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记忆

我一直认为我是个不怕死的人。

因为我见过太多人的死亡，也在鬼门关前徘徊过。

那两个男人走后，我很久都没有听到人声。我的心渐渐冷了。我再次想到了死亡。

我在《死亡之书》上说过：“死亡是另外一条道路的开始。”

难道真的有另外一条道路让我的灵魂和肉体通过？

我想到了爷爷的死，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直面死亡，那年我七岁。

那是个春天的清晨，我陪在爷爷的身边。很长时间以来，我都陪着他。我很早就醒了，看着躺在眠床上的爷爷，他灰色的脸上胡子拉碴，瘦得只剩下一层皮。那些日子，看到他的脸以及木然的眼神，我就十分伤心。他和奶奶一样疼爱我。年幼的我不知道他的生命正濒临灭绝，他的内心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

爷爷一生苦难，早年，他和祖母一起当过红军，我们那里当红军的人很多，当土匪的也不少，都是一个穷字逼的！爷爷五十多岁就下身瘫痪了。他瘫痪后不会劳动不会赚钱了就遭人恨了，连家里人都欺负他，因为他脾气不好，老引来训斥！别人训斥他时，他就会气得发抖，因为不能行动，只能朝他们吼叫。吼叫没有任何用处，没有人会害怕一个瘫痪的人，尽管他以前是多么的孔武有力。爷爷的吼叫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欺侮，他们会动手打爷爷。

只要发现谁欺侮爷爷，我就会扑上去和他拼命。我不怕任何人！从小就不怕任何人！可我不能整天陪在爷爷身边保护他，我要上学读书，还要帮家里干很多的活。我一有空就陪着爷爷，帮爷爷做着一切，连他把屎尿拉在裤裆里也是我帮他擦洗干净，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他。

爷爷最后的那些日子是痛苦的。

我理解爷爷的痛苦，可我没有办法替他承受痛苦。

他经常看到我脸上写着的忧伤，那时，他会显得特别的慈和，他会伸出干瘦的手，摸着我的头说：“闽儿，你不要想太多，一个人一种命，都是注定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爷爷会在那个春天的清晨死去。

那是个阴霾的清晨，我一大早就听到了死鬼鸟的哀叫。死鬼鸟是我们闽西老家的一种黑色的鸟，据说它能够闻到死亡的味道，只要它飞到谁家的屋檐上哀叫，谁家就凶多吉少。死鬼鸟的哀叫并没有让我感觉到什么不妙，因为我的注意力是在爷爷的脸上，那时，死鬼鸟在我眼中仿佛并不存在。

后来我才发现死鬼鸟的魔力，很长的时间里，我都那样认为，爷爷的魂魄是被死鬼鸟叼走的。那些日子，我会刻意地寻找死鬼鸟，希望它能把爷爷的魂还回来。

我突然看着爷爷大口大口地有节奏地喘着粗气，他的腮帮子鼓起来又憋下去，他的眼睛圆睁着，直直地看着我，他的眼角缓缓地渗出浑浊的泪水。

我觉得不好了，他伸出手摸了我一下，他的手已经冰一样凉了，我看着他的手瘫了下去就再也没有抬起来。他的手曾经是那么有力。我大叫起来，等祖母他们赶过来，爷爷已经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

他死的时候摸了我一下，我看着他像油灯一样熄灭，怎么也哭不出来。我人生中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去，竟然毫无办法。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绝望！就是送葬的时候，我也没有哭。我姑姑看我不哭，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说我不孝！我还是没有哭！可我爷爷下葬后，我经常在深夜里哭醒，我不知道我深夜的哭声我爷爷能不能听到。

如果我死了，我还能见到我爷爷吗？他是不是还瘫痪着下半身，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遭人冷眼，被人欺侮？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从缝隙里透进来的光亮是灰色的。

我又一次鼓足吃奶的力气呼喊起来：“救命呀——”

没有人回答我，也没有回声，只有外面下雨的声音和山谷中流水的声音，清晨鸣叫的鸟儿已经没有了声音。

我经历过多次的生死考验，每次都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这一次不会那么幸运了吧？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总是死里逃生，我是不是该像我爷爷那样认命，让死神无条件地把我带走？

很多事情其实我不愿意想起，希望永远能够将它们遗忘，它们是我内心的一个个伤口，每次触碰它们，伤口就会流出鲜红的血，可它们却固执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像黑白电影一样回放着。

那年的大年初三的深夜，天上下着微雨。我和战友任继锋骑着一辆摩托车去查岗。因为深夜马路上人迹稀少，我们把摩托车开得飞快，结果不小心撞在了马路边的水泥电线杆上。一刹那，我的身体飞了起来。那一刻，我想到的只有两个字——完了！我右脸着地，重重地砸在了三米开外的马路中间，感觉心脏刀扎般疼痛了一下就昏迷过去了。如果不是电影组的战士黄卫到老乡那里去玩，骑自行车回来时发现了我，我不知道后果会怎样。他们把我送到卫生队，我在昏迷中喃喃地叫着任继锋的名字。这时，他们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还在现场，赶紧回去找，结果在马路边的草丛中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任继锋。

