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左目右上囱下心）死在绍圣三年【1096】，年五十五。见子由的《逍遥（左目右上囱下心）禅师塔碑》。【《后集》廿四】

朱子四字诀

宁烦毋略，宁下毋高，宁浅毋深，宁拙毋巧。【《答汪尚书》，甲申十月廿三日，隆兴二，1164，朱子三十五岁】

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李方子录，戊申以后，淳熙一五，1188，朱子五十九岁】

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廖谦录，甲寅绍熙五，1195，朱子六十五岁】

看《语类》十一，一七下盖卿甲寅记，百廿二，一，伯羽记。

某块坐穷山，绝无师友之助，惟时得钦夫书问往来，讲究此道。近方觉有脱然处。潜味之久，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恨未得质之高明也。【朱子三十一岁时，——绍兴三十年庚辰，1160，——往延平谒李侗，“退而寓于西林院惟可师之舍，以朝夕往来受教焉。阅数月而后去。”他三十三岁，——1162，又住西林院】

元来此事与禅学十分相似，所争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步。今学者既不知禅，而禅者又不知学，互相排击，都不劄着痛处。亦可笑耳。【《续集》五《答罗参议》，此书无年月，但王白田编在乾道二年丙戌——1166，——朱子卅七岁时，似不误】

李侗有《与罗博文书》【《王谱》一上，二一——二二】——原稿至此为止。

5所谓“六祖呈心偈”的演变

【一】敦煌本《坛经》

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此处可以看出惠能故事的作者拟作了两首偈，而没有决定用那一首，就把两首暂时都保存在稿本里。敦煌写本此节保存的正是这两首原稿的状态。

11世纪里西夏文译的《坛经》残本还保存这两首的原样子。罗福成译文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法常清净，如何有尘埃？

心是菩提树，身即如明镜。

明镜本清净，如何惹尘埃？

西夏文译本及罗译，见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第三号。

【二】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本《坛经》

此本的底本是绍兴二十三年【1153】蕲州刻本，而蕲州刻本的底本是天圣九年【1031】晁回第十六次看过的惠昕在乾德五年【1967】改订的两卷十一门写本。兴圣寺本，昭和八年【民国二十年，1933】影印。

此本的“六祖呈心偈”已删两首，存一首：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

【三】日本加贺大乘寺出来的道元写本

此本昭和十年秋<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现，昭和十四年【民国二十八年，1939】铃木大拙印行。道元于日本贞应二年【1223】入宋，四年后回国。他的写本的底本是政和六年丙申<1116】福唐将军山比丘存中刻本。

此本也是两卷十一门。其呈心偈也是一首：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

6禅宗的方法：道不可告，告即不得

苏辙《栾城集》十八有“筠州聪禅师得法颂”，有序，记省聪“晚游净慈本师【大本】之室”，苦思“口吞三世诸佛”语，“迷闷不能人。……既而礼僧伽像，醒然有益，知三世可吞，无疑也”。序文又说

……聪住高安圣寿禅院。予尝从之问道。聪日：“吾师本公未尝以道告人，皆听其自悟。今吾亦无以告子。”从不告门，久而入道。乃为颂曰：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严辞去，得之瓦砾。临济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

此即所谓“不说破”。

子由谪高安在元丰三年至七年【1080—1084】。此颂与“筠州圣寿院法记”【元丰四年六月】大概同一时代。省聪死在绍圣三年【1096】年五十五。见子由的《逍遥禅师塔碑》【后集24】。

【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手稿》第九集1970年版】

7《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

《全唐文》与《全唐诗》都是官书，都不注明每一卷的来历。这是最糊涂又最不负责任的编纂方法，这个方法就使这两大部史料总集大大的减轻了他们的史料价值，就使我们感觉每一首唐诗或每一件唐代诏令或一篇唐代文字必须先考定其来历才敢引用！

