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观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念处即印度禅法的四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

当7世纪中叶，道宣当然不能预料以后六七十年中的楞伽宗变化升沉的历史。然而，正因为他不知道8世纪以后争道统的历史，他的《续僧传》里保存的一些楞伽宗史料是最可靠的记载，可以供给我们考订那个奇特的宗派的早期信史，可以使我们用他的记载来和8世纪以后伪造的史迹相参证比较，考证出后来种种作伪的痕迹来，同时从头建造起一段可信的中国禅宗史来。

道宣的记载之外，近年敦煌出现的古写本和日本保存的古写本，都供给我们重要的史料。

二、菩提达摩

关于菩提达摩的种种传说，我曾有《菩提达摩考》【《胡适文存》三集，页449—465】发表在八年前【1927年】，我现在把我的结论摘记在这里：

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婆罗门种，他从海道到中国广州，大约在刘宋晚年【约470—475年】，但必在宋亡【479年】之前。证据有二：

【1】《续僧传》说他“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渡至魏”，可证他来在宋亡之前。

【2】《续僧传》【卷十九】的僧副传中说僧副是太原祁县人，从达摩禅师出家，为“定学”之宗，“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齐建武年间【494—497年】南游杨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普通五年【524】也。”依僧副的一生看来，他从达摩出家必是在他二十多岁时，约当萧梁的初期【约485年左右】，因为建武元年【494】僧副只有30岁，已离开北方了。

旧说，达摩曾见梁武帝，谈话不投机，他才渡江北去。见梁武帝的年代，或说是普通元年【520】，或说是普通八年【527】。这都是后起的神话，并非事实。证据甚多：

【1】《续僧传》全无此说。

【2】僧副一传可证梁武帝普通元年达摩在北方至少已住了三四十年了。

【3】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成书在547年】记达摩曾游洛阳永宁寺，此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达摩来游正当此寺盛时，约当516至526年之间。

【4】不但7世纪的道宣不记达摩见梁武帝之事；8世纪沙门净觉作《楞伽师资记》【敦煌写本】，其中达摩传里也没有此事。

【5】这段神话起于8世纪晚期以后，越到后来，越说越详细了，枝叶情节越多了【看胡适同上书，458461页】。这可见这个神话是逐渐添造完成的。旧说他在中国只住了9年，依我们的考据，他在中国差不多住了50年。他在北方最久，“随其所止，诲以禅教”。道宣说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我们推算他在中国的时间，上可以见刘宋之亡，下可以见永宁寺的盛时，其间大约有50年。印度南部人身体发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显出老态，很容易被人认作老人。达摩初到中国时，年纪虽轻，大概已被中国人误认作老头子，他也乐得自认年高。后来他在中国久了，真老了，只好“自言年一百五十岁”了。【《洛阳伽蓝记》也说他自言150岁。】

《续僧传》说达摩在北方所传弟子，除僧副早往南方之外，有道育、慧可两人。慧可传中说：

达摩灭化洛滨，可亦埋形河浚。……后以天平【534—537年】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

这可见达摩死在东魏天平以前，所以我们假定他死在西历530年左右，那时他的弟子僧副已死了六年了。

道宣记达摩的教旨是简单明白。8世纪中叶，沙门净觉作《楞伽师资记》【有巴黎、伦敦两本，朝鲜金九经先生有排印本】，记达摩的教旨也和道宣所记相同，可以互相印证。我们用《续僧传》作底本，遇必要时，用净觉的记载作注释。《续僧传》记达摩教义的总纲云：

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着。然则入道多途，要惟二种，谓理行也。

壁观是达摩的禅法，即是下文说的“凝住壁观”。四法即是下文说的“四行”。安心属于“理”。发行属于“行”，下文分说：

借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师资记》作“但为客生妄覆，不能显了”】，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师资记》作“更不随于言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这是从“理人”安心的路。虽然不废“凝住【巴黎本《师资记》作‘凝注’】壁观，”但注重之点是“含生同一真性”“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的理解，所以称为“理入”的路。

行入者，四行【适按，“四行”皆是头陀行。此一点，我当初还不曾了解】，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行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怼。……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师资记》作“喜心不动，冥顺于法”】也。

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

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师资记》说第四条稍详，云：“性净之理，因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著，无此无彼。……智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于身命，则行檀舍施，行无吝惜。……檀度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师资记》说不误。“六度”之中，禅定一度包括“头陀”行。道世在668作《法苑珠林》，其述禅定，特别详述头陀行。可见在七世纪时，“禅”的定义实色头陀，似是楞伽造成的风气？适之——一九五二、七、卅、一。】

道宣叙述达摩的教旨，是有所根据的。他说：

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语，卷流于世。

净觉也说：

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余则弟子昙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曰《达摩论》也。

昙林也许就是《续僧传》中达摩传附记的林法师。传中说林法师当“周灭法时【577年】，与可【慧可】同学，共护经像。”

道宣生于596年，死于667年，他用的材料是六七世纪的材料，比较最近古，最可信。我们看8世纪前期净觉的《楞伽师资记》的达摩传，还可以看出那时的人还尊重道宣所记，不敢妄加材料。到了8世纪以后，有许多伪书出现，如《圣胄集》、《宝林传》等书，大胆的捏造伪史，添出了无数关于达摩的神话【《宝林传》久已失传，近年日本发现了一卷，中国又发现了六卷，共有七卷，不久将刊入《宋藏遗珍》内】。北宋和尚道原在11世纪初年编纂《景德传灯录》，尽量采纳了这些伪造史料，最不可信。后人看惯了那部11世纪的《传灯录》，习非成是，竟不认得7世纪中叶道宣《续僧传》的史料真可宝贵了。