后来我们都被送进了陆军179医院抢救。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手脚都打上了石膏，头脸上包着纱布。我的手脚都断了，好在内脏没有摔坏，只是轻微的脑震荡。我还活着，生命失而复得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但还是深深的后怕。战友任继锋却没有像我这样幸运，他的肝摔烂了，烂得像豆腐脑一样。他过了四十多天才度过危险期。那时，他的爱人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还和他爸爸一起从大连赶到广东的部队来。谁也没有想到他能活着，大家都说因为他曾经是飞行员，身体好，否则肯定没命了。

可我没有那么想，我一直觉得有种意志在支撑着他活下来，因为他还没有见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就是在住院的这段时间。

我总是在深夜时，听到楼下的病房里传来撕心裂肺的痛苦的惨叫声。那是我们部队的气象主任刘忠民，他得的是晚期的肺癌。听着他的惨叫，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痛苦。他是个很老实的人，我们部队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的，他在工作上也是兢兢业业。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却得了如此绝症，疼痛无情地折磨着他。我的脚好了些后，就会在深夜他痛苦惨叫时，躲过护士的眼睛，偷偷到他的病房里看他。我拉着他的手，他瘦得像鸡骨爪般的手指死死地抓住我，手指甲抠进了我的皮肉里。那时，我和他一样痛苦绝望。

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有时还不如一只蚂蚁。

不久后的一个深夜，我没有听到他的惨叫，却听到了他爱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知道，刘忠民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走向了另外一条没有痛苦的道路。我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悲伤之中。等我缓过神来，一拐一拐地走下去时，正看到医院的护工把他的遗体推向太平间。而他的爱人被两个部队家属搀扶着，哭得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刘忠民的遗体被白色的尸布盖着，我看不到他的脸，不知道他的脸是不是很安详。他渐渐地离开了我的视线，我的眼睛滚烫滚烫的，流下了两行热泪。

死亡是那么的真实。

我来到了任继锋的病房，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睁着疲惫的眼睛望着我。我默默地坐在了他的面前，轻声说：“刘主任走了。”

他沙哑着声音说：“我知道了——”

他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我可以感觉到他手的温度。

我们的手紧紧相握。

他又说：“活着，真好！我们要珍惜！”

其实很多时候，我会记忆起我的恩师朱克岩，不光是在这个暗夜，可现在对他的记忆犹为深重。和他认识是在1988年秋天《昆仑》杂志举办的上海笔会上，当时一起参加笔会的有裘山山等人，我记得他采摘一束束桂花送到女士们房间里的情景，他脸上祥和的笑容。他听说我在老部队的困境后，就千方百计地把我从西北部队调到了广州空军部队，然后又想方设法让我提干。他和林清亮、窦志先他们一样，对我恩重如山。我没有想到他会那么早离开人世，刚刚过完五十岁的生日，刚刚把儿子送上大学，就发现得了肝癌晚期，不久就与世长辞。在他住院时，我去探望过他，他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他一生老实厚道、为人仗义，有自己的文学梦想，可他还来不及写出一本传世之作，就永远地闭上了慈爱的双眼……在他的追悼会上，我看着他化过妆的面容，心情像铅一般沉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他再次相见，永别是多么的令人伤怀、欲哭无泪！某个清明节，我提了一瓶五粮液和一条中华烟，来到他的坟前，把酒一点一滴地洒在他的墓碑上，把烟点燃了一根一根地插在他的坟前……

那些关于死亡的记忆在这个时候重现，意味着什么？

我的身体无法动弹，灵魂却在挣扎。

我还没有死，没有！老子还活着！活着就还有希望！可老板娘他们明明知道我还活着，为什么迟迟不来救我？

难道他们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又听到了石头滚落山谷的轰隆隆的声音，从上面又滚落不少碎物，堆积在我的身体上，我的身体越压越紧，我获救的希望越来越小，死亡离我越来越近，我仿佛闻到了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

泪水

那是一双泪眼，红肿的泪眼。

那不是我的眼睛，此时，我的眼睛里没有泪水，只有黑色的血。

那应该是我母亲的泪眼。

我很清楚，如果母亲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的泪水一定会在五月多雨的天空中飞扬。

母亲和祖母一样是善良的农村女人。

她是个童养媳，从小就和祖母父亲他们相依为命。所以，也深得乐善好施的祖母的影响，而且也信佛。

母亲生下了我们四个儿子，还带了两个养女。家庭负担一直很重。她和父亲靠做豆腐赚点小钱，把我们拉扯大。那时，做豆腐是很辛苦的，每天傍晚，母亲从生产队里劳动回来，就要挑十多担的水到豆腐房的大木桶里备用。每天凌晨三点多，她就和父亲一起起床磨豆腐，那是几十公斤的大石磨，磨完一锅豆腐需要两个多小时……直到早上六点多，豆腐才能做好。父亲会去休息一会儿，而母亲就挑着一担豆腐，挨家挨户地叫卖，卖到八点多，回到家里，随便吃碗稀粥或者一个地瓜，就要和生产队的社员一起下田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