近年有些学术界的朋友【以上8字原作“日本的大学教授还”】有时还引用《全唐文》里的假文件来做“史料”用的！所以我要指出，这些文件都是从不可信赖的假文件里转抄出来的。

我指出的几个假文件，只是几个最明显的例子，也许将来还可以多举一些例子。

1960年2月11日在南港胡适

【一】所谓“中宗召曹溪、惠能入京御札”

【《全唐文》十七叶十一】，

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并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衣法，可就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

此诏不见于《唐大诏令集》，也不见于现存二个最古本的《六祖坛经》。只见于很晚出的德异【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序】宗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版】本《坛经》的“宣诏第九”。

我在《坛经考之一》里，曾指出《坛经》的元明刻本的祖本是北宋契嵩和尚的改本。其中有一部分是契嵩采自《曹溪大师别传》的。【《曹溪大师别传》，日本入唐求法僧最澄“请”了一本到日本，今收在《续藏经》的二编乙，第五册。】如“宜诏”一章里的“神龙元年【703】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也是出于《别传》的“神龙元年高宗大帝敕”。《别传》的作者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和尚，他竟不知道高宗死在弘道元年【638】，到神龙元年他已死了22年了！此敕文字也经过了大改削。《别传》的敕文原本更幼稚的可笑，大致说：

……安秀二德……再推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记传，传达摩衣钵，以为法信顿悟上乘，明见佛性。……朕闻如来以心传心，嘱咐迦叶，迦叶展转相传，至于达摩，教被东土，代代相传，至今不绝。师既秉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

此诏的两个本子当然全是假的。我在30年前说：“如果此敕是真的，则是传衣付法的公案早已载在朝廷诏敕之中了，更何用后来的争端，更何用神会两度定其宗旨，四次遭贬谪的奋斗呢？”

编纂《全唐文》的官儿们收采这样的假诏敕，真可说是荒谬。日本的现代学人，如字井伯寿教授，还引此假文件作史料，那更是不可宽恕的荒谬了。

德异宗宝本《坛经》“宣诏第十”还有“其年九月三日”奖谕惠能的诏旨，当然也是假造的。《全唐文》不曾收此诏，是由于谨慎吗？还是偶然遗漏了呢？

【二】所谓，“代宗遣送六祖衣钵，谕刺史杨碱敕”

【《全唐文》四十八，叶五】

朕梦感【能】禅师请传法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

此敕仅见于德异宗宝本《坛经》末尾附录的《宋塔沙门令韬录》。此录也是个无知妄人写的，其开端说开元十年【713】令韬和刺史柳无忝对话，而末尾记宪宗赐谥，柳宗元、刘禹锡撰碑文的事，都在元和十年至十一年之间【815—816】，这中间隔了94年，都还是令韬记录！

这篇假敕也是从《曹溪大师别传》那部荒谬伪书出来的。《别传》中记

上元二年【761】……敕曹溪山六祖传法袈裟及僧行滔……赴上都。

乾元二年【759，此年在上元二年之前三年！】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辞老疾，遣上足僧惠象……送袈裟留京七年。永泰元年送回。

《坛经》附录里记此敕是永泰元年【765】五月五日下的。《别传》记此敕是下给刺史杨鉴的，开头还有“卿久在炎方，得好在否”一句。《坛经》附录里，刺史作杨缄【《大正藏》48册，页364】。《全唐文》作杨碱，大概是根据另一个明、清刻本的《坛经》。

此诏的来历与中宗召惠能敕是同样的不可靠的妄人伪书。

8《金石录》里的禅宗传法史料

赵明诚《金石录》记的一二九八件是《唐曹溪能大师碑》，宋鼎【吕无党抄本误作“宋泉”】撰，史惟则八分书，天宝十一载二月。这碑文是神会请宋鼎写的，我已有讨论的文字了。

昨夜翻看《金石录》，又看见两件：

第一三七八，《唐山谷寺璨大师碑》。房琯撰，徐浩八分书。“元年建辰月。”

