葡萄干一样，以文为生。

记者：我觉得您对语言特别有兴趣。

张承志：我在耳朵里已经灌了很多的耳音了。学到一定的程度，哪怕结结巴巴，哪怕只是套个近乎，都是重要的。

记者：您已经有一本游记出来了，《鲜花的废墟》。

张承志：到了初级的初级班，到了二分之一步以后，我想到了这句话。“尚能饭否”，并不是判断一个人年龄的标准，¨尚能学否”，才是判断一个人青春的标准。这非常重要。

记者：后来您就选择了散文的文体，而且彻底的很坚决。

张承志：对。我说过，对于叙述需要的虚构，也就是，我愈来愈发现自己不具备真的才能c有人说：你是不是在说别人更草包？”其实我是真心说的这些话。人的素质，适合的方向，包括才华是有限的。我更喜欢散文，散文最重要的一条，是不用虚构。

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人的生活充满了焦虑感，缺乏心情去看虚构的东西。的虚构口吻，我刚读到就受不了。

记者：您是共和国的差一岁的同龄人，从您的第一部，从78年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风风雨雨，您自己回顾这三十年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在文学史的过程中，发现至少有七处提到您的名字，您自己可能不太在意。

张承志：我确实是不在意。我不是一个假作谦虚的人，我尽力而为，在这三十年里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对有些作品，读者和社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很感激。但我并不认为能占据经典的宝座。对于我来说，任务是迅速重新学习，在新的水平线上，再拿出新的时期和新的年龄的更好的作品。

在这条道路上，很多人在发生着异化。对体制、对地位、对金钱、很多吸力拉着人往前走的脚。而人一步步走向衰老，达到真正的前进是不容易的。有些人在侥幸前进，但是更多的是新人出现。1978年全国第一届短篇奖，那时获奖的作家获得了最高的承认，但人也开始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不管我的主观努力，我的命运如此——我始终没有在这条路上异化掉。没有异化掉不值得尊重的官僚，也没有依靠自己一时登上的社会地位。我的一切，是靠我的文学。

记者：我们刚才谈到1978年的短篇奖。当时您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获了奖，您说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机遇。当时都把知青的生活写得灾难化，但是您写到了一种理想的光彩，您是怎么能够与众不同地反应这样的角度？

张承志：中国在渴望中需要一种参照物，大家在选择参照物的时候碰到了你c你已经获得了名誉和利益，但是你应该明白：这并不完全属于你的才能，你的才华并不这么高。

在人群中，悲剧是少数，喜剧也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生活是作品要依据的主体。我本人体验的，是一种游牧民族的生活，是从成吉思汗以来亘古的文明传统。若把这种文明传统写成是社会黑暗，那是一种诋毁和攻击，我不能那样做。我更多感觉到的，是文明的新鲜，是使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眼花缭乱的，充满了魅力的奇特东西。哪怕自己脸上冻了冻疤，一个月只有十块钱生活费，但新文化对自己的陶醉是伟大的。

记者：写这部有什么原因？

张承志：不能叫。

记者：应该叫，而且还获了全国的奖。

张承志：纯粹是机遇和运气。

记者：那时候您是三十岁？

张承志：正好是三十岁。

记者：那时候您在做什么工作？读研究生？

张承志：在读研究生。

记者：为什么会想起写这个故事？

张承志：我上大学时学的是考古，我总觉得过去草原的生活和专业有一点距离，我总想把它沟通01978年第一届招研究生的时候，机会出现了，出现了一个蒙古史这一专业，我的导师是蒙古史著名的教授，对我来说，不是改变自己状态的机会，而是把感情释放的机会。所以我一定要考上研究生，把我今天和过去结合起来。又是一个运气，我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

有过几次想写的冲动。这个冲动，在1978年写成了两个作品，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一首蒙文诗——《做人民之子》。诗寄给内蒙古的刊物，蒙文的《花的原野》，两个作品都发表了，蒙文的那首诗，是我个人作品印成铅字的第一次。

记者：为什么有些作家看到的是阴霾而您看到的是阳光？

张承志：我只想说，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种游牧民族的世界。生活非常艰苦，照片很阳光，其实穿的浑身褴褛，袍子面已经完全磨碎了。

但是不要忘记旁边还有一匹马——人骑马的生活，跟老农民穿着小棉袄、扛一个锄头，是完全不一样的。骑马放牧的生活，不仅是浪漫的生活，而且是对人的一种改造。它使人不屈服于体制，不愿意安分守己，要追求生活的美感。穿一身蓝袍，骑一匹黑马，那美感是在其他环境中很难体会的。在生产劳动中，他们只体会劳累，但我们的劳动中却体会了艰辛也体会了美。今天我懂了，这不是一件小事。阴霾我也不是没有见过，但是能对人进行深刻改造的，决不仅是阴霾。

记者：您能发现那种美感，而且能融人进去，是不是跟您本身的精神气质有关系呢？

张承志：先天的因素，对于人是有决定作用的。比如，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分裂，往往不是因为观点不同，而是由于气质不一样。

