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

黑夜里传来的轰响，让我不再相信这是简单的山体滑坡。这是可怕的地震。连续山摇地动的余震随时都有可能吞噬残存的生命。在鑫海山庄以外的地方，还有多少生命在那瞬间被无情吞噬？山庄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多少人被埋葬？那说过要救我的老板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在余震中遇难？还有易延端，是不是也遭到了不测？

我突然替他们担忧，替他们难过。

任何一条生命都是宝贵的。

如果我能够安全出去，我一定会去救人的。

可我现在只有哀叹，自身难保，出去救人的话有点像是谎言。

此时，我身体上的伤口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压在底下的那半边身体已经麻木，失去了知觉。

伤口是不是还在流血？

是不是已经开始发炎，开始腐烂？

我想象着我的伤口慢慢地冒出黑色的黏稠的血浆，伤口的四周在糜烂，翻开的皮肉化了脓，有很多像肉芽般的蛆在蠢蠢欲动……我仿佛闻到了腐臭的味道，那是从我糜烂的伤口散发出来的腐臭味儿。

我的呼吸沉重。

我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

只有呼吸的声音可以证明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可是我的身体已经开始腐烂。我的皮肉会慢慢地腐烂，最后只剩下一副骨架，最后连呼吸的声音也会消失，就像唱机碰到停电，歌声戛然而止。

我想象着躺在家里那张舒适的大床上的情景，李小坏躺在我的旁边，面朝着我，她的小手放在我的胸膛上，一条小腿也搁在我的肚子上。她在我身边沉睡，我听着她轻微的呼吸声，闻着她身上的奶香，心里充满了慈爱。

我伸出尚能动弹的右手，往旁边摸了摸。

我希望能够摸到李小坏温热柔嫩的小手或者小脸，可我摸到的是冰冷的碎物和从破碎的木板上刺出的铁钉。

我心里一阵悲凉。

我的呼吸停止后，刚刚过完周岁生日不久的李小坏就永远没有爸爸了。

她爸爸也永远不会抱着她，轻轻地哄她入睡了，也永远不能保护她了。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个最亲近的可以为她遮风挡雨的人……

可怜的李小坏呀！

我想流泪，可流不出来。

我眼睛里只有黑色的血在循环流动。

我还能呼吸多久？

活着的尊严和死的尊严

我难以形容在黑暗的废墟下所忍收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如果说在那瞬间被砸死了，那也就一了百了了，也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死人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一切悲伤痛苦留给活着的人承担。这是十分自私的想法。是的，我想到过自杀，可我找不到自杀的方式，也就是说，我连自杀的能力也不具备。

但是我很快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自杀是没有尊严的！

那是在背叛生命。

在我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我有过两次自杀的念头。

其中一次是在梅离开的时候。她走的那天，我没有去送她，我听到她乘坐的那班飞机从我们部队办公楼顶飞过的时候，我霍地站了起来，伸出手，想抓住什么，却什么也没有抓住。那天，我一天都是痴呆的，房间里还残存着她的气息，还有她用过的东西。我们在七月的北京相识，爱情像七月的骄阳那么如火如荼。那时她才二十岁，我也只有二十五岁。或者有些盲目，或者我们不知道生活的残酷，并不是有了爱情就有了一切，可毕竟我们相爱了。我们的爱情随着她的离开也死亡了，那段时间我总是神思恍惚，像是被魔鬼吸去了灵魂。我在一个晚上，企图用刀片割断我手上的动脉血管。就在我要动手的时候，战友陈强敲响了我的房间门，我手上的刀片掉落到了地上。陈强手里提着一瓶白酒和一包卤鹅肉，笑着对我说：“待在那里干什么，喝酒吧！消消愁。”那个晚上，我们边喝酒边谈了很多。当他得知我有轻生的念头后，朝我吼道：“你他妈的还是男人吗？我一直以为你是条汉子，没想到是个孬种！男人要死也站着死，自杀算什么东西！”他走后，我把那刀片扔进了垃圾桶。没错，自杀是没有尊严的，那是对生命的背叛。