第一四九十，《唐镜智禅师碑》。独孤及撰，张从申书，李阳冰篆。大历八年【773】十二月。

这两件都很有史料价值，都是禅宗争法统的材料。镜智禅师即是僧璨的赐谥。

房琯此碑的全文见于《宝林传》卷八，“第三十祖僧璨大师章，却归示化品第四十一”【36—42叶】。此碑大概也是神会请求他写的，其中主旨好像都是神会的意思，故文中说：

如来以诸法嘱群龙，以一性付迦叶。[迦叶]付阿难。至菩提达摩东来付可，可付大师。传印继明，累圣一体。自迦叶至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至今号为三祖焉。

又铭中有云：

……迦叶至我兮，圣者十人。

貌殊心一兮，相续一身。……

这都是神会的西国八代说。详见我的《神会遗集》页178—179，又《神会传》页24—33，又《新校定的神会遗著两种》，页849，又页871。

但我当时不知道房琯此碑作于何时，立于何年。《金石录》记此碑的年月是“元年建辰月”，即是肃宗废除年号的“元年”【761—762】的建辰月【旧三月】。其时神会尚未死【看《遗著两种》的校写后记页873—875】。神会死在“元年建午月十三日”。而此碑文仍持西国八代之说。故立碑的年月【1】可见神会始终没有修正此说；【2】可见二十八之说是神会死后才起来的新说。

独孤及的《镜智禅师碑》全文见于《文苑英华》、《唐文粹》，及他的《昆陵集》九。集中碑文之后有附录二件：一为大历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书门下牒，一为无名氏碑阴文。赐谥之牒下于大历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碑立在八年十二月，那是因为独孤及正作舒州刺史，故作碑在七年，立碑在八年。

《金石录》所收唐碑，用“元年建月”纪年月的，凡有四种：

【1】一二七七《唐赠太保郭敬之碑》苗晋卿撰，萧华正书，元年建寅月。

【2】一二七八《唐山谷寺璨大师碑》房琯撰，徐浩八分书：元年建辰月。

【3】一三七九《唐吕公表》元结撰顾诫奢八分书：元年建巳月。

【4】一二八十《唐玉真公主墓志》王缙撰侄粲书：元年建巳月。

肃宗上元二年【761】九月壬寅下诏：“……钦若昊天，定时成岁，……惟以纪年，更无润色。至于汉武、饰以浮华。非前王之茂典，岂永代而作则？自今以后，朕号唯称皇帝，其年号但称‘元年’，去‘上元’之号。其以今年十一月为岁首，便数‘建子’、‘建丑’、‘建寅’每月以所建为数。……”这是一件最合理的改革。可惜这件废除年号的大改革只行了几个月，就推翻了。我曾为那个“元年”寻得几条历史遗迹【《集刊》29本，页874—875】。现在我补证《金石录》记的这四个碑的年月，作为唐肃宗废年号的一点历史纪念。

9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

在思想方面，我曾提过，我几乎把一部禅宗史从头改写。

一般说来，我对印度思想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佛教”一直是被国人认为是三教之一【另外两教是“儒教”与“道教”】。可是无疑的道教已被今天的一般学术界贬低为一团迷信了。道教中的[一套“三洞、七辅”的]所谓圣书的《道藏》，便是一大套从头到尾认真作假的伪书。道教中所谓[“三洞”]的“经”——那也是道藏中的主要成分，大部都是模仿佛经来故意伪作的。其中充满了惊人的迷信；极少学术价值。

至于佛教，它至今还是日本、韩国、越南、缅甸、泰国和锡兰的“最主要的”宗教“甚或是国教”。许多人也认为中国虽然不完全是个佛教国，但也可说是部分的佛教国。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可说是破坏性的居多。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事实上我对整个的印度思想——从远古[的“吠陀经”]时代，一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