记者：您是说人以群分是以气质来分的？

张承志：是叫气质还是叫基因，我说不准，但这是先天的。在一个矛盾中观察人的时候，你发现有些人并没有观点，他们只是自动抵触和他气质不同的一方。抵触在观点建立之前已经形成了。

记者：人以群分是吗？

张承志：除非在后天懂得学习，让自己的内涵得到改变c

记者：读《黑骏马》的时候，很多读者感觉这是一个诗集，您怎么感觉呢？老奶奶往前走，有两个年轻人知道将来要在一起生活，非常兴高采烈，我觉得那段文字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您现在会再翻出来看一看吗？

张承志：我也重新受着感动。最感动的，是奇怪自己当时能力这么薄弱，拥有的手段这么少的时候，就这么一口气写完了。是的，当插队满了三年的时候，对游牧生活有了一种把握的感觉。现在想，写《黑骏马》的时候，可能心中充斥的，就是倾吐这种“把握”。而社会那时对我义完全是宽容的。

记者：社会宽容并不是任何一个作品都能传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是这个东西真的有打动人的力量，

张承志：今天一个年轻人用同样的《黑骏马》式的抒情文笔，用同样的热情写，他的作品会被湮没。

记者：还是回到《黑骏马》上来吧。您当时是怎么样能把索米娅和老奶奶表达得那么好？

张承志：在草原，我发现一种周而复始。在女性身上表现得特别清晰：一个小女孩儿，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一个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少妇，还有四十来岁的女性，然后是一位白发的母亲——她们像圆形的轨迹一样在循环，稳定和重复。我觉得很新鲜，插队的时候，一直在琢磨。

我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想描写草原上的女性的，周而复始循环的生活。《黑骏马》这首歌也给了我很大的冲击，人找到的，不是想念的事物。没有那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结构好，后来就把那首歌翻译引入，随它的节拍一路写去。

记者：当时更多的人是被异族的生活，和您优美的文笔所吸引。而没有很多人读通您所要表达的这种……

张承志：这种误解没关系。

记者：我觉得这也不能叫误解。

张承志：是的，让大家能够在作品里读到不同的东西，是一个作品幸福的命运。

记者：我觉得您能把生活写成那样已经非常非常感人了，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张承志：那是知识青年在内蒙古大草原下乡的生活造成的。

记者：您曾经当过老师？

张承志：游牧老师，没有校舍。把小孩们招集在一起，弄一块黑板，连黑漆都没有，刷的是黑墨。找了一盒粉笔，写几个字母。但是学的是蒙文，这些小孩儿虽然后来靠其他学习提高了识字水平，但他们最初的蒙文，确实是我教的。

在那个时代，即使只教汉语也没人反对，但是我觉得那样有一种对人侵犯的感觉。我们是经历了政治斗争的风浪以后，才当了牧民的，我们虽然只有二十岁，但是有着相当的觉悟。

记者：我觉得，现代人对这段历史确实是有误解，比如下乡，比如知青。

张承志：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起源，本身就有问题，这与近现代以来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托一场历史的大震荡，我受教育的过程不是这样。我在内蒙古草原，上了最伟大的大学。我学会的一些蒙古语，使我直至今天享用不尽。在文学上，在学术上，哪怕在日本顶尖的学者中，我的蒙古知识让我过了一关又一关。我们用牧民的知识，坦然地面对了精英的学术，甚至超越他们。在学术和文学上，内蒙古插队的经历，为我这个人铸造了一个结实的骨架。我的感激，我受到的教育，不是任人都可体会的。

记者：您说那是一个最伟大的大学？

张承志：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可能上一个什么学院，弄些什么小玩意，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庸俗的人。

记者：那对您的文学创作呢？

张承志：已经不用说了，《黑骏马》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证明。

记者：除了《黑骏马》，除了《北方的河》，除了和蒙古有关的这些，对您的人生态度呢？

张承志：我们终于谈到了一个重要的话题。

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了一一种“他者”，与习惯的、主流的、周围大多数的东西不一样的——他者。他们有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另一种文化。我不意地接触了这样一种东西。现在发现，这意义极为重要。当然，我有意在扩大教育结果，在离开内蒙占草原之后，我在新疆搞过十几年的调查，因为北亚草原是一体的，从呼伦贝尔直到里海。这个知识接着还要往下继续，之后还发现了让人炫目的维吾尔，这引起了我对更广阔天地的注意，比如说西班牙。这种对他者文化的注意、学习，其实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表现。我要用我的笔表达我感到的美，解释我懂得的文明。

生活是鲜活的，沾满了热热的眼泪、汗水，甚至鲜血，让你充满了感动。它也充满了各种的新知，当知识连成一片时，你觉得它们是强大的，从蒙占到新疆、从哈萨克到维吾尔，又从西班牙到墨西哥，如果你忽然发现：知识连成了一片的时候，你会发现生的价值。虽然自己付出了一些劳累，但这个过程太值得了，这时会觉得自己很幸福，觉得命运对自己是偏爱而不是不公。

（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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