在这个黑夜，我自然也想起了她，想起她无奈的表情。

也想起了浩林。

他们同样是我心中的痛！

我想在我呼吸停止之前向他们告别，却无处告别。

父亲在我心目中一直是有尊严的人。

人的尊严没有贵贱之分。

父亲大名叫李文友，小名叫火贵生。他一生在故乡闽西乡村靠种田和做豆腐为生。沉默寡语的父亲很少和人聊天什么的，在我记忆之中，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劳动着。他年轻的时候身体特别健壮，我记得酷暑的时候，他在田野里劳作时，总是光着厚实的被阳光晒着的背，汗水从他的背脊上淌下，湿透了裤子。父亲做什么事情都不求人，能干的就干，干不了的也不强求，在父亲的词典里，没有“乞求”这两个字。自己应该干的事情无论再难再苦，也默默地挺着脊梁把它干完！这一点我继承了他的秉性，我不会乞求我得不到的东西。

父亲有他做人的原则。该是他的东西他就要，不是他的东西，他想都不会去想。那时候，他当过生产队的会记，当时生产队的保管员李路长和他关系不错，李路长后来因为贪污被抓起来了，有个别人怀疑我父亲也有问题，上面下来的工作组就调查他，看他有没有和李路长同流合污。结果父亲清清白白，怎么查也查不出问题。生产队的社员都站在父亲一边，说他是个老实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和李路长一起贪污。父亲靠着读了两年私孰的底子，把生产队里的账目理得井井有条。多少年后的今天，他还保留着那些年当生产队会记时的账本，他对我说过，什么时候来查他，他都不怕！那年大洪灾，他冒着生命危险抢出了那一塑料袋的账本，就是为了两个字：“清白”！

父亲一生辛劳，为了我们四个儿子和两个养女耗尽了心血。

在他的肩膀上，扛着的永远是责任。

父亲也从来没有怕过什么！

他从来不会去欺负人家，却不容别人践踏他的尊严。

他把自己的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

我们几兄弟都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很多美德。

我们都觉得应该像父亲那样活着，一生坦坦荡荡，经得起考验。可我在生命的路途中却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在物欲横流的年代里沉沦。每当我做了些亏心的事情，我就觉得那是对父亲的侮辱。父亲的人格魅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的行为。

父亲很少动手打我们兄弟，可他有一次差一点一巴掌把我的耳朵打聋。那是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和一个邻居的孩子打架，结果我打输了，我一怒之下抱着一块石头冲到邻居家里，把他家的锅给砸了。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家。我准备偷偷地溜进屋里，却被等在厅堂里的父亲叫住了。父亲阴沉着脸，浑身在发抖。我站在那里，知道不妙。他老鹰抓小鸡般一把把我提溜过去，咬着牙说：“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我低着头，大气不敢出一口。父亲愤怒地吼道：“你说呀，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气急了的父亲扬起蒲扇般的巴掌，朝我的左脸扇了过来。我听到一股凌厉的风声，随后我的左耳嗡的一声，脑袋就晕了……父亲说：“你出去和人打架，打输了你就要认输，打赢了也不要得意，但是你怎么能够去砸人的锅呢！你知道吗，那是流氓无赖的行为！你丢尽了我的脸！”

我知道父亲用心良苦，他是要我做一个输得起、赢得光明磊落、有尊严的人。

活着的尊严和死的尊严同样重要。

如果父亲知道我埋在废墟里是因为忍受不了痛苦折磨自杀的，他一定会这样说：“你怎么能这样做！”

如果父亲知道了我的死是因为血流干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而死，他会用沉默的忧伤表达对我的感情。

想起父亲，我内心十分沉痛。

四十多年了，我没有混出个人样来，没能让他苍老的心灵得到安慰，却在浪迹的途中死于非命，这不是他想看到的结果。在他面前，我不是个负责任的人，无论是对他和母亲，还是对我的女儿，我都没有尽到我的责任。

我能够这样死去吗？

回故乡之路

明年的这个夜晚也许就是我的忌日。随着余震次数的增加，我身上积压的碎物越来越厚，呼吸也越来越困难。这是我生命中最难熬的一个夜晚，我的坚持已经到了极限。

每次路过我家附近的龙华殡仪馆时，我就浑身毛骨悚然，有些时候我特别脆弱。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殡葬工人，亲眼看过他把一具尸体送进焚尸炉。说实话，我接受不了火葬，总觉得这是很不人道的事情，人死了，就应该让他穿戴整齐，安放进棺材里，然后入土为安。

这似乎和观念的新旧无关，这是对死者的尊重。

我经常郑重其事地对妻子说：“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把我的尸体运回故乡，埋在我奶奶的坟边。”

