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出生耳边就充满音乐，什么音乐？哀乐。我是在一次法事现场出生的。

我父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都是知名“音乐家”，也就是方圆百里唯一的“音乐家”——在法事现场为死者唱哀曲的人。我们家是世代为人举办法事的，这个职业在我们这地方被称为“喃嚒佬”，“喃嚒”就是“做法事”的意思。

那天，同村的王某中年去世，当时我妈怀我八个月，本打算息唱了，奈何死者是同村兼亲戚，又是六月天，必须早点办事。于是我爹便召集叔伯亲戚，带上家什奔赴现场。我爹给我娘安排了个简单的工作——敲棒，坐着敲就可以了，不用唱不用跳。

一般哀事一场五辑，正做到第三辑，娘胎里的我就不安分了，踢着娘的肚子。娘疼得直叫，眼看我就要呱呱坠地，回家生的话要翻一座山，过一座桥，我爹就与死者家属商量让娘进房，本来，法事在这时候是不能停的，但这是同村的，还是亲戚，都认识，一切都好说话了。可是，在这时候见血可是大事啊——法事中途见血，那家便会有血光之灾。那时候大家都很迷信。于是我爹就发挥他胡吹乱侃的本事，聊了小半天，硬生生把这一场哀丧变成喜丧。我就那样出世了——八个月，早产儿。我爹当即给我起了个超雷的名字——李喃生！也不和我商量一下。

我出生以后，父亲让叔伯们继续做法事，把我放在一个像棺材一样的盒子里，然后用牛车翻山越岭把我送回家。其实，我能顺利出生完全是因为死者家有一个老人是个接生婆。你说是不是很对不起人家啊？办丧事嘛，还要沾一手血腥。由于我是在法事现场出生的，后来我总觉得在我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都离不开死亡和尸体。

我的家族是喃嚒世家，肯定不乏一起共事的兄弟。上一辈，只有大伯、三叔和父亲，到了我这一代，就繁衍了八个孩子——很平均，四男四女。我家只有我一个男丁，大伯有二男一女，三叔有一男三女。继承和“喃嚒佬”相近职业的只有我和比我小一岁的三叔的儿子，也就是我堂弟，叫阿坤。

我现在的工作是和神（我们那里对死人的吉称）打交道：阿坤，用不好听的称呼来讲，他是“神棍”（此神非彼神）。

先说说什么是喃嚒这个职业。火葬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推广的，我小时候，农村都是土葬。正因为之前一直是土葬，所以中国一直有喃嚒家族。喃嚒就是为死人哀悼，超度。喃嚒这个职业是从道家传下来的。喃嚒佬有道服、道具（现在的魔术等也有道具什么的，“道具”这个词来源于喃嚒佬）。道服主色是黄、黑、白、红四色，北方还流行绿色。喃嚒队伍的大小根据雇主的需要调整，如果雇主要大办，那队伍可以有五、七、十一人不等，但切忌双数（两个人除外）和几个特殊数字，如三人、六人、九人等，一般都是七人、十一人；其实，两个人的队伍也有，一般是最穷的人家请的。

说到请喃嚒，请的时候言辞得讲究，不能说我家谁死了要你去喃嚒，应该说：“大爷，我家来神了，结了一窝黄蜂，某时去烧一下。”

也许有人会问我做一场法事要多少钱。这个没定论，我们叫“收红包”或者“利市”。实话说，行有行规，有钱的，场面大点的，就多给点，穷一些的就免费。丧事结束后，办丧事的要给所有过来参加葬礼的亲戚发碗和筷子，让他们带走，一般是一份礼——两只碗、两双筷子。关于红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场也就三五百吧，是一伙人分。再说，人死了，办丧事的人家也不会太计较几个钱，况且那时候的三五百也很值钱。

从六岁起，我开始跟随父母去法事现场。我会演道童，就是站在喃嚒的队伍中唱哀曲。

在我的记忆里，每次某家死人了来请办丧事的时候，都有只乌鸦在村口出现。1989年年底，我十一岁（虚岁），一天放学回来，我发现路上有一只乌鸦老跟着我，嘎嘎地叫。

这只乌鸦一直跟我回到家，家里没人，我只好去三叔家找阿坤。当时三婶也在家，我就问：“三婶，我妈去哪儿了？刚才一只乌鸦跟了我半天。”

三婶瞪着眼睛问我：“几时的事？”

我答：“就在放学的路上。”

三婶颤抖着说：“是你外婆走了，来向你道别。”

我一听就哇的一声滚倒在地上直哭。外婆待我那么好，咋说走就走呢？

三婶安慰我说：“喃生，走吧，去看外婆最后一眼。你妈在那边。”写到这儿我心里很难受，外婆是我儿时的念想，直到现在一听到那首《外婆的澎湖湾》我就哽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