三、慧可

菩提达摩的弟子，现在可考的，有这些人：僧副、慧可、道育、昙林。

【1】僧副《续僧传》有传，传末说梁湘东王萧绎【后为梁元帝】曾奉令作僧副碑文，此碑今不存了，道宣所记似是根据碑文。僧副是太原祁县人，从达摩出家后，曾“周历讲座，备尝经论”。齐建武年间，他游南方，住钟山的定林下寺，他

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无盈长。应时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请道，颓然不怍。咫尺宫闱，未尝谒近。既行为物览，道俗攸属。梁高【武帝】素仰清风，雅为嗟赏。乃命匠人考其室宇，于开善寺以待之。副每逍遥于门，负杖而叹曰，“……宁贵广厦而贱茅茨乎？”……乃有心岷岭，观彼峨眉。会西昌侯萧渊藻出镇蜀部，于[是]即拂衣附之。……遂使庸、蜀禅法自此大行。久之还金陵，复住开善。……不久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524】也。……疾亟之时，有劝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厉声曰，“货财延命，去道远矣。房中什物，并施招提僧。身死之后，但弃山谷，饱于鸟兽，不亦善乎？勿营棺垅以乖我意。”门徒涕泪，不忍从之。

依此传看来，他虽然和帝王贵人交通往来，但仍保持他的生死随缘的态度，不失为达摩的弟子。

【2】道育事迹无可考。《续僧传》说达摩在北魏传授禅学，

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咨接，[达摩]感其精诚，诲以真法。

【3】慧可又名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他是一个博学的人，“外览坟索，内通藏典”。《续僧传》说他“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游化嵩洛；可怀宝知道，一见悦之，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研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这似乎在达摩的晚年，达摩已很老了，慧可只有40岁，所以上文说“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本不误。《楞伽师资记》误作“年十四”，《历代法宝记》【敦煌出土，有巴黎、伦敦两本，现收入《大正大藏经》第五十一卷】作“时年四十”，可证《续僧传》不误。【适按，后来神会见慧能，也是“年四十”，传讹作“年十四”！】

慧可颇通中国典籍，所以他能欣赏达摩的简单教义。达摩的四行，很可以解作一种中国道家式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报怨行近于安命，随缘行近于乐天，无所求行近于无为自然，称法行近于无身无我。慧可是中国文人出家，传中说他能“发言入理，不加铅墨；时或缵之，乃成部类，具如别卷”。据此可见慧可似有文集流传于后世，道宣还见着这部集子，后来失传了。《续僧传》说，有向居士，幽遁林野，于天保【550—559】之初致书通好，书云：

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知形之是影，扬声止响，不识声是响根。除烦恼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者]，喻默声而求响。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适按，此是无名，假名之说】作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则诤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谈，聊伸此意，想为答之。

慧可答他道：

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殊。

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

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

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我们看这两位通文墨的佛教徒的酬答，可见达摩的简单教义在那第一代已得他们的了解与接受。我疑心这种了解和魏晋以来的老庄思想不无关系。向居士的“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慧可的“无明智慧等无异？”“观身与佛不差别”，固然即是达摩的“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可是中国文士所以能容易接受这样一种显然不合常识的教义，也许是因为他们久已听惯了中国道家“齐是非”、“齐万物”的思想，不觉得他的可怪了。

在实行的方面，达摩一派是“奉头陀行”的。《续僧传》说：“可常行，兼奉头陀。”头陀【dhua】是佛教中的苦行方面，原义为“抖擞”，即是“抖擞烦恼，离诸滞著”。凡修头陀行的，在衣食住三方面都极力求刻苦自己，须穿极少又极简单的衣服；须乞食，又不得多食，住宿须“阿兰若”，即是须住在远离人家的荒僻处，往往住在树下或坟墓之中，又须常趺坐而不横卧。达摩的教义本来教人“苦乐随缘”，教人忍受苦痛，都无怨怼。头陀苦行自是训练自己忍受苦痛的方法。

《续僧传》说慧可在邺宣传“情事无寄”的教义，深遭邺下禅师道恒的嫉妒，

恒遂深恨，谤恼于可，货赇官府，非理屠害。[可]初无一恨，几其至死，恒众庆快。

末句不很明白，大概应解作；慧可受屠害，初不怨恨，只希望自己的一死可以使道恒一党庆快。但慧可并不曾被害死。传中下文说：

可专附玄理，如前所陈，遭贼斫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火烧斫处【这是消毒的方法】，血断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

这个故事，因道宣原文不很明白，就被后人误解作慧可被人害死了。如《传灯录》【卷三】慧可传说他

于莞城县匡救寺三门下，谈无上道，听者林会。时有辩和法师者，于寺中讲《涅槃经》，学徒闻师阐法，稍稍引去。辩彝不胜其愤，兴谤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说，加师以非法，师怡然委顺。识真者谓之偿债。时年一百七岁，印隋文帝开皇十三年癸丑岁【593】三月十六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