她笑了，“老土，现在谁还土葬呀！”

我很严肃地说：“你记住我刚才的话没有？”

他看我一本正经的样子，收起了笑容，点了点头。

现在看来，我的尸体要回故乡埋葬是不可能的了，这里离我的故乡那么遥远，而且我的尸体能不能完整地被挖出废墟还是个问题。看来，我注定是个漂泊异乡的孤魂野鬼。

多年来，我在现实的生活中，常常被物欲压迫得抬不起头来，常常为了一些不值一提的东西伤害着自己的灵魂，现实的罪恶让我游余在崩溃的边缘，脑海里充斥着污浊的东西，我的一身臭皮囊已经无法回到纯真的年代。

我想我的灵魂和肉体早已经背叛了故乡。

我离当初逃离故乡的那个充满理想的少年越来越远，也离那个曾经感动过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

那个闽西乡村的风景在我眼前是如此的灰暗，却又如此令我感伤。那是我逃离的地方，此时却时我最想归去的地方。故乡那苍茫群山里，是否还有斑鸠飞过？田野里是否还稻花飘香？汀江河里的流水是否还那么清澈，或者洪水涛天？无论怎样，你都是我的故乡，是我死了都想运回去埋葬的故乡。那些野地里自由开放的苦草花，或许还记得我的模样。以前，每年清明时，我会采摘一束束的苦草花，放在已故亲人的坟前。那是乡村里最平凡的花朵，平凡得连一个像样的名字也没有，在野地里自由生长，而且生生不息。苦草花就是我故乡乡亲的形象。

此时，我想起那些淳朴的乡亲，会突然心动、感伤。

我发现我是那么多愁善感的人，而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武夫。

黄毛婆婆该有九十岁了吧，不知道她现在身体怎么样，以前打电话回家，会向母亲问她的状况，想想，也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人老了，就像一盏临将熄灭的油灯。在那饥馑年代，黄毛婆婆会偷偷地把一把地瓜干塞进我书包里，轻轻地对我说：“孩子，带上它，饿了吃吧，看你都饿成皮包骨了！”

还有那个一生都孤独一人的杨秀婆婆，七十多岁了还自己下田劳作，她在我眼中永远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松树皮般的老脸上永远浮着笑容，对一切那么宽怀，生命中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足够了，而那口饭也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得来的。

我的李炳老叔公是否还在做着木匠？想来他也已经八十多岁了，前两年回乡，还看见他在家里做着木桶什么的。他把儿子们养大成人，给他们娶上媳妇建好新房后，就和他们分家，自己和老伴两人一起度日，他不要儿子们的赡养，他说他能够养活自己。他是故乡最有名的木匠之一，他做的木桶木盆锅盖木勺等家什声名远播。他长得矮小，乡村里的人都叫他“矮炳”；而且他耳背，和他说话要用吼他才能听见，他自己说话也十分大声。我没有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曾经让我和他学过做木匠，父亲说，有一门手艺在身，怎么样也可以赚口饭吃。可我学了几天，就离开了李炳叔公。他一生除了他儿子没有收过其他徒弟，怕我父亲责备他，就对我父亲说：“不是我不愿意教他，也不是他吃不了苦，他的心不在这里，他的心很大呢！”和父亲一样老实本分的手艺人李炳叔公，是少数看穿我内心的人之一。他在我离开他的时候，只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做事情，做什么都要做专，否则一事无成。”现在，我们乡村里没有人再去做小木工了，他是最后一个坚守的箍桶匠，他箍出的木桶是那么货真价实，是那么耐用。他最后也会飘散在故乡的风中，连同他精湛的手艺……

除了我三弟李希霖还在部队，其他的弟弟妹妹们都还在故乡。我们几兄弟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我离开故乡时，弟弟妹妹们都还小，他们跟在我的身后，一直把我送上汽车。大弟弟李希峰后来考上了大学，回乡当了一名中学老师，现在是一所中学的校长。他完全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可因为我，他留在的家乡，我一直对他有愧。那年，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的一个学校高薪聘请他去，他就和我商量，我制止了他，我说，我在外面，三弟也在外面，小弟又没有能力，你一走，父母亲怎么办？他听从了我的话，留在了家乡，就是为了更好的照顾父母亲，让我没了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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